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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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一我所以会写下这个显得荒唐的题目，是因为对下面这首诗产生了怀疑：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张旭的这首《桃花溪》，自从被清人孙洙选入《唐诗三百首》以来，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了。

关于它的鉴赏、评论层出不穷，而且众口一词地赞美不已。

孙洙其人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唐诗三百首》则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然而对张旭此诗的赞赏早在此前一百五十年时就已开始了。

在初刻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唐诗归》卷一三中，钟惺便称誉此诗：

“境深，语不须深。

”钟氏还因此称誉张旭其人说：

“张颠诗不多见，皆细润有致。

乃知颠者不是粗人，粗人颠不得。

”明末清初的黄生也将此诗选入其《唐诗摘抄》，并评曰：

“长史不以诗名，三绝恬雅秀洁，盛唐高手无以过也。

”（注：

黄生此语乃指张旭的《桃花溪》、《山中留客》和《春草》三诗而言。

）稍后，手眼甚高的王士禛在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唐贤三昧集》中选了此诗，然后又在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唐人万首绝句选》中选入此诗。

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词臣从成书不久的《全唐诗》中精选而成的《御选唐诗》也选了此诗。

可见孙洙选中此诗并不一定是独具巨眼，而是因为此诗早已多次引起选家的青睐了。

然而，这首诗果真是唐人张旭的作品吗？

二张旭其人，在当时以书法家之名震爆一世，而他的诗并不十分有名。

与他同时的著名诗人多有诗作写到他，例如高适的《醉后赠张九旭》、李白的《猛虎行》、杜甫的《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饮中八仙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李颀的《赠张旭》等诗中都对其书艺赞叹不已，但是都没有提到他的诗歌。

当然这并不是说张旭就不能诗，《新唐书·刘晏传》中说：

“（包佶）父融，集贤院学士，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

”这四人中的其他三人都诗名颇著，张旭与他们齐名，当亦能诗。

然而他在生前和身后最为人称道的，无疑是其书法造诣而不是诗歌，所以《新唐书·李白传》中记载：

“文宗时，诏以白歌诗，斐旻舞剑，张旭草书为三绝。

”在整个唐代和五代以及北宋时期的文献中，没有留下什么关于张旭诗歌的评说之语。

同时，在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以及北宋人所编的《文苑英华》等总集中，也找不到张旭的诗作。

当然最合理的解释是张旭本有诗作，但是早已湮灭无闻了。

首先选录张旭诗的是南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

洪迈平生著述甚富，其《万首唐人绝句》的自序中称：

“淳熙庚子秋，迈解建安郡印归，时年五十八矣。

身入老境，眼意倦罢。

不复观书，唯以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

则取诸家遗集、一切整汇，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书为六秩。

……逾年再还朝，侍寿皇帝清燕（注：

“寿皇帝”指宋孝宗，当时尚未退位，但洪迈此序作于绍熙元年（1190），故追称如此。

），偶及宫中书扇事。

圣语云：

‘比使人集录唐诗，得数百首。

’迈因以昔所编具奏。

天旨惊其多，且令以原本进入，蒙置诸复古殿书院。

又四年，来守会稽间，公事余分，又讨理向所未尽者。

”可见此书原来只是一本私塾课本，所录唐诗只有五千四百首。

后来偶然为宋孝宗所知，洪氏才着意搜集，内容遂增扩为万首之多。

正是由于洪氏编集此书时一意求多，以凑足万首，所以颇为伪作混入。

稍后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中已指出：

“多有本朝人诗在其中，如李九龄、郭震、滕白、王岩、王初之属。

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

”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二中也说：

“洪容斋所选唐人绝句，不择美恶，但备数耳。

”当然，洪氏所编虽多谬误，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即否定集中的张旭诗的真实性，而是仍需对之进行认真的考索。

在今本《万首唐人绝句》中，张旭诗共有四首，它们是：

七言绝句卷七二中的三首，即《桃花矶》、《山行留客》、《春游值雨》，以及五言绝句卷二五中的一首，即《清溪泛舟》。

其中的《桃花矶》一诗，即《唐诗三百首》所选的《桃花溪》，题目仅异一字，正文则全同。

《山行留客》和《春游值雨》二首正文如下：

山光物态弄春辉，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欲寻轩槛列清尊，江上烟云向晚昏。

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

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归结为，洪氏编入《万首唐人绝句》的上述三诗，尤其是其中的《桃花矶》一诗，果真是张旭的诗吗？

