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际产业转移理论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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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产业转移理论述评
区际产业转移：
理论述评
区际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的经济行为和过程，它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是区域之间因投资、贸易等所导致的综合要素流动过程。
区际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换代，而且有利于欠发达地区能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
本文综述国内外学者的区际产业转移理论，旨在抛砖引玉，为我国实施产业转移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西方学者主要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企业层面等不同的角度，对区际产业转移机制进行探究。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虽然有关区际产业转移的宏观层面的研究比较集中，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际产业转移理论与国际经济学及经营理论的联系日趋紧密。
其向微观领域发展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可以说，将宏观分析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为区际产业转移理论寻求微观基础，逐渐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其《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中提出了“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主要用于说明当时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反映了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作用。
他认为：
先行国与后起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梯度的产业传递和吸纳的动态过程，由此形成了先行国和后起国一定时期内的产业循环和连锁型变化机制，促进了后起国产业结构向着更高层次转换。
20世纪70年代，小岛清对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进行了拓展，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
他认为：
“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而且，“‘边际产业’的概念可以扩大，更一般地称之为‘边际性生产’，包括‘边际性产业’、‘边际性企业’、‘边际性部门”’；主张“对发展中国家工业的投资要按照比较成本及其变动依次进行，并从技术差距小，容易转移的技术开始，按次序地进行转移”。
小岛清引进了“产业移植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建议在投资国与接受国之间从“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依次进行移植”，同时“由技术差距较小的投资国的中小企业作这种移植的担当者”。
可以看出，小岛清所说的“产业移植”实际上就是产业转移，他所提出的按“技术差距”依次进行产业移植，真正触及到了产业梯度转移的实质所在，重点描绘以海外直接投资为表现形式的产业转移的轨迹，以及由此在产业转移和被转移形成的先后继起的产业发展形态。
当然，赤松要和小岛清均是从后发工业国的角度来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并未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分析。
这一不足，因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说”而得到弥补。
弗农以要素禀赋差异的存在为前提，利用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来解释产业国际转移现象：
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三个时期，不同时期产品的特性存在很大差别；随着产品由新产品时期向成熟产品时期和标准化产品时期的转换，产品的特性会发生变化，将由知识技术密集型向资本或劳动密集型转换；相应地，在该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对不同生产要素的重视程度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该产品的生产在要素丰裕程度不一的国家之间转移。
因此，工业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是“生产－出口－进口”。
虽然弗农并没有使用“产业转移”这一概念，但从企业生产从发达国家到不发达国家的转移过程来看，这种“产业生命周期”的实质就是产业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梯度转移。
Z·A·Tan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从产品系列的角度来解释产业内的国际转移现象，进一步使之动态化和系统化。
他将产品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并将对应的市场结构分为“直接出口”、“中间产品出口和当地组装”、“当地生产”三种。
对于高档产品而言，对应的市场结构以直接出口为主。
以中间产品出口和当地组装为辅；中档产品则以中间产品出口和当地组装和当地生产为主，辅之以直接出口；低档产品则以当地生产为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产品不断充实到高档产品系列中，与此同时，高、中档产品系列中的一部分降级并充实到中、低档产品系列中去。
与上述框架相对应，就国际产业转移而言，外国直接投资者将高档产品的生产主要放在本国进行，辅之以中间产品出口和国外组装；就中档产品而言，产品在国外组装的同时生产也逐步向国外转移；低档产品的生产则完全转移至国外进行。
区位产业布局与产业区域转移理论
产业的布局往往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发展，区际产业转移一直都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韦伯较早地研究了工业的区域布局问题，并提出了工业区位论，认为：
理想的工业区位应考虑三个主要因素，即运费、工资和集聚因素。
其中，运费是对工业布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子，对工业的基本定向起最重要的作用，工资影响可引起运费定向区位产生第一次“偏离”，集聚作用又可使运费、工资定向区位产生第二次“偏离”，因此，最佳工业区位是运费、工资和集聚三者作用下的最佳。
当企业属于生产成本导向型企业时，体积与价值比率较低，运费就不重要，如芯片制造业；当企业属于运输成本导向型企业时，体积与价值比率很高，运费就非常重要，如钢铁厂。
马歇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了专门工业为何集中于特定地方。
地方需求的扩大和需求的不同特点导致了产业的集中：
“聚集在宫廷的那些富人，需要特别高级品质的货物，这就吸引了熟练的工人从远道而来，而且培养了当地的工人”，“……以上我们从生产经济的观点研究了地区分布问题。
但是对于顾客的便利也要加以考虑。
顾客为了购买零碎东西会到最近的商店；但要购买重要的东西，他就会不怕麻烦，到他所认为对他的目的特别好的商店去。
因此，经营高价和上等物品的商店，就会集中在一起；而供应日常家庭必需品的商店则不如此”。
从供给方面来看，空间集聚会导致外部规模经济。
马歇尔认为，“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地方时，它会长久设在那里的：
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所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
