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 第4课大河文明教案 上科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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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第4课大河文明教案上科版
2019-2020年高中历史第4课大河文明教案上科版
一、教学目标
古代北非和亚洲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独特的农耕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古代居民很早便在这些地区生产劳动，生息繁衍，所以大河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古代大河流域以农业文明为特征，农业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这些地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这些亚非文明古国，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并表现出自己的文明特征。
东方村社是大河流域基层的社会组织，中央集权是大河流域国家统治的主要形式，本课教学目标是：
1．知识与技能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识记大河流域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的地理位置，东方村社、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
2．能力与方法
通过本课的讲述，使学生初步了解东方大河文明的特点，通过介绍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归纳东方村社农业社会中小农产生的原因极其特点，分析与其中央集权之间的相互关系。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内容资料的呈现和教师的讲授，使学生对东方大河文明的特点有探究的欲望，对东方村社的内容和特点以及东方中央专制集权作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二、教材分析
本课导语是古代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对埃及的一段评述。
希罗多德把埃及称为“尼罗河的赠礼”，是因为尼罗河的埃及的影响与地位所至。
从埃及的尼罗河引出东方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农耕社会的特点，东方村社及其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
本课分两个子目东方村社和中央集权
东方村社一目分两段。
第一段讲述了东方亚非文明古国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产生小农的原因。
在生产工具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只能依靠集体耕作的方式以提高劳动效率，满足氏族或家族公社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私有制的发展、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以家庭成员为基本生产单位、劳动收获可以满足家庭生活基本需要的小农经济成为可能。
男子在田里种植粮食、蔬果、棉麻等作物，女子纺纱织布、圈养牲畜，是典型的小农家庭分工方式。
第二段叙述了东方村社聚落三个的特点。
村社的山林、草场、河流一般为村社成员共有，大家共同使用。
有些地区耕地也归村社公有，定期分配给各家庭使用，保留着较多原始公有制的遗风。
在中国汉族聚居的地区，这种农村公社在宋代以后基本上瓦解，耕地、山林、草场等完全私有化。
村社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
村社成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这种现象在大河流域文明古国中长期存在。
中央集权一目分三段。
第一段讲东方大河流域文明古国形成中央集权的原因。
分散的小农经济无力组织实施巨大的农业灌溉等水利工程，闭塞的村社组织也无力抗衡外族的进攻，因此，在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上，往往会形成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大河流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有利于建立庞大的高度集权国的家政权。
第二段归纳了大河文明古国中央集权的特点以及各自不同的特色。
东方文明古国先后建立起君主专权的中央集权制度，其共同特点是：
全国听命于国君，中央政府设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各地官员由中央政府或国君直接委派。
第三段分析了中央集权的作用、结果和影响。
为了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建造公共工程，统治者需要向民间征发赋役。
这些赋役主要由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负担。
分散的小农有时无法抵制国家的横征暴敛，或者逃往他乡，流离失所，或者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三、资料库
1、历史事实简介
大河文明与农业文明古代大河流域以农业文明为特征，农业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
在原始农业出现后，人类便逐渐定居下来，聚落成一个个村社。
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广袤无垠西亚的土地上便有原始农业出现。
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等的不同，大河流域的物产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所差异。
大河文明与农业灌溉东方村社居民建库蓄水，挖沟修渠，灌溉排涝。
北非的尼罗河定期泛滥，埃及人的灌溉农业特别发达。
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时涨时落，来势凶猛，常常泛滥成灾，两河流域的居民需要修筑堤坝沟渠来蓄水排涝，才能耕种收获。
村社的管理形式村社里的居民很少与外界交往。
他们共同祭神拜物，由年长者管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
宗法制是中国古代村社的管理形式，这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
村社的世系以父系计算，宗族主支配着家族成员，甚至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中央集权的形式在大河流域，疆域辽阔，农田灌溉常常需要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
