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缺陷与金融改革.docx

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缺陷与金融改革.docx

《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缺陷与金融改革.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缺陷与金融改革.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缺陷与金融改革

一、危机发生前西方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随着金融的自由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金融的网络化和一体化趋势加强,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其一,系统性风险和网络化风险大大增加。

金融风险以新的方式不断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积聚,并高度集中在少数超强银行业金融机构。

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和整合期后,一些全球性的超强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开始在信用中介领域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在业务创新、机构兼并、金融衍生交易等方面具有垄断地位,主导着全球银行业,这一趋势以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一系列金融放松法案及1999年出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标志得到迅速加强。

金融机构的兼并整合和跨业经营以及投行业务的兴盛,导致了风险逐步向大型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现代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全球化金融网络的一员和重要节点,某些机构如投资银行往往由于交易范围广、交易深度强而成为对金融系统安全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但是在全球化金融网络中各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各金融市场之间却缺少严格的防火墙,致使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变得更加脆弱,系统性危机风险性比以往大大增加了。

其二,银行的业务经营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传统的“买进—持有”经营模式转变为“发起—分散”模式。

金融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使银行经营逐步从表内业务主导型向表外业务主导型转变,金融工具创新,尤其是信用衍生品市场和迅速发展的证券化技术的互动有力地推动了这种业务经营模式的转变。

“发起—分散”模式重要特征是:

第一,对流动性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出现了金融机构的融资和流动性主要依靠资本市场的特征;第二,随着各类投资者的加入,风险被分布到了多样化的投资者群当中,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第三,大型的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在金融市场和银行的“发起—分散”运作模式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第四,金融创新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杠杆率。

第五、资产证券化扩大了表外资产业务,在提高了盈利性的同时也积聚了巨大的风险,表外业务的风险以及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之间的关联性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期容易被忽视和掩盖。

这些趋势和变化对传统金融监管工作模式和金融安全网提出严峻的挑战。

但是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未能对这种变化和趋势所带来的风险和危机产生及时关注和警醒。

二、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缺陷

西方银行业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虚拟经济、金融网络以及金融创新极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金融监管工作无论从监管理念、规则设计,还是组织架构、监管手段等各方面,未能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未能实现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三大风险领域全覆盖式的监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缺陷与金融改革

王　　敏

内容摘要:

文章围绕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缺陷以及监管改革进行梳理、总结和反思。

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虚拟经济、金融网络以及金融创新极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金融监管工作无论从监管理念、规则设计,还是组织架构、监管手段等各方面,未能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未能实现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三大风险领域全覆盖式的监管,是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中暴露出金融监管严重滞后,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失效,对系统性风险、金融创新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缺失,金融资产价值计量会计原则存在制度缺陷,金融救援计划在有效控制了市场恶化趋势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危机后在金融体制和监管规则方面进行了金融改革。

文章最后阐述了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监管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

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　　金融改革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1770（201009-021-08

工作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

（一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失效

1.资本充足率监管失效。

资本充足率监管是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传统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资本充足率监管失效主要是因为资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不能充分吸收损失,特别是对表外资产损失和风险无法有效控制和抵御,银行资本对杠杆率的累积和放大失去约束,并且发现资本充足率监管存在顺周期性的制度性缺陷。

金融危机中,一些资本充足率较高和经营盈利能力和记录良好的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在短短几天内就陷入危机或濒临破产边缘,使人们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

危机中暴露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缺陷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本充足率指标存在诸多不足。

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越来越精细和复杂,但其评估风险的效果并不理想,会受到诸如错误模型,低质数据,突发事件等的影响。

二是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重挫的金融机构都具有杠杆率过高的特征,如雷曼兄弟表内、表外杠杆相加高达50倍,金融监管未能对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化趋势和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提出强硬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三是未能对资本质量给予足够的关注。

资本质量和资本数量同样重要,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债务资本工具作为监管资本存在诸多缺陷。

四是巴塞尔新协议的最低资本要求及风险权重的逆周期变化,会强化银行信贷能力的顺周期波动,使资本充足率吸收风险的能力下降。

五是银行资本的补充机制也存在缺陷。

如银行资本的周期性波动不仅是由于以风险为基础的银行资本监管造成的,也要归咎于缺乏以“完整周期的风险度量”为基础的对银行贷款损失拨备计提行为的监管。

2.存款保险制度失效。

在危机处置中,在成熟金融市场作为传统安全稳定手段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时处置能力的局限性显现出来。

