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良高官腐败案例解析剖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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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良高官腐败案例解析剖析
田国良：
高官腐败案例剖析
这里挑选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100个腐败案例。
案例的选择有一番斟酌。
首先，有级别限制,犯事前当官要当到副省部级（至少“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才能入列；其次，必须受到了法律制裁。
一、高官腐败案例分布
（一）地区和系统分布
所选案例中，地方72例，其中，北京、山东各5例；辽宁、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浙江各4例；天津、福建、河南各3例；河北、江苏、湖北、海南、重庆、云南、吉林各2例；上海、黑龙江、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湖南、陕西、新疆、四川、内蒙各1例；西藏为零记录。
所选案例中，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银行和中央企业28例。
中央国家机关15例，其中，铁道部3例，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各2例，国家科委、海关总署、交通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最高法院、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各1例；中央银行6例，其中，建设银行2例，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各1例；其它中央国有企业7例，其中，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华能集团公司、国家电力公司、光大集团、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核工业集团、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各1例。
整体看来，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央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也相对较多。
（二）年龄分布
所选案例中，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1例，30年代的22例，40年代的46例，50年代的31例。
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90岁，最小的53岁，平均年龄约66岁。
（三）职务分布
所选案例中，案发前担任省（直辖市）委书记的3例；省长（自治区主席）4例；省政协主席5例；省委副书记3例；省纪委书记1例；省委秘书长2例；省委组织部长1例；省委宣传部长3例；省委统战部长1例；副省长（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20例；省（直辖市）人大副主任12例；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7例；省法院院长3例；省（直辖市）检察长2例；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开发区）党委书记2例、市长2例、人大主任1例。
中央国家机关，部长2例，副部长3例，部长助理1例；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副主任1例；国务院直属委员会副主任1例；国务院直属局局长2例，副局（署）长2例；另外，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1例，最高法院副院长1例，铁道部政治部主任1例。
中央银行，行长2例；副行长3例；副董事长1例。
其它中央国有企业，董事长1例；总经理3例；副董事长2例；副总经理（兼党组书记）1例。
上述案例中，有3例曾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另有15例曾是正省部级干部，其余82例曾是副省部级（或者“享受副部级待遇”）干部。
其中，有2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7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其中1例同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13例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四）量刑分布
所选案例中，已判的90例，其量刑情况是：
