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翥先生访谈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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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翥先生访谈录
刘凤翥先生访谈录
邸永君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
刘先生，您好。
我受《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编辑部的委托，特对您进行一次访谈。
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千头万绪，是否就先从您的少年时代和家庭背景谈起？
刘凤翥（以下简称刘）：
好。
我家世居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王朴村。
千童镇即《汉书·地理志》中的“千童城”。
据说秦始皇命徐福率五百童男和五百童女去东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即是从此地出发。
为了纪念此事，故名此地为“千童”。
后此地设过饶安县，废县后长期称此地为“旧县”。
改革开放后，才恢复了“千童”之名。
为开展旅游，现已于镇东修成红墙黄琉璃瓦的徐福祠，据说县里还成立了“徐福研究会”云云。
从地理角度言之，此地处于冲积而成的华北大平原的东部边缘。
没有高山和大川，我离乡之前，所见过的最大的石头是碾子和磨盘。
民间有“盐山盐山，苦海盐边”的俗语。
盐碱地多，以前农作物的产量很低，亩产200斤者就是上等好地。
一般亩产仅七、八十斤而已。
生活普遍贫苦不言而喻。
几百年来，我家世代为农，耕作在这里。
我们刘姓是王朴村最早的居民。
村东南有一块地方，名叫“刘家门口”，就是我们刘氏祖先居住的地方。
从未听说祖上出过什么名人。
据说明燕王发动“靖难之役”时曾遭劫难。
燕王是指明成祖朱棣。
他以藩王的身份从北京带兵去南京夺取其侄建文帝的帝位，是乱臣贼子之举。
因此，他从我们家乡经过时，大家都自发地组织起来拦截他，阻挡他。
当他进入南京夺得帝位归来时，进行了地毯式的“斩尽杀绝”的报复行动，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
道路上扔上银子，如果发现银子没了就证明人还没被杀干净，继续搜查。
据传说我们刘姓只有一个男子躲在地窖中逃过此难，其他的人均被杀掉。
谱书也失传了。
这位男子就是我们的始祖。
他的后代现在不仅居住在王朴村，也分散到附近的刘宅村、耿庵村、冯家洼村。
他的坟墓就在村东的公路西边，“大跃进”时被夷为平地。
坟头虽被平掉，但至今家乡的刘姓人每年正月初二仍去祖坟所在地烧纸、放鞭炮祭祖。
这位始祖的名字本来写进后修的谱书中，但在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北伐军路过我们家乡时，后修的谱书被太平军抄走焚烧了。
抄家烧书“破四旧”并不是“红卫兵”的发明，太平天国北伐军就干过。
我所知道的仅仅是青年时期从家谱（春节时挂在堂屋的一轴写有三四代祖先名字的纸，以便对其上供，与谱书不同）上看到的和长大后听大人说的有关老辈的情况如下。
我高祖讳鸿训，高祖妣为本县十四户村的李氏。
他们生子二人：
长曰金禄，娶妻本县赵宅村王氏；次曰金玉（1838—1927），即余曾祖也，曾祖妣为本县赵宅村尹氏（1838—1925）。
他们生子四人：
长曰长泰（1870—1930），娶妻本县刘窑厂村刘氏（1868—1939）；次曰长和（1873—1896），娶妻本县兴隆淀村崔氏；三曰长滋（1874—1956），即余祖父，祖妣为千童镇东街王氏（1875—1946）；四曰长忠（1878—19544），娶妻本县孙村杨氏（1876—1946）。
祖父有子二人：
长曰邦振（字赞麟，1902—1956），娶妻本县卸甲楼村王氏（1899—1965）；次曰邦安（字怀静，1905—1948），即余父也。
我母为本县兴隆淀村崔福春之长女（1900—1940）。
以前虽然不限制生育，但人丁并不兴旺。
伯曾祖金禄乏嗣，过继我大爷爷长泰。
二爷爷长和亦乏嗣，无人可过继，由邦岩兼祧。
四爷爷长忠也乏嗣，过继我伯父邦振。
大爷爷长泰仅有一子讳邦岩（字露霑，讹为鲁瞻，1895—1968）。
到我们这一代，人丁才稍旺。
我曾祖金玉公稍稍识一些字，乐善好施，起初信佛。
他的一位是喉科大夫的朋友对他说：
“积德行善，信佛不如行医。
你跟我学医可也。
”于是，我曾祖就用数年时间住在这位朋友家专心学医。
学成之后，回家在农耕之余义务行医。
遂成了本县喉科名医。
他把医术传给了我伯祖父长泰。
伯祖父长泰本欲把医术传给他的儿子邦岩。
怎奈邦岩伯父嫌病人化脓的嗓子味难闻，不愿学。
伯祖父无奈，就把医术传给了我父亲邦安公。