东方的文明古国，大都建立中央集权，实行君主专制，但其运作方式各有特色。
埃及的法老统治，古巴比伦君主统治十分严密，而古印度实行等级分明的种姓制度，中国的皇帝专权。
2、文献资料释读
“世界上第一个农村公社”在公元前第8千年纪后半期，在西亚的利凡特和扎格罗斯地区普遍建立了农业村社，开始了真正的农业经济。
这些地区的考古遗址，说明已有永久性村社，在泥砖上发现了山羊的蹄印。
著名考古学家布雷伍德于20世纪40、50年代在扎格罗斯地区发现了贾莫遗址，该遗址面积有3至4英亩C14测定为公元前6050年。
共分16个文化层，延续了大约400年，有陶器、动物和农作物麦，这个遗址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农村公社”。
埃及的农业灌溉农业是古埃及经济的基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的地位。
灌溉农业的发展使埃及国家走向统一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反过来又促使灌溉农业的大发展。
因此，不论是前王朝时代的埃及居民，还是法老埃及时代的统治者们，都把土地视为最大和最宝贵的财富，都把发展灌溉农业置于首位。
法老埃及时代的第一位国王美尼斯就十分重视灌溉农业的发展，把全国的水利灌溉事业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设立灌溉大臣，专门负责修建和管理水利灌溉工程。
在新都白城附近曾筑过大坝和挖掘了水库。
古王国时期留下来的许多大臣的碑铭中，都着意夸耀自己在这方面的功绩。
例如，第五和第六王朝的大臣涅海布，在自己的碑铭中说，他奉国王之命，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在埃及南部和北部都开凿过运河。
尼罗河灌溉系统的操作技术相当复杂。
古埃及人在埃及南部的险滩上建立了水位测量站（“尼罗梅尔”），在屹立于河床的峭壁上刻画水位标志，每年阿赫特季（Akhat）来临时，当水位上升到一定标志，沿河各地就会接到水文警报，管水人就开放堤坝，让洪水缓缓流入坝内以免冲毁一切。
到11月比尔特季（Peret）开始时，洪水复归河道时，各地依次关闭堤坝，让一部分水存贮在渠塘中，以备干旱时灌溉。
古埃及人从几年一遇的大洪水中还学会了挖掘大小运河；将运河水引到盆地贮存或分导到下游。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用来减缓流速，减免灾害；另方面使流速减缓的洪水所挟带的淤泥在田野上更多地沉积下来。
这些浩大的水利工程和复杂的管水系统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动，都不是单个的血缘家族、氏族或村社所能够独自承担下来的，必须由许多地区所有受益的村社联合起来协同完成。
征服大自然争取生存权的需要，促使古埃及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就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这种在广袤地区以协作方式和统一行动来抗御自然灾害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埃及像形文字的诞生。
在庞大的工程实施中，为了记下人数、食粮、各地堤坝高度、渠道长度等最基本数据，及时将“通知”下达到相距遥远的各地，都需要文字这一无可比拟的工具。
涅伽达Ⅰ型文化中所特有的（此后消失了）武器——石质的截头圆椎体棒槌的形状，被借用来作为像形文字的一个符号（形符）。
为了能表达更多的词（包括复合词），形符又成为音符，其后又发展了声旁和意符。
大概到公元前3000年，像形文字在实践中已发展到这样程度了。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这一古老像形文字的全部符号都取自尼罗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动物和植物，它进一步证明埃及最早的文字起源于非洲。
古埃及人创造了文字，而这种文字又帮助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
在新石器时代，同样地处尼罗河流域、文化上曾与埃及并驾齐驱的努比亚人，生活于河谷狭窄的地段，他们所经营的生产经济中，畜牧业超过了农业，然而家族和氏族的规模却较小，人口稀疏，彼此相距较远，流动性和独立性大，联系不甚密切，因而不感到文字有多大需要，其语言长期停留在口语阶段，极少甚或不使用书面语。
这条伟大河流所哺育的上、下两个地区的人民，当徘徊徜徉于文明门槛之前时，前者创造了文字，实现了文明的巨大飞跃；后者则失之交臂，失去了掌握人类文明的无可比拟的工具的机遇。
埃及人成为人类四大古文明的创造者，努比亚人却没有进入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地区的行列。
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古代尼罗河流域的居民开渠筑堤，改进耕作，农田灌溉特别发达。
埃及人用砖块建成长方形的房屋。
两河流域的居民主要是使用牛、驴拉着木犁耕地，主要的农作物是大麦和椰枣。
大麦酒是人们最喜欢喝的饮料，椰枣是人们的主食之一。
中国大河流域的居民利用天然崖洞避雨雪风寒，后来发展到在平地上建造浅穴式的房屋，到商代已有使用版筑（即打垒）的方法立墙。
中国古代粮食有六谷之称，即黍、稷、麦、菽、麻、稻。
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种植了世界上最早的棉花。
村社是种姓制度的堡垒在古代印度，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村社制度。
村社大多是自然形成的，大者上千户，小者几十家。
村社里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并有固定的分工。
这种村社经济上自给自足，行政上有较大的自主权。
因此，村民们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并不特别关心外部世界的变化。
村社内部自古以来就实行种姓制度，高种姓把低种姓的人紧紧地束缚在村社的土地上，长期地进行奴役和剥削。
种姓制度还实行职业世袭制和内婚制，低种姓人被限制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之内，只能干一种职业，只能同一种人交往，他们没有选择其他工作的机会和与整个社会交往的自由，从而变得更加愚昧和落后。
所以，尽管王朝不断更替，村社却很少变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反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保守。
只要村社存在，依附于村社的种姓制度必然存在。
因此，到了现代，虽然印度的城市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行列，但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种姓制度仍然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中国西周的宗法制在中国的西周时期，同一宗族的成员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姓氏，在一定意义上又有共同的财产，参加共同的祭祀，死后葬于共同的墓地，族中所有人员都要按亲属关系的亲疏不同为之服丧，这样合族在大小宗宗子的统率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依靠对自己领地上劳动者的剥削而存在的统治集团。
