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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历史及其形态
人道主义历史及其形态
人道主义定义并非抽象想象的产物，它在人道主义的历史中形成，潜含在各种人道主义之中，因此，对人道主义进行历史及代表性的人道主义形态进行知识考古学性质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学术界普遍认定，人道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而在文艺复兴之前，统治欧洲的是反人道主义。
所以，蒂姆·马迪根在考察人道主义历史及其形态，并将其分成五种类型时，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
这五种人道主义分别是：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的人道主义、宗教人道主义、世俗人道主义。
事实上，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先于概念而存在的，在追溯它的思想源头，即它的出发点时，一些学者将其上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更有一些学者将其追溯到荷马时代，以荷马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人道主义历史的起点。
被杰出的俄国哲学史家津科夫斯基称为“所有俄国哲学家中最伟大的”哲学家C.弗兰克（1877—1950年）认为，古希腊罗马世界是人道主义的真正故乡。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确认，荷马史诗是人道主义学问的源头，《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反映了更为遥远的人道主义史前史。
杜丽燕持同样看法，她在《人性的曙光：
希腊人道主义探源》一书中特设两章，详尽论述了荷马时代的人道主义，称荷马是希腊人道主义之父。
如此算来，人道主义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
据雷永生先生研究，在西方人道主义学术史上，弗兰克是第一个对西方人道主义历史进行系统梳理的学者。
弗兰克把从古希腊至20世纪的人道主义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古希腊罗马人道主义、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的新人道主义。
在此基础上，雷永生先生描述了更为系统完整的人道主义历史，并将其分为五个发展时期，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五种人道主义形态，它们分别是：
希腊罗马时期的人道主义；中世纪基督教福音人道主义；文艺复兴至近现代的启蒙-理性人道主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新精神哲学”人道主义，即改造与发展的福音人道主义；20世纪多元化的人道主义。
雷永生和杜丽燕等学者撰写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丛书（六种），正是根据人道主义这五个发展时期及与其相对应的五种人道主义形态来设计的，其中的第三种人道主义一分为二，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和《近代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两书。
一、希腊罗马时期的人道主义
既然人道主义起源于荷马时代，荷马时代的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史前史，荷马是希腊人道主义之父，那么，可以认定荷马时代的人道主义属于希腊人道主义范畴，作为希腊人道主义前历史形态而存在。
据此，我们将希腊罗马时期的人道主义分为逻辑演进的两个阶段：
前希腊人道主义：
荷马时代的人道主义；始于希腊城邦时代的希腊罗马人道主义。
（一）荷马时代的人道主义
荷马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以两个人为代表，前者是希腊人道主义之父的荷马，后者是布衣诗人赫西俄德。
荷马的人道主义思想是贵族化的英雄伦理，而赫西俄德的人道主义思想则是平民化的世俗伦理。
1、荷马的人道主义思想
荷马（Homeros，约公元前9—前8世纪），现存于世的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据说为荷马所作。
两部史诗表现了荷马的人道主义思想。
荷马的人道主义思想一是具有自然主义之自由特色。
荷马时代的人是最自然的人，他们崇尚自然主义，追求阳光下的快乐生活，尽情享受美丽的肉体和美酒佳肴，把人生的意义视为享乐，并且认为，享乐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荷马史诗充满激情地赞美了这种崇尚自然、崇尚口腹之欲和情爱之欲的生活态度。
这种“身心皆美”、“身心全面满足”的伦理传统为希腊罗马人道主义所继承，并发展为身心全面训练的教育制度。