据说我父亲胆大心细，做喉部外科手术既敢下手，手又很稳，效果很好。
我少年时经常看见一些外村的人赶着马车或骑着驴来我家求我父亲给治嗓子，或者接我父亲出诊。
我家是祖传三代的喉科名医。
三代行医的目的只有四个字：
“积德行善”。
中国的传统讲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由于家父过世太早，他的医术未能传给我们兄弟，实为憾事。
我伯祖父长泰除了种地、行医之外，还业余爱好地方戏河北梆子。
他善于吹喇叭伴奏。
我祖父除了种地之外还业余爱好武术和木工。
我少年时看见过家传的祖父练武术用的红缨枪，我还睡过祖父亲手做的一张木床。
我四伯祖也爱好武术，曾经参加过义和团。
他也爱好河北梆子，善于吹笛子伴奏。
晚年双目失明。
从我高祖自立门户以来直至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夏历十二月十一日（1934年1月25日）之前，我家是几代人住在一起的大家庭。
经常出现四世同堂的情况。
例如我伯父邦振公的长子凤鸣兄1922年诞生时，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均健在，他们当时都是八十五岁，所以凤鸣兄的乳名为“五”。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夏历十二月十一日，有十六口人的大家庭才分成三家。
当时伯祖父长泰已去世。
由他的儿子邦岩和我爷爷与四伯祖分的家。
分家三年之后，双目失明又是绝户的四伯祖感到生活不方便，遂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夏历十月二十四日过继了我伯父邦振公。
分家文书和过继文书的原件一直存在我的身边，后不幸于文革中丢失。
解放前由于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差，我母亲总共生了约八、九个孩子，先是生了四、五个孩子都没有成活。
我那迷信落后的母亲就用供奉张仙爷和认干爹、干妈的办法来解决矛盾。
张仙爷是摆出弯弓射箭的姿势对着一只黑狗的神像，供奉在卧室的门后，经常烧香磕头。
据说孩子之所以不成活是让天狗给叼走了。
有张仙爷把天狗给射死或射跑，孩子就长命了。
我胞兄凤岐（1930—1992），乳名“迷糊”，用意是“迷糊来的”。
阎王爷那里的生死簿上这个人失踪了，没法再勾他的魂。
母亲还给我哥认了好几个干爹、干妈。
从我哥开始，我母亲每两年生一个孩子。
1932年生我姐（小名凤，1936年夭折）。
我是1934年夏历十月初一日（阳历11月7日）出生。
给我认的干爹是本村的王立业。
他有四个儿子，个个长大成人。
他的次子名衡山（字湘南），是小学教师。
我的乳名“利贞”就是由我这位当老师的干兄弟王衡山所起，典出《周易》的“元亨利贞”，比起我哥哥的乳名来文雅多了。
我弟弟凤梧生于1936年，我妹妹凤英生于1938年。
1940年初夏，我哥娶了我嫂子王兰英（1924—1992）不久，我母亲就病故了。
是爷爷和奶奶把我拉扯大。
我出生的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来。
鬼子刚来的几年我还不记事。
当我开始记事时，记得经常逃难。
中国地大人多，日本地小人少。
当时鬼子占领的中国地方太大，平均一个村还不能安插一个日本兵。
因此，日本兵的据点都设在类似现在乡镇一级的地方。
千童镇就有鬼子的据点。
隔三插五地鬼子进村训话。
谁要在当街高声一喊“鬼子来了”，村里人就立刻拼命往四下跑。
我们那里既是日本占领区，也是八路军打游击的地方。
由于兵荒马乱，我们村的学堂时办时停。
我应该上学的时候，正是学堂停办的时候。
因此，我没有及时上学。
直到1944年春季，停办了两三年的学堂开始恢复。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听见我爷爷和我奶奶商议说：
“村里又要办学堂了，先生是王茂公和王之让。
听说束修二百元。
得让利贞去上学，家里得有一个会认字算帐的，以便赶集上店认得票子”。
就这样，在我九周岁多的时候我爷爷为我交了二百元钱，我才开始上学。
学校是王茂公老师自己的三间闲着的小土房，两间连通着的做教室，另一套间做老师的办公室。
当时师生都没有年级的概念，仅有不同文化程度的概念。
不同层次的学生挤在一起学习。
老师先给高水平的学生讲《幼学琼林》，再给中等学生讲《三字经》，最后给我们低水平的讲《国文》第一册。
第一课就一个“人”字。
给一部分人讲课时，其他人默默地读书。
讲完了课，大家就大声朗读。
从1944年春至1946年底的三年中，我学了六册《国文》，还学了《弟子规》、《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等，也学了加、减、乘、除的低水平数学。
那时候讲究背书，学一课背一课，学一本背一本，学了新的不能忘了旧的。
如果学了十本，背书时就把十本书放在老师面前，回过头去，背对老师，老师随便说一句十本书中的任何一句话，就得接着这句话往下背。
如果不会背就得挨打。