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
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
汤普森从“人性化”的角度，提出了“区域生命周期论”，认为：
从一个工业区建立开始，它将经历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可以划分为年轻、成熟、老年等不同阶段，各个阶段有其各自的特征。
在区域工业的年轻期，由于市场的不断扩张和要素的集中，极化效应明显，区域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并进入正的循环累积过程，区域具备了继续创新的条件，继而发展至成熟期，区域内部工业相当发达，为寻求进一步发展，区内产业开始向外扩张，其中一些在区外找到了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区位，从而开始进行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的扩张和转移，一方面在加剧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在减少本区域内原产业所占用的生产要素份额，总之，成熟期的区域对其他区域的扩散效应占主导地位。
最终，由于原工业区域内部的竞争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固定资本的高额折旧，此区域不再是工业生产的理想区位，区内产业规模减小，种类减少，区域进入老年期。
进入老年期的区域要想重新获得工业的发展。
惟有通过再次创新，从而进入新一轮的生命周期循环。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将地理学引入区域产业布局研究，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两地区、两部门的一般均衡区位模型。
农业产品区位是固定的，而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选择它们的区位实现利润最大化。
如果运输成本高，规模报酬小，制造业产品支出比重低，靠近市场的动机等将导致制造业在区域间平均分布。
具有较低的运输成本，更大的规模经济或更高的制造业比重，相应的结果是：
制造业在一个区域分布越多，该区域需求的比重将越大，这使得更多的制造业集中到那儿。
Donald andDavid利用一个带有、“国内市场效应”和H－O模型特征的报酬递增的经济地理模型，研究了日本的区域产业结构，发现：
8／19的制造业部门的经济地理效应十分明显，其中包括运输设备、钢铁、电器等制造业。
这与他们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刚好形成对照。
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当经济地理对国际产业结构的解释非常有限时，它对于理解区域产业结构却是非常重要的。
NikolausWolf通过分析波兰1925－1937年间产业区位的动态演化过程，提出了一个考虑地理因素和比较优势以确定它们各自影响的模型。
他发现，熟练劳动力对产业区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且不断增强；市场潜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作用随时间而递减。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
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主要是由于报酬递增，且报酬递增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如在Krugman&的模型里，集聚的动力主要是马歇尔提到的3个外在因素，即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的供求关系和技术外溢。
而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克鲁格曼强调“资本外在性”对于形成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的重要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技术”和“资本”这两种外在性长期存在分界。
相对于“技术外部性”’而言，克鲁裕曼更关注“资本外部性”。
与这些向心力相对应，也存在着如租金和工资成本等离心力使产业活动趋向于分散。
但总体上说，运输成本和劳动力的可移动性是决定产业空间集聚和转移的关键因素。
运输成本越低，产业空间集聚的力量就越大；劳动力的可移动性越差，产业转移的力量就越大。
企业迁移与产业转移理论
前述有关产业转移的研究：
大都将企业行为作为“黑箱”来处理，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
为此，很多研究者开始从企业的角度来探讨产业转移问题。
以Simon、Pred、Schmenner等为代表的“企业迁移行为理论”，认为：
企业迁移的动力是区位推力和吸力的合力。
其中，推力主要有企业内因和外部原因。
内因主要与企业扩张有关，即在当前区位限制了企业扩张，或者当前区位的代表性有限时，企业就有了迁移的要求。
外部原因主要包括到达企业所在地较困难、远离市场、现有建筑物损坏、政策环境不好、劳动力供给不充足≮房屋购买和租用成本过高，这些因素都会成为企业迁出的动力。
吸引企业迁入的因素与推力正好相反：
有足够的空间，接近分销商、供应商和顾客，劳动力供应充足、生产成本低、并且房地产价格合适、适宜居住等。
“新制度企业迁移理论”认为空间上的经济过程主要是由社会的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决定韵，产业转移不能仅视为企业的行为，而且要考虑植入这些行为中的社会和文化内涵。
新制度区位理论的假设前提是：
空间经济过程是由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形成。
而不是由企业区位行为决定的。
环境是被企业过滤过的区位要素的界面或信息载体，企业的区位行为是企业与供应商、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就价格、工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和其他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进行谈判的结果。
企业不得不与分销商、供应商、地方政府等组织，就价格、工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等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谈判，企业的区位行为是这些谈判的结果。
这种研究方法很适合于大企业，因为大企业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可以对周围环境施加影响。
但是企业迁移的制度理论也可解释中小企业的区位行为。
首先，区域环境对企业的成长非常重要，如美国的硅谷。
企业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企业集群，这一区域将具有特殊的企业文化，通过密集的网络可以分离关键资源，如风险资本和知识，它对于吸引中小企业迁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政府政策是影响中小企业区位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府在企业迁移活动中的作用很大，至少在今天看来那些区域政策的目的是这样。
政府在企业迁移中容易起到的作用，如基础设施、设定特区、补贴和退税等。
其中，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的选择，企业更愿意以距离城市更远的成本定位在更接近高速公路的区域。
邓宁的企业投资理论。
用O－L－I模型来说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扩张行为。
他认为，一国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必须同时具备三种特定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
所谓的所有权优势就是企业由于掌握某种专有技术、专利、管理技能或拥有规模经济、价格垄断、各种有形或无形资产等而具有的优势。
区位特定优势包括市场、贸易壁垒、生产成本、.投资气候、总体条件等五类因素。
市场因素有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维持市场份额、促进母公司出口、加强同顾客联系、不满于现有市场安排、建立新的基地等；贸易壁垒因素有东道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当地顾客对本地产品的偏好等；生产成本因素有接近供应来源、.生产要素成本与运输成本较低等；投资气候因素有对外国投资的态度、政治稳定、所有权限制、外汇管理、汇率稳定、税收结构、熟悉当地情况等；总体条件因素主要指预期利润较高。