《万首唐人绝句》编定于绍熙元年（1190），在此前二十一年，即乾道五年（1169），王十朋编定北宋蔡襄的文集《蔡端明文集》，在此集卷七中，上述张旭的三首七言绝句俱赫然在目，所异之处在于它们的标题分别为《度南涧》、《入天竺山留客》和《十二日晚》，正文的相异则只有第二首的第三句，在蔡襄诗中作“纵使晴明无雨过”。

还有第三首的末句，在蔡襄诗中作“明朝却侍入花园”。

“华”与“花”相通，故此首其实无异。

那么，这三首诗究竟是唐人张旭所作，还是宋人蔡襄所作呢？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十朋编定蔡襄文集，是相当认真严肃的，故此集的可信度较高。

他在《蔡端明文集序》中自称：

“乾道四年冬，得郡温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顾叹而不忍去。

入境访公遗迹，则首见所谓万安桥者，与大书深刻之记争雄，且深惜其有济川之才而不至于大用。

登爱松堂九日山，则又见公之诗与其真迹犹在，凛然有生意，如见其正颜色坐黄堂时也。

……求其遗文，则郡与学皆无之，可谓缺典矣。

于是移书兴化守钟离君松、傅君自得，访于故家，而得其善本。

教授蒋君雍，与公同邑，而深慕其为人，手校正之，锓板于郡庠。

”可见王十朋等人编纂蔡襄文集时是据善本精校而成，与洪氏编《万首唐人绝句》的草率态度大不相同。

王十朋所编蔡集今存宋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题作《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其中卷一至卷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原缺，补以清抄本，但是上述三首绝句恰好存于卷七，仍为宋刻原帙，弥足珍贵。

对于上述三诗重出于《万首唐人绝句》和蔡襄文集的情况，后人已有所注意。

在明天启二年龙溪颜继祖刻本《蔡忠惠诗集》和清雍正十年蔡仕舢逊敏斋刻本《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中，在《入天竺山留客》诗后均有校记曰：

“此诗误入《万首唐诗》。

”在《十二日晚》诗后有校记曰：

“此首洪氏误收入唐诗。

”（注：

参见吴以宁点校《蔡襄集》，第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今人吴以宁先生点校的《蔡襄集》中保留了这两条校记，而今人陈庆元先生等校注的《蔡襄全集》在前一诗下不但保留了逊敏斋本的校记，还加按语云：

“此诗与唐代诗人张旭《山中留客》基本相同，疑此本有误，待考。

”（注：

陈庆元等校注《蔡襄全集》，第22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但是他们都未指出《度南涧》一诗与《万首唐人绝句》重出的情况。

如上所述，洪迈所编的《万首唐人绝句》远不及王十朋所编蔡襄文集可靠，如果没有其它文献根据的话，把这三首诗归属于张旭名下是根据不足的。

换句话说，《唐诗三百首》中所录的张旭《桃花溪》一诗的著作权是相当可疑的。

三在一方有比较充足的证据以证明对某物的所有权，而另外一方却证据明显不足时，该物的所有权就应归于前者，这个民法的通则也可用来判断文学作品的归属。

我认为在上文所及三诗的归属问题上面，肯定张旭的著作权几乎没有什么证据（仅有一条，详见下文），而肯定蔡襄的著作权却存在着相当有力的证据，现论证如下：

宋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的卷一至卷八为诗集，所收诗作虽然没有全部严格地按编年为序，但卷七中与上述三诗相邻的二十多首诗却完全是按写作时间为序的。

为了醒目，现将这些诗的诗题及序按原来的次序排列如下：

1.《答葛公绰》（序：

丙午年正月，邀葛公绰宿杭州山堂，公绰遗诗有“为是山堂仅草堂”之句，因以答之），2.《公绰示及生日以九龙泉为寿依韵奉答》，3.《和答孙推官久病新起见过钱塘之什二首》，4.《和夜登有美堂》，5.《和偶登安济亭》，6.《和江上观潮》，7.《和答孙推官》，8.《和古寺偃松》，9.《和新燕》，10.《开州园纵民游乐二首》，11.《遣兴》，12.《夜雨病中》，13.《寒食西湖》，14.《上巳日州园东楼》，15.《四日清明西湖》，16.《度南涧》，17.《入天竺山留客》，18.《十日西湖晚归》，19.《十二日晚》，20.《十三日吉祥探花》，21.《十三日出赵园看花》，22.《十五日游龙华净明两院值雨》，23.《十六日会饮骆园》，24.《十八日陪提刑郎中吉祥院看牡丹》，25.《又往郑园》，26.《十九日奉慈亲再往吉祥院看花》，27.《二十二日山堂小饮和元郎中牡丹向谢之什》，28.《寄钱塘春游诗呈南阳郭待制》。

