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思考高扬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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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思考高扬波

东西湖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镇化的组成部分。

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是以大城市为主、中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城镇化。

农村的问题，要靠城镇化解决。

不能大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没有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新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

（一）农村的问题，要靠城镇化解决

农村困难，主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难造成的。

最终要靠城镇化来解决。

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乡村城镇化，使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的城镇化。

新农村建设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城镇化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主要以农村作为载体，而后者主要以城市作为载体。

也就是说前者更多地是“乡村城镇化”，是通过改造农村社会的一系列硬件、软件环境，从生产力、生活水平、村容、乡风、基层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全面提升，实现农村和城市差距的缩小，最终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而后者更多是“人口城镇化”意义上的城镇化，是通过人口从农业到非农业，从农村到城市的行业部门和空间转移，以城市社会作为场所实现城市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最终实现广大农民的城镇化和现代化。

我国的农业现状是，2.6亿农户耕种18.37亿亩耕地,平均每户7.3亩。

我们从农业耕地上产生的收入已经不能使农户自给自足了。

新农村的村民应该是未来的农场主，不是现在的2.6亿农户。

到2020年，要达到小康，得迁出3/4的农户。

使每户达30亩地，才能做到衣食不愁、略有剩余。

这样全国农村平均每年得走2800万户，按照1.5：

1的比例，得解决2000万人的就业问题，加上城里的900万人，得解决2900万人的就业问题。

要在15年内完成这个目标。

这样农场主才会有规模效益。

只有改变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全面小康。

而只有城镇化才能实现这个转变。

（二）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

过去，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存在惧怕城市病、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和城镇均衡分布等三大认识“误区”。

    误区一，认为城市发展引发“城市病”，而惧怕发展城市。

所谓“城市病”是一个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集中的区域，引发城市管理、交通、环境以及市民生活不便问题。

实践证明，我国现阶段城市大力发展不可避免，不能因可能产生“城市病”而不去发展城市，必须正视“城市病”负面影响，建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

其实,我国大城市的规模明显低于世界水平，尤其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人口超过１００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世界平均低５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１１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２１个百分点。

上海、北京等全国最大城市所产生出的国民财富比重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我国城市体系不协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都偏小，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制约。

误区三，认为城镇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

其实，城镇化必须考虑到地理基础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

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差异很大的国家，因此城镇的发展应根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特点，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城镇体系。

笔者认为，我们不应先入为主地提倡某种规模的城市，而限制另一规模的城市。

如果规划科学，管理到位，大城市不一定会引发“城市病”；城镇布局，也不一定强求均衡分布，遍地开花。

应因地制宜，走以大城市为主、中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城镇化道路。

因为，各地的水源、物产和交通等环境条件不同，有的城市长得大，有的城市长不大。

我们不能违背经济规律。

该让哪个城市长大，不让哪个城市长大，要让市场来决定。

应该建立和完善土地租赁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土地的实际价格。

这样，城市的规模就会自动达到一个均衡点。

应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实际，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第一，东部地区以发展大城市群为主。

美国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五大湖流域、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的大中城市群。

日本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东京到大阪的一个狭长的城市带。

现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城市群。

由于我国北方极度缺水，许多中小城市难以长大。

对少数历史古城，只能花巨资搞南水北调来养活。

因此，在缺水地区必须控制城市的盲目发展。

应在水源充足的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城市群或都市圈。

要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

发挥其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完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镇网络和区域快速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系统。

引导大城市的传统产业向中小城镇转移，促进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推动小城镇集约发展为中等城市。

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群。

第二，中部地区着力做大中等城市。

中部、中间是矛盾转化的关节点。

我国地区结构东、中、西三大板块，差距很大，我们要转化这个矛盾，抓住中部就抓了大局。

城乡统筹，有大量的农民必须进城，进到哪呢？

按照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就是要进到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

