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写作是与读者战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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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阎连科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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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QQ.com 2009年08月25日15:
33 南方人物周刊 彭苏 我要评论（0）
为贿赂编辑，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
现在他变得直言不讳，直呼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传统奖项为“注水肉”
去年深秋，阎连科倚靠在沙发上，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
“我下一部小说，叫《回家》。
还有三四天就写完了。
我很担心它的出版不会顺畅，嘲讽的意味有点过了。
”
这部小说就是《风雅颂》。
客厅墙壁上有一面镜子。
镜子照不见他，但他仿佛能自己“照”见自己：
“这部作品有对知识分子多余性、懦弱性的嬉笑怒骂。
我经常说的‘闲余人等’，有点钱，有点闲，有点多余，这里面也包括了我自己。
”
迄今为止，这位河南籍作家已发表了500多万文字，作品译为日、韩、法、英、德等十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其中，两部作品在国内被禁，一部仍饱受争议。
为逃离土地而写
《回家》改名为《风雅颂》，现已出版发行。
无论书名怎么变化，作品的根是植于“回家的愿望”。
阎连科曾连续几年，琢磨着“回家”，落叶归根，回老家打发余生。
五十知天命，他已为前半生作了总结：
“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就觉得不到20岁便出来闯荡人生，30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招惹非议的文字。
”
他坐在饭桌前，悠然、沉默地享受妻子做的河南蒸面。
憨实的儿子陪在身边，也像他那样细嚼慢咽。
白色的京叭狗在他脚边盘桓。
扔下一片肉后，他谈起生活对他的恩赐：
“我这一生要感谢一个人，张抗抗。
她在1975年写过一篇小说，《分界线》。
”小说的情节，他已不记得了。
可以肯定的是，张抗抗正是凭借这篇小说，从一个北大荒的女知青，一跃调到了哈尔滨。
“这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写小说就能离开农村了，就能进到城里了。
从此我就开始学写小说。
”
在与文学评论家张学昕的对话中，他形容家乡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因为饥饿，扯着母亲的衣襟哇哇大哭；为了一元钱的学费，母亲塞给他一篮玉米，他执拗地拒绝上街叫卖，招致一记耳光，“滞留于灵魂深处”。
每天上学，都能看到村支书的女儿站在路边吃馍，他觉得“她是向全世界在展示她手中的馍，在展示她爹的权力”。
人民公社干部一边用钢勺敲击搪瓷碗一边高唱《社会主义好》昂首迈进食堂的模样，更让他发誓，“如果不能离开农村，就要当个村干部。
”
14岁时，他第一次进城，满目新鲜；40岁后，老友李洱在《阎连科的ABC》中写道：
田湖镇终于到了，那是著名的两程故里，也是阎连科的出生地。
阎连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手有点哆嗦，脸上有一种兴奋，也有一种羞涩。
我们还坐在车里张望，阎连科已经下了车，他要脚踏实地，在田湖镇的街头走一走。
为成名成家而写
1979年，阎连科发表了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天麻的故事》。
等到1982年，文学的功能在他这里“升华”了——“我几乎是毫不犹豫、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把写作的目的，‘升华’到了成名作家。
”
阎连科说，20多岁的自己极其渴望名利，“就像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渴望得到美女的爱情。
”
那会正是20世纪的80年代。
“是一个追求写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时期，是文学的一个盛唐，是作家的天堂岁月。
”纯文学上的“改革”、“反思”、“寻根”、“先锋”等潮流纷纷涌现：
史铁生因《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午餐半小时》一举成名；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与《爸爸爸》被视为寻根小说代表作；莫言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轰动文坛。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说：
“相对于同时代的作家而言，阎连科无疑是大器晚成。
”“当时，文坛上还特别流行着‘系列’小说，几乎每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系列’。