正因为有了它，才有希腊文明的未来。
荷马史诗，蕴涵着希腊文明未来的一切可能性，所以，西方人把荷马史诗称为“希腊人的《圣经》”。
二是具有英雄伦理之特色。
荷马史诗所描述的是英雄时代的生活和重大事件。
英雄时代是尚武时代，因此，荷马史诗也被称为“英雄准则”或“英雄法典”。
英雄时代的主要价值取向，均以英雄为准则。
英雄是国王、贵族和统治者，他们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决定着时代的全部价值取向。
而且，荷马时代阳光下的“身心皆美”、“身心全面满足”的自然生活，是英雄们的生活。
与这种英雄生活相对应的价值准则，就是古希腊特有的英雄伦理。
但荷马时代的英雄伦理由贵族们制定，也只限于贵族。
杜丽燕指出：
英雄伦理有三个涵义，即荣誉、勇敢和责任感。
荷马时代表示伦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可以清楚地展示这些特点。
它们是善、杰出、德行。
善在荷马史诗中主要指作战刚毅、勇猛、英勇，外形健壮俊美，言语谈吐得体崇高。
杰出主要指优秀的技巧和艺术，也指战场上高超的战斗经验和作战技巧。
德行主要指荣誉和功绩。
如果具有这些德行，就是心灵美的人，就会获得好名声。
好名声与勇敢和责任感分不开。
可以说，英雄伦理的核心是尚武。
虽然尚武是每个希腊人必备的品质，但尚武并非与每个人的好名声相关，例如奴隶，他们必须为主人参战，但是，无论他们多么勇敢，也不会赢得好名声，因为荷马式的善和德行，首要条件是财产、地位、门第。
如果你是一个奴隶，就不能得到善的资格。
荷马史诗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的最后一年，但里面没有任何一处描写平民和奴隶的勇敢，他们尸横遍野，造就的则是英雄们的德行。
只有出身高贵、地位崇高、财产丰厚的贵族才拥有善、德行和好名声，才配得上“英雄”的称号。
这种贵族化的英雄伦理行进到赫西俄德这里时，则变为平民化的世俗伦理。
2、赫西俄德的人道主义思想
赫西俄德（Hesiodos）生活的时代，史学界众说纷纭。
公元前5世纪的史学家希罗多德根据当时的传说，指出赫西俄德比荷马晚一些。
一般的史学家著作据此推断赫西俄德的鼎盛期为公元前9世纪中期，也有学者认定他是公元前846—前777年的人，还有辞书说他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
赫西俄德的作品，完整保存至今的有三部：
《工作与时日》、《神谱》、《赫拉克勒斯之盾》。
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中。
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描述：
奥林匹斯山诸神共创造了五代人，他们分别是黄金种族、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黑铁种族。
由奥林匹斯山诸神创造的第一代凡人——黄金种族的人类，生活在克洛诺斯时代。
克洛诺斯是宙斯的父亲，那时他是天上的国王。
第一代人像神灵一样生活，“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累和忧愁。
他们不会可怜地衰老，手脚永远一样有劲；除了远离所有的不幸，他们还享受筵宴的快乐。
”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生产吃不完的果实。
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
羊群随处可见，幸福的神灵眷爱着他们。
”第一代人没有繁衍后代，他们死亡被埋葬后，被称为大地上的神灵。
他们善良，是凡人的守护者和财富的赐予者，“他们身披云雾漫游于大地各处，注视着人类的公正和邪恶的行为”。
之后，诸神创造了第二代人类——白银种族的人类。
第二代种族，“一个远远不如第一代种族优秀的白银种族”，在肉体和心灵两方面，他们一点都不像黄金种族。
这个种族的孩子在善良的母亲身边一百年才长大，语言贫乏，成人的经历非常短，且愚昧无知，始终与悲伤相伴。
他们总是犯罪且彼此伤害，而且不敬神灵，宙斯为此气愤地抛弃了他们。
第二代种族被埋葬后，人们称他们是“地下的快乐神灵”，仍然得到人们的尊重，不过品位要低一级。
接着，诸神之父宙斯创造了第三代人——青铜种族的人类。
第三代人“强悍可怕”，“喜爱阿瑞斯制造哀伤的工作和暴力行为，不食五谷，心如铁石，令人望而生畏。
他们力气很大，从壮实的躯体、结实的双肩长出的双臂不可征服。
”由于他们使用的器具是青铜制造的，所以被称为青铜种族。
他们用自己的手毁灭了自己，只得离开阳光普照的大地去哈得斯潮湿的王国，没有留下姓名。
在这个种族也被埋进大地后，宙斯又创造了第四代种族，“一个被称作半神的神一般的比较高贵公正的英雄种族”，即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种族。
不幸的战争和可怕的厮杀，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丧生，而忒拜之役和特洛伊战争使他们生还无几。
宙斯把他们安置在远离人类的大地之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们依然受到人们的尊敬。
与此同时，宙斯又创造了第五代种族——黑铁种族。
这代人白天辛苦劳作，夜晚不断地死去。