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现在小城镇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春天一到，民工潮直奔大城市，只有大城市才有吸纳力。

所以要加速把二百多个中小城市，也就是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赶紧做大，至少也要把县城做大。

第二、三产业发展要靠中部。

交通发达、水源充足的江城武汉必将向国际大都市——“下一个上海”迈进。

并将形成一个以武汉为龙头的中国第四都市圈。

我们要立足于这个大趋势，来规划我区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第三，西部地区重点发展现有城市。

人口分散、资源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现有城市、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

要建立健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相适应的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制度，完善户籍和流动人口管理办法。

统筹做好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改善人居环境，保持地方特色，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二、当前小城镇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小城镇发展的速度很快，但由于其成长具有特殊背景，即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加上有些乡镇干部急功近利扩大财源的心态，我国小城镇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走一点弯路，出现一些问题。

（一）规模偏小，遍地开花。

目前，我国小城镇的规模普遍偏小，严重制约了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消息，2003年，我国乡镇已达42620个，其中建制镇达20226，县城以外的小城镇总人口约为1.91亿。

根据我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全国建制镇镇区平均只有1221.1户，4518.6人，镇区面积2.2平方公里。

中西部地区建制镇的镇区规模更小。

建制镇尚且如此，一般集镇的规模可想而知。

在镇域人口上，有的镇只有几千人。

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小规模乡镇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1）乡镇规模小，辐射效应低。

城镇功能的发挥受到极大影响，导致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不利于集中有限的财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

由于规模小，对资源的集聚能力弱，不仅难以把周边的资源吸引过来，对镇域经济也无法起到辐射作用。

一个小城镇只有当镇区人口达到1万人时，才能够发挥经济中心对镇域经济的集聚和扩散作用；2万人时作用比较明显；超过5万个则可以对周边若干乡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

（2）镇域规模小，但内设机构并不少。

乡镇越多，乡镇干部也就多，必然加剧农民的负担。

（3）各自为政，浪费资源。

有的地方两个或多个相邻的镇已经联在了一起，形成了具有一定城镇化水平的经济区域，但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的制约，这些经济区域的基础设施不能共享，造成资源浪费。

乡镇各自为政，在同一经济区域争市场、争资源，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其结果是都形成不了规模，并阻碍了人口和其他资源的进一步集聚。

（二）规划不科学，布局不合理。

小城镇的规划和布局受短期利益的驱动，缺乏长远打算。

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有一些市县在率先城镇化的影响下，掀起了一股“小城镇”热，出现了不按规划建设甚至不规划就建设的现象。

不少小城镇规划水平低，布局不合理，特色不鲜明，千房一面，搞马路经济，“骑路”发展。

这不仅影响交通，而且加大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也增加了环境治理的困难，影响了城镇环境的整体外观。

不仅如此，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名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有进一步抬头的趋势：

不少城镇建设扩张无度，开发区、大学城遍地开花；从县到乡，不顾自身条件，争设各类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竞相压低地价招商引资；有钱有权的部门，抢着圈大院、盖大楼、建“中心”……这种高成本扩张的所谓“城镇化”，其结果不仅是把大量无力负担高额进城成本的农民拒之城外，而且也将使这些城镇本身最终陷入有城无市的困境之中。

（三）资金短缺，急功近利。

资金问题是小城镇建设的大问题，也是小城镇领导人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

虽然从全国来看，小城镇的投融资体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总的说来政府部门的投资仍然是最重要的，在很多地方甚至仍然是单一的投资渠道。

按照现行财政体制，镇政府不是一级完整的预决算财政单位。

地方税归县（区）财政所有，镇政府只能按人头获得经费，超收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成。

而各种费用则由县级政府各部门直接收取，一般情况下，各种费用总数约占预算内财政收入的1／5到1／4，有的地方还可能要多一些。

县财政提取比例过大，往往使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建设捉襟见肘。

  　在当前的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地方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上的投入力度还受“吃饭财政”状况的制约。

