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思考及策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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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的思考及策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按照科学发展观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门话题。
***作为宁夏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县域，新农村建设差距何在？
难点在哪里？
如何建设新农村？
是全县人民十分关注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日前，笔者通过深入乡镇村组，走访基层干部群众，强烈地感受到基层干部群众对中央这一重大决策非常拥护，认为这是一件惠及农民的太好事。
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农村现状，就***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建设新农村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和认识，仅供大家参阅。
一、新农村建设的基点
***地处素有“塞上江南”美誉的银川平原腹地，总面积1599平方公里，总人口17.8万人，其中：
农业人口13.8万人，占76%。
***农业基础雄厚，素有“塞上谷仓”之称，现有耕地近60万亩，林地15万亩，牧草地50万亩，可开发利用土地30万亩，得黄河之利，98%以上为自流灌溉，盛产小麦、玉米、水稻，久负盛名的“珍珠米”，以蛋白质含量高、色泽光亮、口味醇美而享誉全国。
***地处内陆，属大陆性气候，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适宜发展设施蔬菜、露地菜、牛、羊、水产等农畜产品，且产量高，品质好。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社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2019年完成农业总产值7.8亿元，较1978年增长194%，年均增长7.2%；粮食、肉、蛋、奶、水产品产量较1978年分别增长了2.4倍、4.3倍、4.2倍、5.8倍和4.6倍，人均占有量分别增长了3.1倍、4.1倍、2.8倍、2.6倍和3.8倍，实现了农产品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大跨越。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渐渐显现，优势农产品开始出现区域化、规模化发展态势。
全县粮食种植面积达50.5万亩，是国家的产粮大县和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13万亩，其中：
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7万亩，是银川市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全县开发水面养殖5.3万亩，水产品年产量1.8万吨，是甘肃省的水产量的2倍，青海省的8倍，是西北最大的淡水鱼生产基地。
以乡镇企业、劳务输出为主的非农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26年来乡镇企业总产值翻了3.8倍，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增长3．5倍，农民非农产业纯收入增长了3倍。
同时，非农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2019年全县城镇化水平已达到36%，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2.7万人次，劳务收入达到1.4亿元，占农民人均收入比例达到32%。
农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民收入稳步增加。
全县农村实现了村村通电、通公路、通电话。
累计实施中低产田改造42万亩，完成65%的渠道砌护维修，乡村等级公路里程达到430公里。
2019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19.1元，比1978年增长14倍，住房砖化率86%。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8年，比1978年提高3.26年。
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电器（收录机、电风扇、洗衣机等）72%。
安全卫生水普及率67.8%。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33元，较1978年增长12倍，年均增长8.2%。
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由基本小康生活向宽裕型小康跨越。
二、正视新农村建设的难点
从***实际来看，虽然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但就农村的整体状况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与周边发达区县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就***而言，推进新农村建设主要面临十个方面的难点瓶颈。
难点之一：
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长期稳定的农民增收机制尚未建立 农业作为一项弱质产业，受自然、市场、价格等因素制约较大。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农业生产供需关系的转变、卖难问题的出现，农民增收乏力、难度大已成为当前***“三农”工作的焦点问题。
一是收入增长趋缓。
1978年—1984年年均增长9.8%，1985—1990年年均增长8.1%，1991年-1997年年均增长12.5%，1998—2019年年均增长4.9%，虽然2019年、201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其主要源于中央及区市的支农惠农政策和农产品价格上涨。
二是收入结构不合理、层次低。
主要体现在：
收入结构农重非（农）轻，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体。
2019年农民工资性收入547.5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6%；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2726.19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201，其中：
