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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中医中药化和中药现代化的思路与方法

中化西医

西药因为药理明确,成分单纯,疗效确切,所以一但运用中医中药理论和思维,进行中医中药理论与功效的系统性、深入性、比较性研究,就既能揭示出西药的中药特性与功效,同样,还能揭示中药各种有效化学成分的中药特性与功效。

从而,既能揭示与验证中医各种证型的现代本质,又能发现和验证中药药性药效的现代内涵实质,为中医中药的现代化研究提供可行而有效的方法与思路。

这种研究理论或方法就是“西药中医中药化”,简称西药中化。

所以,西药中化研究也是实现中医中药现代化和中西医药学融合的重要手段与关键措施。

不过,这些年来的西药中化研究,由于缺乏对西医基础性理论的中医化研究方法及理论的指导(即,西医中化),所以,以前的西药中化研究,只是按照西药各自的临床功效,进行推测式的中药性功效总结,没有客观而标准的性味确定依据,故未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如,《中药的新家族—化学中药》等等。

就其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只有融入“西医中化”的方法与成果,再结合证本质及六淫内涵的研究成果,有根有据地探索出中药性能、功效的现代内涵,才能科学而规范地完成“西药的中化”研究,同时还能实现中药有效成分(如,麻黄素)的现代化与中药化研究,即“中药的中化”或“中药的现代化”。

可见,西药的中医中药化,是中药现代化的基础工作或先头模范。

没有西药的中药化,就没有中药的现代化。

这二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说,西药中药化的实现,就预示着中药即将实现现代化。

当然,没有西医理论的中医化,就不会有真正的西药中药化,西医中化是西药中化的基础。

所以,我们必须依据西医中化的方法及成果,系统而规范地进行中药基本理论的现代化和西药基本理论的中药化,然后才能有理有据地进行西药以及中药现代有效成分的“中医化与现代化”。

否则,西药中化就会是形式,就会失去其临床实际意义。

(一)中药药性的现代本质内涵

西药药效是按照其药理作用属于对病菌、对不同脏腑的功能调节、还是对症状或指征的改善,来进行药品药效的分类与描述。

而对脏腑组织的结构改变性调节的功效,仅仅涉及了“炎、癌、增大”等病理变化及药效,没有中医(六淫六邪)那样研究的深入,更没有药性或归经的概念。

所以,西药的中药化研究,就应当把两种理论及概念综合起来,一纵一横,形成互补式立体型的现代中医中药理论。

然后再立足于现代中医对脏腑功能和结构研究方法之卫气阳液血阴、以及六淫六邪的现代医学内涵,从神、胞、质三种机制和脏腑、组织、因子三种类型,从脏腑组织的部位、结构和功能之不同调节作用,以及病菌和因子致病的不同临床病理特点,来全面而深入地探讨该西药所具有的中药性能功效及药理。

可见,要实现西药的中药化,首先就要弄明确中药药性及理论的现代本质内涵。

根据以前对西医之中化研究及中药功效的现代本质研究发现,中药药性(寒热、温凉之别),其定性或判断的方法,主要是依据药物对心率的兴奋或抑制作用来区分温凉的;同时,再结合药效作用:

若其作用靶点在肌表、表脏者,则药性为温、为凉,若药效靶点在内脏、关节者,则其药性为热、为寒;其次就是依据药物对血管的扩张与收缩(或升压与降压)作用区分温凉;若其作用靶点在表部和微循环者,其药性扩张为温、收缩为凉;相反,靶点在内部或大血管者,则药效显示收缩者为热、扩张为凉。

此外,还有一种定性方法是依据该药的具体药效作用:

是治疗何种证型、或微循环的调节、或肌体能量代谢调节、或六淫之何种病理改变类型,即药物与不同六淫性组织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来确定药性的“四气”温热。

从而达到“药性”与“病性”、药理与病理在医学本质上的相互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药性之寒热包括了心神性、血脉性、药效性三个方面的现代内涵。

同样,现代医学通过对中医寒证、热证本质的研究,表明其内涵也包括神经功能、组织结构、细胞代谢、微观分子等方面的改变。

而非单一特征或表现。

如:

寒证的现代病理生理学变化:

寒证(包括虚寒和实寒)的大脑皮层及皮层下中枢和交感神经以及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功能处于抑制状态,而副交感神经功能偏亢;2、寒证大鼠脑内NE含量变化不大,脑内5-HT含量明显升高,痛阈和惊厥值升高,中枢抑制过程增强,由此提示,寒证很可能主要是由中缝核5-HT能系统功能异常升高造成的;寒证时中缝核5-HT能系统功能异常增强,寒凉药则可提高脑内5-HT含量;3、寒证(包括虚寒)的尿17羟排出量降低,表明寒证(包括虚寒)的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低下;4、虚寒证的cAMP含量较正常降低,cGMP含量较正常明显升高;5、寒证能量代谢低下,心率减慢,血压偏低。

同样,热证(包括虚热和实热)也包括了这几个方面的内涵表现,包括cAMP、cGMP含量均较正常升高,虚热证的增高的程度不如实热证;能量代谢升高,心率加快,血压偏高。

等等。

可见,寒热,是一种对药物或疾病性能的抽象性概括型认识,是一切药物或各种疾病对脏腑组织的神经、血管有直接刺激之作用,或者对细胞功能之调节而形成的。

所以说它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而没有单一的本质;它既是一切药物共同的、基本的性质,也是绝大多数疾病共有的、关键的特征。

因为是共性特征,故属于中医“药性”或“病性”之概念。

至于“风、湿、痰、瘀”性药效(或证型)的本质,则因药、因病之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或祛风、或化瘀…,它都是主要根据药物对表里、膜肌,这些不同脏腑部位之各种细胞、血脉、水液的不同“结构改变性”调节作用,进行深一级之风湿痰瘀性分类而形成。

所以,是“个性”特征,属于“药效”或“病变”内容。

而中药“气血阴阳”性药效和证型的本质,也属于药物的“个性”药效特征,主要依据药物对内外之膜、肌、脉、腺部位之各种细胞作用、血液作用,这些“功能变化性”不同病理表现特征,而进一步进行卫气阳液血阴性分类。

因此说,药性与药效是密切相关的,它们都是对药理或病理特征的具体反应,都是我们现代中医中药学药理研究或病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药的“归经”理论,可以理解为药物与脏腑或组织之间形成的靶点对应关系,凡是能够作用于某脏腑系统,调节其结构或功能的,就归属于该脏腑。

故完全可以按照现代脏腑组织系统进行重新整理划归。

使其能与现代医学名词概念相统一,利于中西医的相互交流与发展。

中药理论的“五味”,关键与其所含化学成分密切相关。

但按照其理论目的来说,味,代表的意义是该药物的效能,如,散与敛:

兴奋与抑制;补与泻。

等等。

故“五味”代表了五种药物效能,然而药效与药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规律(如,甘味药不一定都有补益作用,补药不一定都是甘味)。

所以,如果要沿用这种理论,可以改为“五能、五效或效能”,才能避免产生歧义。

此外,中医药物的升降浮沉理论,其目的仍然是对药物效能的进一步认识方法,故与“五味”的含义相同。

此外,药物与不同组织(膜肌脉液血阴——卫气阳液血阴)之间具有的靶点对应关系,中医根据表里、邪正之不同,分别与六淫、六期相互对应。

故可以理解为“入部”或“归部”。

而药物发生作用的机理与途径——递质、受体、通道、酶、介质、激素等,可以理解为“归径”。

组方规律与理论:

类似西医学的“药物相互作用”。

七情、君臣佐使理论是传统中医中药组方治病的主要依据,是取得临床疗效的关键,是辩证论治中“论治”的具体内容。

所以,这更是中医中药学的特色所在。

西医学和现代中医学都应当吸取其精华,建立现代化的组方用药理论。

如,多维君臣佐使组方理论(包括对病原微生物、对致病因子、对病理变化、对病类名称、对临床主要症状、对化验指征等的君臣佐使形式配伍组方用药方法)。

同时,在对病理变化的组方中,可在传统六淫、六期(卫气阳液血阴)辩证论治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六原辩证论治”或“六径配伍(递、道、体、酶、质、素)”的组方理论。

从而达到对药物间相互作用研究的规范化、系统化和中医化。

(二)解热镇痛类西药的中药化思路

西药解热镇痛作用的机理是通过抑制环氧化酶,从而阻断人体内前列腺素的合成。

前列腺素是一类具有高度生物活性物质,它广泛存在于人体的各种重要组织和体液中,参与机体发热、疼痛、炎症、血栓、速发型过敏等多种生理病理过程(即寒热风湿痰瘀性病理改变)。