由于大量小城镇财政都是“吃饭财政”，个别乡镇甚至连工资都难以按月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又想由政府包办，就只能依靠手中的资源（包括行政资源）扩大资金来源。

主要手段有“以地生财”和“集资建镇”等。

“以地生财”是当前各地小城镇筹集建设资金的主要手段。

这种做法实际上与保护耕地的国策相矛盾。

在实践中，各个小城镇都尽可能多出让一些土地，或者变相把农用土地非农化。

“集资建镇”也是小城镇筹集建设资金的主要做法之一。

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卖户口”，即把农业户口转为小城镇户口，要按照规定交纳一定的费用。

二是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集资，又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做法和行政措施的做法。

前者指把小城镇的某些基础设施交给企业经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利可图；后者指硬性摊派，要求小城镇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摊一定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利益的一次剥夺，从长期看，对小城镇的发展有害无益。

（四）贪大求洋，乱占耕地。

有消息说，皖西一个只有15万人口的小镇，在未给足农民征地补偿费的情况下，竟然修建起一个占地100亩的豪华广场！

与这豪华广场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农户们透风漏雨的低矮茅舍和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尴尬生活。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些地方大搞所谓“形象工程”，不惜重金兴建高档政府办公大楼，拓宽近百米的大马路和大广场，还要斥巨资兴建所谓的街心花园，栽种数千平方米草坪、音乐喷泉和大型城市雕塑等，据说是为了“50年规划不落后”。

既使在发达国家，人口在２０万以下的小城市和小城镇，也很少看到大马路、大广场、大花园。

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能追求跃进式巨变，要按客观规律搞好中长期规划，分类、分阶段发展。

必须看到，我国仍有近９亿农民，小城镇本来门槛低，容易把工业、流通业同现代农业连结起来，便于农民迁入。

如果小城镇也模仿大城市的做法，搞花园式城市，只会人为抬高城镇“门槛”，大批农村劳动力难以转移，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谈。

（五）垃圾围城，环境恶化。

我们在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同时，由于“重建设、轻环保”等观念的影响，也带来了一些环境问题。

不少小城镇空气与江、河、湖泊等水体污染严重，垃圾围城现象普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重。

突出表现在：

一是城镇建设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致使小城镇建设中环保欠账普遍，环境综合质量较低。

二是一些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环境管理滞后，生产、生活废（污）水随意排放，废物、垃圾到处倾倒，废气烟尘大量排放，加剧了小城镇及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

三是乡镇工业污染不断加剧。

目前，乡镇工业废水、粉尘和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５０％。

四是小城镇周边农村污染严重。

农药、化肥对农产品的污染及农膜产生的“白色污染”，村镇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垃圾污染，焚烧秸秆造成的大气污染，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水产养殖污染等，已经对小城镇及周边农村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制约了农村经济和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快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的对策

（一）增强规划意识，实现合理布局

1．尊重客观规律，以科学的规划指导建设。

首先，规划观念要更新，思路要宽，眼光要远。

规划要以区（县）为单位制定，要有专业班子，对城区规划建设、小城镇建设以及中心村建设统筹谋略，科学布局，形成有利于发展、方便生活的合理网络。

体现科学性、长期性、可行性和配套性，坚决防止和克服随意性，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连续性。

其次，在小城镇的规划中，要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合理确定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既要坚持建设标准，又要防止贪大求洋和乱铺摊子。

规划的编制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好与土地利用总体现规划以及效能网络、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各方面规划的衔接和协调。

2.统一规划，集中用地，做到集约用地和保护耕地。

首先,要通过挖潜，改造旧村镇，积极开展迁村并点，土地整理，开发利用荒地和废地，解决小城镇的建设用地。

为此，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

要鼓励农民把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已经创造出来的“以地换地、以地滚地”，或者“股田制”的办法，用到城镇建设中去，这种调整存量资产、加速地方工业化的制度变迁，因为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而几乎全无痛苦。