首先,由于表外业务的高杠杆性所形成的风险不仅损失数额大而且往往突发性强,这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预警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其次,由于受监管资源有限以及国内法规的地域性制约,存款保险制度往往难以应对银行业间的跨国风险传递,存款保险制度可能面临问题机构由于“规模大而不能倒闭”或“相互联系过于密切而不能倒闭”、“规模大而且跨境过多导致无法救援”等尴尬境地。

在应对危机时,存款保险制度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市场约束都未能奏效,其一,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对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以及大型银行危机救助力不从心;其二,对于跨境风险的处置力不从心。

其结果,政府干预成为必然。

政府干预以动用政府财政资金救助和政府担保为主,各国为保证不出现大面积挤提,保证银行存款的稳定性,被迫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临时性改革,纷纷扩大了存款保险的范围和账户保险额度,甚至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对存款保险提供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2008年10月3日宣布将存款保险限额临时从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

欧盟各国也在现有基础上,迅速推出存款担保方面的改革措施。

2008年10月7日,欧盟7国财长例会决定将各成员国危机期间存款保险上限提高3万欧元至5万欧元。

爱尔兰、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等国将保险上限提高至10万欧元。

欧盟部分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还推出了临时性全额保险措施,对存款人提供全额担保。

对于外资银行存款保险问题,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香港等都将全额担保的范围扩展到外资银行分行,以减轻国际金融风险对本国金融稳定的影响,保护本国存款人利益。

这些举措均暂时性地增强了国民对政府和经济的信心,但是对于存款保险制度来说,这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

3.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缺陷。

金融危机充分说明金融机构除资本短缺外还可能遭遇流动资金“枯竭”问题,事实证明,在现代金融时代背景下,某个机构或市场出现流动性压力的事件极为频繁。

危机发生前,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的迅速发展会减少银行对资金流动性的依赖,经济主体投资组合可代替外部资金,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解决流动性问题。

因此,预计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受流动性危机影响较小。

但是,这种推理是基于两个错误的前提。

一是交易过程不依赖资金流动性,二是市场流动性能够一直保持良好,从而不用增强资金流动性。

但事实上,最近金融危机表明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相反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银行资金流动性枯竭,对银行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央行为此注入了巨额流动资金。

因此,以市场为主导的体系相对于以银行为主导（或以中介机构为主导的体系可能会更多地受资金流动性影响。

对金融产品的信任危机有可能导致系统内交易的急剧萎缩,从而造成系统性流动性枯竭。

商业银行很清楚当市场普遍出现流动性压力或某一家重要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问题时,央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整体稳定,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因此在金融监管方面要谨防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对于个体银行而言,要确保其充分达到压力事件下的流动性水平要求,并特别关注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因为某一家具有重要性影响的银行发生的流动性危机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监管方式、风险管理技术、金融衍生交易等导致市场趋同性大大增加,会大

大增加系统性风险,导致流动性管理失效,需要改善和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研判和处置能力。

此外金融危机还表明,对外国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开展流动性监管也极为重要。

通常情况下,金融集团的整体流动性储备应该是对集团全体成员开放的,但当出现流动性危机时,母国监管当局或储备所在地当局可能会封锁其流动性资源,以保护当地存款人利益。

4.银行跨境危机处置框架存在缺陷。

在危机爆发前,监管机构并没有做到有效的信息共享,监管协调和合作并没有人们期待的那样好,监管部门未能识别出活跃的跨国金融机构集聚的风险和存在的弱点。

雷曼事件等银行破产事件突出反映了现有破产机制对大型国际金融机构无能为力,存在着重大缺陷,政府频频陷入无奈斥资施援或任其破产的艰难抉择。

金融机构经营活动和风险传递是跨境的,但是监管资源和监管法规却是有地域限制的。

因此监管协调和合作至关重要,但是说易行难。

危机中欧盟未能形成统一的银行危机处置政策框架,而成员国处置措施往往局限于境内实体,自扫门前雪的“围栏”策略色彩明显,联合行动极为困难,削减了市场信心。

因此在监管协调和合作方面,亟需建立统一破产处置机制。

对于问题银行特别是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的早期预警上也需要各国监管机构能够充分合作。

