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迅小说农村题材的艺术性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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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鲁迅小说农村题材的艺术性分析

浅谈鲁迅小说农村题材的艺术性

[摘要]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鲁迅作品几乎是作为第一批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

此后，几乎所有各套中学语文课本都入选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

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没有谁能够像鲁迅这样在我国的中学语文教育领域如此受到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于是，不同时代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怎样解读鲁迅作品，不同时代的中学语文教师怎样教学鲁迅作品，就成为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关键词]创造力与想象力艺术构思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从小对图书极为热爱,自幼喜欢描绘,搜集书谱,抄书,种花…….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

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

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

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

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

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

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

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

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

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

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

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

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呐喊〉自序》）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一、艺术构思

农村童年生活的典型形象描写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故乡》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小说以抒情的笔调，竭力渲染了童年生活的美丽，将回忆中海边西瓜地上手捏钢叉的小英雄闰土，和眼前被生活压瘪了的同一个闰土对照，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的灾难。

闰土的形象在过去农村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他淳朴，勤劳，象大地一样沉默和厚实，承受了一切艰辛和痛苦。

过多的艰辛和痛苦使闰土变成麻木。

精神的摧残在这里超过了生活的胁逼，一种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已经注入闰土的头脑，他默认了那条横亘在自己和童年伙伴之间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并且向主宰命运的“神”低头。

二十余年来的变化的确太大了，第一人称“我”的想象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本来清楚地留在记忆里的“神异的图画”因而也忽地模糊。

作品还动用杨二嫂的小市民习气烘托闰土诚实的性格，写来一波三折，使简单的情节表现得跌宕有致。

“我”希望下一代有“新的生活”——“未经生活过”的生活，说明作品的着重点不是对往昔的缅怀，而是对现实的挑战，并且引导人们去确信前途：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涉及自己艺术手法的时候，鲁迅又作了这样的解释：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注：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不说来》）鲁迅在这里反对的是拖带和唠叨，并非绝对地排除陪衬。

在有些短篇里，他也偶尔写到背景，例如《风波》里的农村晚景，《社戏》里的水乡夜色，却又清新明远，仿佛美丽的水墨画一样。

他写的对话往往和动作相呼应，在极经济的笔墨里曲折地传达出人物的身分和神情，莫不声态毕现，恰到好处。

鲁迅的思想除揭露、批判国人因长期遭受封建主义的禁锢与毒害造成的精神愚昧和麻木之外，也包括他对民众品质情操上的优点的肯定。

其目的都是为了促使民族精神的向上。

《故乡》里的少年闰土和《社戏》里的双喜、阿发非常相似，他们都纯朴而善良，生气勃勃、富于创造精神。

这两篇作品以注满深情的笔调，抒写出了尚未被封建思想所污染的少年们的思想境界有多么可爱。

英俊活泼的农家少年闰土与“我”亲密无间，以哥弟相称，关系十分和谐。

双喜与阿发也是农家少年，他们对于来自书香门弟的“我”亦复如此，亲若一家人，一起去掘蚯蚓、钓虾，又热心地帮助我实现了去看社戏的愿望，归航中还煮了罗汉豆来请“我”的客。

鲁迅还特意写了一笔：

“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同性，是本家。

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

未蒙封建思想污染的那个天地，是多么值得留恋、值得追念!

二．运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主题　

《社戏》以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童年生活与污浊的、充满市侩气息的都市风情相比照；《《故乡》让我们看到了未受封建传统思想侵蚀的少年闰土和身受其害的中年闰土的反差何其强烈。

在“我”和闰土是在二十年后才重逢的。

再度相见时，闰土已判若两人了：

外貌的巨大变化，突出地显示了他人生磨难的深重和生活的艰辛、困苦。

这自然令人同情。

但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他精神状态的今非昔比：

童年的闰土乐观、活泼、机敏，此时的他却已变得麻木而颓唐了；以前同我哥弟相称，现在却强命儿子水生向“我”打拱，自己则称呼“我”为“老爷”，并说儿童时代的平等相待是“不懂事”。

“懂”的是什么“事”呢?

是封建传统伦理罢了，“不懂事”时的关系其实是纯净无邪的；而此时的所谓“懂事”，则是他懂得遵循封建等级观念的约束、心灵已被传统惯例所扭曲和锈损了!

小说还写到了闰土从“我”家拣去的东西中有香炉和烛台，看来他已失望于现实人生，在无奈中只得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神灵了。

从《故乡》里这个活跃在瓜田海滩上，健壮、活泼，见多识广，口齿伶俐的闰土，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社戏》中摇着航船生气勃勃，敢于闯荡的双喜、阿发、桂生……，这群农民的孩子和闰土一样，虽然小小的年纪，却都有适应农村生活的本领，他们除了放牛、撑船、钓虾外，“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两三个还是弄潮好手”。

劳动生活锻炼了他们的胆量，大自然广阔的天地丰富了他们的智慧，而且他们都有着劳动人民传统的淳朴、厚道和热情。

长年生活在这偏僻的海边小村上的农民，十之有九都不识字，不懂得那么多的圣贤经传。

小朋友们在一起玩乐，虽然年纪相仿，“但论起行辈至少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一村老老小小，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俩个词来”。

