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与化解的供给侧因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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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与化解的供给侧因素

产能过剩形成原因与化解的

供给侧因素分析

胡荣涛

内容提要: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需求不足不同，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部分行业产出供给量超出市场实际需求量的畸形表现，因此从供给侧寻找原因和化解措施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文章认为，中国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失误所导致的产业结构扭曲化;其深层原因则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僵化的体制机制和失误的产业政策等。

因此，化解产能过剩，首先要通过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途径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其次，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僵化的投融资体制和机制;再次，要对“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重点和倾斜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最后，要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关键词:

产能过剩适度投资率投资结构投资效益增长方式转变“一带一路”战略

一、中国产能过剩的实质是生产者供给过多而非消费者需求不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带来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日益凸显。

据相关行业协会和工信部的统计，2013年年底，粗钢、水泥、电解铝、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约为70%左右;平板玻璃产能利用率仅为67%左右，均大大低于81%-82%的国际正常标准.2004年末中国粗钢产能仅有4.2亿吨，而到2012年末就增加到9.7亿吨，增量相当于2012年世界产钢排名第2至10位国家粗钢产量的总和;电石行业2012年新增产能约400万吨，远超过全年淘汰的127万吨产能。

探究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以及如何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的重要因素。

对此，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

有人认为这些年出现的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价格机制扭曲下的市场信号失真、地方保护主义制约下的市场分割等（纪志宏，2015）。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问卷显示，61%的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政策导致地方盲目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是造成产能过剩的关键因素;另外，“潮涌”现象、产品创新滞后于市场需求、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给予企业过多补贴，也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3）.笔者认为,各个国家或各个时期都有可能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但其实质和原因不一定完全相同，因此，研究产能过剩问题不能泛泛而论，必须从国情出发并结合具体时期的发展特点，探索其实质，研究其原因，并切实找出化解的对策措施。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所谓产能过剩就是指某些行业或企业，按既定技术水平和现有生产能力提供的产品供给量，超出了市场对该行业或企业产品的需求量，从而形成闲置（过剩）的生产能力的现象。

衡量产能是否过剩或过剩程度的标准，就是要看该产品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是否相适应。

因此，对产能过剩的实质也应该分别从供给与需求两方而进行研究，因为不同制度或不同时期产能过剩的实质可能不完全相同。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产能过剩，大多是由于消费者需求不足而引起的，按照凯恩斯经济理论，化解产能过剩的主要政策措施必须放在如何刺激消费和增加有效需求上。

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在上世纪80年代就认为，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主义经济总体上来看不是供给过多、需求不足的“过剩经济”，而是需求过旺、供给相对不足的“短缺经济”，所以一般不会出现像资本主义社会的产能过剩现象（亚诺什·科尔奈，1986），正如此，表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化解产能过剩的对策措施缺乏必要的分析论证。

当然，科尔奈分析的“短缺经济”仅仅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有现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今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同日而语，开放的市场经济下短缺现象逐渐消失，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

同时又必须看到，当今中国部分行业虽然也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但与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则还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分析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和产品分布即可看出，这些过剩的产能，多是发生在传统产业领域，且基本都是技术和档次相对较低、处于产业链条中上游的中间产品，而非最终产品。

一方面这些产业由于缺乏规划和不切实际的盲目发展，导致项目上的过多过滥，造成现有市场难以完全消化;另一方而那些需求弹性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新产品则由于缺乏创新又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故这种结构性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时期出现也就难以避免。

这就决定了中国目前部分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其实质并非是消费者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生产者供给过多、超过市场需求产生的。

换句话说，它是由于长期产业结构扭曲所造成的部分行业产出供给量超出现有市场需求量的畸形表现。

正因如此，以刺激需求为主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就难以奏效，而从以治本为目的的供给侧探讨产能过剩的产生原因，寻找化解措施，强化供给侧改革在“新常态”经济下也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固定资产投资失误与产能过剩的形成

