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石述思说中国各阶层的矛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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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石述思说中国各阶层的矛盾
跪的是公仆，还是权势
我天朝大国曾经牛过，假如时光倒流，拿出封建社会那段--好几千年呢，与西方蛮夷之帮PK，估计他们会无地自容，想那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比我们北京王致和臭豆腐历史长不了几天，在今天世界作威作福的，不觉得自己没历史、没文化啊。
麻烦在于，一种社会文化状态超稳定地持续时间过久，就会停滞不前，还易产生副作用，俗称酱缸，成为现代文明的敌人。
比如我们堪比日月同辉且恒久的封建文化就留下一副产品——下跪。
按照祖制，一般是臣跪君、民跪官、子跪父、卑跪尊，激动时还磕头，砰砰作响，把握不好分寸还出血，黄土地便有了血染的风采。
在我们忙着演练下跪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现代文明随着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垂临，人类突然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大家沐浴着民主之风，开始握手了，最多鞠躬，让我天朝大国好不懊丧。
据说我乾隆帝由于英国特使马噶尔尼拒不下跪居然气得晾了他半年没见，最后老马同意单膝下跪才有幸一睹天颜，至于通商之念则是扯淡--我天朝啥都有，不需要西方的奇技淫巧--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整整40年。
被西方船坚炮利轰开国门后是漫长的屈辱史，不提了，怪伤心的。
现在托改革开放的福，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总量赶日超美，奥运世博纷纷落户，一派大国崛起的盛世景象。
不过由于咱们封建时间过长，下跪传统过于根深蒂固，还是经常上演。
过去，官员都叫父母官，跪准爹妈很符合伦理纲常。
问题是现在有权的人都号称人民公仆，实在要行此大礼也得向人民下跪，但人民都很自觉，不敢对此太较真，能谁也别跪就千恩万谢了。
“杯具”是，人民有时觉得面对自己的部分仆人，不下跪就会被习惯性忽视，结果一跪还搞得舆论界沸沸扬扬，莫名惊诧。
2010年4月13日，大批群众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拒，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
后庄河市政府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市政府正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但拒绝透露详情。
其实此前还有很多类似新闻。
比如北京下岗群众苦盼多年终于从领导手里拿到传说中的廉租房钥匙后，当时跪倒，感动得涕泪交流，直向父母官称赞社会主义好。
再比如还有一些著名的人民艺术家招收徒弟，也笑纳了一帮徒子徒孙的顶礼膜拜。
难道中国人就是膝盖软，在现代文明面前就永远难以挺直腰杆站立？
这么说便有些误会公众--谁不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呀？
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这么糟改自己的尊严呢--尊严哦，很关键的词哦。
其实，哥跪的不是公仆，跪的是权势。
尽管我们一直在推动依法治国，但由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始终未获根本确立，而与经济发展配套的社会制度建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公权力始终未形成公开有效的约束机制，社会监督的渠道狭窄而不畅，导致公民正当权益诉求始终难以按照正常的法治渠道进行，有时还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维稳的重点防范打击对象。
在此背景下，公众只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权力身上--宛如我们祖先几千年的苦苦期盼那样，希望对方是青天大老爷，比如海瑞。