”为了追风，阎连科一口气创作了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瑶沟系列”、“和平系列”。
“几条线同时出击。
仿佛自己多有能耐似的。
不细想,不修改,写了就发。
弄得几年下来,满天下的杂志上都是自己的小说,如‘劳动模范’一样。
”
事实上，这是对创作的一种伤害：
数量胜于质量。
10个中篇，讲述同一个故事；10个故事，塑造了同一个人物。
一个作家在80年代的状况决定了此后文学史对他的评价程度，这是新时期文学论述中的一个特点。
那一系列作品使阎连科在很长时间内，未被当代文学史所接纳。
即使1997年发表的《年月日》已让他声名鹊起。
1978年刚入伍时的阎连科（右）
寻找土地，为自己而写作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记述过这段时期的阎连科：
“由于过度疲劳，年纪轻轻就得了腰椎病。
得病后他在腰上绑一个用钢板做的宽大腰带继续写。
不能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特殊（座位半躺着）的椅子，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
1991年，一天早晨阎连科起床时，左腿麻木，无法下地。
以后相当长的日子里，他都处于半瘫痪状态，无法提笔。
“我真是太不珍惜自己的那一点精力与才华了。
浪费了太多时间，甚至累垮了我的身体。
”
这许是命中注定的转机。
他开始反省过去写作的无意义，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
托尔斯泰、加西亚·马尔克斯、屠格涅夫……
“我才意识到因为写作，断送了我的身体。
但是不能写作，我却没有活着的意义。
写作早已融入我的生命，甚至是我活着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
年过三十，阎连科清醒了。
为贿赂编辑，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
现在他变得直言不讳，直呼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传统奖项为“注水肉”。
他不再是“瑶沟系列”里对自身命运困惑的少年，语言不再重复九流人物的故事，视野也不再局限于军旅中的和平。
他创作了小说《日光流年》。
“这篇小说萌动于一次旅行，在火车上听别人说河南林县有一个地方的人许多都得了食道癌，活不过四五十岁。
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一部长篇小说产生了，所有想了10年、20年的东西杂七杂八地在这一刻都联系到一块了，如一团乱麻在一瞬间理出一个头绪来。
从1995年初动笔，到1998年底结束。
最初脑子里闪过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抵抗，至于完成之后，它究竟表达了什么，就不由自己了。
”
《坚硬如水》被他视为“转折之作”。
文中，他为男女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文革中一对无限上纲上线、疯狂革命的男女挖掘了一条地道——一条汇聚爱情、死亡和革命的地道。
人物间死去活来的命运，贯穿着地道的两极。
而贯穿全文的却是他对那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语言的熟悉——他曾熟背了10年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主席诗词》。
“我必须写点什么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阎连科的写作特点是他对农村变化的体验，以及怪诞的想象力。
”他更指出，“正因为阎连科无法控制他想象力的井喷，而导致对小说整体结构的失衡。
同时，那些具有爆炸性的题材，反而阻碍了他对人性的深挖。
”
“文学评论家们会看，不见得会写。
我们会写，不见得会评论。
”阎连科不动声色地这样评价。
他想后半生过得“受活”一点。
《受活》是他通过梦想走进现实的小说。
发表后他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
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电话，命令他从军队转业，一偿他长久之“夙愿”。
“我是彻底地‘受活’了。
”阎连科的面相平和，创作完《丁庄梦》时内心无所依附的痛苦和绝望已荡然无存。
《丁庄梦》始于1996年——艾滋病刚被曝光，他在“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人的家中，为听到的一个细节惊悸：
“她告诉我，农民当年被采完血后，会因过量卖血而瘫倒一旁。
这时，血头就会提着这些农民的双腿，像提只被打死的动物一样上下抖动，等到血走到头上，农民清醒过来后，又会回到地里干活去了。
”
缄默中他觉得“必须写点什么了”。
现实远比想象残酷。
一个血头亲口对他说，开始采血时还会用瓶装，但考虑成本高，就改用廉价的装酱油、醋的塑料袋儿，接下去想再省成本，就反复使用塑料袋。
因为经常在村里的水坑洗袋子，坑里的水变红了，养得蚊子巨肥无比。
“那个地方在河南以东。
”每每问及“丁庄”的原型，阎连科总是含糊其辞。
从2004年开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那个地方”。
“回家后，如隔尘世，起码花上一周的时间，才能缓过气来。
”
他的老友，《花腔》的作者李洱回忆道：
“《丁庄梦》出版以后，我以为他去的次数会少一些了，不料，他还是经常去。
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他，发现他情绪很坏，原来他刚从艾滋病村回来。
他每次回来，情绪都会坏上几天，因为他在村里结识的朋友又死了几个。
