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之治看唐太宗的用人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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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贞观之治看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题目………………………………………………………………2

摘要…………………………………………………………………2

关键字……………………………………………………………2

一　重视人才，德才兼备…………………………………………2

（一）重视人才……………………………………………………2

（二）德才兼备……………………………………………………3

二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4

（一）不拘一格…………………………………………………4

（二）选拔人才………………………………………………5

三　知人善任，不忌贤臣………………………………………5

（一）知人善任……………………………………………5

（二）不嫉贤臣……………………………………………6

四　推心待士，用人不疑………………………………………7

（一）推心待士………………………………………………7

（二）用人不疑………………………………………………7

注释………………………………………………………………8

参考文献…………………………………………………………9

英文摘要…………………………………………………………9

从“贞观之治”看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作者：

王冬雪

指导教师：

***

摘要：

综观古今，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唐太宗在其统治时期使社会达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这与他的用人思想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积极倡导和推行进步的人才观。

从重视人才、选拔人才到运用人才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本文着重的从重才、选才、知才和用才等方面充分分析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关键字：

唐太宗贞观之治用人贤才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极为强盛，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年间（627-649）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拿唐太宗个人来说，虽他的文才与武功都很出众但丛他的用人思想中体现出来的知人善任，唯才是与以及用人不疑等方面更为引人注目。

唐太宗用人不断吸取前人教训，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用人之道。

一　重视人才，德才兼备

（一）重视人才

  唐太宗历经隋末大动荡，他深知创业难，而守业更难的道理。

何以守业，他认为关键在于得人，特别是忠臣良将。

为此他对臣子说“守业之难，方与公等慎之。

”⑴他把“进用善人”作为自己终身奉行不渝的三件大事之一。

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治安之本惟在得人”⑵“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人。

”⑶他把贤才看是立国、强国的第一要素。

他认为贤才以兴天下，只要依靠大批有才干的官吏，才能稳定巩固自己统治。

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

特别是注重吸取隋亡的教训，他说，隋朝的灭亡其原因也有隋文帝的用人不当的因素：

“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

……唯取决受战，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矣。

”⑷安邦天下，作为君主切不可独断专行，否则会使决策错误百出，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

对此，唐太宗的认识极为的清楚，他说：

“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

”⑸又说：

“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

朕方造天下之才，委任责成，各尽其用。

”⑹

  可见，唐太宗深深懂得治理国家不能仅靠一人之力，而应重视人才，使用人才。

他以：

“贤才以兴天下”为用人一大思想，说明国之强盛，不得不重用人才。

他的重人思想为唐朝初年的人才涌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另外，唐太宗把笼络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治理好国家的关键。

贞观二年（628年），他对大臣们说：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

”⑺由此可见，唐太宗把贤才良将作为“治安之本”。

这也是唐太宗一贯的用人思想，更是用人的核心思想。

（二）德才兼备

 贞观时期，唐太宗在大臣魏征的观点之上，认识到了要使国太民安，国富民强，必须重用人才，而其前提必须以才行兼备作为准则，这样具备德才的人才可为国效力。

所谓的才行兼备是指能力与德行的统一。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

“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

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

”⑻太宗以博大的胸怀，站在江山社稷的高度再三强调，选贤要以天下为公，无私无物，慎重择人。

贞观六年（632年），他对魏征说：

“王者需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竟进矣。

”⑼这样选贤不重其行，几年之后，百姓受之其祸，天下则亡。

在唐太宗看来，做人要以端庄，大度，干练为准，虽有才，而缺其德，不得用之；反之，虽品德高尚，可无用武之地，实属可惜，复不用之。

唯有德行兼备，才是当官选用之人。

此二者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缺一不可。

唐太宗曾称虞世南有五绝：

“一曰得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⑽也认为德行，剥削两者相辅相成，即因博学而形成其美的德行。

用人得当是国家安宁兴盛的重要因素。

唐太宗在做秦王时，府内有很多良将和才华出众之人。

有的被重用，有的却没有被提拔。

许敬宗就是在唐高祖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的入馆之宾，文采超人，他人不敢与亡相媲美。