记得改革开放初，已故的叶剑英元帅谈到这场变革的主要任务时，曾说了三个字：
反封建。
今天，改革开放进入30多个年头，中国伟大经济进步背后依旧拖着诸多下跪百姓无奈而沉重的背影。
让人不得不扼腕三思。
按说，他们都有一个光荣的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都应该在法治的护佑下获得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
法治不立，臣民长跪。
我们为什么扶不起一个跌倒的老人
目前，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因。
遗憾的是，他们跌倒时往往无人敢扶。
偶有雷锋传人试图冒险施救，不是被讹诈就是被法官庄严地依据常识判处巨额赔款，以至于跌倒受伤老人延误治疗魂归九泉的人间惨剧时有发生。
有专家感慨：
13亿中国人扶不起一个跌倒老人。
这样的道德境界显然与大国公民的素质相去甚远，为了激励更多人战胜内心恐惧，去扶危济困，社会各方人士群策群力，积极寻求保护这些敢逆潮流而动的救人勇士之良策。
首先登场的力量是公权力机关。
卫生部2011年9月６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
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旋即引起各方热议。
这份技术指南很技术，考虑得相当周全，但对于非技术的普通公民要掌握，则有必要先去参加一个业务培训班，不然只能对跌倒老人退避三舍。
但一提部门办班，笔者就担心个别机关会大喜过望--趁机敛财披上了神圣的道德外衣。
还有一点，不少老人跌倒往往情况紧急，如此技术地救人势必延误施救，罪过仅次于见死不救，可见此指南有想当大的局限性。
多年来，笔者遍览诸多新闻，突生一感慨：
中国公务员运气就是好得惊人，竟然无人遇到跌倒老人--全是百姓面对救与不救陷入艰难抉择。
真心想说一句：
与其有关部门发布技术指南，不如有干部冒着巨大风险去街头扶次老人，不仅对群众激励效果显著，也能捎带脚普及些救人常识，岂不两全其美？
还有一个可以起到强力模范带头作用的是富豪，反正慈善行为越来越像牟利和作秀，倒不如去街头扶起个老人，既能改善自身形象还能先富带动后福--不是从物质层面而是从精神层面。
鉴于出现这样的楷模尚需时间，加上道德疑似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人搀扶跌倒老人的信心似乎要依赖法治。
2011年9月14日下午2点左右，一位八旬老人摔倒在昆明市麻园农贸市场门前路上，不少路人驻足围观却一直无人敢上前搀扶。
热心的许女士想上前搀扶，又担心“蒙冤”成为昆明版的“彭宇”，最终她找来了两人作证才扶起老人。
不少市民表示，如果再遇到老人摔倒的事情，他们也会像许女士那样，先寻找证人，再做好事。
但不是每次救人都能顺利找到证人，最好出门备好纸笔和摄影摄像装备，前者用于意识清醒的老人签字画押自证本人跌倒，后者用于证明自己没有加害意识不清醒老人。
这些所谓良策听着不仅操作困难，还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一个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何以如此人人自危？
最近传出这样一个故事，宛如灰色世界一抹动人的亮色。
刘士胜和李孝香都是（合肥）新站区磨店社区沿河村的村民，两家并不熟。
8月13日9点多，赶集回家的刘士胜遇见了李孝香的婆婆李家珍。
出于好心，刘士胜开着电动三轮车带了老人一程。
没想到，刚到村口车子翻了，76岁的李家珍一头栽到地上，过世了。
刘士胜好心办了坏事，为了表达心中的愧疚，先后四次要给钱，都被老人的家属婉拒了。
理由很简单：
“反正我们家是不能为了钱卖了良心的。
我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
我承认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很久，甚至因此产生了去搀扶跌倒老人的冲动。
李孝香家人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
搀扶老人最重要靠的不是技术、证据，而是善良和感恩。
拯救跌倒老人先要唤醒更多人的良知——因为做这件事本来就没道理，该属人性的原点——本能。
小悦悦事件警醒我们：
相信善良
小悦悦走了。
伴着亿万人的唏嘘。
2011年10月13日下午，佛山南海的一个五金城的一场车祸中，两岁的小女孩悦悦，几分钟内先后被两辆车碾轧，18个路人视而不见。
一场声讨的巨浪在持续发酵，令人愤怒又了无新意。
