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与旅游的文化人类学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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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与旅游的文化人类学探析

朝圣与旅游的文化人类学探析

　　摘要：

朝圣和旅游都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有异于人类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透析朝圣和旅游的关系：

“朝圣”是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文化之旅，而旅游则是一种现代精神文化的“朝圣”。

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必须高度关注人类的精神需求与文化体验。

　　关键词：

朝圣；旅游；精神文化；生活方式

　　在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旅游起源于宗教朝圣；有的学者认为旅游是一种“人生仪式”；还有的学者认为旅游是一种“神圣旅程”；有的学者则提出了“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的观点等。

这些关于旅游与朝圣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初步创立了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旅游研究的思路与模式，也提供了人类学基于游客体验去审视与探讨旅游的新视角。

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就朝圣与旅游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找到它们之间一些共通的内在意涵。

　　一、朝圣与旅游：

人类生活的“另种方式”

　　朝圣，顾名思义，就是指宗教信徒去圣地朝拜，是一种为了崇敬的目的，或者为了在某地求得某种神的或者超自然的佑助，或者为了例行或免除某些宗教义务，而走向某地的一次旅程。

旅游，顾名思义即“旅行”和“游览”，是一种为了休闲的目的，或者为了在某地求得某种精神的愉悦与升华，或者为了调节或免除某些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枯乏，而走向某地的一次旅程。

（一）朝圣：

人类自古的一种生活方式

　　几乎自人类诞生之日开始，宗教便成为了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宗教的本质有如下的表述：

“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

　　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兴起了宗教朝圣旅行，古埃及规模隆重的“布巴提斯阿尔铁米司祭”庆典，吸引了尼罗河沿岸各国的朝圣者顺江而至；希腊的奥林皮亚节盛典，更是让宗教朝觐逐渐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活动；还有盛行于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教徒去麦加、麦地那朝圣，基督教徒去耶路撒冷、罗马和圣地亚哥朝圣；传统印度教中的“林栖者”，他们辞别家室的温暖与束缚，云游四海成为一个个有家不归的托钵僧；再有，公元8世纪的阿拉伯帝国朝觐制度还明文规定，每一个有能力的穆斯林者平生都要完成至少一次的长途旅行：

11到14世纪，朝圣就成为了一种广为流行和传播的旅行活动和宗教现象，它经常交织着宗教、文化以及人们的情绪等多种因素，14世纪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笔下的《坎特伯雷故事》，就是以这一时期29位香客从伦敦去坎特伯雷朝圣的旅途为背景的，众香客的朝圣历程也象征着当时人们寻找失去心灵家园的精神之旅。

此外在中国，古代着名的佛僧法显历游天竺，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以及迄今依然流行的清明扫墓，民间“香社”去泰山、普陀山、武当山进香还愿，还有人们为敬神、事鬼、拜祖先而四处奔走等等。

（二）旅游：

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

　　以色列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曾说过：

“宗教朝圣是祖先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当代旅游的起源……。

”关于旅游的起源，目前国内外旅游学界尚存异议，但有一点已成共识，那就是，旅游行为的产生是人们拥有足够闲暇时间、可自由支配收入以及旅游动机的结果。

世界旅游组织在1980年《马尼拉宣言》中指出，旅游是“对人类休息和娱乐基本权利的承认”，旅游活动的宗旨之一“是彻底实现人的价值”。

　　旅游对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已习以为常，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家庭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阔步迈向小康，旅游也日渐成为现代中国人一种普遍的消费形式，人们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见面语都在由“你吃了吗?

”逐渐转变为“你去哪儿旅游啦?

”等等。

　　（三）朝圣与旅游：

一种另类的行为生活方式

　　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相比，朝圣与旅游有着某些共通的特征。

朝圣缘于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尚未得到满足的欲望的一种精神弥补，因而，出于对神灵的虔诚与敬畏，朝圣者往往都忌讳自己平日随意的言行会冒犯神灵的神圣与尊严，从而招致来世的因缘果报，由此，受“清规戒律”引控的朝圣行为，总是表现出许多众所周知的与日常生活相异的神秘特征。