但是在唐太宗手下做了三十来年的官，尽管太宗在东征高丽时，他于驻跸山大捷时，立于太宗马前受旨草拟诏书。

挥笔而就，词藻绚丽，优美，令许多人叹为观之。

本应说这是立了一个很大的战功，可就是如此，唐太宗也没有重用他，这就是许敬宗的能力虽强，品德低下的道理。

唐太宗在选用官员时，能坚持以德才兼备为原则，紧紧把握好了用人的基本条件，这是选贤人的关键所在。

唐朝初年在科考中把考核的标准“德”放在了首位。

太宗认为“政治之术，在于得贤”。

⑾因此，他在考核官吏，选用人才时，凡是有“德”的，他都优先考虑。

　　二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一）不拘一格

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唐太宗还完备科举制度。

唐代的科举制度是沿用隋科举制的，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唐代取士之途，包括由学馆出身的“生徒”、州县举选的“乡贡”和天子自诏的“制举”。

前两类设有一定的科目，故被称为“常举”，后一类是天子或朝廷临时设置，不拘常格，又被称为“特科”。

在常科所设的科举中，据《旧唐书·职官志》记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

”其中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重要。

唐代最得人的才之科实为制科。

唐人在进士，明经及第后，往往再举制科。

相反，却无制举得第后再去应进士举或明经科者。

原因是制科得第后，立即释褐授官，期待遇优于常科。

科举使的全国各地的地主阶级都有机会取得职位。

这就是团结了地主阶级内部，吸收了地主阶级中各方人才。

所以边区地方的人，也有可能经过科举走上政治舞台了。

如广东曲江的张九龄，虽然自己说是“荒侥微贱”，⑿也考中进士，做到宰相之职。

特别是中小地主阶级，现在也有可能经过科举考试得到高官厚禄。

唐太宗所兴的科举制。

为庶族地主和平民开辟了一条仕途之路。

太宗还确定了“荐举”制。

其考核内容三方面：

德行，才用和劳效，谓之“三实”。

另外还有“四才”制度。

《新唐书﹒选举志下》说：

“凡择人之法有四：

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

”以此，督促大臣们不拘一格“举贤”。

要求大臣们寻觅，荐举贤才。

他责令房玄龄，杜如晦不要一味忙于行政事务，要注意求访贤哲。

他说：

“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

”⒀为了使天下人才都被国家所用，太宗和他的大臣们以锐利的目光，夜以继日地搜寻着时代的精英，为国所用。

　唐太宗一朝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

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其父唐高祖执政，他为秦王时的文武幕僚。

唐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计较其人的资历。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令让群臣上书言国家得失，作为武将的常何因不通经文，由寄食的穷书生马周代拟，递上之后，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赞赏。

唐太宗奇怪常何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再三追问，常何说了实情。

唐太宗立即下令召见马周，加以任用。

马周为官达二十年之久，唐太宗十分欣赏马周办事敏捷、干练的作风，并授以官职，最后贵为相位。

（二）选拔人才

唐太宗广泛网罗人才的办法，不仅破格重用出身贫寒、地位低贱的有才之士，更可贵的是他“举贤不避亲”、“用人不避仇”的高尚情操值得人们学习。

他说：

“但能举用得才，虽有仇嫌，不得不举。

”⒁太宗曾对杜正伦曰：

“朕举贤者，非朕独私，以能益于百姓也。

我予宗娅故人，苟无能，终不得任。

”⒂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

贞观七年（633年）十一月壬辰，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辞曰：

“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

”⒃唐太宗则不许曰：

“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

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征等是也。

今日之举，非私亲也。

”⒄固从之。

虽然在唐太宗晚年，长孙无忌的官职只是个空头官衔，但他对唐太宗人影响巨大。

魏征是贞观时期最著名的谏臣之一。

他早年先后追随过李密、窦建德，入唐后又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

在唐高祖晚年的宫廷斗争日益激化时，他多次劝告太子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以免萧墙之祸。

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单刀直入地质问魏征为什么要离间其兄第关系，当时，在场的人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魏征却从容答道：

“太子当初若听了我的话，便不至于有今日的下场。

”唐太宗并没有杀他，反而被他的正直、忠诚和坦率所折服了，并加以厚赏予以提拔。

唐太宗既重用士族地主杜如晦，高士廉等人，也重用庶族地主张亮，候君集诸人，打破了魏晋以来任用士族地主为官的制度。

更为可贵的是，他敢于冲破民族偏见，选拔少数民族人才。

如贞观六年（632年），任铁勒族酋长契何力为领军将军。

贞观十四年（640年）。

任突厥族阿史那忠为大将军等。

他用人冲破世俗观念，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为贞观盛世的到来提供了人力条件。

纵观古今，历代君王用人，惟恐亲之有所不用，而独有唐太宗任人为贤，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使贞观一朝能够人才济济，使四海达到升平景象。