我们上学时，老师已经不用戒尺打手心，而是用教鞭打后背。
邸：
您挨过打吗？
刘：
我在我们那拨人中年龄比较大，已经懂得自觉地专心致志地努力读书，而且从一开始就很用功，所以既没有因为背不上来书挨打，也没有因为其他事情挨打。
按着祖父对我的要求和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也许再学个一年半载就该“卒业”了。
我伯父的介入改变了我的发展轨迹。
邸：
此话怎讲，愿闻其详。
刘：
我伯父刘邦振（1902—1956），字赞麟，少年时曾读过私塾，上过师范，在银号当过学徒。
1921年去天津造币厂工作。
1923年春，去北平南苑冯玉祥部下从军。
做过冯玉祥的传令员，逐步提升为上校军需会计主任。
我伯父参加过北伐。
抗日战争时，他参加过淞沪抗战和第二次与第三次长沙会战。
抗战期间，伯父一个人在大后方，家眷均留在原籍日本占领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伯父任职于军政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室军需组，被派往东北接受光复的失地。
在沈阳任东北九省（当时国民政府把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营产（指军队的房地产）管理处上校处长。
伯父到沈阳后陆续把眷属接到沈阳去。
伯母临去时，把我也顺便带去了。
我们是1947年农历正月初六离家，初七到天津，我第一次看见火车和电灯，眼界大开。
初八到山海关，初九到沈阳。
伯父问我在老家读过几年书，我说三年。
他说，那就插班上三年级吧。
我问什么叫三年级？
他说小学一共有六个年级，刚开始上学的小孩子读一年级。
不留级的话读六年就可以小学毕业，读完小学接着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读高中，高中毕业后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出国留洋。
读书要读二十来年，我是第一回听说。
原以为再读个一年半载就卒业的我，这才知道读书的日子竟如此漫长。
我这才有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概念，并且产生决心将来要上大学的念头。
当时学校正在放寒假，开学前伯父给我办好插班手续，我和伯父的三儿子凤瑞从原籍到沈阳一直都是同班同学，我们被安排到杜聿明创办的“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军人子弟学校”读三年级。
至这时我才开始接受有国语、数学、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的新式教育。
下半年升入四年级。
1948年春，伯父又把伯母和凤瑞弟与我送到北平，住在伯父的好友空军上尉谷桂林先生的公馆（府右街后胡同10号）。
伯父原先在重庆工作时的同事当时在北平市政府工作的范东奎先生，把我和凤瑞弟安排到何思源市长极为关注的北平私立培根小学（现在的府右街小学）读书。
礼堂内挂着何市长给校长祝寿的大红匾。
英枤校长是一位信天主教的八十多岁的老处女。
何市长的女儿何鲁美（何鲁丽的姐）当时也在该校读书。
我在该校一直读到六年级。
在此期间，我经历了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等重大事件。
据我所知，我们班同学内后来最出名的是五年级时转学去戏剧学校学唱京戏的杨秋玲同学；再就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教授杜秉初同学。
邸：
当然还有您。
刘：
我不如他们的名气大。
邸：
您不必过谦。
请问当时私立学校的学费很贵吗？
刘：
当时货币贬值得太厉害，1948年春，我才去时学费是每人每学期法币100万元，下半年涨成两千万元。
1949年年初虽然解放，但币值仍不稳。
学费不收纸币，改收四块袁大头。
在该校学习期间，我仅在刚入学时交过100万元法币的学费。
以后就再也没有交过学费。
因为该校有一套很好的奖惩制度。
每学期末，每班的期末考试第一名下学期全部免学费，第二名和第三名免半费。
学期末临放假时把全校师生集合在大礼堂内，由英枤校长亲自向每班前三名发成绩册。
我自从进入这个学校后，每学期末，我都享受过这种荣耀。
与我共同享受这种荣耀的我仅记得比我高一年级的李芷，是一位高个的男同学。
因而我自从交了100万元的法币的学费之后，就一直享受奖学金的资助。
邸：
这是学生最大的荣耀。
请问您的中学是在哪里读的？
刘：
如前所述，由于我父母过早去世，先后由祖父和伯父供我上小学。
而中学则是我胞兄刘凤岐供我读的。
1948年11月，沈阳临解放时，我伯父任职于沈阳被服总厂（为军队生产被褥、服装、鞋帽）福利科上校科长。
沈阳解放前夕，厂长、副厂长都逃走了，我伯父成了厂子里的最高官员。
解放后，我伯父被留用，为新中国效力。
1949年1月，沈阳被服总厂改称东北第三局第一被服厂，我伯父升任第一副厂长。