这种宗法制度与等级分封、世卿世禄制度互为表里，又有其政治上的功能。
周王称天子，是所谓上帝的长子，被尊为天下大宗。
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代代都是天下大宗的宗子，为所有诸侯国政治上的共主。
正因为周天子是天下大宗，他所居的都城也被称为“宗周”。
周王的其他儿子被分封为诸侯，作为王室屏藩，他们的国君地位也由嫡长子代代相承。
对周王而言，同姓诸侯自是小宗，但在其国内，则又成为大宗宗子。
马克思论印度的农村公社写于1853年6月7日—10日之间
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
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
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
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
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
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
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原则［408］——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
但是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
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
因此，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的历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么无论对农业的抑制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这是不列颠入侵者给予印度社会的致命打击。
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
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
欧洲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送它的贵金属去进行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材料，而金匠是印度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社会最下层中的那些几乎是衣不蔽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环，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
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
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手镯和脚镯，而金银的小神像在很多家庭中都可以看到。
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
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
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
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
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
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
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
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
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
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
它固有的管理机构包括以下各种官员和职员：
帕特尔，即居民首脑，一般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
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
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况，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更直接地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成。
边界守卫员负责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
蓄水池和水道管理员主管分配农业用水。
婆罗门［406］主持村社的祭祀事宜。
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上读写，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
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较少，上述的某些职务有的由一人兼任；反之，也有些地方超过上述人数。
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
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
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
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
帕特尔仍然是居民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小法官或地方法官，全村社的收税官或收租官。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兵士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
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
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80］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
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
”
中央集权统治东方文明古国先后建立起君主专权的中央集权制度。