三　知人善任，不忌贤臣

（一）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舍短取长之法是唐太宗用人思想的一大特点之一。

唐太宗深深地知道，每个人都有所长，也各有其短，人并非全才，不能尽求完人。

为积极调动臣下参议朝政，只有做到舍短取长，然后为美的效果。

他曾这样说道“故明主之任，如巧匠之制本。

直以为辕，曲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棋桷。

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

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

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

无智愚通怯兼而用之。

故良将无弃材，明君无弃士。

”⒅贞观初年（627年），唐太宗求士如渴，为使唐朝社会建设的更好，使黎民不饥不寒，他广招贤才，用其所长，长恐不及。

继位之初，他要求佑仆射封德彝举贤，德彝久无所举，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

太宗驳斥他说：

“君子用人如器，容取所长。

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共代乎？

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⒆唯有各取所长，才能达到广求贤人的目的，才能用其所长，掩其所短。

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能。

　　唐太宗对大臣们的长处和短处都能够了如指掌。

它深知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而此二人皆不善于处理杂务。

他每与房玄龄议事，房玄龄曰：

“非如晦莫筹之。

及如晦至，率用玄龄策也。

盖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济谋，以佐佑帝。

”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房谋杜断”。

唐太宗在评价长孙无忌时说：

“善避嫌疑，应对敏捷，决断事理，古人不过。

而点兵攻战，非所长也。

”（21）唐太宗善于将不同的人才放置在他们能够施展才华的位置上，最大限度的发挥着各自的优点。

他发挥了房谋杜断之优势，又看中了戴胄明习律令，执法严明的特长，拜他为大理少卿。

戴胄不负太宗所望，在位期间，公正执法，不阿权贵，政绩斐然。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及执法如山的刚毅性格，以致唐太宗从内心里发出“法有所矣，公能正之，朕无忧也”（22）的赞叹。

人有长短，应各取其长而用。

古之圣贤者，也未必尽其美。

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唐太宗在晚年总结自己用人经验时，他进一步阐述了“用人所长”使人才能“各得其所”。

他说：

“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贤不尚各得其所。

”（23）及“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

”（24）等思想，为唐朝社会的繁荣提供有利的政治思想。

（二）不嫉贤臣

   唐太宗用人不仅能够对大臣们的性格了解透彻，而且他还不嫉妒贤才。

魏征是李世民的仇人，他为人耿直，被李世民任用。

“每以谏诤为任，常耻君不及尧舜。

”他谏唐太宗要以隋亡为教训，罢不及之务，慎偏听之怒，亲贤臣，远小人等。

前后上书二百余次，屡谏太宗之得失，有时候由于言辞激烈，常使太宗下不了台。

以至一次太宗回宫仍愤愤地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乡巴佬给杀了。

后经由长孙皇后劝说，太宗才转怒为喜。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一只好鹞鹰，非常喜欢，正玩得十分得意的时候，望见魏征走来，怕被批评，便将这只鹞子藏在怀中，魏征奏事好久，等他告辞后，太宗往怀里一掏，只见鹞子已闷死了。

几年后，魏征病逝，太宗痛苦不已。

曰：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鉴，内防己过。

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25）可见，魏征在唐太宗的眼里，已经不只是个臣子，而是他的知心朋友，随身的影子。

太宗曾说：

“我就好此山中的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

但经过匠人的锻炼，就成了宝贝，魏征就是我的匠人。

”说明太宗看清了自己不如臣子的地方，也说明他的谦虚、乐于向人学习的精神。

像魏征这样大胆进谏太宗的还有王王圭、封德彝、马周、戴胄等等。

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太宗在臣子面前主动承认错误。

对于提出好的意见的人，还给予奖赏。

从不独私，把功劳常推给大臣。

这些都表现唐太宗能够认清自己，在不如大臣的地方，努力地改进。

这也是在他用人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嫉贤才、赞赏能力等方面高于其它统治者的地方。

这为臣子上书言国家大事时怕犯龙颜扫除了顾忌，除却了屏障，有利于君臣共同议事。

四　推心待士，用人不疑

（一）推心待士

　　唐太宗认为做为一国之君，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德才兼备的贤臣助他一臂之力。

他继承了《尚书》所言“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的思想，注意到了纳谏的重要性，集思广益。

又认识到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

他常与大臣们共同议事，让彼此思想互相交流，这样群臣一心，天下则会安定强盛。

所以他特别注意要驱驾英才，推心待士。

　　作为人臣之君，唐太宗还时刻关心着殿下的贤臣，常常给予亲切的关怀和周到的照顾，使贤臣们处处感到皇恩的浩荡，更加忠诚地为国家尽职尽责。

尤其是在贞观十年（636年），李责力暴疾，太宗按土方之说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为之和药。

