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作品的形成常常与其生活成长经历有莫大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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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品的形成常常与其生活成长经历有莫大关系
家作品的形成常常与其生活成长经历有莫大关系。
中国现当代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作家，首先由于处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这使得他们过早的承担知识分子启蒙与唤醒社会劳苦大众团结抗争意识的社会责任。
再有一些作家他们在童年的时候便承担痛苦磨难，促使其性格中带有悲凉，孤独意识。
及到后来不幸的感情生活，造成他们精神上的创伤，而这些在无意识中被压抑在内心深处，造成他们独异的性格和心理气质，这些郁积成为他们后来创作的重要心理背景，不仅制约着他们题材的选择、主题意蕴的表现以及创作风格的形成，而且还成为他们一生创作中永不衰竭的创作资源。
其次，李煜对诗歌有着独特的天赋和浓厚的兴趣.而从小就生在皇宫长在皇的优越条件为他以后在词的创作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作，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了李煜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尤其在写作和音律这一方面。
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记载：
钓矶立谈，（后主）“风神洒落，居然有尘外意。
”
江南别录，“后主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
母兄冀为太子，性严忌。
后主独以典籍自娱，未尝干预时政。
”
钓矶立谈，“后主天性喜学问，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
好生戒杀，本其天性。
”
奢侈耽声色，不恤民困，卒以亡国。
工书，学柳公权，或谓出于裴休。
传钟王拨灯法。
续羊欣笔阵图。
其书有聚针钉，金错刀、撮襟诸体。
善画，尤工翎毛墨竹。
收藏之富，笔砚之精，冠绝一时。
知音律。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后主在词这一方面的才能不仅仅是天生的更有着其后天的努力学习
最后，南唐后主的人生经历为其作品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读后主的词作每每可以从中嗅到其生命的气息，因为后主李煜的词作中就流露着鲜明的生命意识。
他的这种生命意识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李煜的人生有着两个明显的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阶段。
后主的前半生是作为皇帝的自己，而后半生却过着俘虏的生活。
后主由皇帝沦为囚徒，经历了极乐与极悲的一生。
这种由人间天堂到地狱的体验加深了他对生活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本质的思考。
而后主对词的深厚的理解和灵感更帮助他把这份特殊的深刻的生命感悟体现在他最擅长的词作之中。
因此王国维先生称他的作品是“以血书者”，又“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恰恰道出了后主词中所感发出的生命的力量。
人类一切的悲哀与痛苦，往往皆因欲望和追求所致。
当人生的欲求的到满足是就会表现出无比的兴奋，然而当人生的种种欲求与自己擦肩而过或者是失之交臂是，此时人就会迸发出心中无法压抑的疾苦。
另一方面欲求令人们在面对种种人生缺憾时，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国势的颓废、生存的危机，命运的无奈，……这一切都不曾使李煜放弃对生活的强烈渴望。
他的词中充满了现实的残酷和对理想追求的矛盾，然而，正是在这一曲曲交织着悲观与进取的词章中，我们看到了他内心深处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和珍惜。
李煜具有博爱之心，他对世上一切有生之物充满深深的怜悯之情。
而由帝王沦为俘虏的惨痛经历，又使他比一般人更能体会到生命在遭到打击是的痛苦与无助。
读《乌夜啼》一词，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到这一情怀：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人生苦短，正如艳丽的春花很快就凋谢了一样。
然而，春花的匆匆凋零，更是外力摧残的结果。
面对“朝来寒雨晚来风”的折磨，生命显得多么脆弱！
在这里，后主以花自比，人与花同命相怜。
人生的种种缺憾，令人伤痛不已，但生命毕竟是美好的，就象艳丽而又极其纤弱的林花，在风雨的打击下，呈现出一种凄婉的美，令李煜在负载了如此之多生命的痛苦之后，仍充满着对它的珍视与热爱。
正因为有失去，才更懂得珍惜；正因为失去的东西总是如此的美好，才更令人留恋不已。
面对人生极乐与极悲的两极体验，留恋和回忆成为后主作品中的主要特征，而回忆的场景则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
“高楼谁与上？
长记秋晴望”（《子夜歌·人生恨何能免》），“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多少恨》）。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春花秋月本是美好时光的象征，李后主却责问它们何时了。
回忆中的往事应不仅限于富丽堂皇的宫廷和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包含着对逝去生命整体的追忆。
故国本不堪回首，却叫人忍不住频频回首。
不胜今昔之感下作者发出了最慑人魄的慨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对李煜而言，他为生命发出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次怀疑都是因爱之深，所以恨之切，这种幸福卒然消失后痛苦的呐喊，最能体现他对生
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垮台。