内部化特定优势是指通过建立企业内部市场，发挥自身的所有权特定优势，以节约交易成本。
邓宁的分析试图说明，企业跨国投资或进行产业转移，三种特定优势缺一不可。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关于区际产业转移理论在国内存在一定的争议，影响较大的首先当属着名的梯度推移论和反梯度推移理论之争。
梯度推移论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这三大地带由于地理位置、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经济技术的整体梯度，生产力的空间推移应从区域间梯度差异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一东部沿海地区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第二、第三梯度－－中西部地区转移，并通过三大地带间经济发展的推移，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
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反梯度推移论则认为，我国生产力水平呈东、中、西三级梯度态势是可观的事实，但落后的低梯度地区只要政策得当、措施得力，也可以直接引进并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发展自已的高技术，实行超越式发展，然后向高梯度地区进行反推移。
事实上，梯度推移与反梯度推移理论之争的核心是国家优先发展高梯度地区还是低梯度地区的战略抉择问题。
其实质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这涉及到地区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地区平衡等方面的政策选择问题，是主观性的地区间政策支持之争。
张可云在《区域大战与区域经济关系》一书中，认为，区际产业转移是区际产品和要素流动之外的另一种区际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区际产业转移既是对区际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的一种替代，又会促进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
对于高梯度地区而言，如果已过成熟期的产业不适时转移出去，就会出现衰落产业与创新产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等方面的冲突，导致该地区的产业统计和经济发展的衰退，而通过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则既可消除高梯度地区的结构臃肿，又可为落后地区经济起飞奠定基础。
然而，对于落后地区来说，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素质低、经济体制落后、产业基础等因素可能缺乏接受转移产业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不切实际地盲目引进顶尖技术而与产业梯度转移产生冲突。
因此，区际产业转移并不必然带来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仅依靠市场调节不一定能完成产业转移，政府的干预和协调也是不可或缺的。
魏后凯认为，区际产业转移是企业与转入区和转出区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也是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竞争过程。
从空间扩张的角度看，企业经济活动的转移最初是销售机构的转移，然后是生产制造工厂的转移，最后是研究与开发机构和公司总部的转移。
在现实经济中，产业转移一旦实现，将会对企业、转入区和转出区的竞争力产生不同的影响。
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
这样，从政府干预的角度看，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调节，以尽可能减少各种不利影响，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影响，从而实现“三赢”的结果。
刘世锦认为，由于产业聚集等因素的影响，区际产业转移未必会发生。
当前我国正在进入一个地点和优惠政策的重要性明显下降的阶段，而产业聚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如产业聚集使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天优势”，即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条件。
这一条件一旦形成并趋于成熟后，再转向其他地区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
因此，产业聚集形成后，产业配套条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并显着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进而认为这种状况对“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
陈建军从企业开放发展战略的角度对产业转移进行了研究。
他对浙江省内以制造业为主的105家规模以上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进行了相应分析。
结果显示。
浙江企业产业区际转移的目标模式以市场开拓型和综合资源利用型为主，即扩大销售、扩大出口、利用转移目标地的基础设施、技术、人才以及提高知名度等；在转移方式上主要采取中小规模对外投资、建立营销点和营销网络等手段；在产业转移方向上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上海和国内沿海发达地区、海外地区及省内地区。
张秀君、史耀媛认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同时也是其承接转移产业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转移产业与东部地区转移产业关系及本地区城乡产业转移问题。
不断进行观念创新，因地制宜，合理选择主导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简评
综上所述。
国内外关于区际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不同国家或地区发展差距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视角，但这些理论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西方学者对于区际产业转移的研究，国际产业转移问题研究的较多，区域间产业转移问题研究的相对较少；对区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侧重于经济要素，而制度环境方面较少涉及；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较多，而以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较少；从产业进化和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多，而从生产要素流动性差异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
国内学者对区际产业转移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定性描述，很少进行定量分析。
而且，很多研究主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而较少考虑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难以清晰地反映出区际产业转移对区域协调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针对欠发达地区如何承接区际产业转移来加快发展的理论研究尤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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