此外,危机也提出,小国办大金融是否妥当,一旦出现大的金融风险,能否有足够的资源解决危机。

（二系统性风险监管失效

以前的监管准则中很少设定有关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要求,监管重点主要集中在个体金融机构的监管上面,危机发生后我们发现,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理念还很不齐备,我们难以有效地对系统性风险进行预警和监管,主要表现在:

1.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监管不足

危机发生后,不得不对大型银行或交易对手较多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以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

如美国监管当局于2008年9月16日宣布采取超常规措施向保险业巨头AIG提供紧急金融援助。

该决定是出于对AIG倒闭将给整个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即AIG的系统重要性的考虑而作出的。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监管当局也作出了类似的意义深远而果断的援助决定。

对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银行倒闭,不能按照通常解决方式,如拆分、出售或者接管进行处置。

对于“规模大而不能倒闭”或“相互联系过于密切而不能倒闭”、“规模大而且跨境过多导致无法救援”的问题机构的处置不仅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金融危机的处置和协调工作也会因其国际性质而变得相当复杂。

如救援产生的利益是全球性的,但花费的成本却由母国承担。

如对于大型跨国银行负债总额占国家GDP比重非常大的小国来说,理论上就存在当局无法援救的危险,这种危险在冰岛成为现实。

为了防止风险的迅速蔓延,增加救助和处置成本,当具有系统重要性大型银行存在倒闭风险时,只有采取救援模式,才能保证整个银行体系安全稳健。

2.对于风险计量模型过于迷信

风险计量模型及其相关技术基本都是建立在市场充分流动性的假设前提下,因此对于系统性风险无效,如模型和风控技术对于风险的计量是基于市场上能够提供的公允价值的假设条件下进行设计的,无法有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早期预警,对于市场的流动性瞬间枯竭估计不足,当市场上流动性枯竭找不到公允价值时,风险计量和会计核算就会陷入混乱,风险计量和会计核算的混乱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恐慌。

3.对跨市场风险以及产品的风险关联性估计不足

金融的网络化、跨业经营以及金融创新导致跨市场风险与产品的风险关联性急剧扩大。

不少银行的短期融资是依赖于证券市场的充分活跃的交易量,证券市场的风险导致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危机,由于对跨市场风险估计不足,即使这家银行没有购买美国的次级债券。

也会因为市场的流动性枯竭而出现流动性危机。

资产证券化以及金融创新的过度使得金融产品的关联性过高,从而导致金融交易交叉违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这种关联性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期容易被忽视和掩盖。

当市场形势逆转时,交叉违约会使关联性风险凸现,使市场风险成倍地暴露出来。

次贷危机引发的“蝴蝶效应”充分说明我们对跨市场风险以及产品的风险关联性估计不足,监管不到位。

（三金融监管架构滞后

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监管广受诟病,为什么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未能及时发现和预警这样重大的金融危机潜伏的风险?

为什么未能对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及早提出警告。

一方面说明我们的金融监管理念落后与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金融监管架构滞后了。

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机构在利益驱动下容易丧失审慎经营的准则,金融监管有时也同样丧失了审慎监管的理念,而把责任推给了市场,寄希望于市场的外部约束和公司的法人治理自律来自行纠正错误。

号称拥有世界最先进最成熟金融监管体系的美国,却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地震源,美国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成为各界批评的重点。

造成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其

2010总第259期9September

一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金融监管理念,让美国监管当局采取了不干预政策,相信市场会自发地纠正错误,淘汰和惩罚违规者;其二是监管资源的约束。

金融监管的专业人员不足,优秀的人才都流向了华尔街,监管人员中很少有人能够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有深入的了解并能有效监管。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金融监管架构严重滞后。

美联储、证监会、美国货币监理署等监管部门监管界限不清,部门间磨擦和矛盾突出,权力分散,各自为营,自扫门前雪,使得一些次级信贷和金融创新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在出现危机后,无论是在国内各监管部门之间还是在各国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资源都未能充分有效地进行合作和处置风险。

因此,金融改革的呼声非常高,2009年7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一年后的2010年7月15日,这份几经修改的名为《Dodd-Frank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法案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预示着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幅度最大、最彻底的金融改革即将拉开帷幕。

在金融全球化、网络化和自由化的时代,金融监管不能只关注个别机构的风险,还必须对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和演变有准确的判断和把握,金融监管必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以审慎监管的理念监察市场并能有效地纠正市场失灵,这是监管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逆经济周期采取适当的预防性措施,防止风险积聚。