善恶搅和在一起，父子之间没有伦常关系，主客之间不能以礼相待，朋友兄弟之间没有友善。
他们无德、蛮横、忌妒、粗鲁，罪恶遍身，极度堕落，最终被诸神抛弃而陷入深重的悲哀之中，进入不了永生神灵的行列。
五代人都是神创造的，前四代人都没有繁衍能力，都是一代而终，惟有第五代人才开始自行繁衍。
但第五代人是自古以来最恶劣、最堕落的一代，堕落到人神共愤的程度。
第五代人的自行繁衍是普罗米修斯的善举所致，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到人间，并向人类传授多种技艺，使人类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也使人类开始繁衍后代。
普罗米修斯盗火种拯救人类，既为人类也为自己招来了灾祸。
普罗米修斯盗火种触怒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天遭神鹰啄食肝脏，夜间伤口愈合，天明神鹰复来。
而对人类，宙斯说：
“我将给人类一件他们都为之兴高采烈而又导致厄运降临的不幸礼物，作为获得火种的代价。
”他命令奥林匹斯山著名的火种和冶炼业的保护神赫淮斯托斯把土和水掺和起来，在里面加入人人类的语言和力气，去创造一位温柔可爱的少女，模样像永生女神。
并吩咐雅典娜教她做女红，吩咐阿佛洛狄特在她头上倾洒优雅的风韵以及恼人的欲望和倦人的操心，吩咐百眼怪物阿尔古斯、斩杀者赫尔墨斯给了她不知羞耻和欺诈的天性。
众神依照诸神之父宙斯的意图，创造出了一位腼腆的美少女，一个谎话连篇、巧舌如簧、心灵狡诈的少女，宙斯称她为“潘多拉”，意为一切馈赠，意思是“奥林匹斯山上的所有神都送了她一件礼物——以五谷为生的人类之祸害。
”诸神把他们的礼物放在盒子里，惟有一件美好的东西，即“希望”放在盒底。
诸神把它送到普罗米修斯之弟厄庇米修斯那里。
普罗米修斯曾吩咐他不要接受宙斯送给他的任何礼物，送来了也要退回去，以免引来灾祸，然而，厄庇米修斯没有听从普罗米修斯的嘱咐，他接受了这礼物。
貌美性诈的潘多拉打开魔盒，于是里面的疾病、疯狂、罪恶、忌妒等祸患一起飞出，然而，就在盒子底下的“希望”随即飞出时，她迅速地关上了盒盖。
从此，灾害漫漶人间，人不仅不能再与神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相反，他们还要承受繁衍、劳累、苦役、疾病、衰老、死亡等苦难和灾祸。
为人类从天上引来普罗米修斯神性的善行的赫西俄德，站在平民的立场，在神性的“善行”终止的地方，又为人类引来世俗的善行。
他在著作中传达了这样的思想：
不要战争、暴力与厮杀，要和平正义；人要幸福快乐地生活，自食其力，以劳动为美；同情穷人，维护弱者的权利；等等。
这种平民化的人道主义思想与荷马贵族化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人道主义的源头，荷马时代的这两种人道主义思想，一并流入希腊后，反而相互涵化了，在传承之中为希腊罗马人道主义的建构，奠定了丰厚的根基。
（二）希腊罗马时期的人道主义
从文化传承和人道主义的发展来看，希腊与罗马是一脉相承的。
据西方史学家的看法，罗马人征服希腊人时是野蛮人，但他们从希腊走出来时，已经是文明人了，他们的知识、道德、情感和精神，都是希腊式的。
彼此的关系是：
罗马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征服了希腊，但是，就在罗马人征服希腊的同时，希腊人却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人。
希腊人征服罗马人的方式是：
“希腊人把自已的得意之作——喜剧与非天启宗教作为礼物送给罗马平民，意味着他们把自已的生活内容和世俗文化送给了罗马平民，这将对罗马平民产生怎样的影响啊！
把道德、哲学和艺术送给罗马上层阶级，意味着把一种文化根本的价值取向、教化方式、政治观念送给罗马贵族。
希腊文化通过罗马人的日常生活、娱乐方式、政治统治、价值观念、法律思想得以延续。
”西塞罗在《国家篇》中形象地指出：
“自希腊流入我们城市的确实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条文化与学术的大河。
”这条大河把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连成一体，正如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之《凯撒与基督》上卷中所说：
“自此之后，罗马的精神、艺术、宗教生活，皆为大希腊世界的一部分。
”
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这种关系来看，完全可以说，希腊人道主义传统就是罗马人道主义传统。
而希腊人道主义又是对荷马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荷马的“身心皆美”、“身心全面满足”、美和德行等英雄伦理与赫西俄德的“善行”流入希腊后，便演变成希腊人道主义的两条主干：
善行与身心全面训练。
这两种人道主义互为存在，合二而一。
大卫·戈伊科奇指出：
罗马帝国的格利乌斯时代，曾对这两类人道主义做出了重要区分：
一类意指“善行”（philanthropy），另一类意指“身心全面训练”（paideia），也就是人的教化。
在古希腊，善行从普罗米修斯式的人道主义中产生，身心全面训练则从智者的人道主义中产生。
杜丽燕循着人道主义思想史的脉路，对此作了补充，她说在古希腊，善行最早产生于荷马时代的英雄伦理，经过希腊悲剧时代，这种伦理初步形成，其最高典范是普罗米修斯的善行，即热爱人、关心人，为人类献身。