许多地方，旧的封建家长制开始解体，但在黑龙江流域的南部，松花江的北岸 ------呼兰县城（萧红故乡），这种思想还牢牢的控制着人们。
这一年六月，萧红诞生，她是张家的长女。
在萧红童年的记忆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两个男性形象是父亲和祖父。
父亲是封建文化传统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两重型性。
在萧红的眼里，父亲的形象总是那么的面目可憎：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
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①萧红9 岁那年母亲去世了，父亲续娶，使得萧红与父亲的关系更加恶化：
“9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
偶尔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
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
”（《呼兰河传》）②童年是幼稚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原始的性情里萧红对父亲作出审判。
从此，萧红眼中的父亲形象要么是凶神恶煞，要么就是缺失，犹如一片空地，对父亲的仇视几乎贯穿了她的一生。
这种情感影响着她的创作，在描绘美丽故乡的同时又刻画着一幅幅父系社会冷酷的画面，而主角无疑是父亲的缩影。
对于旧式地主家庭的愤慨则全部倾注在作为地主阶级代言人的父亲身上加以鞭笞。
萧红童年的唯一快乐来自祖父，这个童心未泯的老头对她的出生喜出望外，视其为掌上明珠：
“等我生下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
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害怕什么呢？
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的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
”（《呼兰河传》）③祖父是萧红童年回忆的中心人物，对她一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着‘温暖’和‘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④祖父一天到晚在后花园里，萧红也从早到晚在后花园里，与自然对话，在自然中遐想。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着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
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呼兰河传》）在萧红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这些使她充满对自由的向往。
童年期是人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渡阶段。
童年经验对写作者人格的形成、作品的生成有重要的作用，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写作者把童年的内容外化于作品之中，从儿童的视角去体察人生，别有一番风味。
童年少年时代的萧红没有父爱少有母爱，记忆里爱的形象只有老祖父。
爱的缺失让她过早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那些童年、少年的不幸经历在她的心里永远地藏下了痛苦的因子。
当面对现实社会再次经历不幸的时候，淌出来的便是萧红孤寂悲凉的文字。
即使我们读《呼兰河传》这样可以展现优美画面的文章也能看见她文字后面的失落。
她的作品似乎都带有深深的失落感，隐隐的悲凉感，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吧。
2.求学时期。
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
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
“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投入到学生运动中，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萧红被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王廷兰之子王恩甲。
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
经过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
1927年秋，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在第一女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
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初中毕业，她不顾父亲反对，毅然背叛家庭，逃婚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后因无经济供给，生活困难，萧红只好离开北平返回呼兰。
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后，她与外界隔绝。
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的。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祖父是她一生最亲的人。
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3.萧红的感情世界。
萧红一生的感情经历也是颇具艰难与坎坷的！
萧红曾讲到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呼兰河传》）或许童年的不快，让本质敏感柔弱的她，分外渴望‘爱’与‘被爱’，但她苦苦追寻追寻的结果，却是遍体鳞伤，备受打击。
萧红离家后，未婚夫（汪恩甲）尾随而至，承诺愿为其改去恶习，两人因而同居。
然而萧红初涉世事，即遇人不淑，身怀六甲后，遭遗弃于东顺兴旅馆!