李 顿首出血泣谢，而太宗说：

“为社稷也，非为卿也，何谢之有？

”（26）事情虽小，却情感至人，赢得了李责力的无限忠心。

（二）用人不疑

　　推心待士，用人不疑体现在唐太宗对大臣们的信任方面。

唐太宗特别注意对君臣关系的调整。

他善于总结文帝的教训，文帝好喜察，国之不固。

唐太宗在认识这一点之后，他任用的文武百官中，无论是有前仇旧恨的，或是有忤逆过太宗的人，他都放宽胸怀，去信任他们。

他说：

“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27）“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

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

”（28）他认为国家政治，明主与贤君缺一不可。

作为帝王，能够认识到这些，已是很难得的了。

    唐太宗的个用人不疑人品德对大臣们也是很有影响的，他为人友善，心胸大度。

太宗曾对臣下说：

“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

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

”（29）因此，太宗用人从不怀疑臣子，就算有人举报，如有不合事宜的，他皆会罚之，使群臣少了些顾虑，一心报主之恩。

魏征任秘书监时，有人诬其谋反，太宗竟不问魏征怎么回事，就把告密之人斩了。

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一员大将，武德七年（624年）他和另一大将寻相投降了李世民，不久，寻相叛变，有人怀疑尉迟敬德也要叛变，就将他囚禁起来，并告诉李世民，要李世民将他杀掉。

李世民却说：

“敬德有心叛变的话，会慢在寻相之后吗？

”他命人释放敬德，并安慰敬德说：

“大丈夫以义气相许，请你不要把这误会放在心上，我决不因别人闲话而加害良士。

”一番普普通通的话，竟能收买住一员大将。

李世民用人刚柔并济，以情感人，使臣子们都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忠。

尉迟敬德对唐太宗十分衷心，在历次战争中，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唐太宗对房玄龄也是同样的信任。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丽，停留在洛阳。

临行，命宰相房玄龄留守长安，全权处理国家事务。

当时有个官员声称要向皇帝举报，房玄龄问他告谁，那人回答：

“正是你!

”房玄龄不敢隐瞒，立即派人用驿马送去洛阳，李世民听说有人告密，就令武士持刀站在前面，然后引见来人，问他：

“你告谁？

”那人道：

“房玄龄!

”李世民道：

“果真如此，推出去腰斩!

”并指令房玄龄说，你太不自信了，以后如有类似情况，自行处理。

贞观时期太宗不轻信谗言，对一向亲近之人，有过仇嫌之士都不胡乱猜疑，坚持以诚相待，从而建立了君臣之间巩固的诚信关系。

为唐初“贞观之治”出现了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唐太宗用人思想是以“德才兼备”为用人标准，以不拘一格为选人尺度，以知人善任为使人原则，以推心待士为己任。

唐太宗在位23年，在这期间，他以卓越的用人之道，以锐利的眼光选拔人才，以高尚的情操感化人才，以极其敏锐的思维来处理大小事物。

常听逆耳之言，有恐失措。

使身边围集了许多有识之士，为他效力，忠贞不贰。

才使他建立了一个比较协调、稳定的统治集团，从而营造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经隋末农民起义后，一个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的动乱社会，转眼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出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此皆古昔未有也！

”（30）

这种景象虽有些夸张，但它证明了唐初社会的相对稳定给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⑴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96《房玄龄传》，中华书局，1975年

⑵⑶⑺⑻（24）　（唐）吴兢《贞观政要》“择官第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⑷⑸⒀⒇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中华书局，1956年

⑹　（宋）刘日句《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

⑼⒃⒄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唐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

⑽）　（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⑾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5《选举制下》，中华书局，1975年

⑿　（宋）刘日句《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中华书局1975年

⒁　（唐）吴兢《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⒂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06《杜正伦传》，中华书局，1975年

⒅　（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79年

⒆（22）（2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中华书局，1956年

（21）（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

（25）（宋）欧阳修《新唐书》卷97《魏征传》，中华书局，1975年

（26）（宋）欧阳修《新唐书》卷93《李责力传》，中华书局，1975年

（27）（28）　（唐）吴兢《贞观政要》“求谏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9）　（唐）吴兢《贞观政要》“杜谗邪第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0）　（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参考书目

⑴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⑵　（宋）刘日句《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⑶　（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⑷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⑸　（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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