无独有偶，细审一下现代游客的旅游行为，其行为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种有趣的逆转现象，纳尔逊·格雷本（NelsonGraburn）在《旅游人类学》一文中指出“倒换生活体验的需要”是一种“全人类普遍存在的需要”，而旅游便正是一种离开其日常工作和生活、外出体验变化的一种“非同一般”的人类行为，因而“人在旅途”时的思想和行为也与平时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相对性，由此，一贯省吃俭用的游客往往也大吃阔用，平时严谨勤勉的旅游者也难免懒散放纵等等。

　　二、朝圣与旅游：

人生历程的“通过仪式”

　　朝圣与旅游可被视为人生中短暂而又特殊的生命历程，在有关朝圣与旅游过程的研究中，旅游人类学家使用了人类学中关于“仪式”（ritual）的理论。

在人类学家看来，朝圣和旅游与人的出生、成年、成婚、晋升、死亡等事件一样，都可以看作是生命历程中的“通过仪式”（theritesofpassage），是人从一科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仪式性事件，都有着一个三段式的仪式程序结构：

1、阈限前阶段（分离：

离家出行）；2、阈限期阶段（过渡：

朝圣与旅游过程）；3、阈限后阶段（交融：

回归生活）。

（一）“世俗”与“神圣”

　　朝圣与旅游作为人生历程中的“通过仪式”，是主体从“世俗”步入“神圣”的里程碑。

　　宗教仪式将世界一分为二：

“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

对朝圣者而言，朝圣者经过精心准备，一旦离开故地，也就摆脱了以往“世俗”世界里的身份与牵挂，进入一种非此即彼、模棱两可的神圣“阈限”（limineality）状态，他们通过这个仪式，与熟悉的日常生活分离，离家到远方寻找圣迹，在此期间经历考验，然后以新的面貌返回故乡。

相对于阈限前后的日常“世俗空间”，朝圣者在阈限期进入的是一个充满幻想、磨难和奇遇的“神圣空间”。

在朝圣的过程中，在神圣力量的驱使下，所有朝圣者超越民族、政治等界限，拥有广泛的共同价值，原先在世俗社会里的社会关系和伦理价值，如身份、地位、财富、等级、权威等，都因此消失殆尽，无所谓上下、高低、贵贱之分，人人平等，真诚相待，不再受社会结构的约束，甚至连性别、年龄等都可以被象征性地分解为无区别特征的模棱两可和悬而未决，所有人同吃、同住，经历着共通的快乐与考验，体验着共通的情感与价值。

朝圣可被看作是一种与常规的、日常的生活不一致的“离开世俗世界的休憩”。

　　旅游与朝圣相似，虽然旅游过程往往不如朝圣过程严肃庄重，够不上“世俗”与“神圣”之间的截然对立，但也足见“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其间的差逆，旅游生活具有与日常生活显然不同的非凡“神圣”性。

在旅游的过程中，旅游者离开自己惯常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也就相应地脱离了其在世俗社会里原有的社会关系以及行为规范，进入一个全新的、与朝圣者类似的“阈限”至少是“类阈限”的“神圣”时空。

此时，旅游者之间无所谓高低、贵贱、贫富，平等单纯地交往，共同感受朝圣者般“神圣”的旅游情感体验。

旅游是在“世俗”和“神圣”之间的一种等同于休息的变化。

　　事实上，无论是朝圣者或旅游者，无论是群体或个体，往往都不能只生活在一个空间里，人们需要在物质和精神、现实与理想、世俗与神圣的两个天地间往返巡游。

朝圣和旅游这种仪式般的“阈限”状态，正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现实与理想、世俗与神圣的模样，同时也将两者合二为一。

（二）“我者”与“他者”

　　朝圣与旅游作为人生历程中的“通过仪式”，是主体从“我者”走向“他者”的天国阶梯。

　　在朝圣的仪式性过程中，“我者”即朝圣者，“他者”即神灵。

对于朝圣者而言，神灵是信徒们的终极目标，是决定自己今生和来世的一切命运的最高力量。

信徒之所以朝圣，就是试图努力在身体和心理上接近自己的终极目标，以完成自己的终极心愿，即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虔诚与艰辛，得到神灵的宽恕与庇佑，完成自我升华，这是圣徒们永生不变的宗教情怀。