来自于第一产业的收入为2314.72元。
收入增长比例和层次种重牧（渔）轻，种植业收入仍是农民增收的绝对支撑力量。
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的收入2019.69元，占整个农民纯收入的比例达到了61%，在农民增收中的贡献率达到103%；畜牧业的收入仅为213.49元,所占比例不到8%；一直处于特色优势产业的渔业收入为92.23元，同比下降16.27%。
畜牧水产业收入过低比例更说明依赖于种植业为主的农民增收体系结构不尽合理。
三是收入不平衡，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一是平均水平下掩盖了相当一部分低收入户，贫富差距在拉大，据统计调查，目前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的农民占到24%。
其二是城乡差距也在逐步拉大，1996年二者之间的比例为1.76：
1，2019年为2.8：
1;城乡建设投入不成比例，占总人口80%的贺兰农村，近些年投入不及城市建设投入的60%，农村中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事业，往往以农民为主承担。
例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都是基本国策，双拥优抚和民兵训练是国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些均属于典型的公共事业，应由县财政承担。
但因这些事权都下放到了乡镇，甚至村委会，致使乡镇政府事权大于财权，摊派或举债运作屡屡发生。
为城市和工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原始积累的农业经济，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农村面貌十年一变化，城市面貌一年一变化。
其三是南梁台子与其他乡镇的收入差距过大，2019年相差达到2019元，扶贫攻坚任重道远。
四是收入质量不高。
虽然说农民收入年年增长，2019年达到了3570元，但是与之同时的农民生产性支出也随之越来越大，特别是现金积累越来越少，购买力也在相对下降。
2019年农民生产性支出达到2568元，较1998年增加11.7%，实际购买力较1998年下降9.6百分点．正如一些群众所说的“收入高了，可手里没钱”。
农民增收缓慢、难度加大是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内在矛盾的表现，同时这一问题的出现也表明我县的农业发展已进入到一个艰难爬坡、寻求新一轮发展的新阶段。
难点之二：
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产业链衔接不够，长期稳定的产业发展机制尚未形成 一是农业结构尚处在“三为主”阶段。
农业产业内部以农为主，非农产业发展比重过低，2019年两者之比为76：
24；农业内部以种为主，农、林、牧、渔业产值比例为65：
2：
20：
13；种植业内部以粮为主，2019年全县粮经比例为72：
28。
二是产业衔接不够，产业化水平较低。
一方面，农产品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相适应。
就目前***的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来看，虽然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菜产业、水产业、牛产业发展规模数量有了大的提升，但就规模、产品特色与市场多样化、产业规模化的需求不相应。
另一方面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不相适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小，覆盖面窄，经营层次低；农民经纪人分散、人少，常以单打独斗形式为主，所经营的农产品主要是初级加工品，增加值低；龙头企业少，特别是菜产业、水产业、牛产业这三大主导产业，几乎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龙头，龙头+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格局尚未形成，导致主导产业发展缺乏后劲；农村流通市场建设不规范，农民缺乏快速准确的市场信息，对农业生产调整功能滞后，引导作用不明显，广大农民群众农业生产依靠惯性，生产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趋同性。
三是农业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
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不足50%，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匮乏，每万农民拥有科技服务人员不足6人。
近两年，***在市场上也打出了诸如金山西瓜、张亮香瓜、金贵螺丝菜、五星茄子等品牌，但品种较少，数量有限。
相反，“大路货”产品却充斥市场，由于质量不高，竞争力偏低。
2019年我县二代温棚蔬菜产量在全区居第三位，但是外销率却不到总产量的50%，就是在最有比较优势的银川市场上，年销售量一般只占40%左右。
难点之三：
农村债务沉重，乡村集体经济积累薄弱，“无钱举债办事情”现象严重 数额巨大的村级债务一直是农村发展的一大隐患。
调研中，干部群众反映最突出、最强烈的问题就是村“两委”班子“无钱办事”。
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出现了“集体经济无实力、为民办事无能力、支部缺少凝聚力、群众缺乏向心力”的局面．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由于大部分村基本上无财务收入，要办一些如建校，修路、修桥等公共公益的事，就向农民摊派，一时一事摊派不了的，就用借贷解决，久而久之，各村不同程度地沉淀积累了不少债务。
空壳村比比皆是。
全县61个村委会有一定集体收入的村仅有10个，而集体经济匮乏的村却达到了51个，而且近50%的村负债严重。
税费改革后，农村债务的化解更是难上加难，首先，村级债务基数庞大，全县61个行政村共有债权总额691.03万元，债务总额999.42万元，最多的村负债竟达75万元。
债务形成的原因复杂，既有兴办集体生产、公益事业形成的债务，又有兴办村级企业的欠账；债务关系复杂，既有集体欠个人的，集体欠集体的，也有个人欠集体的，涉及面广。
其次，税费改革后，化解债务有两难。
一是禁止增加债务难。
基层组织本来债务累累，但是还要发展经济（建路、修桥、农水工程、兴办村集体企业等），以及必要的办公费开支等，只能是举债贷款，这又形成了新的村级债务，这种旧债未还，新债不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是化解债务难，处理债权债务关系难。