死刑6例，死缓26例，无期徒刑16例，有期徒刑42例。
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案例约占53%。
（五）罪名分布
已判的90例中，其罪名有“受贿罪”（85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1例）、“贪污罪”（6例）、“滥用职权罪”（5例）、“玩忽职守罪”（4例）、“挪用公款罪”（3例），也包括“行贿罪”（2例）、“徇私舞弊罪”（1例）、“杀人罪”（1例）、“爆炸罪”（1例）、“重婚罪”（1例）。
其中，一人多罪的26例。
二、高官腐败蔓延态势
（一）腐败案例与时俱增
分析几个时间概念。
一是开始犯罪时间。
开始犯罪时间可考者92例。
其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犯罪的10例；90年代68例；本世纪14例。
其最高峰是在1993年（13例）。
二是发案时间。
发案时间是指腐败罪行暴露的时间。
所选案例中，上世纪80年代发案的2例，90年代21例，本世纪77例。
其中，2009年达到峰值（11例）。
三是判决时间。
已判的90例中，上世纪80年代，仅1987年判了2例，90年代判了14例，本世纪已判74例。
上世纪90年代前期，每年宣判的也就1-2例，有的年是空白，而从1997年开始，逐渐趋上升之势，2010年达到峰值（12例）。
（二）涉案金额不断增加
这里所说的“涉案金额”是指案主本人或直系亲属、情妇合伙受贿、贪污的金额和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没有计算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和营私舞弊造成的经济损失、违规放贷等涉案金额。
所选案例中，除7例尚未判决，4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之内，其余89例，共涉案金额约77699万元，平均每例约873万。
上世纪80年代2例，1例受贿2万多元，另1例没有涉案金额纪录；90年代15例，共涉案金额约366万，平均每例约24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55万；本世纪83例，其中3例没有涉案金额纪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内），7例尚未宣判，其余73例，共涉案金额约77331万，平均每例约1059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达19573万。
可见，高官腐败个案的涉案金额在提高，而且增幅明显。
（三）涉案领域越来越广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前期，高官腐败涉案面相对单一，而且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
当时，商品经济刚起步，实行价格“双轨制”，腐败高官利用计划内行政审批权，“走后门”、“批条子”，搞“权力寻租”活动。
1987年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例是帮人办理香港单程通行证而受贿；一例是为报答“红颜”而为公司货物走私开绿灯。
上世纪90年代初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个帮助农民联系水利工程和办理采金人员指标而受贿；一个收人钱物后，帮人办理计划外运煤手续。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高官腐败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
如潘广田、丛福奎、王雪冰、胡楚寿案，就和违规贷款有联系；陈同海、陈少勇、朱志刚、康日新、黄瑶案，与企业经营纠缠一起；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李嘉廷、王怀忠、刘长贵、王钟麓、王有杰、何闽旭、王武龙、杜世成、李堂堂、刘志华、许宗衡、宋晨光案，都和房地产开发密切相关；柴王群、刘方仁、张国光、宋勇案，与工程建设项目有染；朱小华、何洪达、王益、皮黔生案，就和企业上市、股票上市和股权交易有关；郑筱萸案，和产品审批有瓜葛。
到了本世纪，高官腐败的霉菌开始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
如麦崇楷、丁鑫发、吴振汉、郑少东案，都和案件查处有关联；韩桂芝、徐国健、侯伍杰、王昭耀、荆福生、庞家钰案，就有“买官卖官”的味道。
（四）“窝案”有所增加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腐败高官大都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后来，则开始出现“集体腐败”，并且，陆续挖出了一系列所谓“窝案”。
如1995年王宝森的自杀，同时牵出北京的另外3名高官（陈希同、铁英、黄纪诚）；海南的3名副省级干部（韦泽芳、辛业江、孟庆平）都是在1996年同时落网；广西的徐炳松、成克杰案都是在1998和1999年前后被揭发。
本世纪初宣判的原沈阳市长慕绥新案就与马向东（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案纠缠一起，被称为“慕马案”。