他向我讲述村边已经连成了一片的坟。
他甚至考虑是否收养一个艾滋孤儿。
”
但与他同去艾滋病村采访的记者，曾在手记中描述了一个害怕与艾滋病人握手，不愿接过病人手中的杯子，每晚要跑回县招待所安歇的阎连科……
“阎连科本人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他复杂而又简单，暴戾而又温柔，慧黠而又忠厚。
”李洱如是说。
北京，阎连科家中。
他现在还用手写方式创作，严重的颈椎病让他不得不在特制的小桌板上写字图/姜晓明
为抵抗恐惧而写
“说到底，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抵抗恐惧，大概是我目前写作的原因。
”
“少年时候，我曾崇拜三样东西，一是权力；二是城市，19岁时，第一次坐车去洛阳，看到楼那么高，姑娘那么漂亮，就渴望这一辈子能娶个城市姑娘做老婆，能住在城市的高楼里，而且住得越高越好；三是崇拜健康，从记事起，家里一天也没少过病人，因此，就从小渴望自己长大后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永远活着，长生不老。
”
“现在，我为之奋斗的三样东西，都成为了我的恐惧。
崇拜权力——40多岁了，回到老家，还害怕我们村村长，老远见了就忙着给他递烟。
崇拜城市——在城市的大街上害怕警察朝自己敬礼；躲在小胡同里走路，害怕从小胡同里窜出来一个高干子弟。
崇拜健康——偏偏自己一身的毛病，总让你想到残疾与死亡。
”“对不起，我有点累了。
”阎连科的语气有点歉然，他的眼皮略微耷拉着。
曾几何时，一旦闲静，他就逼问自己写作的意义。
“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
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也无法回答自己偷盗的理由。
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明白了一个问题：
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
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
”
们经历过一个不讲人话的阶段，我想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一部作品。
”
人物周刊：
《风雅颂》中，浓缩个人经验的描写占多大比例？
你不觉得书里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过于偏激？
阎连科：
这部小说本来要取名为《回家》。
讲的是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老教授，与妻子生活多年却没有共同语言，在城市找不到根。
于是回到故乡，即使与过去的情人相遇，他最终还是无法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书名不妥，便挖空心思地改成了《风雅颂》。
我知道，这样做难免有些附庸风雅，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肯定是有些偏激。
大家都说每个作家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他的精神自传。
这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部小说除了说回家，还有其他复杂的成分，至少对我身上的那种嬉笑怒骂的习性揭露还是很充分的。
比如说，当年让我一天之内转业，我还在电话里假装地问，还要不要我去听课？
还说了非常好、非常感谢组织之类的话。
这其实就是一种懦弱虚荣的表现。
但要我在领导面前骂人、拍桌子，我没有这个能力。
这种骨子里的懦弱、明哲保身的思想，也和从小的生存环境有关，和从最底层爬上来的经历有关。
人物周刊：
你曾说过，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在城市里无论呆多久，都是找不到根的，现在还这样？
阎连科：
我想这种漂泊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几代人的事，是世世代代从乡村出来的人，都依然或是没有充分表达的一个问题。
我常说，看你在这块土地上有没有根，一是看这块土地上，埋没埋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二是看你对这个城市爱恨与否，在这个城市里面，有没有过自己爱的人。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你就和这座城市没有发生根的联系。
人物周刊：
你说过你见过无数爱情的虚幻，你对那种虚假的爱情反而感到一种真诚，但是对真诚的爱情反而害怕？
阎连科：
因为我觉得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塑造那种感天动地的爱。
中国人没有那种爱，中国人的爱是柴米油盐。
为什么我们老写想象中的爱，说得简单点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没有，我们才需要塑造。
如果生活中有那种惊天动地，感天动地的爱情，就没必要在文艺中塑造和表达。
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无趣到无法想象。
大大小小，男孩女孩，包括我的孩子，都不太会信那种所谓真实的爱情。
我是不太会上网的，可是周围的人都在上网，包括在农村。
什么网恋，一夜情，两个人跑出去，过几个月领着孩子回来，最后离婚，一团乱麻。
人物周刊：
你在作品中并不吝于对性进行大量描写，你怎样看待性？
阎连科：
人是多面性的。
我们在白天见到的一个人，是阳光的一面，是看得见的一面。