因为村级债务在性质上并不是国家的债，自治区、银川市只给政策不给钱，办法都用尽了，该卖的集体资产都卖了，现在农民仍欠集体500万元．此外，税费改革以后，国家政策暂停清收农民的违欠款，过去农民所欠税费只记账，不准收，使村级债务的化解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些欠债，极大地削弱了干群关系，妨碍了村级政权组织建设，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成为包袱和负担，有的村还由此引起矛盾激化，群众联名上访、聚众闹事，这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迟早会爆发，这对当前全区上下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构成了严重的障碍。
难点之四：
农村国民素质现状不容乐观，思想文化阵地丢失严重 一是农民思想还比较保守，传统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差距甚远。
比如在思想素质方面，由于既保守又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便普遍存在“小富即安”心理，缺乏干大事创大业的开拓进取精神；同时缺乏诚信意识，常常有造假行骗不诚信行为出现，这样便增收缓慢；有时造假还会舍本犯法造成负效应。
在文化素质方面，2019年全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2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文盲和半文盲占10.1%，小学文化占42.15%，初中文化占38.04%，高中文化占5.07%，中专文化占0.57%，大专文化及大专以上文化占0.16%。
近75%的劳动力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技术培训。
由于科技知识匮乏，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从而阻碍了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
在技能素养方面，种地千年一法，打工只能干粗活，身上没有一技一长。
这样种地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打工则只能卖苦力打粗放工。
二是农民政策法制观念淡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制度的完善，农民为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活动，学会了用法律保护自己，“官尊民卑”的观念被淡化，但是，总体来看，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致使一些人不学法，不用法，不守法。
头脑中没有正确指导自己社会行为的法律准则。
三是思想文化领域阵地丢失严重。
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随着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思想道德素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某些局部则呈现下滑的势头，有人说某些人：
楼房盖了、电器有了、四轮开了、摩托骑了、钱袋鼓了、脑袋空了。
尤为严重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一部分群众的人生价值观、世界观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宗族观念浓厚、狭隘意识强烈、迷信思想严重、道德标准扭曲等等。
如笔者看到一文章说“一位60多岁的老支部书记看到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十来岁的娃娃，顶风冒雪，踏着泥泞往返十几里去做礼拜，痛心疾首地说：
‘在这种天气，我召开党员大会都开不齐，外国的耶稣比中国共产党强，怪了！
’”。
难点之五：
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发展基础脆弱，农民生产生活环境落后 一是农业生产基础不完善。
客观的讲，目前制约***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仍然是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突出表现在：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年久老化失修，灌溉水利工程利用串低，排水不畅，土地盐渍化严重；乡村公路通车里程深度不够，网络布局规划不尽完善，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合村并组后，农村教育资源闲置与生源短缺并存，农村中小学校基础设施改造资金缺口大；农业生态环境脆弱，植被覆盖率低等等。
据调查统计，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今后5年，全县有近180公里的渠道需要砌护，近20万亩中低产田需要改造，其中盐碱化严重农田7万亩；近250公里乡道、村道需要改造建设；19所农村中小学校需要改造建设；植被覆盖率需要提高6个百分点。
二是农民生产生活环境落后。
农村村庄规划无序混乱、搭建无章、杂物乱堆、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人畜混居等现象十分严重。
“帮我们改善环境”这也是农民反映较多的问题，而这又集中体现在庄点改造、脏乱差治理、改水、改厕、改路、改房、改灶等方面。
据统计，目前全县5个乡镇、2个农牧场61个行政村、672个村民小组中，现有30个行政村、78个大庄点，497个村民小组的农村庄点存在着规划不合理，建房布局分散、房屋质量差、基础设施不配套，环境脏乱差等问题，需要改造；农村弱势群体住房难，391户农村贫困户及残疾人住房需要改造；农村安全卫生水普及率为80%，距宽裕型小康建设指标尚有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还有2.2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急需解决；按照新规划的232个庄点，836条村庄巷道需要改造，8260户农户住房需要改造。
此外，按照自治台区、银川市新农村建设十年规划，70%的农户要完成改厕任务，80%的农户要完成住房改造任务。
难点之六：
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农民作为弱势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医问题突出 当前农村社会保障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问题，也是群众反映最为普遍的问题。
目前，我县尚未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一是“老有所养”的问题。