很多老话题被重新热议--诸如严惩肇事者甚至设立见死不救罪以避免再现18个冷血的看客。
其实很少有人经得起这样的拷问：
假如您是18个看客之一，能勇敢地扶起小悦悦吗？
很多口水横飞的精英们也许会习惯性辩解：
怕被小悦悦的家人讹上，事后无人肯作证，假如对簿公堂会遇到类似按常理惩罚彭宇那样的糊涂法官。
总之，不救人的理由还能列举很多。
甚至有地方党报忠告那些讹人的跌倒老人别为老不尊，充当道德灭绝的推手。
可惜，在挽救生命这个唯一理由面前，这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
平心而论，在这个道德滑坡的社会转型期，的确由于功利绑架、诚信缺失、执法误导，无疑加大了积德行善的成本，相应地，学雷锋的学费也越来越昂贵。
但在一个公民社会远未成熟的时代，将良知、善良、悲悯等道德缺失全部交付法律裁决，不仅社会管理极大提升，也难以取得预期理想效果--比如不学雷锋罚款1万、拘留5天合适吗？
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都是这个社会小概率事件。
多数人其实在扮演沉默的大多数--像佛山那18个人那样，面对别人的苦难，可以无比冷静地贴身走过。
唤醒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没有任何借口地告别这个阵营，用实际行动完成从正常到高贵的跨越。
一次这样的善举胜过千万声高亢的声讨乃至谩骂。
小悦悦惨剧发生6天后，在广东顺德容桂海尾新市场发生了类似“小悦悦”事件翻版的一幕：
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将一名1岁多男童小杰撞倒在车轮底下，车轮眼看着就要碾过他的身体，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习惯的沉默者不再沉默：
正当毫不知情的司机试图继续行驶时，被当地一名管理人员及时喝止。
事发后，周围10余名档主迅速为受伤小孩找到妈妈；肇事司机也马上下车抱起小孩施救；事后，该市场的档主代表还买来水果，前往顺德和平创伤外科医院，看望受伤的小杰。
经诊断，小杰已构成左大腿闭合性骨折，大约一个半月的治疗后便可恢复健康。
此前的18日晚8点多钟，江苏句容市崇明街道办环卫工田方凤在路上保洁，被一辆飞速而来的外地轿车撞飞9米，重重摔在马路中央，顿时变成了一个血人。
过路的一位女司机赶紧下车，让人帮忙将已经昏迷不醒的环卫工抬上了自己的车，然后驾车直奔句容市人民医院。
为了救人，女司机连闯3个红灯，用最短的时间将伤者送到了医院。
据悉，这位女司机就是卫岗奶业句容经销处的总经理江玉琴，之前，她已经在路上两次救过伤者。
在近日的媒体上这样的爱心故事还有很多。
这些人堪称逆势而动的勇士。
更大的奇迹是：
他们无一被讹诈，而迎来了公众和媒体的欢呼，以及被救家人的深深感恩。
甚至在骇人听闻的小悦悦事件中，有个叫陈贤妹的拾荒阿姨完成了对18重冷漠的颠覆，对孩子施以援手，也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双重褒奖，其父母更是双膝跪倒感激不尽--这对苦命的夫妇甚至表示，社会爱心人士共给自己的女儿捐了好几十万，他们愿意公示每一笔开支，花不完的钱将用于帮助其余遭遇困厄的人。
这些善意的接力显得如此生动、真实和宝贵。
也验证了如下真理：
如果你愿意相信善良，您就可能成为一个超越自私、乐于助人的好人。
这也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审判和法律制裁。
人性的重塑有赖于价值观的重塑。
相信善良、秉承良知是每个正常人都具备的能力，无论环境多么复杂甚至灰暗，都不能轻易放弃。
因此，比谴责谩骂更重要的是反躬自省，并向那些坚持善良和勇敢的人真诚致敬。
“老人与狗不得入内”是谁的悲哀
100多年前，位于上海英美租界的外滩公园，立着这样一个牌子：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那时祖国很孱弱，政府腐败无能，人民被蔑称为“东亚病夫”。
100多年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祖国日益强盛，再也没有老外胆敢跑到咱家门口撒野。
不幸的是，没有外侮，有些国人也没闲着，开始将歧视枪口对准自己同胞。
又是上海。
在一辆公交车上，上演了一出老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闹剧。
作为人类的朋友，狗常年被歧视，不准乘公交车已让人纠结，而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一个拾荒老人登车后被像狗一样驱赶，却堪称让人发指。