有必要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建立防火墙。

（四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督失效

信用评级制度是资本信用化的关键和重要的环节,信用评级对于公众的心理支撑和心理破坏都有加速器和放大器的作用。

然而,美国政府对信用评级机构缺乏有效监督。

美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及信用评级机构一直以来问题很能很多,一是信贷评级机构往往面临相当大商业压力,为满足客户需要而迅速做出不负责任的评级。

二是评级机构在参与复杂产品证券化过程工作时,容易为了利益而违背原则,提出如何使产品获得理想评级的建议。

三是有些银行完全依靠评级机构而没有建立自己的风险分析工具。

四是对信用评级机构及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存在监管真空。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是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重要的反派主角扮演者。

鉴于金融危机中美国信用评级市场及信用评级机构出现诸多问题,如评级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投资者过度依赖信用评级、信用评级过程不透明、信用评级的误导甚至滥用等,2009年7月21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关于信用评级改革的立法提案,以解决金融市场信用评级的各种弊端。

如禁止评级机构在对客户进行评级的同时提供咨询服务。

评级机构和其他类似专业服务机构一样,如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同时向一个公司既提供咨询服务又提供评级服务。

建议在SEC设立专门办公室,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执行修改后的法律法规。

对所有的信用评级机构实行强制登记,将所有的评级机构整合至相同的监管系统当中。

SEC要求各评级机构在进行评级时出示政策文件和相关手续。

SEC还将对所有评级机构的内部控制、尽职情况及评级操作等进行审查,确保其合规性,并向公众进行披露。

虽然《2009信用评级机构责任和透明度法》在加强责任监督、严格信息披露要求、加大董事责任等方面做出严格的约束和改进,但是美国的信用评级仍然是真正的美国软实力,是美国实施经济霸权的超级核武器,美国会如同维护不容动摇的美元世界货币地位一样维护信用评级机构。

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五金融创新监管失效

我们正处于一个金融市场迅速创新、竞争加剧的年代。

金融创新是依附于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和金融服务基础之上的资产重新组合和信用组合,也是风险的分散、转移、重新组合和叠加。

这种资产、信用、风险的重新组合如果不加监管容易过度和滥用,会导致信息更加不对称和风险度量和控制的难度加大,从而增加了投资者和市场的风险,使得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增加。

近15年至20年来,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证券及金融衍生产品激增,金融创新过度。

1.证券及金融衍生产品激增导致该类业务在银行资产负债中急剧增长,现代银行发展和盈利越来越依靠非传统业务,利用银行的网络优势发展中间业务,利用人才、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发展金融创新业务,非传统业务的盈利贡献占据越来越重大的比重。

2.无论是零售银行还是投资银行,资产负债增长速度超过了实体经济债务增速,而且相当一部分盈利是由金融体系内不同银行和投资银行间骤增的合同债权来驱动。

金融衍生产品急剧扩散增强了银行系统相互联系性,如美国国际集团（AIG对银行的信用违约保险越来越热衷,而不是传统的人寿和财险业务。

金融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在虚拟经济内自我循环和自我增长。

3.金融创新过度导致金融衍生产品越来越复杂。

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信息披露报告可读性往往不强,难以理解,于是出现一个趋势,投资人（包括银行机构把复杂的金融工具风险定价、公允价值评估和审计外包给外部的中介公司,盲目相信和依赖专业化的模型和机构的专业能力以及外部信用评级机构

金　融　监　管

的评级,从而失去了对风险管理的控制力。

4.由于允许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通过互相购买证券来提高杠杆率,由此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极大地推进了杠杆化经营,使整个金融市场更为脆弱。

金融创新过度和监管缺位是这次危机需要认真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需要在监管规则、法人治理机制、风险管理理念等方面进行修正和完善,让金融重新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

（六金融资产价值计量会计原则存在缺陷

虚拟经济中金融资产价值计量的办法值得检讨。

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别于实体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即金融性资产的价值可以成几何级数的膨胀和萎缩,这导致对金融资产的价值计量出现困难。

因为原有的会计准则和计价标准是以商品实体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如历史成本价格和折旧等概念和原理,但是虚拟经济中金融资产价值却是以市场公允价值为记价基准,即以市场的流动性和人们的心理定价（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等估值技术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导致计价标准的虚拟化,不稳定性大大增强。