目前，***农村养老还是以家庭养老方式为主，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根深蒂固。
但是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这一自然稳定的关系将被打破，“子承父业”不复存在，父子两代除了血缘关系和未成年时的抚养关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关系。
这一切使赡养老人只有传统道德这一个约束力，而这个约束力也在日益递减。
如果这一底线失去，农村养老问题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问题的日趋严重，也体现了城乡发展的不合理性，不适合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虽然说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现象和难题，但是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已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据统计，仅1990年至2019年农业务税为***财政累计增加收入5000多万元。
但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城乡差别政策，占全县总人口80%的农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之比高达28：
1。
2019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占首位，这说明农民对医疗卫生的公共产品需求增长很快，但在实际供给中，农村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仅为城市的32.9%。
二是“老有所医”的问题。
医疗费用的增高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增速，“致富十年功，得病一日穷”，特别对一些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问题更为严重。
调查中，常信乡的一位村干部感慨地告诉我们：
“以前农民确实因为一场大病而出现返贫的无奈局面，现在农民已经穷怕了。
实际上，现在很多农民得了病之后，为了不给家人增添太多负担，基本上熬一天算一天，得了病根本不去看，因此往往是小病扛，大病等着见阎王，而不希望让家人再受穷。
我现在才真切感受到什么叫‘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据县卫生部门介绍，目前，***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高达45%。
在推行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之前，发现被调查对象的患病农民中有42%是因经济困难而主动放弃就诊，居于各因素的首位。
难点之七：
基层组织建设现状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经济发展出路在何方 一是基层建设现状堪忧。
从基层组织自身来看，个别基层班子战斗、凝聚力不强，威信不高，基层工作方法跟不上。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众对村委会工作要求多种多样．然而，目前***大多数村组织的工作方式缺乏新意，固守传统工作模式的现象比较普遍．开会念报纸，发观问题批一顿，很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很少专心致志指导群众搞好种养，发家致富。
调查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三提五统”和“两工”的取消，使许多村干部在管理群众方面显得束手无策，“黔驴技穷”。
此外，一些基层组织干部的待遇太低且无法落实，也造成基层干部积极性不高。
从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当前农民变得非常“散”，难组织，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小农”，集体的事情非常难办，甚至办不成，平时开个会都开不拢。
一些群众想问题、办事情，往往都习惯从个人利益出发，村上的事情不积极配合。
加之一些基层干部文化素质较低，工作方法简单，造成群众的误解，加剧了干群的对立。
特别体现在税费改革前后，由于改革政策不配套，缺乏连续性，群众对政策理解不全面，少数群众对税费能拖欠就拖欠，软磨硬扛，一些拖欠税费至今仍未收回，群众强烈的从众心理，加大了农村干部工作的难度。
二是税费改革后，乡村公益事业发展何去何从。
其一，“一事一议”难以推行，民主理政任重道远。
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办法规定，取消村提留后，原来按农民人均收取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村内兴办其他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资金、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解决，由村民大会民主决定。
但从***各村委会实践中，“一事一议”往往走向两个极端：
不是太讲民主，“有事难议”；就是不讲民主，“有事不议”。
其二，取消“两工”，农村公益事业难开展。
取消“两工”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对传统的农村集体公益事业建设观念和做法的更新。
但由于在观阶段***农村经济还不活跃，农民还不富裕，少部分农民群众还不是十分理解，取消“两工”带来的负面影响己越来越明显。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维修、管理难到位。
据调查，***各乡镇每年用于渠道砌护、沟渠清淤、乡村道路维护、排渍等费用合计起来需要近3500万元．税费改革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要实行“一事一议”，并且每事每人不得突破10元限额，全县现有农业生产人口8.8万人，全部收上来只有88万元。
这对于全县农村基础建设、维护、管理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由于筹工量减少，2019年上半年，全县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20万立方米，较2019年同期的55万立方米下降6396；乡村筹措投入小型水利工程建设资金18.8万元，较2019年的28万元下降48%。
2019年上半年实行“一事一议”组织农民投工25万个，较2019年农民投工《5万个，下降80%。
（2）村级集体公益事业建设费无着落．税改以前，***大部分乡村的公益事业主要是靠“两工”来解决。
税费改革后，“两工”取消，农民对于集体公益事业不会再投义务工和积累工，必须支付工资给农民，一旦村组集体公益事业受损，谁来承担这笔“两工”工资?