在网上一段用手机拍摄的长达4分22秒的视频中，一名身着蓝色长袖衬衫、深色长裤，头发花白、体形瘦弱的老人，他右肩背着三个大包，左手拎着几个袋子，登上很空的82路公交车后，大包小包还没来得及放下，就遭到一名白衣男乘客的训斥和驱赶，并获得当值女司机的热烈呼应，试图将拾荒老者的物品扔下车。
阻止未果后，女司机回到驾驶座，关上车门，启动了公交车。
汽车启动后，老人起身去车前刷卡，这时，白衣男再次拎起老人的物品。
“开门，开门，扔下去。
”男乘客说。
老人赶忙跑回来，夺下物品，再次保护起来。
但白衣男乘客仍不罢休，教育起老者并要求他赶紧下车。
这时，公交车进站停车，男乘客说要叫警察来处理，并准备下车。
下车时，他拉起老人一只塑料袋扔下去，但被老人护住，但由于拉扯，塑料袋被撕破，袋内的塑料瓶、纸品洒落车内、车外一地。
老人赶忙低身去捡，但没捡几样，公交车就关门启动了。
“还有东西呢，还有东西呢。
”老人冲司机喊着。
视频戛然而止。
事情发生在2011年8月6日一个烈日灼人的下午。
目前受到严厉谴责、已遭停职的女司机回忆说：
当男乘客反对拾荒老者乘车时，车上没有一位乘客站出来阻止。
站在驱逐者的角度，老人衣着不整，还拿着垃圾，不够体面，且身处弱势，无依无靠，驱逐似乎符合多数人利益，并维护整个车厢的文明。
巧合的是，西方殖民者当年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理由也是：
部分中国人衣着举止不够体面。
他们都忘了：
人之所以能超越猪狗，除了外形的差异，更主要是人可以超越金钱、地位、身份、性别、年龄的差异，去追求人格和灵魂的平等。
这是当代普世价值。
更何况面对的是一个拾荒的老人--但凡有别的出路，他能从事这么卑微的工作？
他家里有宝马，能来挤公交吗？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们至少会接纳他，甚至会让座，然后反思一个问题：
谁将该含饴弄孙、尽享天伦的老人逼成这样？
不幸的是，在这个剧烈转型年代，随着道德滑坡、诚信体系的崩塌，加上贫富阶层的分化，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丛林法则--成王败寇、物质至上，对贫弱群体不知悲悯，反而加以侮辱损害来当做自我满足的捷径。
在南京12路公交车上，最近甚至发生过一老大爷突发疾病，司机宁肯遵守所谓规定花30分钟等120，而不愿冒险花五分钟将老人直接送到医院，老人因此撒手人寰。
再次想起南京彭宇案。
当学雷锋做好事的成本高到扶起一个老人要被法官宣布罚款4万多的程度，谁敢轻易助人行善？
不要谴责任何人--包括驱赶老人的白领男人和儿子都已不屑于搭理的女司机。
因为他们是这个时代再正常不过的人，作出了再正常不过的选择。
换你我估计也这样。
我只想重温整个事件中这样一个场景：
当老人被指责驱逐时，82路公交车上有人站起，给这位衣着破旧、拎着肮脏垃圾塑料袋的老人默默让座。
建议对这个拒绝正常的人进行人肉搜索，给他荣誉，给他重奖。
这叫希望——这个缺乏体温、习惯冷漠的时代最需要的不是无聊的道德绑架，而是激励。
红绿灯之“危”
这个问题很傻。
但很现实。
如果你对自己的生命很在乎捎带着在乎别人生命的话，请认真思考。
我认为马路路口的红绿灯有一定参考价值，但要是完全信任，后果很严重，估计可能早就活在大家心里了。
我生活在北京，伟大首都的交通与时俱进地大发展，也日益拥堵，相对于很多城市，我承认其交通管理还是先进的。
但没有先进到让我完全相信红绿灯的程度。
比如我驾驶私家车时，如遇到上下班高峰期，哪怕前方绿灯亮起，我在一些人流如织的路口还是不敢迅速踩油门通过，必须随时睁大无比惊恐的眼睛，因为好多行人依旧直眉楞眼地不顾红灯往前冲，个别时间警察加协管一起拦都拦不住，面对这些以命相赌的人，我经常想起这样一句悲壮的古语：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由于北京推行了伟大的限号政策，没见交通有多大改善，倒在特定日子使我沦为行人，于是，另外一番感受就涌上心头。
绿灯亮起，我依然不敢勇敢地通过路口，因为面前经常有无比着急的各类汽车抢行，你挡道还会鸣响分贝惊人的喇叭刺激你的神经，这时我想起了国歌：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有一次，我在不能开车的日子，在上下班时间坐出租，终于不用经受路口惊魂了，倒在马路上看到惊魂一幕：
一金发碧眼的老外竟在车流如梭的机动车道翻隔离栏杆，身姿很是熟练矫健。
见我雷到，司机说：
这个老外至少在北京待半年以上了。
他提醒我注意道边乖乖地等绿灯的老外：
“那些是新来的。
”我曾多次出国，感到那里的人都普遍遵守交通规则，怎么来北京后连翻栏杆都学会了呢？
鉴于红绿灯的权威受到严重践踏，终于有人站出来捍卫这个交通安全的底线。