“慕马案”涉案人员100多人，其中，党政“一把手”就有17人。
与“慕马案”同时出现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600多人涉案，其中300多人被判刑，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深陷其中。
2005年判刑的韩桂芝，曾多年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后来当了省政协主席，掌控较大的人事任免权。
以她为主的“黑龙江买官窝案”，牵扯大小官员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6人、地厅级干部30多人。
2008年宣判的陈良宇，是“上海社保基金窝案”的主角，该案也牵涉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和上海的一批官员。
（五）案情越加隐蔽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高官腐败，案情相对简单，大都是“交钱—办事”、“办事—交钱”，一眼可透视。
后来出现的许多案例，其案情就有些云遮雾罩，受贿的花样令人眼花缭乱：
有的以“资本运作”的面貌出现；有的利用职权在股市中获取干股，或者采取委托理财形式；有的由亲属成立皮包公司，名义上合作经营；有的通过低价向请托人购买房产、汽车等贵重物品，或者长期占用贵重物品不归还；有的由亲属在请托公司挂虚职而领取薪酬，等等。
（六）潜伏期有所延长
潜伏期是指开始作案到案情暴露的时间。
所选案例中，平均潜伏期约7.9年，其中，上世纪80年代，平均潜伏期1年；90年代，平均潜伏期4.2年；本世纪，平均潜伏期约9.2年，其中，最长的18年（陈良宇案）。
可见，越是新近发案的案例，其潜伏期越是相对长一些。
（七）染“色”案例有所增加
领导干部腐败，主要两个方面：
一是以权谋财，二是以权谋色。
有些案例，情妇因素至关重要。
如倪献策、张辛泰、孟庆平、李纪周、李嘉廷、刘金宝、李宝金、杜世成、陈同海、陈少勇、成克杰、丛福奎案，或者为情妇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与情妇沆瀣一气，共同犯罪；邱晓华案，更是因情妇而造成重婚罪；段义和案，甚至发展到谋杀情妇的地步。
有些案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情妇检举揭发而败露，如，庞家钰、刘志华、孙瑜等案例。
许多腐败高官不止一个情妇。
腐败高官的情妇主要来源于这么几类人群：
一是属下；二是有求于案主的公司管理层（包括个体老板等）和有关职员；三是艺届人员（包括电视主持人、时装模特等）；四是宾馆服务员；五是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包括洗脚女、发廊女等）或者无业人员。
所选案例，媒体报道其有情妇或者有婚外情的51例，上世纪80-90年代的17例中，5例“染色”，约占29%；本世纪的83例中，46例“染色”，约占55%。
可见，高官腐败案例中的“染色”案例所占比例在扩大。
（七）家属涉案程度有所加强
高官腐败，许多家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的两个案例，未见家属涉案的报道；90年代的15例，家属涉案的3例，占20%；本世纪已判决的74例，加上自杀和外逃的2例，共76例，其中家属涉案的30例，约占39%。
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属涉案程度有所加强。
家属涉案，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在贪官的授意或者合谋下，借其权势和影响，以经商为幌子，谋取私利，甚至从事走私等犯罪活动，如陈希同的儿子，李嘉廷的儿子，属于这一类型。
二是直接牵线搭桥，充当“经纪人”，通过贪官承揽工程、项目、计划指标等，转手倒卖，收取好处费，如高严的儿子，王钟麓的儿子，属于这一类型。
三是作为“代理人”，收取贿赂，如孟庆平的妻子，许运鸿的儿子，王华元的妻子，属于这一类型。
四是作为贿赂的“受益人”，接受留学资助等，如石兆彬的女儿，属于这一类型。
（八）办案时间有所延长
办案时间是指从发案到终审判决的时间，期间，一般要经历“双规”—纪检部门查处—司法部门介入（检察部门侦察）—法院审判（为防止干扰，一般实行异地侦察、审判）几个阶段。
由于案情日趋隐蔽、复杂，增加了查处难度，致使办案时间有所延长。
上世纪80年代的2个案例，从纪委查处到宣判，只1年；90年代判决的14个案例，有2例，经历了3年，有4例，经过了2年；本世纪已判的74例，有8例，经历了3年，33例，经历了2年。
（十）惩处力度不断加强
这些年来，对于高官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在不断加强，量刑不断加重。
上世纪80年代判决的两例，都是有期徒刑，一例10年，一例2年（平均刑期6年）。
上世纪90年代15例，除1例自杀，已判决的14例，1例无期徒刑，其余13例都是有期徒刑（平均刑期约9年半）。
本世纪83例，除1例外逃，1例自杀，7例等待判决，已判决的74例，6例死刑，26例死缓，15例无期徒刑，27例有期徒刑（平均刑期约12年）。