尤其对那些村集体经济落后的村来说，如遇到自然灾害、大面积农田水利设施损坏、乡村道路损害等，其维护整治工作量大，不是几个劳动力能够解决问题的，需要动用全组、全村甚至全乡的劳力。
难点之八：
什么是新农村？
怎样建设新农村?
广大干部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认识模糊、有偏差，心存疑惑顾虑 “什么是新农村，新在何处?
”，这是笔者下去调研基层干部群众最难理解的问题。
对于这个新概念、新事物，觉得比较抽象，而且认识不统一。
突出表现在：
一些村组干部认为新农村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物，新农村应该是专指中东部农村建设，在西部落后农村地区建设新农村不现实；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对新农村的看法更是各执一词。
有的认为新农村就是盖新房、铺油路，让农民住进小区，理解为新村建设；有的认为新农村是否又是一个小康建设；有的担心是走过场，难深入，难持久；有的认为新农村建设是否又是一件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还有部分人认为对于农业人口占到80%的***域来说，提出既要建设新农村，而又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消灭农村，实施以城带乡、以工带农，这两种说法是否既矛盾又对立等等。
新农村的标准是什么，怎样建设新农村”，这是笔者下去调研基层干部群众最大的疑惑。
一些基层乡镇干部谈起新农村的标准是什么，在贺兰新农村怎样搞，很模糊，如何下手更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认为中央、区市仅仅出台政策，提出宏观概念，具体实施方案，以及实践中怎样操作依然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由于对新农村建设的概念不了解，存在思想误区，有80%的群众表示只要自己不出钱就愿意搞新农村建设，完全愿意搞新农村建设的仅占20%，畏难情绪，等靠要思想严重，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热情不高；有的认为缺钱、缺人，事难办……许多基层干部提及新农村建设，有热情，有想法，但谈到具体落实时，又害怕陷入前些年建校、修路上头压，群众骂，自己背债务，事后没人管的尴尬境地。
“建设需要多少资金?
资金从何而来?
建设新农村需要多长时间”等等疑问困惑层次不穷．干部群众的这些心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农村建设既是一件太好事，又是一个大课题，需认真对待。
难点之九：
基层政府的去留、职能转变与新农村建设如何实现有效衔接 无论是税费改革前，还是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组织存留问题一直是“三农’工作、农村体制改革和新农村建设谈论的重点。
当前，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改革中，一些舆论把乡镇干部描绘得一无是处，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乡镇干部造成的，他们只是收税员，压榨百姓的贪官，似乎把乡镇撤了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们所做的还不都是为了贯彻落实上面的政策。
当前的乡镇体制改革为什么很难推进，因为这次改革实际上是把权力上收，把改革的成本层层下穆，最后落到乡镇和农民身上，现在的乡镇政府则是赤手空拳，不光无法有效地实施自己的职责，连自身都难保了，他们戏言：
“过去无法，干部有法；现在有法，干部无法。
”税费改革以后，由于财力严重不足， 乡镇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乡镇工作靠的不是党性和科层制压力，而是乡村干部的私人关系，村干部是看在乡干部的面子上才去落实各项工作的，因为在村干部看来，乡干部现在也不容易。
乡村两级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目前以减负为导向的乡镇体制改革则弱化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在使乡村干部无法做坏事的同时，也做不成好事，笔者认为这与新农村建设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也是不理智的，因为农村人口的庞大，人口、资源关系日益紧张，弱势群体基数增大，社会矛盾突出，导致现在农村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乡镇政府退出的话，跟进的必然是家族势力和地方部分不健康的势力，这些现象在税费改革以后的一些乡村组已经抬头。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乡村组织，农民之间的合作简直比登天还难，再好的新农村建设方案都是一纸空谈。
而当前最为现实的问题则是，我们怎样才能让基层政府有能力负这个责任。
2019年***将原有的9个乡镇合并为5个乡镇，2019-2019年又进行合村并组工作，原有的75个村合并为现在的61个村，原有的669社合并为232个组。
这是乡镇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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