旅馆老板以积欠六百元债务为由，软禁萧红，准备伺机将其推入火坑。
深陷困境的萧红,写信向《国际协报》的【文艺周报】求援，副刊主编裴馨园与笔名「三郎」的萧军前往关切，趁一九三二年八月哈尔滨水灾时助其逃出；不久生下一女，因无力扶养，而将其留置医院离去。
我想，至此处，萧红脑海中必会闪过老祖父慈爱的身影。
萧军于危难之中救她脱离苦海，两人渐生情愫，在饥寒交迫下，二人走在一起。
第一次投稿报刊，虽是求救信，萧红却为自己觅到一位伴侣。
萧军鼓励萧红进行文学创作。
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即在此时发表。
次年十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出版。
哈尔滨沦陷，二人转移青岛，萧红写下中篇小说《生死场》。
鲁迅为其审阅并为夫妇取名「萧军」,「萧红」，并助其在上海出版，自此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
二萧是三零年代的文坛佳偶，但萧军的主观，自我，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对萧红始终以指导者自居，加上他情感上出轨，粗鲁的举止，令萧红不堪忍受。
1936年，她选择赴日冷静思考，后因鲁迅逝世返国。
端木蕻良，东北作家群的一员，萧红的老乡。
他在二萧情感有裂痕之际出现，促成了两人近六年婚姻的结束。
萧军前往延安，腹中有前夫骨肉的萧红，至武汉与端木蕻良同居，谁知这又是个个感情漩涡！
端木与萧红结合却迟迟没有给萧红以妻子名分。
即便后来成婚，但在日军进犯武汉时，端木却独赴重庆。
而此时萧红还怀有身孕，婴儿诞生不久即身亡。
萧红、端木的感情因此投下了阴影。
此时萧红肺病的征兆已十分明显！
1940年春，萧红与端木由重庆飞抵香港，《呼兰河传》在此时写完毕。
而在头痛、失眠、咳嗽等疾病苦痛纠缠中，又勉力撰写小说《马伯乐》。
1941年秋，萧红结识骆宾基，病痛中，端木再次不告而别，常陪伴身边的是骆宾基。
而端木又有了新恋情。
四十四天朝夕相处，萧红和骆宾基谱出了一段黄昏之恋，她答应骆宾基，若能痊愈，将与他长相廝守。
谁知不久，萧红病逝。
留在人间的是她无尽的遗憾。
二.萧红的文学创作
萧红的一生是寂寞的，又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她短暂的一生受尽了来自家庭、社会的太多屈辱与磨难。
“我将于蓝天碧水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平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在她的作品末题这样的话，可以想见他一生的悲凉际遇。
她笔下的故事大都满含悲剧与苦难，这该是她对人生的总体感受。
萧红写自我却能超越自我，不局限于自怜自哀，而是以自已悲剧性的生命体验，冷静地观照自已熟悉的生存环境，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抒写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
萧红的小说，在情感的流动中潜藏着她对我们这个民族、对人性和人类生存的一种通达却又无可奈何的慨叹，潜藏着她那难以言说的对人生、对历史的苍凉感。
而这种慨叹和苍凉感又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是超越自我,属于时代的。
1.悲凉意蕴。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样一种悲凉之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特具的有着丰富社会历史蕴含的美感特征”。
⑤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灾难性和艰巨性给人以危机感和焦灼感，整个社会的主色调就是荒凉的，苦难动荡。
而这正是“悲凉”这一美感特征形成的外在因素。
萧红正是这样一个有着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坎坷曲折的经历和由此而来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和对人生的独特发现，是形成她小说悲凉意蕴的重要基因。
萧红创作的伊始，便把目光投向了底层劳动人民和现实的人生世界。
她最初几篇小说的题材几乎全取自社会中最卑贱者的痛苦遭遇。
第一篇小说《弃儿》抒写了在极端贫困的情形下忍痛弃子的苦痛。
个人的悲苦直接促成了萧红的创作，但萧红并没有长久地沉浸于个人的苦涩而不能自拔。
从第二篇《王阿嫂的死》开始，她观注周遭世界中同样不幸的受难者。
农妇王阿嫂丈夫横遭荼毒，王阿嫂和她的婴儿残死在地主的脚下……萧红按照自已的悲剧观念去结构她的故事，从而使她笔下的人物和人生都是苦难型的。
她将个人的不幸升华，将笔触伸向底层劳动人民和时代主潮，关注社会中最普通、最卑贱者的命运遭遇，与其他现代女作家相比，萧红的小说具有一种真正来自生活最底层的气息，具有更深广的现实意义和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在萧红的早期小说中，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亦即“贫困”）被表述为这些不幸者的最大不幸。
她早期的创作偏重于物质层面的反压迫、反剥削，作家愤激与悲悯的眼光更多的摄取还是生活表层的惨状。
从创作的技巧方面看，她还是一个不成熟者，但从选择的题材看，却是很严肃的。
自《生死场》开始，萧红的小说则显现出另一个高度，鲁迅先生曾给出这样的评价：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
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在她笔下，人类似乎永远无法摆脱难产、衰老、疾病、瘟疫、饥饿、自杀等一系列形式的死亡；似乎死亡才是他们的目的，坟场才是他们永久的归宿与家园。
生，只是为了死，为了继续扩大那片坟场与荒山。
“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十年前，河水静静的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