2009年7月9日晚，兰州七旬老人阎政平，在所住小区门前人行横道上，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连砸14辆闯红灯的违章车，引起社会关注和热议。
许多人认为他是英雄。
也有人认为他是胡闹。
这位老人接受媒体访问时称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但不后悔。
理由是自己“多次在斑马线上差点被撞死”，而好多人已经不幸地被撞死。
中国轿车今年销量超越美国位列全球首位，而之前10多年，我国的交通事故就是世界之最了。
好多人责怪交警，说他们执法不力。
其实，有红绿灯的路口是不需要交警的。
尽管我承认有警察要比有红绿灯管用。
肯定有城市交通事业大发展背后的交通设施不完善、设计不合理的因素，比如有些过街天桥行人得从路口步行好几里地，而有些红绿灯变换过于神速，一般青年人需要小跑才能通过路口，而老人走到半道往往就被双向行驶的车流包围，沦为汪洋中的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让人很担心其生命安全。
而这些问题已在改善过程中，且不足以成为闯红灯的理由。
也有人说处罚力度不够。
现在其实好多城市闯红灯的行人已经开罚200元了，机动车主还要扣分，甚至上交规学习班，结合中国人民目前的收入水平，这点银子不少了，连带处罚也不能算轻。
而且交警经常会遇到如下执法困局：
经常有人闯红灯被抓后摆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态度让处罚者一筹莫展，加上闯红灯往往具有群体作案的性质，处理起来往往执法成本过于高昂。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培养公众规则意识。
包括兰州砸车的老年马路大侠以及他背后热烈的掌声，都是这个时代一般的病态--疯子引着瞎子赶路。
而规则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石。
在今天，真正能替天行道的只有法治。
而蔑视红绿灯、敬畏警察如此普遍地存在在今天这个社会，说明人治的阴影依旧浓重，法治依旧在许多人心里昏睡。
无论作为行人还是机动车主，我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那就是走在路上，能充分信赖红绿灯--哪怕那里没站着警察。
官员高调退贿的背后
没人知道现在有多少官员受贿，肯定没有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的人多--按照一个潜规则，只要不往自己腰包里装，以集体的名义乱花点公款是可以理解的。
不受贿是一条为官的底线，不是道德问题，少收点属违纪，收多了要进班房的。
地球人都懂，官员自然更应明白。
因此，当盐城市经信委行业处副处长张翕飞在网上“高调退贿”时，我着实为他捏把汗。
在一份义正词严的《一个公务员的廉洁从政宣言》中，张翕飞宣布退回了6笔好处费，共计9000元。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公众对张副处长此举纷纷予以肯定，部分还有些“内牛满面”的意思--这充分说明中国百姓的善良厚道，以及对公仆要求之低。
更神奇的是，张的组织--盐城市经信委对张翕飞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称此举有利于强化机关公务员队伍建设，并希望各处室同志从中受到教育和鞭策。
这造成了一个幻觉：
在张副处长的道德感召下，受贿的官员们会纷纷幡然醒悟，将非法收受的贿赂系数上缴国库，进而腐败中止和官场清明。
纯属扯淡。
我的直觉是：
褒奖张副处长，是对法治的公开嘲讽。
因为该同志不是拒贿而是退贿，也就是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他已经违法乱纪。
《刑法》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同时规定：
“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
也就是说，张翕飞充其量一种良心发现后的类似自首性质的行为--等待他的应该是人民的宽恕和法律的从轻发落。
谁料竟然成了反腐模范！
张翕飞坦言，在到新岗位之前，他也曾有机会接触过官场“潜规则”，即收取当事人感谢费、好处费，但是从来都不主动谋求这种收入。
“和别的同事在一起，人家收了自己不收‘说不过去’，甚至‘驳同事的面子’”。
这意味着受贿已经成为官场某种常态。
此举可视同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依法举报。
