鞠曦先生《易经》与企业家人格修养录音整理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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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曦先生《易经》与企业家人格修养录音整理稿

《易》经与企业家人格修养

——君子企业家论要

主讲人：

鞠曦

（2009年11月8日于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主持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导、EMBA教育中心主任张向先教授）：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系列讲座，本次讲座由吉林大学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举办、由长春汉邦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协办。

在此我向长春汉邦管理培训中心总经理赵天华先生及其员工表示衷心感谢。

今天参加此次讲座的除了我们学院MBA和EMBA学员以外，还有长春市文化企业联合会的赵天华先生，以及吉林省孔子学会的各位同仁。

在此对大家的到会表示欢迎。

本次讲座，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长白山书院山长鞠曦先生.。

鞠先生是长白山书院山长、安阳周易学院教授、安阳市周易研究会顾问、全球华人联合会《易经》文化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周易学会常务理事。

自1987年起，鞠先生一直在山中隐居修学，致力于人类哲学的建构与儒学文化的复兴，出版有《中国之科学精神》、《易道元贞》、《<中国儒教史>批判》、《段正元语要》等著作。

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创刊并主编《恒道》期刊。

鞠先生精通易学，根据孔子的儒学的理论，鞠先生提出了现代儒学思想。

在中国儒学界，鞠先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威望。

不仅如此，鞠先生本“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之训，对许多领域的知识均有所涉猎，并精通多门学科。

鞠先生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易经》与企业家人格修养”，下面有请鞠曦先生，大家欢迎！

鞠曦：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的领导、各位学者、到会的企业家、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今天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吉林大学提供这样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这种交流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

但是作为今天的话题，却又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因为从《易经》角度谈企业家人格修养需要一种小学上的、从训诂学上的思想转换。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题目本身，其表明了我们的时代特征，反思一百年来的西学东渐将走向何处？

“企业家”这个概念本身表明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

从中国文化元典《易经》来讲，能否把现代性的问题加以解决，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即是检验我们老祖宗创造《易》这个思想体系的可操作性及正确性。

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在复兴的意义何在，都承诺了其具有正确性，所以才有复兴这样一个事情。

这样一来，由“企”的意义所决定，我讲的这个题目比较沉重，因为这里边需要做概念的价值转换工作。

所以说，通过今天和大家的学术交流，希望大家在我的谈论中，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或错误，请在座各位指正。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把今天所谈论的问题，对其历史与现实性问题，以及我们企业家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有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方案。

按照思想理路承诺与推定的表达方式，只要我们在谈论“企业家”的某些问题，它必然承诺了其是现代社会实践中发生的问题。

就是说他有了问题了我们才讲这个。

如果没有问题了，也就不用讲了。

所以说，所谓“企业家的人格修养”，已经承诺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企业家才需要人格修养，进而言之，谈论人格修养承诺了解决其中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家需要提升自己的人格，或者说人格修养能升华企业家的企业。

、

然而，以传统文化经典《易》经关联“企业家人格修养”，我们会发现这个题目本身在概念上的非统一性，因为在《易经》的文本中没有“企”字，也没有“企业”这个概念。

由“企”字表明了两种文化的不同内涵，这就关联中西文化的本质性了，“企”字表明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从《易经》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需要在中西文化两个方面理顺“企业家”这个概念范畴，从训诂学的角度解释“企”，再以《易》进行“和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首先说明一下今天谈论这个话题的思想理路，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是关于“企业家”的定义问题，这是解决“企业家”与《易经》的“命题”联系即概念范畴的内涵统一性问题，否则，我们的思想交流在概念范畴上就没有了基石，就没有了对话的逻辑起点。

我对“企业家”给出了一个定义，当然做出这个定义有个与历史的统一性要求，即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

我对“企业家”的定义进行了一个简单梳理，从“企业家”人格的本质性，即这个问题产生于什么原因，然后从《易》经的角度进行“和顺”。

这个和顺工作，将回到《易》本身的思想及逻辑范畴，由此阐明孔子本身在作《易》的时候，进行以传解经的时候，他的思路是就是一个“和顺”，“和顺”这个词作为《易》的思想纲领，写在《说卦传》里。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在前一段中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其已经进行的“和顺”又回到当中的文本结构和逻辑结构当中。

“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关键在“幽赞”二字，“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是说过去的圣人所做的《易》，其用“幽赞”的方式即“幽”而“赞”“蓍”之“神明”，以用来卜筮即“算卦”，即然圣人是“幽赞”，没讲明白，我孔子也是“幽赞”，我也不讲，把“幽赞神明”“和顺”为“参天两地”，只依据其“数”即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进行“和顺”。

所以，下一句话说的即是，“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於命。

”“和顺”两个字出来了，对圣人作《易》之“数”进行“和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和顺”的结果，最终就是要赋于“义”，“义”者，宜也，正相宜，即它可以指导人们的行动。

“义”或“宜”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显然，按照西方哲学的承诺与推定，用这句话可以推定西方哲学的理路，西方哲学不过就是这句话的“穷理”，无限的“穷理”是西方哲学的目标，这是其整体目标，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从古希腊到现在不过就是一个“穷理”的过程。

它还没有谈得上“尽性”，更谈不上“以致于命”。

西方哲学在“穷理”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尽性以至于命”，由于其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西方哲学反而终结了。

至到现在，西方哲学也没有回答“是”是“什么”即“存在”何以为存在的问题，“存在”怎样存在？

“是”本身是什么？

西方哲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作为“企业家”这个概念范畴及企业家自身也是这样，它也需要解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问题，所以它的逻辑起点与思想结构应当也是穷理。