从第一首的序中可知，此组诗作于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1066）之春，时蔡襄任杭州知州，当时蔡襄虽已五十三岁，但其老母尚健在，身为孝子的蔡襄心情舒畅，常常出游，作诗亦多。

正如第二十八首中所云：

“一春游揽足诗歌，寄与南阳语思多。

”在蔡襄的书札中也有材料可以作为旁证：

治平三年四月，蔡襄作书与程师孟说：

“西湖寒食清明，州人游从，众为盛集数日，为之达暮。

……衰年强作少年事，亦难胜矣。

”（注：

《四致程修撰帖》，《蔡忠惠集外集》卷二。

）是年五月，蔡襄又作书与章岷（字伯镇）说：

“端午气候微热，想君执事佳安。

……春三月，湖上闲游，时有篇什，今录数首。

要之，虽老尚管风物耳。

”（注：

《二致伯镇书》，《蔡忠惠集外集》卷二。

）可见蔡襄在治平三年春不但作西湖游览诗多首，而且还曾自书其诗寄与友人。

上述三诗都在这一组诗中，据其时序，可知三诗皆作于是年三月四日清明至三月十二日之间，诗中所写景物与时令相合。

而且“南涧”、吉祥院皆为西湖的著名景点，南涧上有桥八座，吉祥院则是当时的赏花胜地（注：

参看陈庆元等的注，见《蔡襄全集》第208、209页。

），题旨与正文亦相合。

这显然有助于我们承认蔡襄对这三首诗的著作权，因为如果这些诗是唐人张旭之作，那么王十朋等人如何能把它们改换题目、插入蔡集，而又做得如此天衣无缝呢？

而且他们又有什么必要那样做呢？

这三首诗在张、蔡集中的不同诗题也有助于我们判定其归属：

第三首在张旭名下题作《春游值雨》，而在蔡襄名下则题作《十二日晚》，蔡集中紧接其后的一首是《十三日吉祥寺探花》。

此诗的大意颇明确：

诗人想要寻找一个地方去饮酒赏春，可惜为雨所阻。

于是希望明日天气转晴，再到花园去赏花。

所谓的春游之事根本尚未发生，安得题作“春游值雨”？

而题作“十二日晚”，则与下一首的“十三日吉祥寺探花”一事如合符契。

由此可见“春游值雨”这个标题颇有作伪的蛛丝马迹，它多半是洪迈在把此诗编入《万首唐人绝句》时所杜撰的。

还有两点情况也可帮助我们作出判断。

一是在蔡襄诗中，颇有与《度南涧》一诗立意、字句相近之作，例如卷四的《闻福昌院春日一川花卉最盛》之二：

“山前溪上最宜春，千树夭桃一雨新。

争得扁舟随水去，乱花深处问秦人。

”又如卷五的《建溪桃花》：

“何物山桃不自羞，欲乘风力占溪流。

仙源明有重来路，莫下横枝碍客舟。

”都是用桃花源的传说来描写春景，《度南涧》一诗与其诗风颇为接近。

二是在宋本蔡襄文集中，按写作时间为序的诗还有几组，例如卷三中的《至和杂书五首》，其副标题即为“八月一日”、“八月二日”、“八月九日”、“八月十二日”、“八月十九日”。

又如卷八中的《七月二十四日射弓》、《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中秋夕独坐望月》、《九日许当世以诗见率登高》，也是以时为序的。

可见以日月为诗题，且连作一组诗是蔡襄的写作习惯，所以上述三首诗出现在宋本蔡集中，比较符合事实。

四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张旭、蔡襄都是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张之书名上文已有所涉及，蔡襄则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合称北宋四大书家。

虽说两人的书法作品传世无多，但是在其吉光片羽流传的过程中，历代书法理论家对它们多有记录，所以仍有蛛丝马迹可以查考。

于是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张、蔡两人的书法作品中有没有证据说明上述三首诗的归属呢？

张旭书法传世很少，北宋米芾一生竭力搜集历代墨宝，所撰《宝章待访录》中也仅称见过张旭六贴，即《前发帖》、《汝官帖》、《昨日帖》、《承须帖》、《清鉴等帖》和《千文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