从供给侧来看，中国现阶段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首先是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失误而导致的产业结构扭曲的必然结果，探讨其产生原因，首先也必须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进行分析，包括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益等方面。

1.投资规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则呈现更为快速的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1981-2014年中国GDP增长了128.94倍，年均增长15.89%，然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则增长了532.57倍，年均增速为20.96%，年均高于经济增速5个以上百分点。

①（木文如无特殊说明，所引资料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或据此计算而得。

）

由于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较快，致使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提高。

资料显示，“六五”时期的年度投资率平均为24.63%,“七五”（1986-1990）时期平均为28.07%,“八五”时期提高到32.86%,“九五”时期为32.65%,“十五”时期高达41.36%,“十一五”时期达到57.58%,2011年后继续提高，2014年已达到80.5%的历史最高。

笔者根据统计资料计算了中国1981-2014年间的年度平均投资率，结果是接近50%,大约高出22%-25%国际公认标准线的1倍。

一般说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GDP增长成正相关关系，从国际经验来看，较高的投资率是一国经济起飞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中国经济转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而;但是另一方而，投资率过高，投资规模过大，超过一定时期国家财力和物力的承受能力，就会人为造成各方而供给紧张，挤掉当期基本的消费需求，长远来看则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投资率必须“适度”。

一国的“适度投资率”并非简单地看投资率有多高或者说是否合乎国际公认的标准线，而是要在保证人们消费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使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生产能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相适应。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适度投资率”也会呈现一定差异，可能会在国际公认标准线一定幅度内上下有所浮动。

据此笔者认为，中国的“适度投资率”大约高于国际公认标准线3-5个百分点，即25%-30%则是较为符合国情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接近50%的投资率确实偏高，这应该是造成这些年经济增速过快、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之一。

笔者利用索洛总量生产函数的理论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48.6%左右，这一数据也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上述投资率过高的结论。

不仅如此，固定资产投资还在结构与效益方而对GDP增长和生产能力形成产生更为直接和明显影响。

2.投资结构与产能过剩的形成

长期以来，中国不仅投资率过高，而且投资结构尤其是投资的行业结构也极不合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有关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结构呈如下特点:

（1）制造业成为投资比重最大的行业。

制造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除少数年份（1997-2002）外，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制造业一直都是投资规模最大、投资占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比最高的行业。

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该行业投资的平均占比在45%以上，90年代降至20%左右，本世纪初又开始呈现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35.21%，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制造业内部又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部门的投资为最多，三个部门的投资额度之和占整个制造业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52.3%）。

长期的资金大量投入使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数量和产量大规模增加的同时，也为以后的产能过剩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

（2）房地产行业异军突起，投资热度不断升温。

上世纪末开始的住宅商品化，促使房地产业逐渐成为投资的热门行业。

2003年以后，房地产市场更是方兴未艾，随着住宅商品化改革步伐的加快，资金投向该领域的数量急剧增加，占投资总额比重也大幅度上升，由上世纪的平均不到10%.提高至20%以上.特别是2011年以来每年都超过了26%，一跃成为仅次于制造业投资比重的最大热门行业。

应该说这是造成全国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上升过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3）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有所提高，但维持时间并不长。

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第三产业是公认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以来中国对第三产业投资欠账较多，导致该产业发展乏力。

但在1997-2002年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重创，此时在制造业放慢投资步伐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比重明显提高，这两个部门的投资大约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40%-45%，远远超过此时期制造业投资12%左右的占比，使第三产业首次成为投资占比最大的产业。

虽然这是投资行业结构改变的向好趋势.但这种局而并未维持很长时间，2003年后制造业又稳坐投资比重的第一把交椅。

3.投资效益与产能过剩的形成

效益差一直是中国投资领域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

投资的直接目的是通过投资增加生产性或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实际工作中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即一定时期新增固定资产额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比率）来表现投资直接效益的，它是反映建设过程中固定资产形成状况的重要指标。