解热抗炎镇痛药可以阻止前列腺素(质性风寒之邪)的合成,使一系列病理生理现象得到缓解和改善。

表现出中等程度的祛邪镇痛作用(神经的介质机制),对慢性钝痛如牙痛,头痛,神经痛,肌肉痛,关节痛及月经痛等有较好的镇痛效果,而对创伤性剧痛和内脏平滑肌痉挛引起的(神经的结构与功能损伤机制)绞痛几乎无效。

此外,这类药物还可通过抑制致炎物质缓激肽(寒邪)的生成,抑制溶酶体(湿邪)的释放(细胞介质及因子机制),起到消炎作用。

可见,西医解热镇痛药属于“止痛类”和“解热类”的症状调节性药物。

因为中医对疼痛或发热的认识,一般依据正虚或邪实(病因),脏腑或组织(病部),结构或功能(病变)之不同,而进行分类与运用。

中医中药当中的止痛类药有:

缓急止痛、理气止痛、通络止痛、化瘀(消肿)止痛、祛风散寒除湿止痛、血虚不荣之养血止痛等等。

而西药止痛类药品当中除解热镇痛药之外,按照神经、细胞、介质或六径的不同,还有中枢镇痛、解痉止痛、麻醉止痛、以及心血管之通脉止痛。

这样中西药对比就能发现:

缓急止痛相当于中枢镇痛、通络止痛相当于心血管的通脉止痛、外用止痛相当于外周神经的麻醉止痛、理气止痛相当于解痉止痛、化瘀止痛祛风散寒清热除湿止痛相当于解热镇痛、养血止痛相当于神经营养类药。

由此看来,中药之祛风散寒除湿清热化瘀类中之止痛药、解热药,就属于西药之解热镇痛抗炎类药物。

只是它们在药效机理的认识上,存在中西医各自理论及概念方面之差别。

也就是说西药解热镇痛类可以按照其对皮膜、膜脉、肌肉、肌脉、筋骨等不同组织靶点的作用,“中化”分为祛风、清热、散寒、化瘀、除湿等不同小类。

而西医解热镇痛类的分类依据主要是其化学结构的不同,来确定是属于何类环氧酶抑制剂,却并没有考虑病变或药效作用部位(膜、肌、脉、筋)之不同(此即同类药物的各种不同效能而引起的药效方面之细微差异)。

当然,主体上或共同的药效(如,主要的止痛作用)是一致的,故有或解热、或抗炎、或抗风湿等差异。

所以,一般对西医药理病理的“中化”认识,可从致病因子的不同、发病部位的不同、临床效应与症状的不同、药理病理机制的不同,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分类。

也就是说,西医药理单纯注重药效作用;而中医药理内涵是对药效与靶点、脏腑与组织、结构与功能,这种相互结合式、全方位的综合分析,来确定其类型及性能。

故中化解热镇痛类西药为中药时,就应当结合或依据该解热镇痛药是通过神经、细胞、或炎症介质(相当于质性风邪)机制作用于何种脏腑的何种组织(膜肌脉关节——热寒毒湿)靶点(即脏腑组织结构与功能方面的六淫性改变),再结合产生的不同药效,进行深入而详细的探讨及分类。

如,在抗炎症介质(风性因子)而镇痛作用的基础上,一方面作用于表脏(机体外表组织器官)具有解热发汗作用者为解表类,其中有加快心率或改善骨骼肌功能或能增加局部供血而升压者,为辛温解表药;而有减慢心率、抗炎并作用于膜脉组织或能减轻局部充血而降压作用者,为辛凉解表药。

另一类型是凡能作用于关节,既有抗炎镇痛作用,又有细胞内液调节、免疫调节功能者为祛风除湿药,其实也应当分寒、热两大类型;还有一个类型就是作用于肌脉及血液系统,有抗炎镇痛作用,且有血循或血液调节、组织结构修复等作用者,为活血化瘀药。

也有寒热两类。

这种六淫六邪型病理属性是按照发病机制、组织结构和脏腑功能变化,综合辩证而来的,它属于质性、组织结构性、功能症状性六淫的“综合体”。

也就是说,虽然在病理上来说其致病因子相同(风邪),但如果发生与损伤的病变部位(湿邪)、病变特点和症状(寒邪)有所不同,则其证型、用药就会有所区别(风寒湿、或风湿热等等)。

这就是中药药理与病理比西药药理与病理复杂、详细、准确之关键所在。

所以,解热镇痛类西药的中医化应用,就要辨别它们药理“质”性因子机制抗炎镇痛效应之靶点,再通过比较药物各自的效应差异,明确药品各自主治的中医六淫病症属性,才能确定该药的性能归经及药效。

故在临床上对各种疼痛,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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