这种理解是对的，不过，她在正视赫西俄德从天上为人类引来普罗米修斯的“善行”时，却忽视了赫西俄德在神性的“善行”止步的地方，又为人类引来了世俗的“善行”。
这两种“善行”在后来的人道主义发展历程中，互为主次，经过希腊文明的选择、确认而成为希腊人道主义的主干，特别是与宗教伦理相遇后，它们又被基督教人道主义所吸收，并沉淀到“爱的哲学”之中，最后，它们又经过文艺复兴至近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改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纵观人道主义，善一直贯穿于其中，已经成为人道主义最基本又是最高存在的命题。
在罗马，“善行”把许多人聚集在斯多葛学派的直接理智麾下。
由于罗马帝国坚持斯多葛的信仰，即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罗马法尊重所有人的准则。
他们实行斯多葛的人道主义，启发利己主义，或者自利的利他主义。
特别是当条条大道通罗马时，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便是每个人最可行的策略。
而从智者到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形成了用理性和知识对人进行教化的传统。
教化或教育在希腊的形成是基于德尔菲的神谕：
“认识你自己”。
认识自己包含着教化自己，其中的基本假设是人的善可以通过教化形成。
接着，“罗马人率先把身心全面训练的人道主义制度化”，“正是由于身心全面训练的教化方式，斯多葛学派的善行才得以运作。
”
教化的内容是当时的知识教育和各种技艺，到中世纪时发展为大学文理七科。
七科包括文学三科，即法律、修辞、逻辑；科学四科，即算术、几何、和声学、天文学。
通过这种正规的知识教育，最终达到对人的身心全面训练。
希腊罗马人道主义的这两条河流，注定要合流，一并流入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水域之中。
二、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
中世纪的基督教有人道主义吗？
换言之，中世纪的基督教不是反人道主义吗？
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长期以来，“中世纪”臭名昭著，已经成为黑暗、蒙昧、保守、邪恶、血腥的代名词。
史称中世纪是“黑暗时代”，而这个黑暗时代是由基督教造成的。
一切似乎都与文艺复兴有关。
文艺复兴彻底否定并断送了黑暗蒙昧的中世纪，它从思想革命的两个方向上否定了中世纪及基督教。
一是它对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借此指认中世纪及基督教是对古代文明的毁灭；二是它反对以上帝为中心而贬低人、贬低世俗的宗教神学，由此而兴起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潮，呼唤出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这两个方向的思想革命均指认了基督教的中世纪是黑暗时代，从前者看，基督教对古代文明的毁灭，对俗世的统治与摧残，是造成黑暗时代的罪魁祸首。
从后者看，基督教是反人道主义的。
果真如此的话，西方文化及基督教人道主义在中世纪岂不出现了千年断层？
而基督教在文艺复兴之后还能继续存在并发展，特别是它的福音人道主义还能进入现代人道主义的伦理体系，岂不成了奇迹？
历史果真如此吗？
还是让我们进入历史吧，相信它会告诉我们真相。
1、基督教及福音人道主义征服罗马帝国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
起初，原始的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还没有同犹太教分开，处在犹太基督教阶段。
犹太民族长期受异族统治与迫害，在宗教观念上，原来的民族神雅赫维逐渐被看作各民族的主宰，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神。
当时同外族杂居的一部分犹太人，在宗教上逐渐忽视传统的仪式，并在犹太教神学基础上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天堂、地狱、灵魂不死等观念，东方宗教的一些仪式，以及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的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
原始基督教信徒信奉弥赛亚降临说和末日论。
犹太人在常受欺凌中，使他们认为欺负他们的人固然有罪，而他们自己之所以受压迫，也是因为有罪的缘故，因此，他们仰望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耶稣就在这仰望期盼中降临；基督的降临是世界末日的来临和新世界的产生。
他们认为基督降临于世要对罪恶进行审判，使一切受苦受难的人脱离苦海。
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世主，也是一切受苦人的救世主。
这样，基督教就产生了。