可是夜里，一个人看不见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它也是存在的。
而性就在这里面。
它是我们白天看不见的，它是肯定存在的，又是人性中深具代表的一面。
但如果只为了写性而写性，而没有挖掘性后面的内涵，那就十分无聊与浅薄。
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
你对自己在80年代纯文学昌盛时期，没有形成个人的写作特点，持什么看法？
阎连科：
实际上今天所有的作家重新进入文学史非常难，我们谈文学史就是从80年代开始。
但是，这段时期都与我没有关系。
因为80年代初，我没有独特的贡献，现在要受到关注很难，难就难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当时，我的写作是非常传统、老式的，是在步别人的后尘。
之前写的小说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垃圾。
写得再多，和真正的文学没有关系。
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在最初学习写小说时，阅读的都是50年代的作品。
生活的环境没有和文学有关的因素，没有任何人能引导，注定我的写作起点非常陈旧非常低下。
读书也是需要机缘的。
当时，余华他们谈博尔赫斯的时候，我在制造垃圾，没时间看书或者看不进去。
但是当我有病，躺在病床的时候，就彻底安静下来了。
再去看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胡安·鲁尔弗的《人鬼之间》，就真的看进去了，能感受到了。
我的小说的变化就是从疾病和阅读两方面开始，所以，我常说，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
你觉得今天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阎连科：
我觉得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我现在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你的小说必须要超出读者的想象，你写完了一篇小说，不是超过读者想象，读者就会抛弃你。
第二，是你的想法必须来自于头脑，来自于生存的灵魂，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读者都会抛弃你的，或者是你都会被读者打败的。
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写作的时间变长，我觉得我写作的疲惫状态已经慢慢来临，会慢慢有一种瓶颈的刺激，但第一你必须特别忠实于你的内心，第二是必须让内心和这个世界有关系。
人物周刊：
你说过，在写作上你一直在寻找那种不存在中的存在。
你也说过，现实主义不存在于生活与社会，只在于作家的内心世界？
阎连科：
我举一个例子。
我大哥有个孩子，很早就死掉了。
按我老家的风俗，他死后，要找个死掉的女孩和他安葬。
这样，我大哥就找了一个死去的女孩，在2004年的三四月份，把两人一起合葬进祖坟。
当时河南大雪纷飞，天气特别冷。
结果我看到，在那孩子棺材的一块红布上，爬满了小花蝴蝶。
这种天气下，从哪儿来的那么多蝴蝶？
那时候，很少见到这样的事情。
有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些蝴蝶才飞走了，瞬间就消失在大雪中。
这让我想到了“化蝶”。
我想创造这个词的人，可能他就遇到过这种事情。
总之，你说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
你说它存在，它就存在。
我不会再去遵循我们生活的客观现实和逻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昨天，之所以有昨天是因为有前天”，我不会再去遵循这个了。
人物周刊：
张颐武指出，你和你同时代的作家都存在一个问题：
由于时代教育背景的特殊性，世界观还囿于二元对立的单一？
阎连科：
对我来说，二元对立，三元对立，四元，五元，……摆脱是不容易的，经历，视点，认识只能如此。
我不是也不会去摆脱，这是非常清楚的。
要摆脱不是我这一代人的事，而是下一代人或更下一代人的事情。
人物周刊：
到目前为止，你在创作上有没有什么遗憾？
阎连科：
最大的遗憾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垮了。
这对写作的确是一种冲击，文学非常奇特，当你有感悟时，你没有能力去实践了。
还有就是浪费掉了一个人读书的最好阶段。
如果把身体健康和写作让我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身体健康。
人物周刊：
如果不写作，你又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阎连科：
有时我在想，难道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
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
你即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
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
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
现在，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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