盐城市经信委负责同志说，我们经信委退贿的，不止张翕飞副处长一人，只是他们采取低调的方式退到经信委纪检组罢了。
这说明，官员是普遍没有能力拒贿的，只能低调地退贿--也就是说，我们的干部在玩命腐蚀他们的奸商乃至人民群众面前，是没有能力不违法乱纪的，还好，他们的自我反省水平无与伦比，终能面对组织浪子回头。
这又是什么逻辑：
一个连《刑法》都不怕的干部，竟然怕组织，也太中国特色了吧！
没人想将张副处长送到大牢。
鉴于他现在职位总是充满受贿的考验且难以抵挡，又鉴于他不怕得罪同僚敢于与腐败面对面血拼，人才啊--建议有关方面将其调到纪检监察一线工作，去名正言顺地晒晒身边贪官的丑行，岂不更知人善任？
当然，他要想顺利开展工作，不仅需要我们的公仆们唯组织马首是瞻，更需要他们敬畏法治，接受人民雪亮的眼睛的监督。
高调退贿只是暴露了整个官场依法行政的滞后、预防腐败体系的缺失和社会监督的不畅。
这是张翕飞的真正价值。
功利“国考”
每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由于人数众多、竞争惨烈、备受瞩目而被习惯性简称为“国考”。
2011年10月25日零时，2012年国考网上报名结束。
截至当天19时许，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达110余万人，总竞争比例为62：
1。
竞争最激烈的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一职位，招录比达3619：
1。
尽管热度袭人，但细心的媒体还是发现：
相对于2011年，无论是报考总人数还是单个职位热度，2012年国考首次实现“双降”。
甚至有人据此认为，这预示着国考在历经多年持续升温后，迎来了理性的拐点。
这个乐观的论断下得有些草率。
首先，从总体报考人数上讲，仍呈现出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的惨烈局面。
这说明，公务员职位的收入稳定、福利优渥仍充满巨大诱惑。
而总体竞争比例的下降，最大可能是由于更多人面对激烈的PK自觉地知难而退。
与其说这意味着理性，不如说是一种无奈。
真正理性却体现在报名者的意愿中。
比如中央党群机关平均职位竞争比例最高，为131：
1。
这说明，位于京城、单位级别高、福利待遇优越的职位仍受青睐。
其中有实权的职位受欢迎，清水衙门遭冷遇。
相应地，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职位受青睐，而西部边远地区普遍遇到“招公难”。
尽管国家公务员局上周已晒出百余冷门岗位，希望考生报考，但截至24日19时仍有71个职位通过审核人数还尚未打破零的记录。
各省市气象局共计27个职位无人报考，海事局13个职位无人报考。
来自基层的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至今无人报考。
其备注信息被认为给想到公务员队伍中享福的人兜头浇下一盆冷水--到岗后需在基层所队工作一年，经常加班，较适合男性等。
这种反差表明：
即使在全社会公认的位高权重、条件优越的党政机关，苦乐不均的现象相当突出，都是为人民服务，咋形成如此大的体制性待遇落差？
这亟待引起决策层关注。
从最初的制度设计看，所有机关人员都按级别从财政领工资，如何后来发展到因为工作岗位不同竟使个人生活品质水平悬殊至此？
很多报考者不关心这些，他们只看结果--谁待遇牛，钱途好报考谁。
作为人民公仆的预备队，报考者本应显露出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情怀，集中争夺那些压力大、待遇差的艰苦职位。
遗憾的是，他们却集体决绝地作出相反的选择--假如最终有幸胜选，这样的人充实到未来的公仆队伍中岂不堪忧？
其背后是全社会功利择业的一次集中彩排。
也就是说，不少人择业不是首先因为理想、志趣、特长，而是为了达成赤裸裸物质和权力欲望的满足。
这在商业组织尚可以在守法的前提下得到理解，而对于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政府公务员--一种从事高层次公益工作的人，仅仅抱着这样的目的报考则很危险。
之所以如此，有报考者个人素质境界等主观因素，也有社会信仰缺失、价值迷失等客观原因，当然还有转型期体制沉疴的助推，更有个别官员贪腐带来的逆向示范。
如此赤裸的功利选择，只能促使选拔者在日后的遴选中慎之又慎，千万别忘“德才兼备，德字为先”。
更危险的信号是：
本来应集中觉悟高、能力强、肯奉献人才的公务员职位被全社会进一步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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