总体说来，中国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直比较低，改革开放前平均约为70%左右（李震中等，1988），改革开放后有所提高，上世纪90年代末最高年份曾接近80%,整个“九五”时期平均达到77.2%。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投资总额的大幅度增加、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建设周期的延长，导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呈下降趋势，“十五”时期平均为64.68%,“十一五”时期进一步降到57.94%,2010年更是降到56.7%的历史最低，2011年后由于改革力度的加大，整个投资的交付使用率又开始逐年回升，2014年达到了67.04%（详见表1）。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差并非仅仅在于交付使用率较低，更为重要的表现是长期以来投资效果系数（即一定时期GDP增加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比值）更低且逐年下降。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国的投资效果系数大致保持在0.4-0.6较为合理（李震中等，1988）。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前投资效果系数平均约为0.47，改革开放后还有所下降，“六五”至“九五”期间平均为0.45。

虽然不高，但基本都在合理范围之内。

“十五”则降为0.2},“十一五”平均为0.26，进入“十二五”后每年仍在进一步下降，2011年为0.24,2012年为0.13,2013年为0.12,2014年则更是降为0.10，为历史最低点（详见表1）。

对比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和投资效果系数两个效益指标，可以发现，前者上世纪90年代曾达到最高，新世纪后逐年降低，“十一五”时期降到了57.94%的历史最低，2011年则开始出现明显的提高趋势。

后者本世纪初开始也是一直处于下行态势，但2011年后并未像之前那样出现回升，而是继续下滑。

交付使用率提高反映的是投资后形成的新增固定资产有所增加。

投资效果系数降低则反映的是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GDP数量有所减少。

二者变化的差异性，表明近些年由于投资所引致的GDP新增量小于固定资产的新增量，这种差异性说明，相当一部分已经形成生产能力的新增固定资产，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真正投入实际生产过程，或者虽已投入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并未被市场所接受而处于积压状态。

不管哪一种情况，这部分新增的产能都可视为过剩产能。

两个投资效益指标状况不协调在制造业领域更为明显。

从表1括号内制造业情况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制造业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高于全社会大约8-10个百分点，但投资效果系数却一直低于全社会的投资效果系数。

充分说明由于投资效益较差所导致的产能过剩现象在制造业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笔者认为，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

三、增长方式粗放、体制机制僵化与产能过剩的形成

投资失误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现象为什么长期出现而且难以纠正?

看来还必须从经济增长方式和体制机制上探求其深层次根源。

1.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投资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效益较差的思想根源

长期以来，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都把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尤其是扩大投资规模，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首选措施，受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支配，加之软化的国家预算约束，企业养成了难以满足的“投资饥渴症”。

年年要超额完成计划，势必要年年扩大投资。

而僵硬的管理体制和单一的资金来源渠道，促使企业千方百计向国家伸手要项目、争投资，国家对企业又施行有求必应的“父爱主义”，使企业较为容易拿到所需的资金和物资。

在这种主要靠投资来扩大生产规模的粗放方式下，任何企业也不会重视人才、科技和创新的作用，更不会积极主动地进行技术改造和提高产品质量（因为这样做不仅周期长，见效慢，而且会加大成本，减少盈利）。

企业与政府此种博弈的结果必然是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和产量不断增加，但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则普遍下降。

虽然“九五”以后我们就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重心来抓，但从实施效果来看并不理想，所以，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现象的出现难以避免。

2.长期僵化的体制机制也是造成投资率高、效益差和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

首先是长期以来僵化的投资无偿拨款体制，使企业形成了一种对投资的等、靠、要依赖心理，而权责利脱节的运行机制又使资金到位后难以进行有效监管，企业只要资金到手，就不思进取，不愿创新;其次是行业集中度不高，特别是许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更是由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而的原因，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无法实现资本和品牌的有效集中，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及整个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许多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难以实现。

过度的行业竞争，使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难以形成有序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结果必然是某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度和投资效益较差问题难以得到市场机制的自我校正，从而使由投资过度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得以凸显和放大。