（《生死场》）时间的不确定意味着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滞重与不变，意味着乡土社会生存状态的永久性循环与重复。
《生死场》是血淋淋的现实的缩影，而这只有作者通过自身细致的观察和切身的体验，才能有如此的笔触。
而在这其中贯穿的便是萧红的悲苦。
这时她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
２对于国民抗争意识的唤醒。
雷·韦勒克、奥·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中指出：
“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
⑥《呼兰河传》可以说是萧红阅历人生之后的一本回忆录，她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自己童年生活的乐园，也描绘出了故乡人民生活的场景。
而深层的悲剧意蕴即体现在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中——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
呼兰河人认同环境，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
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
与《生死场》中受难后的凄呼厉号不同，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
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的是对国民集体惰性的沉重批判。
除此之外，她还毫不留情地描绘了我国农村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而造成的种种弊病：
盲目地反对革新和大多数人的甘愿当看客，以及喜欢虐待违反传统习惯的人与事，非常轻视做人的基本权利而可笑地敬鬼神。
人情世故，从人的内心道整个环境透出的只有悲凉。
萧红在心灵的一隅，贴近现实，以先觉者的悲凉笔触抒写人生苦难命运，揭露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使“五四”文学开创的个性主义、人道精神以及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得以进一步的延续和拓展。
３.女性视角与女性意识。
妇女命运是萧红思考的核心问题。
作为一个饱受男权社会之苦的女性，萧红的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体会最切的，当是她作为女性的那份经验，这一性别角色几乎规约、困扰了萧红的全部生活，同时也影响着她的创作。
萧红从小由于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行为而受到心灵伤害，少女时期又目睹了周围一些女子由于婚姻不幸带来的悲惨遭遇，以及后来个人生活上所受的情感挫折等，使她对女性的不幸命运抱着深切的同情态度，而敏感自尊的个性更使她对来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伤害十分痛恨。
这些都直接地影响着她的创作，使她在作品中对女性作为“弱者”的命运和地位格外关注。
她集中审视和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给妇女造成的不幸和伤害，写出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被无情践踏的历史命运。
萧红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平淡中见真知，她小说里的女性悲剧也因此具有了人性的深度和非同寻常的意义。
萧红的多篇作品都是以悲惨的女性为主角，揭示女性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下地位。
如果说，萧红在她的早期小说《王阿嫂的死》中，叙写一位农村妇女的惨死，还只是下意识地描写女性的苦难．，那么，她写作《生死场》、《呼兰河传》，表现群体女性命运，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
一方面，萧红着意表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的苦难；另一方面，则从对性爱描写的空缺中，揭示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践踏。
生育，本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的笔下，却被描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而丝毫没有做母亲带来的精神心理的满足。
《王阿嫂的死》沉重地触及了女性的深重苦难，描写一位农村贫困妇女王阿嫂为履行生育天职惨死的状况：
“她的身子早被自已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生死场》中，萧红以更滞重的笔墨描写了“女性的刑罚”，直接把妇女的生育与动物的生育放在一起，写出女人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
在那“刑罚的日子”里，“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血光昭示着女人们所受那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得到的却是男性的蔑视与欺压。
萧红在此融入自己对生育苦难的体验，她两次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无意义的动物般的生育苦痛。
因此，萧红在作品中一再把“生育”这一女人伟大的创造性业绩，降低到动物的水平。
这是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也是萧红作为女人的刻骨伤痛。