村里的农民们，都是慷慨好客，友爱热情，一家有客人，都是大家的小朋友们在田野里放牛、钓虾，钓的虾都是小客人。

这些农民的孩子，千方百计地劝说大人，让他们摇着船带小客人去看戏，并尽心地照料途中的安全。

看戏回来的航程中，偷罗汉豆吃是《社戏》最引人兴趣的场面。

因为煮豆是要请客吃的，所以阿发兴奋地说：

“偷我们的吧，我们的大得多呢”。

这样淳朴、厚道的思想，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地旧社会里，象一粒光明的火种，使人心明眼亮，看到生活地未来和希望。

这种高尚的品质，并不是阿发、双喜们独有的，在闰土身上也看到它的闪光。

闰土邀请迅哥夏天到他海边的乡下管西瓜时，在士大夫家庭生长的迅哥，冲口而出地问道：

“管贼么？

”

“不是。

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

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

这虽然是两句漫不经心的平常对话，却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不同阶级的年龄相仿的两个不经事的孩子，思想有多么大的差异。

我们把迅哥、闰土的谈话和阿发让“偷”自己的罗汉豆联系起来，就清楚地看到，劳动人民艰苦的生活，培养了友爱无私的品德，在他们中间一直保持着淳厚的风习，几千年来和有产者的自私庸俗相对抗并且战胜了它。

作家满怀热情地称赞了农民的孩子闰土，而那个书香门第出身的小少爷迅哥，在娇生惯养的环境中长大，象温室晨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

他虽是死背了些经传，地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无知无识，胆小怕事；怕牛，不会钓虾，更不要说撑船了。

可是，迅哥还能和那些农民的孩子们合得来，哥弟相称地玩在一起。

在阶级森严的社会里，他们为什么能哥弟相称并如此亲昵呢？

二十年后的闰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

“晕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们的身心，还没有受到那些陈旧“规矩”的严重残害。

鲁迅描写了这些农村孩子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心灵，也写了他们安宁的牧歌般的生活环境。

他反复咏叹闰土活动的海边沙地上，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社戏》的夜航中，江南的夜色描绘得同样迷人。

虽然作家为他故乡自然景色的美陶醉了。

他怀着浓厚的眷恋情绪说：

“我疑心这是画上见过的仙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描写故乡“仙境”般美妙的时候，是和童年时代对农村孩子的友谊联系在一起，是在对遥远的往事回忆中，而且无论看瓜、刺猹、看社戏，又都是夜晚的活动。

在迷茫的夜色中，就更使人们感到那金黄的圆月下，海滨沙地上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景色的清新辽阔，田野河边演出社戏时仙境般的情况引人遐想。

三、汉语言丰富无穷的表达魅力。

（一）、利用“副词”表达自豪的情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单是周围短短的泥墙根一带……”这两句连用两个“不必”,再紧承一个“单”字,使语言表达形式上紧凑流畅,内容上欲擒故纵,充分展示了百草园里的无穷乐趣,揭示了“我”眼中的百草园——一个无与伦比的童年生活乐土,并把“我”由此产生的自豪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利用“副词”表达欢悦的情感。

“忽然”“忽而”本只是一般性的情态副词,但在鲁迅先生笔下往往被赋予某种极富感染力的欢悦情感。

《故乡》一文中,当母亲第一次提及“闰土”时,“我”立刻有一种异样感觉：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而在回忆完儿时和“闰土”的交往后,又写道：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部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两例中的“忽然”“忽而”所携带的情感,都是“我”渴望见到“闰土”时,无法控制的欢悦心情的自然流露。

　（三）、利用“副词”表达失望的情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写“我”将被迫离开“百草园”这片乐土,而不得不去“三味书屋”读书时,情不自禁地想：

“……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此段话,连用三个“也许”来推测“去读书”的原因,字里行间一种儿童无邪的失望情绪自然流淌于其中,读来平添一种伤感,更增添了一份对封建教育制度严重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认识。

作为一位杰出的汉语言大师,鲁迅先生的笔下,总是能经常让人感受到利用“副词”来表达某种情感,这只是鲁迅先生善于驾驭语言的一个极其微小的侧面体现。

它启示我们,丰富多彩的汉语言中,词无论“性别”,是没有明显的轻重关系的,只要善于结合情境,根据需要来灵活使用,那么任何词语的表达潜力都将是没有穷尽的,这就是伟大的汉语言的魅力。

我们知道因作者在写作时注入了情感，在教学中就要饱含深情，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与课文中的情感交流。

学生要积极，主动投入学习中，做到有所思、有所悟、真正能投其所好进行学习。

教师领起学生共同评价课文，引导学生在感知，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审美判断，识别真善美和假丑恶，提高审美鉴赏的能力，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论认识。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主要是针对教师怎样分析鲁迅作品，怎样在中学语文教科书解读鲁迅作品，语文教师怎样教学鲁迅作品。

只是对中学语文教育中有关鲁迅教学的看法。

在许多方法上的一些探讨有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鲁迅的生平及杂文》——李何林197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许寿裳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彷徨》《彷徨》鲁迅197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呐喊》——鲁迅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