此类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制度成本最低的，切实可行做法，不仅能降低农村人口的进城“门槛”，而且可有效减少农民上访告状，维持安定团结。

其次，对以迁村并点和土地整理等方式进行小城镇建设的，可在建设用地计划中予以适当支持。

要严格限制分散建房的宅基地审批，鼓励农民进镇购房或按规划集中建房，节约的宅基地可置换用于小城镇建设用地。

此外，小城镇建设用地，除法律规定可以划拨的以外，一律实行有偿使用。

对经营性用地要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方式配置，凡可竞价的，要一律以招标、拍卖方式供应。

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有偿使用，积极推广小宗地招标、拍卖出让土地的经验。

要加强集体建设用地管理。

对已经列入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必须纳入城市用地统一管理、统一转用、统一开发、统一供应；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小城镇集体建设用地，也要统一规划、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建单门独院住宅，提倡建单元楼。

对已合法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的调整、改造，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占用农民集体的土地必须真正做到依法补偿。

不得人为压低补偿费用。

（二）运用市场机制，夯实经济基础

小城镇建设，更要依靠市场机制吸引企业、个人及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多渠道投资小城镇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用事业，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依靠社会资金建设小城镇的路子。

1.城镇的发展和持续繁荣，必须靠合理的产业来支撑。

优化产业结构才是城镇化的核心和内涵，充满活力的经济是小城镇繁荣和发展的基础。

因此，要根据小城镇的特点，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依托，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着力培育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形成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基地。

要发挥小城镇功能和连接大中城市的区位优势，兴办各种服务行业，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类综合性商品批发市场。

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服务，减轻企业负担等措施，吸引企业进镇。

鼓励大企业到小城镇开展产品开发、商业连锁、物资配送、旧货调剂、农产品批发等经营活动。

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拓宽服务范围，到小城镇开展各类商业保险业务。

2.拓宽筹资渠道，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体制。

小城镇建设资金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拨款，更不能向农民摊派，要充分依靠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投资体制。

要大力推进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进程，对于小城镇住宅开发项目，供水、供电、通讯、燃气等具备自负盈亏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部分文化、教育及卫生事业，根据“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国内企业、个人及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建设、经营和管理，使其产业化。

通过建立市政设施有偿使用和合理的收费制度，解决投资者投资回报问题。

大体说来，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60％可以通过多元投资的市场化机制来解决。

对城镇内道路、排水、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场所，考虑到其长期受益性的特点，国家应帮助小城镇政府开辟长期融资的渠道。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中央财政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募集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转借给省级人民政府，给具备经济发展条件和资金偿还能力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项目予以支持。

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式，最好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因为贴息可以充分调动、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多方面的政策效果。

（三）注重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小城镇环境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而且关系到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我们一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要求，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做好小城镇发展中的环境保护工作，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格环境执法监督，促进小城镇建设及其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健康、协调发展。

1．要把环境保护规划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前提。

搞小城镇环境保护规划就是为了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小城镇相对大中城市来讲，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环境保护的成本，一旦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治理和恢复的代价更大。

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环境保护是小城镇发展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方面，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小城镇环境规划应当纳入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而不仅是在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中涉及环境保护的某些内容。

因此，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在城镇化发展中，要把搞好城镇环境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作为前提条件。

2．切实抓好小城镇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结合当前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我们要在提高认识、搞好规划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切实抓好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要按照规划做出安排，积极推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制度，从源头把好关。

有些明显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项目、工程，如重污染项目、高能耗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的项目，在城镇化发展中应该说“不”。

要积极引导企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污染集中控制，加快污染处理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国家强制关停或淘汰的“十五小”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项目的监管，努力做到不欠新账，逐步还清旧账，把小城镇环境保护的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