从各国会计准则及会计实务看,公允价值的实际应用已大大超出了交易范围,不仅适应于初始计量,而且还适应于后续计量,而后续计量大多是在未发生交易的情况下进行的,即加入了非市场的评价。

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混乱以及在应用中陷入困境。

一方面,公允价值计量增加了财务报表项目的波动性,另一方面,因公允价值在计量中存在大量的估计和判断,影响了信息质量的可靠性。

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市场公允价值的应用加速了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引起了投资者恐慌和抛售,形成了恶性循环,充分说明市场公允价值准则具有亲周期性效应和加速器作用的制度性缺陷。

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由此备受指责,出现了呼吁废除或暂时终止公允价值计量的声音,这是准则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能被普遍接受的风险管理会计原则。

三、金融救援及其评价

此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破坏力之强,远远超出了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以及公众的预期,成为百年一遇的金融灾难。

由于金融监管中的诸多失误和金融安全网的缺陷,为防止金融体系出现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各国政府和央行紧急行动起来,联合实施金融救援计划,其力度和规模前所未有。

主要救援措施分为两个部分:

针对个体机构的单独

救援行动和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一揽子”救援计划。

救援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通过普通股、优先股、认股权证、连带债务、强制可转换票据等方式向银行注资,改善其资本实力,维持信贷能力;二是为银行批发融资债务提供明示担保,缓解其流动性风险,降低融资成本;三是购买银行不良资产或为其提供担保,减少银行的重大损失暴露,消除银行资产组合的尾部风险（tail　risk并改善流动性;四是通过银行间市场直接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五是采取措施完善或临时修改存款保险机制以预防银行挤兑及抽资外逃。

政府救援战略和政策干预对大型综合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利益相关者产生了积极影响,降低了主要银行的违约风险,有效缓解了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不信任,防止了经济大萧条“最坏情形”的发生,但是目前市场压力依然存在。

通过以上措施,短期融资市场开始正常运作,证券化市场重新启动,股价部分回复,按揭利率显著下降,市场恐慌情绪明显消退,经济活动开始正常化且后续恢复预期良好,流动性和监管资本比率显著增强,但银行盈利能力和预期收益仍不容乐观,资产质量仍未根本好转,信贷市场仍然高度依赖官方支持,市场信心依然疲弱,经济前景仍不容乐观,政府干预措施是否能够顺利退出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环境的恶化很可能会损害银行业脆弱的复苏苗头,银行业未来发展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金融救援计划在有效控制了市场恶化趋势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在:

1.救援措施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扭曲。

救援措施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扭曲、效率降低等负面影响。

对政府政策和资金的依赖,会错误影响银行管理者的市场行为和决策,并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

华尔街用政府救助资金发放巨额奖金就是一个例证。

同时政府救助的公平性也受到质疑,政府有责任维持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

但在救助时,为什么财政部要救美林、高盛而任雷曼兄弟倒掉?

政府在国内和国际间救助措施也往往具有歧视性、保护主义措施的色彩,政府干预措施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对市场机制造成的伤害是必须付出和考虑的成本。

2.政府干预措施的退出风险很大且困难重重。

成功退出战略的关键在于能够有序解除救援措施且不致对银行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并能够促成银行本身特别是信贷领域的良性循环以及促进作为银行主要融资渠道的证券化市场的复苏。

但是政府干预措施的退出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需冒较大的决策风险,如存款保险范围的扩大和保额的提高稳定了银行存款,但要恢

September2010总第259期9金　融　监　管复危机前的部分保险制度就困难重重。

金融体系干预政策的成功退出需要较为艰难的宏观经济调整和科学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

除减少金融部门支持外，各国还需将公共债务率下调至可持续的水平，在不影响经济恢复的条件下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支付方面要求处置资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收率，减少纳税人的负担；货币管理方面要求重启正常的传导机制，限制或停止非常规信贷措施，消除信贷差异化支持，并维护央行的中长期独立性；金融市场方面逐步恢复私营部门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由私人投资者承担完全的市场风险和收益。

经验表明，危机干预措施的放松和解除是复杂而持久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可能间断持续几十年，期间产生的成本很难收回。

３．救助计划导致政府主权债务风险显现。

应对不足或退出太晚均存在风险，必须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