爱情，是女性视为第一生命的东西，它一贯是作家讴歌的重点，也是五四以来现代女作家表现的重要主题。
可是在萧红的小说中，爱情却是始终缺席。
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的符号，没有作为真正“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她们纯真的恋情也遭到幻灭。
当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却被他鲁莽和野蛮的动作压在身上，像一只羔羊在颤抖；当成业的婶婶慨叹着青春易逝，男人都靠不住时，其间正包含着女人无爱悲剧的宿命论。
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
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最容易表现出“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
（马克思语）中国妇女千百年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仿佛从出生就被打上了等级烙印。
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意识用“三从四德”规范了女性的文化视野，摧残着她们的生命力，使她们无法展示主体的生存意志，获得人格的尊严和独立。
《生死场》中的妇女“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成业的嫂嫂在自己丈夫面前好像一只小鼠，她说：
“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
萧红正是从婚姻生活中窥视到人性的失落和作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残。
在金枝、成业嫂嫂和月英等女性身上，压迫并不主要地被表现为异族侵略势力和剥削者的凶残，而是来自另一性别的残忍与粗暴。
所以受尽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愤地表白：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我恨中国人呢？
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历尽苦难的金枝为了寻求一块身心栖息的“净土”，最后决定出家当尼姑，从而表达了对男权世界的绝望和无言的抗争。
作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萧红笔下的女性悲剧，具有多种内涵，它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也是现实的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悲剧。
萧红对男权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包含着她鲜明的女性意识，即女性应该获得人格的平等与人性的尊严。
她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追求与呼唤着妇女解放与女性自觉。
萧红表达生命体验的作品，在其全部小说创作中占有突出位置，这就如同是在叙述她的一生一样。
她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
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情绪状态铸就了萧红对于人生的特别感悟，这种感悟是对人生的整体的悲剧性认识和理解，犹如一层淡淡墨彩，浸润着众多作品。
在寂寞中，萧红忧郁地参悟着人生的生老病死、前尘后影。
纵观萧红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可以鲜明地看出萧红情感变化过程与小说风格转变之间的莫大关联。
萧红的小说创作在各个时期有着鲜明的特点，如早期反愚昧反落后，锋芒毕露大刀阔斧、尖锐无比；中期经受个人磨练后，便有些含蓄和选择了；晚期则比较更加成熟，幽默中带辛辣，极尽冷嘲热讽之至。
尽管萧红的创作在每个阶段都各有特点，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这些作品的创作都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和心理背景：
躯体的无家可归与心灵的漂泊无依。
萧红曾说：
“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
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
诗词是和诗人的情感、经历密不可分的。
曹植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曹植的诗歌虽然是从汉乐府中转变而来的,但同时吸收了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并努力在艺术上加以创造和发展。
如《美女篇》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描写的细致和词藻的华丽，与《陌上桑》迥异其趣，正表现了这种倾向。
曹植的这种努力造成了他的“词采华茂”的一面。
他的诗又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
如：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
秋兰波长坂，朱华冒绿池。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一连三联对偶，后两联尤为工整。
“被”字，“冒”字见出作者选词用字的匠心。
他有些诗句已暗合律诗的平仄，富于音乐性
《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
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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