公元1—5世纪，是基督教的形成时期。
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在早期带有非常鲜明的犹太教特色。
他们承袭了犹太人的封闭性，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团体，在罗马帝国内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
一支异己的力量出现在罗马帝国内，不能不引起统治者对其的监视，加之他们封闭了与皇帝、宫廷、当局、社会沟通的渠道，更加深了人们对其的误解，从而导致统治者对其的迫害。
在迫害达到最极端最残酷的时候，不仅基督徒遭迫害，就连信仰基督教也被视为犯法而遭受种族刑罚。
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从公元1世纪一直持续到305年，随着皇帝戴克里先的退位才终告结束。
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发生危机，此时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世俗封建主为了巩固其统治，都懂得借助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为自己撑腰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公元311年，加勒里乌帝在临死之前与西部领袖君士坦丁和东部领袖李锡尼共同颁布了《宽容赦令》，宣布基督教有信仰的自由。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这两位结成同盟的皇帝再度签署颁布了《米兰赦令》。
这个赦令给予基督教的权利比加勒里乌帝的赦令更进了一步，结束了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从而使长期受迫害的基督教真正取得了合法性地位。
君士坦丁及之后相继即位的皇帝，完成了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的重任。
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确认基督教是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继而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与此同时，是官方对异教的迫害，其迫害的规模和程度有时比原先对基督教的迫害还要厉害。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日，正是异教灭亡之时。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获胜，首先得益于罗马帝国平等的法制环境，罗马上层对其的理解与宽容政策。
而来自基督教自身的力量，则是它获胜的根本原因。
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指出，基督教获胜有多方面的原因：
非暴力的宗教狂热、其精神支柱是爱与宽恕；倡导灵魂不灭和来世学说；宣传神秘的神迹，以引导信徒们皈依；以善行和德行立足于世俗社会；等等。
杜丽燕认为：
“基督教征服世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基督教的价值取向，即：
非暴力、博爱、宽恕等力量的胜利。
也就是说，是福音人道主义的胜利。
正是福音人道主义，征服了充满血腥迫害的罗马帝国，最终赢得了他们的皈依。
”
2、基督教福音人道主义照亮了中世纪
基督教征服罗马帝国是它走入世界的第一步，然而，它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基督教入主西方，进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即基督教的中世纪。
拥有强大的军事武装、组织权力和先进的政治制度、民族制度、法律制度的罗马帝国，是被日耳曼民族灭亡的。
从公元3世纪开始，过着游牧生活，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日耳曼人开始民族大迁移，在武力入侵为主，其他渗透跟进的形式下进入罗马，经过两个世纪的反复斗争，日耳曼人终于在公元476年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中世纪的起点，史学界几乎没有多大异议，而对它终止于何时，则有些不同的看法。
根据西方史学家通常的看法，中世纪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开始，到16世纪文艺复兴兴起终止。
其中，公元5—10世纪是中世纪早期，史称黑暗时期；公元10—13世纪是中世纪中期，史称欧洲文化复兴时期；公元13—16世纪是中世纪后期，史称文艺复兴时期。
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三个时期在相互交合处、过渡区，无论在时空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应该有很大的重叠。
还有，尽管这里把文艺复兴划入中世纪，但就其思想体系而言，文艺复兴已经属于近代文明的范畴。