可以看出，对于高官腐败干部的惩处，上世纪80年代，只有有期徒刑；90年代，出现了1例无期徒刑；而本世纪，有期和无期徒刑、死缓、死刑，一应俱全。
而且，2010年和2011年判决的17例，其中11个死缓，6个无期徒刑，无一有期徒刑。
可见，惩处力度在不断加强。
三、高官腐败的心理分析
腐败高官作案过程中，其心理也曲折复杂。
一是攀比心理。
如原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就在悔过书中自述，他自以为素质、智商、地位比那些富商高，而人家富了，自己还“清贫”着，心理不平衡，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内在动因；而商人们为保护既得利益和寻求新的利益，自愿或不自愿地将利益的一部分拿来换取权力的保护和支持，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外在诱惑。
二是从众心理。
有位“知心朋友”曾这样奉劝韩桂芝：
“韩姐呀，你以为你清高，你不食人间烟火？
别人都把你当傻子呢。
人家给你送礼，你拒绝，人家就以为你对他不信任，他就会去找别的领导。
你这不是壮大了别人的队伍，孤立了自己吗？
你要是成了光杆司令，你的工作还怎么干？
”后来，韩桂芝认同了这个观点。
这段话反映了腐败领导干部两个心思：
别的领导干部或许也在“收礼”，因此，自己不收白不收；“收礼”是一种人情往来，可以增进与送礼者的信任，拒礼，有可能使送礼者难堪，甚至可能把送礼者推出自己的“圈子”。
三是弥补心理。
一部分“晚节不保”的腐败高官往往具有这么一种心理：
他们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仍然两手空空，不划算，因此，在退休之前，抓住机会，能捞一点算一点，作点“弥补”。
像孙淑义、王钟麓、金德琴，都是60多岁才开始作案的。
宋勇，原是辽宁朝阳市委书记，2008年1月担任省人大副主任后，觉得已提前退居“二线”，想找点“补偿”，变本加厉地敛财。
王华元也透露过这种心理：
“在位和不在位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手里有点钱,将来什么事情也不用求人”。
四是侥幸心理。
慕绥新在交待材料中说，这种“人情往来”，两头保险，因为都是“一对一”活动，自然十分安全可靠。
慕绥新说出了大多数腐败领导干部的心思：
暗地里的交易，人不知鬼不觉，不至于暴露。
陈希同在案发时曾放言：
“北京是我陈希同的地盘，中纪委能把我怎么办？
”陈希同说出了许多腐败领导干部的一种心态：
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界，可以为所欲为，不至于出事。
这种侥幸心理的强弱与腐败案件的发案率高低有直接关联。
腐败的成本低，而收益高，犯案多，而查处少，致使不少人铤而走险。
五是迷信心理。
一些腐败高官，不信马列信菩萨，妄想有神灵护佑，事情就不会败露。
如韩桂芝就喜欢烧香礼佛。
她隐隐觉得，自己辉煌腾达，应该有佛祖庇佑。
她曾经在家里特意腾出一个房间，专门设计了佛龛，供奉泥、瓷、金三种佛像。
在被审查期间，她还常常对着墙壁祈祷：
“佛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
”
四、几点启示
如何尽可能避免高官腐败？
分析案例，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其一，坚持“以德为先”选拔领导干部
许多腐败高官，才高八斗，而德，却不敢恭维。
这里所说的“德”，可以归纳为“品性”、“品行”、“品格”。
“品性”，是指抵抗外来诱惑，克制不良欲望的坚强意志；“品行”，是指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献身精神；“品格”，是指冷静、理智的果敢品质。
品德的形成有环境因素，也有主观因素，靠培训、教育和周围风气的影响，也靠个人的“内省”、“定力”和多年“功力”积累。
一个领导干部，德才兼备，当然最理想。
如果，或者有德缺才，或者有才缺德，二者必取其一，则宁愿取前者，因为，有德缺才，至多办不成事，有才缺德，则办坏事。
“德”这个东西，是无形的，只是反映在一个领导干部的内心世界和言行之中，无法像智商鉴定一样去测量。
很少有人承认自己“缺德”，而且，十有八九，在许多公开场合，一些领导干部都要表现出自己的“道德高尚”，但是，在一些私密场合，在利益诱惑之下，那些品行品性品格低下者往往容易露出“马脚”。
这种“马脚”，最容易被周围人群所识破，而不太容易被上级组织和领导所察觉。
上级看到的往往是其“冠冕堂皇”的一面。
因此，衡量领导干部的“德”，要多听广大群众的呼声，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提拔领导干部，应加大群众的“权重”。
什么时候，领导干部的升迁，不是上级领导说了算，而群众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以德为先”的原则就可以更好地落在实处。
其二，不宜“火箭式”提拔领导干部
所选案例中，开始任副省部级职务年龄最小的39岁，开始任职时不到50岁的35例，约占38%。
可见，有相当部分的腐败高官，在比较年轻时，就走上了较高领导岗位。
陈良宇，34岁时才入党，但是从普通非党工人到正局级领导职务，不到6年，然后，从正局级再晋升上海市委副书记，也只有6年。