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区域其运作方式各异。
古巴比伦君主统治十分严密，对百姓和官员采用专制统治。
只有君主一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是奴隶。
如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宫廷向地方发号施令。
书记官抽出芦秆笔，摆上小泥版，将他的指示记录下来。
为防止软泥版粘连，在有字的一面撒上干粉，然后将一片片泥版捆扎，送炉烘烤。
王室信差把这些“文件”送至全国各地，同时也把地方官员的信函、报告送达王宫。
来自各地的文件通常由书记官启封，对国王大声宣读。
有一份报告说，乌尔、拉尔萨之间的河道淤塞。
汉穆拉比听毕，立即命令拉尔萨长官尽早疏通，以便恢复通航。
汉穆拉比在一篇诏令中，下令调查一宗行贿案件，如果贿赂属实，将赃物赃款连同受贿者和人证一起押送到王宫处置。
在公共建设方面，兴渠开河，能够控制劳力调拨。
国王直接控制着常备军，对于不执行命令的军官，则给予严厉制裁。
埃及人的信仰埃及人把太阳神奉为主神，这也体现出农业社会的特征。
法老被看作是太阳神的后裔。
为得到神权的支持，历代法老都把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劳动力捐赠给神庙，致使神庙祭司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
古代埃及的渠道官比较多，他们负责水利灌溉，享有很大的权力。
埃及的书吏是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中有的通过掌管国家机关中的公文、书信、档案的机会而成为高级官吏，因而也就成为统治阶级重要的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户籍是登记居民户口的册簿。
始编于秦献公十年（前375年）。
商鞅变法中的编制户籍，实行五家为伍，二伍为什，有罪连坐；把乡聚合并设县，由国家直接派官吏治理。
以后历代相沿，定期分类审编。
户籍按人口、姓名、年龄、职业、财产、住址等项内容逐户详细登记，严禁隐匿或擅自迁徙，以作为分授土地、征课赋税、调派劳役的依据。
至唐代渐臻完备。
唐代户籍据民户手实编造，登载本户应受、已受、未受田数及园宅地段亩数、四至，并记有民户户口变动情况。
户籍由州县官府三年编造一次。
誊写三份，分存县、州、户部。
清雍正时将丁税摊入田赋，户籍不再作为征调赋税的依据。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遂停止编修。
宗祠在我国习惯上多被称为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
崇拜祖先并立庙祭祀的现象，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已存在。
后世天子、诸侯的祖庙为宗庙，士大夫的祖庙为家庙。
夏商二代都已有了宗庙，周代以后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而庶人只能祭于寝。
就是说一般平民只能在自己的居室中祭祀祖先，士大夫以上才能立祠庙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那里找到；圣词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
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
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人。
如果把祭司看作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
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
而现在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
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3、图片史料说明
农耕壁画图西汉以后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发达区，牛耕技术出现二牛一人式耕作方法，一直沿用到近代，直至被先进的农耕机械取代为止。
青金石剑柄和黄金剑鞘的短剑苏美尔—阿卡得时代带青金石剑柄和黄金剑鞘的短剑伊拉克乌尔城址出土。
4、课堂训练释疑
双语园地是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上海社会社学院出版社《全球通史》。
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
各抒己见地理环境的特点与大河流域的中央集权有关系吗？
有无影响可参见学术动态简介，只要言之有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并能有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5、学术动态简介
地理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在浩渺无垠的宇宙中，地球只是一个渺小的微粒，但是它是一颗非凡的微粒。
因为它有江河湖海、有葱葱郁郁的森林，有生机勃勃的生物，还有就是我们人类。
为什么地球拥有这些其它星球不具有的东西，就是因为地球环境所造成。
地球上有水，有大气层，有种种利于生命的环境，所以地球诞生了生命，经过漫长的进化史，到了距今400－500万年前，终于产生了高智慧的生物－－人类。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地球上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生物，包括人类都是由最简单的生物，经过漫长的岁月进化而来的，而驱使生物进化的动力就是地球的环境。
生物为了适应地球上各种各样变化的环境，从而产生基因异变，使得自己的物种发生进来生存，这个进化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人类是由某种古猿进化而来的，而这种古猿能进化成人类，也是因为环境的影响。
现在普遍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大约在400－50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某种古猿为了适应非洲大草原的环境，开始用双脚直立行走，之后为了猎取更多食物而制造出石器，慢慢地进化成现代人。
自从人类发明了工具，人类便可以通过改造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
这无疑是进化史伟大的突破，今天，生物学家已可以改变生物的基因，这可能是一个更伟大的突破。
在古代，虽然人类可以大大改变生存环境，但是，地理环境仍然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研究一下世界地图和世界史，你很容易发观一块陆地具有独一无二，无可争议的地位，这就是欧亚大陆－－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地区。
人类最发达、最持久的文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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