日耳曼人是罗马帝国的终结者。
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罗马帝国的一切文明几乎被扫荡殆尽。
入侵的日耳曼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蛮族，他们每到一处，掠夺财富，摧毁城市，大肆杀戮，图书馆、学校、剧院等文化设施毁于一旦。
日耳曼蛮族造成了罗马帝国在政治、文化、经济、思想、哲学、艺术、商业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全面倒退。
古代典籍在战火中所剩无几，学者、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或者丧命，或者流离失所。
学校和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是传播文化与学术研究的场所，随着这些场所的消失，罗马时期那种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也不复存在了。
曾经雄霸西方、傲视世界、繁华文明的罗马帝国，如今是满目荒凉，一片废墟。
而废墟之上，惟有基督教依然挺立。
原来，在大规模入侵罗马帝国之前，日耳曼人中就有不少人皈依了基督教，因此，他们在占领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对基督教网开一面，从而使基督教得以幸存。
在废墟之上匆忙建立起来的日耳曼诸王国，充斥着愚昧落后，文明极其低下，惟有基督教徒是有教养的群体。
此时的基督教徒，是王者师和民众眼中有教养的阶层，“目不识丁的日耳曼人的皇帝和贵族们，几乎是从学习第一个拉丁字母和基督教第一个教义开始他们的文明历程。
”基督教对他们进行文化启蒙，同时进行宗教启蒙。
罗马人与希腊人曾经相互征服的历史又重现了：
野蛮的日耳曼人用武力征服了罗马人，基督教则用宗教征服（教化）了日耳曼人。
到公元700年，基督教最终使日耳曼人的西方全部皈依了基督教。
基督教在教化日耳曼人的同时，又承担了保存古代文明的重任，因为此时只有基督教是古代文明的“惟一传人”。
他们兴建教堂、修道院、学校、图书馆，既保存了大量的希腊罗马的古代文献，还把罗马的教育内容和基督教福音人道主义引入教育与研究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许多教士修习希腊文，把希腊文经典译成拉丁文，通过这种途径，希腊文化在黑暗蒙昧时期被保存下来，从而为12世纪经院哲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到公元12—13世纪，从修道院学校逐渐派生出大学教育，正是这些大学为日耳曼诸国培养出一大批非神职学者；这些学者后来成为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先驱。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征服，到公元7世纪，东罗马帝国被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征服。
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是继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之后崛起的又一个大帝国，一个版图辽阔、民族众多的超级帝国，而掌控这个大帝国的核心力量，是阿拉伯本民族的伊斯兰教。
这样，曾经由基督教统治的地中海世界就分成了两大部分：
基督教的西方与伊斯兰教的东方。
阿拉伯人在征服东罗马帝国之后，并没有像日耳曼人那样，把东罗马帝国完全纳入自己的版图，因此，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一直存在到公元1453年，比西罗马帝国多存活了近一千年。
在文化史和人道主义思想史上，拜占庭学者是希腊文化的保存者，他们孜孜不倦地抄写、整理、研究古希腊经典，与基督教的西方一道，共同为文化的传承和文艺复兴的产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据上所述，历史的真相是：
中世纪早期的“黑暗时代”，不是基督教造成的，而是野蛮的日耳曼人所为。
在黑暗时代，正是由于基督教，古代文明才得以保存与传承，文艺复兴时期复兴古代文明的划时代壮举才成为可能。
这说明，基督教是西方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的承前启后者，其福音人道主义则是西方人道主义史上的重要一环。
历史很快进入基督教全盛时期，即中世纪中期。
随着日耳曼人封建王国的建立，基督教会也逐渐封建化、极权化了。
一个出世的、以传播上帝“福音”为宗旨的神圣宗教，怎么如此世俗化了呢？
早在罗马帝国消亡之时，基督教就开始把罗马成熟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组织权力引入教会，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力量。
到中世纪中期，它的强大力量使其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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