下面我来讲，那么这个和顺，怎么和顺？

就是说要把我们企业家的目前的状态，中国企业家目前的状态，所发生的问题，要和顺到《易经》里面去。

那么从这个穷理来讲就是真理，还要“尽性”，达到一种极致状态。

在这个“尽性”的范畴上，在企业家的性情上达到统一。

那么，最后承诺的一点上，就是“命”的问题。

当然命的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当我言说的时候，我所有给出的命题，必须是要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基础之上才能言说；二是在结果上，因为是我在言说，是我以我的命在言说，那么即承诺了所说之理与我的生命或生存的统一，即理之宜必须是自身的生命上。

简单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无非还是人自身的生命，如此而已。

如果理论不落实到我们的主体生命上，不落实到企业家的主体生命上，它不但离开了历史的逻辑，也脱离了现实逻辑。

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好，无非还是一个整个人类的命运问题，包括企业家的命运，这是统一性的问题。

我们按照这个理路去“和顺”到《易经》里面，就会发现，《易》不是用一种简单的方法，用一种卜筮的方法谈论和解决问题。

它是用一种学理结构，是一种文化结构，它是一种哲学的理路。

下面，就是其二，即人格修养的本质性。

这个问题作为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的企业家到吉林大学的EMBA课堂来学习，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它希望提升人格，加强修养。

但是，这里边隐含着一种担忧。

否则的话，它不会来学习。

这种担忧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对问题的理解，通过学习，解决问题，不但使企业越来越好，而且通过企业使自己的生命也能安顿好，即“以致于命”。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格问题是逻辑的后否定式，按理说是企业家的人格造就了企业家的事业，此时已没有人格修养问题。

这恰恰说明国际经济的大气候，以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气候，是个整体理顺的过程中出现了人格问题。

比如政策呀，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呀，企业家运作的方式呀等等。

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了呀，等等。

这都表现出企业家的人格问题。

这也就出现了企业家本身所担忧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从企业的内在矛盾性来看，从小学的角度来讲，它是个矛盾啊。

后面我再讲它为什么是矛盾的，现在讲怎样进行人格修养问题。

从《易》而论之，人格即“利贞”之修养。

“利贞”这个概念首出于乾卦，即“元亨利贞”。

“利贞”是什么意思，只有正，才能利。

只有利才能贞。

从孔子的角度来讲，“贞”训为正，出于《师》卦。

贞的本意为卜筮，但是孔子之训承诺了卜筮之贞乃为其正，这即是说，自己进行卜筮也好，通过别人为你卜筮也好，通过其它算卦的形式也好，起一卦得到了答案，告诉你了结果，然后按照结果去做事，可见从卜筮的角度得到答案，是为了正，以卜筮修正自己的行为。

这是贞之内涵，所以“贞”本身也就承诺了正。

不从卜筮的角度，从《易经》“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的角度得到正，通过训诂对“贞”进行“正”的“和顺”之后，则会发现孔子纂《易》非常有道理，是非常深刻的穷理。

贞者正也，利者，义之和也。

什么是利呢？

正相宜才能够有利。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家要使企业相宜。

企业家赚了多少钱，企业家成就了多大的企业，要用生命之修养，一定要相宜，一定要回到规律本身，回到生命本身，回到人性本身，生命才相宜，企业才相宜，否则不叫相宜。

所以，第三点要谈生命修养，企业家是一个生命活动过程，企业家的生命活动造就了企业。

企业以后的发展与企业家个人的关系，应当从那个角度进行正确的生命修养，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其是企业家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这就是说，把人格修养落实到命上，落实到企业家的生命上。

下面，我们就回到前提性的问题，用《易经》来“和顺”企业家人格修养。

作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如果说我们企业家的人格发生了问题，由于它是从现代人性的角度考量企业家的人格，则表明我们现在的文明、文化架构等等，出现了问题。

这是个现代性的问题，不仅包括我们中国，也包括西方。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学术界讨论也很多。

有的倾向于从宗教伦理学角度，有的从加强企业建设角度，有的从企业家道德修养角度，还有从社会伦理建设的角度，但这些方法都是西化的方法。

当然也有些学者如北大的MBA课程呀，中山大学等等呀，他们也有用《易经》来解决管理问题，但都是外在性的牵强附会。

鲜有内在理路的承诺与推定的统一。

这种外在性的描述或者外在性的《易》经管理学架构，是嫁接式的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不能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角度去解决相关问题。

上述西化的理路只所以解决不了相关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悖论。

大家知道，目前我们面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它的起因表面是西方的次贷危机，但其根本原因却是源于西方文明的整个经济学理论及其生成它的西方文明与文化架结构，在基础性上即是其基督教伦理，美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有本书叫《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有个基础性推定，他认为基督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督教作为伦理学的基础，作为经济哲学的基础，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显然，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再以西方宗教伦理解决中国现代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悖论，因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就是西化进路中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首先在西方产生了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所以，更深层次的问题，不但是经济学原理问题，而且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理路与价值取向出了问题。

例如，现在西方的提前消费理论，再如，凯恩斯税收调整理论，我们的房产投资与消费政策，也体现了提前消费理论。

这个理论虽然能够促进市场经济，但是也使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变为房奴，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活着是非常累的。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种悖谬是反人性的。

所以，我们必须探讨西方文明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具体论之，即是从《易经》角度能不能解决问题。

问题本身表明，当代文明的方向性与整体架构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的现当代文明的属于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