3．努力推进环境优美小城镇创建活动。

当前，小城镇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一是企业和小城镇点源污染防治；二是农村面源污染防治；三是推动农村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四是要提倡垃圾分类投放和处理。

可按生态垃圾（菜叶、果皮等）、可回收垃圾（玻璃、纸张等）、化学垃圾（旧电池等）进行分类投放和处理，防止垃圾围城。

五是积极发展电动交通工具，防治汽车尾气污染。

城镇大气污染严重，机动车尾气是罪魁祸首。

尽管我国人均汽车占有量不及发达国家的1/10，但汽车总量过大，尾气排放60%超标，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

汽车和摩托车虽然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却也在无情地残害着人的健康。

在石油短缺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除了在大城市发展地铁、轻轨及有线电车外，还应在城镇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

（四）取消“户籍壁垒”，鼓励农民进城

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最终取消“户籍壁垒”，鼓励农民进城。

1.逐步实现城乡户口的一体化管理。

取消就业的歧视性政策限制，为农民进入城镇创造条件。

坚持实行以居住地确定落户地点，以现行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管理制度，鼓励有资金、有技术的农民向小城镇聚集。

2.要确保进镇农民在子女上学、参军、招工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积极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有利条件，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有前瞻性。

要破除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将原有城镇人口和新增城镇人口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小城镇中建立并不断完善住房、医疗、劳动就业、教育等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同时建立与小城镇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机构（街道及社区居民委员会）。

企业管理部门应针对长期以来企业布局分散的问题，把发展企业和发展小城镇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分散在村的企业逐步搬迁到集镇上来，吸引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到镇上来办企业。

有关部门对吸引企业的进入应提早准备，在企业布局、用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和政策环境营造等方面都要做出相应的安排。

（五）完善管理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要积极探索新型城镇管理体制，把街（办事处）建成职能明确、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政府派出机构。

要集中精力管理公共行政和公益性事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社会环境，避免包揽具体经济事务。

在规定的机构编制限额内，街（办事处）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机构和配备人员，不要求上下对口。

小城镇政府的行政开支要严格实行预决算制度，不得向社会摊派。

要进一步加强街（办事处）、居委会（大队、村）的干部队伍建设。

结合机构改革，选调一批政治素质高、年富力强、懂经济、会管理的同志，充实到基层领导岗位。

加强对街（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民主法制观念、政策水平和管理能力。

对于居委会（大队、村）的干部队伍建设，一是要通过购买养老保险的办法，解除他们退休的后顾之忧；二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增强集体经济实力，提高基层干部的收入，让机关干部都能主动要求下基层。

（六）我区如何建设新农村？

东西湖区是一个国有农场群，地处大武汉的近郊，新农村建设要从城镇化发展的大局出发，长远规划，分步实施。

一要制定好城乡统筹发展规划。

要把握城镇化发展的总趋势，制定好新城、重点镇和中心村的总体规划。

首先要做大吴家山新城；其次要重点发展走马岭、新沟镇地区。

围绕这两个主、次中心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格局。

二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规划一步到位，建设分步实施；要集中有限财力，抓好水、电、路、气、通信、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

两个主、次中心要力争普及天然气。

次中心要通过优先发展优质教育带动房地产开发。

三要学习张家港市的经验。

在完善农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基础上，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农民集中居住。

四要落实中央1号文件,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将农业职工土地承包费中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的费用全部减除，农场由此减少的收入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五要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发挥国有农场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示范作用。

大队（村）干部要带头示范。

六要大力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着重抓好居委会（大队、村）党组织建设，同步推进村民自治组织和其他村级组织配套建设。

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新农村建设知识培训工作。

围绕“亲民、爱民、富民”活动,创建好班子。

推进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综上所述，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

我们应努力克服小城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加快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步伐，坚持大中小城镇和新农村协调发展。

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业效率，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本文的第二、三部分曾分别在湖北省《党政干部论坛》2006·4期和2005·9期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