1949年秋，伯父自认为曾参加过北伐、淞沪抗战和长沙会战及迎接解放等光辉事业，况且家有七十多岁的生父和过继的父亲，应当激流勇退，归隐田园。
遂借口胃病厉害而坚决请求辞职，经上级批准后回原籍务农。
他回家不久就于1949年年底把我和凤瑞弟接回老家去。
伯父想得过于简单，务农也就意味着贫穷。
他再也没有钱供给我和凤瑞弟读书。
回原籍后，我因为交不起每月80斤玉米的伙食费而误过了三次升初中的机会（当地中学每年招生两次）。
直到我的胞兄在东北当了水暖工人，每月可以给我汇七、八万旧人民币（1954年实行新人民币，旧币1万元换新币1元）后，我才于1951年夏，去山东省乐陵县报考乐陵中学（现在的乐陵市第一中学的前身）。
考取之后，一直读到1954年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时，恰巧我胞兄从东北来北京施工，修建北京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
我就到北京来考高中。
在1954年之前，外地人可以随便到北京上中学，考上之后可以住宿。
我来北京后，住在钢铁学院建筑工地的工人们住的工棚内，很多天才拿到招生简章。
拿到招生简章一看，与往年最大的变化是必须有北京正式户口者才能考高中，没有正式户口者只能考中专学校。
但当时迁户口和落户口还很自由，没有任何限制。
于是我哥连夜回老家去替我迁户口，两天后就拿着户口迁移证回来了。
我哥立即借了他的一位在北京有正式户口的郭姓同事的户口簿去厂桥派出所给我报上北京正式户口。
经过了解，离钢铁学院最近的好一些的中学是当时位于六铺炕的北京市第七中学，我就报考了七中，并有幸被录取。
而开学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住宿问题。
当时是没有北京正式户口不让考，有户口说明北京有家，不让住宿。
我又不能长期住在大通铺的工棚内，一来室内光线太暗，而且工人们下班后下棋、打扑克，大声喧哗，无法写作业。
我哥就以每月1元的价钱在塔院东边牤牛桥3号的一户农民家里边给我租了一间草棚子，我每日放学回到“家”里，自己劈材生火，蒸窝头，熬白菜，吃完晚饭再写作业，不写完不睡。
经常晚上11点多才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去学校，早饭或是吃点头一天剩的，或在上学的上路买个油饼充饥。
午饭在学校食堂吃。
每天来回都是步行。
开学约两个月，学校迁入新落成的大市口现在的新址。
离家稍稍近一些。
新校舍有一座教室楼和一座宿舍楼，大礼堂兼做食堂。
我不断向老师说明实际困难，第二学期就允许我住宿了。
从此一帆风顺。
顺利高中毕业，并顺利考入北大。
邸：
是什么原因让您决意报考北大历史系？
刘：
解放前我在北平上小学时就听说过北大、清华和燕京等名牌大学的名字。
我伯父也一再勉励我要上名牌大学。
他还说，当年在重庆时，曾听过经济学家马寅初的讲演，马先生痛斥“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大无畏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读高中时，知道马寅初正担任北大校长。
我在上初中和高中时，学习成绩比较好的是语文、历史、生物、几何、化学和英语等科，而最好的是语文，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
因而最早的愿望是学文学。
在高中时，与教我们历史的陈伟顺先生的关系特别好。
受到很大的影响。
还有我经常看课外书，偶然读了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先秦卷和秦汉卷。
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翦老的文笔特别好，史书可以当文学作品读。
同班的魏金玺同学（北京医院名医魏龙骧之子）由于是老北京和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对名人的情况知道得比较多。
他见我读翦伯赞的书，就对我说：
“翦伯赞在北大当教授，将来考大学时，你考北大历史系可以亲自听翦伯赞讲课。
”魏同学本来是随便一说，我却当了真。
由于崇拜马寅初和翦伯赞等名人的心理，促使我在1957年考大学时，第一志愿填的是北大历史系，很幸运就考上了。
邸：
请您谈一下您读大学的简单情况。
刘：
我上大学时正是北大历史系的鼎盛时期。
院系调整时，把清华、燕京、中法等大学的历史名家都集中到了北大。
他们有翦伯赞（1898—1968）、向达（字觉明）、周一良、齐思和、邵循正（字心恒）、杨人楩、邓广铭（字恭三）、张政烺（字苑峰1912—2005）、苏秉琦、商鸿逵（字子上）、张芝联、宿白、胡钟达、阎文儒等。
可惜我们上大学时极“左”的政治运动和劳动太多，严重地干扰了学习秩序。
一进大学就一面旁听“反右派”（一年级新生经过了严格政审，不划“右派”，但必须旁听高年级的的“反右派”斗争），一面上课。