3.失误的产业政策也是构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来进行的，而各级政府在确定“主导产业”时，往往重点考虑的是产业的关联度基准，而对需求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则重视不够（苏东水等，2010）。

因此，真正纳入各级政府规划并给予重点扶持的“主导产业”大多是诸如机械、化工、汽车、钢铁等产业关联效应较强而需求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较弱的传统制造性产业，而且各地区“主导产业”基本趋同，这就会导致投资结构失衡和投资效益下降。

四、结论与思考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从供给侧的角度看，形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失误所导致的产业结构扭曲化;深层的思想根源和制度原因则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长期僵化、低效的投融资体制与机制;而“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偏差也对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要化解与消除产能过剩的现象，就必须多管齐下。

1.通过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途径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

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存量调整固然重要，但增量调整效果可能会更明显，因此必须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改革与管理。

具体来说，一是要适当压缩投资规模.扭转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局而.加大技改和创新驱动的力度，力争到“十三五”结束时使中国的投资率保持在“适度”范围之内。

二是要适当降低一般性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比重，加大对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第三产业以及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关产业的投资力度，以优化投资结构的方式促使其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三是要在提高全社会投资效果系数的基础上，重点消除一般性制造业投资效果系数严重低于社会投资效果系数的“瓶颈”制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该行业新增产能向满足有效需求的转化能力，加快其转化速度。

2.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力度，加快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的步伐

中国投资领域出现上述问题的思想根源是粗放根本性化解必须从转变方式和改革体制机制上进行不懈努力。

对于企业来讲，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思路，坚持创新驱动和市场导向战略。

具体来说，就是要把主要精力由过去的向政府争项目、要投资转向挖掘内部潜力上来，为此，就要增加研发投入，重视技术人才培养和储备，加强技术革新与改造，强化市场调研和营销环节，尽可能在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的前提下，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使新增的产能尽快转化为适销对路的产品。

对于政府职能部门来讲，则要把重点放在改革僵化的投融资体制机制上来，适当简化企业的融资程序，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同时还必须淡化单纯的资金拨款意识，强化对项目的技术水平、产品的先进程度以及满足需求和适应市场能力等方而的考核与评估。

笔者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落实“新常态”要求的重要内容.对于化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改革产业政策对投资的倾斜和引导方式

就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来说，今后政府规划部门在确定“主导产业”时，首先，必须按照“新常态”的要求科学确定其选择基准，可适当弱化产业关联度基准的作用，降低其权重指数，加重需求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的权重指数。

换言之，不能把某产业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和它对上下游产业的影响与感应程度作为选择“主导产业”的主要或惟一标准，必须把产业的发展前景、创新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能力以及产品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和适应市场需求状况等放在优先考虑的重要地位;同时对已入选的“主导产业”不能仅从投资额度上进行简单扶持，更重要的是要在技术、人才、品牌以及研发经费等方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倾斜，以确保在增加项目投资的同时，促使这些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集中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

4.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从供给侧化解产能过剩，不仅要立足国内，还必须放眼国际市场。

加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是在新阶段以开放促进发展的必由之路，不仅有利于化解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同时也是中国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在更高层次上嵌入世界产业链条，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发展的共赢之举。

2015年12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也明确提出，要重点打造包括产能合作在内的六大合作平台。

今后的关键是相关部门和企业如何紧密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契机，通过这个重要的合作平台，把中国目前虽有过剩但在国际市场仍具优势的产能，有计划、有重点地转移出去。

可以说，这是今后化解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渠道和途径，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潘云良等:

《产能过剩的原因何在》，《学习时报》2014年6月17日；

2.纪志宏等:

《我国产能过剩风险及治理》，《新金融评论》2015年第1期；

3.财新网，2013年8月13日；

4.[匈]亚诺什·科尔奈:

《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李震中主编:

《计划经济学》（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苏东水主编:

《产业经济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7.喆儒著:

《产业升级—开放条件卜中国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胡荣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郑州450046）

责任编辑:

吴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