杜世成，24岁就当了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32岁担任县委书记，不到40岁担任烟台市长，是当时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最年轻的市长。
孙瑜，1991年9月，还是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到1998年1月，就当上了自治区副主席，其间仅仅7年。
孙淑义，31岁就当了德州地委副书记。
年轻得势，或者平步青云，容易失去自我，产生“错觉”，飘飘然，忘乎所以，目空一切，为所欲为，滑向犯罪。
如王怀忠，担任阜阳市委书记后，自我感觉良好，说一不二、叱咤风云，以“当代曹操”自居，自诩“泽中蛟龙”，“终入大海作波涛”，其“鸿鹄之志”是“做高官、掌大权”。
杜世成，担任青岛市委书记时，唑唑逼人，曾在大会公开扬言：
“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治你。
”
因此，要尽可能避免“火箭”式提拔干部，应按照正常程序，遵循干部成长规律，使干部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台阶，脚踏实地，稳步前进。
其三，严防“带病”提拔领导干部
所选案例中，开始作案时间可考者92例，其中54例（约占59%），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44例（约占48%），在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开始了犯罪。
为了杜绝这种“带病”提拔现象，应该严格实行任前任后审查、审计制度。
领导干部在离开某一领导岗位，或者在新任某一领导职务之前，有关部门应该对其本人及其相关人员进行仔细考察、审查，对其负责的部门或者分管的领域，进行彻底审计、审查。
我国在1995年出台了领导干部收人申报的规定，1997年又出台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以后，类似文件不断修改、补充、更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充满弹性，还不周密，不到位。
第一，报告要全面。
不仅报告本人情况，而且要报告全家及相关人员的情况（包括家属经商办企业的情况）；不仅报告全部收入，而且要报告全部开支；不仅报告所有货币和银行账户收支，而且要报告家庭及相关人员的住房、投资、就学、从业以及所有财产财物。
第二，情况要核实。
在建立健全严密的信息统计体系的前提下，赋予有关专门机构特殊权力，使其有条件、有职责对领导干部报告的情况一一严格核实。
第三，信息要公示。
领导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有关信息应暴露在阳光下。
对于领导干部申报的信息，要及时在单位内部或社会媒体公示，争取和鼓励公众监督。
第四，处理要及时。
如果发现个人申报与事实有差异，甚至瞒报，应及时追问、追查、处理。
发现小问题，及时提醒、纠正，防患于未然；发现大问题，及时处理、查办。
对于即将离任或新任的领导干部，其个人报告事项的核实和信息的公示应该作为重中之重，更加严格。
这样，作为“终极反腐”手段，尽量把好最后一关。
其四，重点监督“一把手”
所选案例中，有70例，作案时，或者主要作案时段，都担任着地方或部门党政“一把手”。
我们的体制设计，使“一把手”的权力很大，有些失控，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同时，对“一把手”的监督相对较弱，往往是下级不敢监督，上级没法监督，或者说，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
如，在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眼里，就没有什么党组织和民主集中制，即使集体研究决定了的事，他说不行就不行。
只要有利可图的工程项目，他都伸手。
有人形容：
王书记（当时任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怀忠）一声吼，阜阳1.8万平方公里土地也要抖三抖；王书记点了头，事情就好办；王书记拍了板，就没有了不同意见；传说某人和王书记有关系，就被人刮目相看；任用干部，王书记说谁就谁。
宋晨光在江西宜春主政6年，绝对把控人事权，他曾留下这样的名言：
“什么是市委，市委就是我，我就是市委。
”其飞扬跋扈可见一斑。
对于“一把手”，一要分权，二要制衡。
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詹姆士?
哈林顿在其名著《大洋国》中，用两个无知女孩分食饼干的故事，说明了分权和制衡的原理：
两个女孩采取“你来分，我选；或我来分，你选。
”的方法分食一块饼干，结果，饼干分得很均匀。
因此，“一把手”的权力不能过分集中，而且，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特别是对其“用人”、“花钱”，要有严格的牵制。
目前，纪委由于受同级党委书记的领导和牵制较多，难以有效行使监督职责。
因此，应该赋予纪委独立行使监督职责的权力，让纪委直接对上级和同级党代会负责。
原载《理论动态》201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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