信徒朝圣意在追求“我者”与“他者”之间的一种“象征性真实”。

　　对于旅游而言，“我者”即旅游者，“他者”即东道主。

旅游者向往遥远的他乡，渴望了解与“我者”生活状态不同的“他者”世界，热衷即将消逝或已不复存在的种种真实痕迹。

可以说，旅游者是为了追求真实而出发的，在旅游的过程中，人们沉浸在东道主的“异文化”中，品当地美食、住当地民居、着当地服装、说当地方言、唱当地民歌、与当地人交流，忘掉自我生活中的诸多忧虑与烦恼，在东道主的“他者”世界中，尽情享受异地风光与异域风情，与此同时，也感受真实的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也许正是旅游的“神圣”魅力。

旅游者与朝圣者一样，他们经历辛苦漫长的旅途，追求“他者”真实、“我者”真实以及“他者”与“我者”之间的人际真实，他们拥有同样类似的神圣情感体验。

　　（三）“原我”与“新我”

　　朝圣与旅游作为人生历程中的“通过仪式”，是主体从“原我”迈向“新我”的加油驿站。

　　通过朝圣的仪式性过程，朝圣者从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原我”依次过渡到朝圣过程中的非凡“圣我”以及朝圣回归之后的再造“新我”。

在阈限前阶段，朝圣者要尽力理清以往世俗生活中“原我”的一切平凡、琐碎事务，心志开始变得纯洁清净，内心怀揣对神灵的敬畏与忏悔意识，并力求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灵的旨意，开始从日常“原我”到非凡“圣我”的过渡。

在阈限期阶段，朝圣者完全进入一个与神灵沟通与交融的神圣时空，整个过程充满了神圣庄严的氛围，此时，朝圣者与以前判若二人，正常的行为规则被暂停使用或夸大，朝圣者正式从“原我”迈向“圣我”。

在阈限后阶段，朝圣者圆满归来，洗尽人间铅华，以焕然一新的“新我”面貌被重新整合到世俗社会之中。

　　相对于朝圣而言，旅游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大众化、世俗化的仪式。

通过旅游，旅游者从日常生活中的“原我”依次过渡到旅游过程中的“真我”以及旅游回归之后的“新我”。

在阈限前阶段，旅游者要交接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事务，卸下往日的身份与角色，收拾自己的心情与行装，内心怀揣对理想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开始从日常“原我”到非凡“真我”的过渡。

在阈限期阶段，旅游者完全进入一个与理想沟通与交融的神圣时空，整个过程充满了真实神圣的氛围，此时的旅游者追求心灵愉悦与精神自由，其行为与以前呈现出明显的反差，表现为一个自由、本真、纯粹的“真我”。

在阈限后阶段，旅游者结束旅游，“充电、再造”归来，为往日“原我”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新我”的面目与原来的生活社会重新整合。

　　三、朝圣与旅游：

人类的精神文化“家园”

　　宗教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亦是如此。

从外部意象看，朝圣与旅游征途上的一切物化载体都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显呈，从内部结构看，朝圣与旅游作为一种人生的“通过仪式”，象征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寻根。

（一）朝圣：

一种精神文化之旅

　　宗教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象征体系，囊括了众多诸如宗教物器、宗教制度、宗教行为等显形的与诸如宗教信仰、宗教教义等隐形的表现形态。

朝圣作为一种典型的宗教行为，集中展现了朝圣者内心的精神文化追求。

　　特纳在《基督教文化中的想象与朝圣：

人类学透视》一书中，深入分析了早期欧洲宗教信徒们的朝圣缘由：

“对于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和农奴而言，法律本身就已规定它必须附属于特定的庄园或领地。

他们的宗教生活也是受到地域限制的·行政的敦区也可以说是他们精神上的领地……于是，朝圣者远离了每日居住和工作的地点，前往一个神圣的遗址或是庄严的神坛去旅行、参拜……”。

我国学者陈国典关于藏传佛教朝圣者个案研究的田野记录中，关于“藏族人为什么要朝圣?

”问题的调研，有的回答说：

“朝圣是为了洗清自己的罪恶，还能得到美好的来生，特别是磕长头朝圣不仅能强身还能排解心中罪恶感对心身的压力。

”有的回答说：

“转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想转就转，或他人请我来代替他转。

转经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消除病灾、求得佛的保佑。

”中国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