转过年来，先是“双反”（名义上是“反右倾、反保守”，在大学里变成了“拔白旗，批白专”），紧接着就是“大跃进”。
凡是“左”的事物，到北大往往加码，而到我们系尤其是我们年级还要再加码。
例如为了贯彻教育方针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劳动”二字，我们年级在四年级时去十三陵公社劳动整整一学期，大学五年间体力劳动总共353天半。
再加上运动，真正的学习时间也就是大约三年的时间。
我们毕业时名义上是五年制的大本，实际上也就是三年制的大专水平。
真正正规的学习也就是最后的一年半。
邸：
您听过翦先生的课吗？
刘：
我上大学时，翦先生由于系务繁忙已经不给本科生上课，仅带研究生，偶尔举行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的学术讲座。
他用举办学术活动和发表指导性的论文以及请知名学者如范文澜、韩儒林等人来系做学术报告等方式来教育学生，影响学生。
为了使学界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翦先生于1959年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从而在全国史学界展开了如何评价曹操的大论战。
北大历史系也于当年举办过两次由翦老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邓广铭先生筹备的评价曹操的学术讨论会。
当时邓先生正给我们上宋辽金史的课。
他一再号召我们年级的同学参加讨论。
班干部虽一再动员，怎奈无人敢报名。
大家总认为这是高年级同学的事，不是二年级学生干的事。
为了向邓先生交差，学习委员朱学习同学就瞒着我把我的名字给报了上去。
临近开会前三天才通知我，叫我赶快准备发言稿。
我只好临阵磨枪式地进行准备，翻了翻《三国志》，看了看当时报刊上的有关文章，用一夜时间赶写了一篇将近一万字的发言稿。
大意是说曹操有功也有过，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当是非分明。
1959年4月24日下午，我系在化学楼的一个大教室举行第一次“曹操问题学术讨论会”。
黑板上除了写有“曹操问题学术讨论会”之外，还用粉笔在黑板两侧各画了一个分别为红色和白色的京剧脸谱式的曹操像。
用意是在问曹操是忠臣乎？
还是奸臣乎？
会议由邓广铭先生主持。
他先讲了主办这次讨论会的意义，接着他谈到：
这是一次师生结合的讨论会。
报名发言的不仅有老教师，也有青年教师，还有二年级的学生刘凤翥同学，接着他按发言顺序逐一念了发言者的名字。
这时我才知道所谓“师生结合”的学生只有我一人而已。
顿时紧张得不得了。
翦老是第一个发言，我还注意听了一下，后面的发言我就没心思听了，心中直盘算着如何闯过这一关。
当轮到我发言时，我就走到前面低着头一个劲地念稿子，还念了两三个白字，坐在我对面的翦老还替我纠正。
我把稿子念完之后，翦老和邓先生带头为我鼓掌，翦老还上前与我握手。
会议结束时，翦老说，今天的会开得好，所有的发言全部发表。
今天来参加会的有《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同志，今天的发言全部交给《光明日报》，就对不起《文汇报》了。
凭着翦老的面子，我的发言滥竽充数地发表在当年5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学术讨论会，也是平生第一次发表文章。
由发言时的紧张、害怕，变成了永恒的美好回忆。
这对我此后的学术生涯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是翦老对我的最大提携。
四、五年级时，我还经常去翦先生家中请教问题。
邸：
您上大学时除了经常去翦先生家请教之外，还经常去哪些先生家请教？
刘：
我们一年级之后分专业，四年级时分专门化。
我被分在历史专业中国古代史专门化。
由于专业的关系。
我拜访的都是教中国古代史的老师，例如邓广铭先生，商鸿逵先生，向达先生。
辅导我作学年论文的是张传玺先生，指导我作毕业论文的是田余庆先生。
他们的家中，我也常去。
邸：
北大教师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刘：
严格要求学生遵守严谨的学风。
我的毕业论文是汉武帝盐铁专卖的内容，因为草稿中转引了别人引用《封泥考略》中的一句话。
田余庆先生看了之后，就把我召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他说：
“是直接引用原书还是转引，不仅仅是懒惰和勤快的区别，而是能否毕业的标准，是内行和外行的分野。
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到外边转引第二手材料就不配是北大的毕业生，要顾及北大的脸面。
”当时我以北大图书馆没有《封泥考略》这本书而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田先生说：
“严谨的学风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
北大图书馆没有，可以去北京图书馆查。
明天就去系里开介绍信去北京图书馆查原书。
”我照办了。
翦先生也曾对我说过，审查别人的文章，先看小注，再看原文。
如果小注中存在引用二手材料的情况，说明作者还是外行，正文也就不用看了。
这些教诲对我日后工作极有益处。
邸：
您作的是汉代的毕业论文，怎么考了陈述先生的辽金史专业的研究生？
刘：
说来话长。
我们上大学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
毕业后由国家按计划给分配工作。
五年级第一学期时，学校就经常请教育部计划司的同志来校作报告。
分析1962年的用人趋势。
报告人说，除了医务和财会人才供不应求之外，其它专业的毕业生都面临改行的可能。
让大家作好所学非所用和改行的思想准备。
我不愿意改行去干别的，更不愿意离本行太远。
而考研究生是最好的缓兵之计。
先是报了中文系魏建功先生的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
没多久，魏先生又说不招研究生了。
我又报了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古文字专业的研究生。
于先生只招一名，北大报名的有林澐、张亚初和我。
曾经同住一个宿舍的杨虎同学劝我退出竞争。
他说长春很冷，上三年研究生还可以坚持。
如果研究生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到时候嫌冷再想出来可就不由你做主了。
我觉得他说的有理。
他便替我把报名表撤回。
后来我和沙宗复同学又报了汪籛先生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
汪先生把我和沙同学召去，婉言告知他不希望我们考他的研究生。
我本来已经绝了考研究生的希望，但突然峰回路转，因为同住一个宿舍的陈智超（陈垣之孙，陈乐素之子）同学每逢周末都进城回家，星期一返校。
毕业前不久的一个星期一，他从城里带来好消息：
中国科学院也招研究生。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而又在历史研究所兼职的他父亲陈乐素先生招一名宋史专业的，民族研究所的陈述先生招一名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的。
陈述先生是陈垣先生的学生，又与陈智超同学的姑父傅乐焕先生同住民族学院家属院。
陈智超再三劝我考陈述先生的研究生，因为我当时对民族所的性质不了解，所以犹豫不定。
陈智超说：
“我认识陈述先生的家。
晚饭后我领你去陈述先生家，你们交谈一下，再决定是否报名。
”我按着陈同学给我出的主意，报名前先去陈述先生家中拜访了陈先生。
陈先生告给我，东北古代民族史说具体点就是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历史，与历史研究所的辽、金、元史差不多，都属于历史专业。
就这样我与王慎荣和杨明新等三位北大同学报考了陈述先生的研究生。
后来陈先生告知我，还有三位民族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报考。
我很幸运地考中了。
我与史金波是民族研究所招收的首届研究生。
同时又是各自导师的开山弟子。
当时还没有研究生院，研究生就插入各自导师的研究所内。
我从1962年因读研究生而进入民族研究所一直到现在。
转眼间数十载光阴已过，凤翥老矣。
邸：
来民族所的40多年中，您自己认为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
刘：
当然是在解读契丹文字方面。
邸：
请您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刘：
契丹民族于公元907年建立契丹王朝之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仿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等两种不同类型的契丹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
终辽一代，两种契丹文字与汉字始终通行于辽境。
辽亡金兴，金朝前半期仍通行两种契丹文字。
直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始“诏罢契丹字”。
从此之后，契丹文字渐绝于世，遂成为不为人所识的死文字。
用契丹文字印的书籍也都荡然无存。
契丹文字失传数百年之后，突然于19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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