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20年回望与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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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市场20年回望与思考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自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以来，中国证券市场仅用20年时间，跨越了全球主要资本市场花几百年才走过的路。
如今，这个新市场已经从20年前的十几家上市公司，几十万开户投资者，不足百亿的市值，变得如此庞大。
沪深两市有超过20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接近27万亿，投资者队伍更是数以亿计。
沪深两市共有A股有效账户13，246.65万户。
在历史的横向和纵向坐标中，单就对中国的影响而言，似乎还没有一个行业像证券市场这样，影响着那么多人的财富观和命运。
过亿的投资者群体出于对自己财富的关注可称为社会最大的稳定器之一。
在市场内部，相对完善的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体系逐步清晰；区域性市场早已变为历史，集中统一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体制正在促使一个高效的全国性市场走向新的飞跃；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在内的多层次市场格局框架基本确立；市场已经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在经历20年风雨磨砺之后，认识上的飞跃更是深入人心，新的创新正在酝酿，证券市场已经告别误区，真正开始回归本源：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改革和发展。
股市成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实践平台和重要推手之一。
中国证券市场与中国经济一起展示着全球性影响力，彰显着资本力量和国家意志。
来自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统计数据就显示出这一中国“增长神话”。
2002年底，沪深交易所还在58家成员交易所排名中的第13和17名徘徊，总市值分别仅为排名第一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3.4％和1.74％。
现在，随着以四大银行和中石油等大型国企的上市以及多层次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个统一市场的市值已居全球三甲之列。
形象地说，“世界最大的银行，最大的油田，最长的铁路”都在这里生根。
中国经济牵动世界经济，中国股市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
全球股市神经会因“中国式震荡”产生波动，这种影响正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全球投资人关注的日常指标。
某种程度上，中国证券市场提升了中国经济话语权。
在走过“幼稚期”之后，到了举行20岁“成人礼”的时候了。
历史的告白
我们说中国证券市场带有母体的基因，是中国经济走鲜明中国特色道路的一个产物。
其实，稍微留心一下海外市场的变化就会感到世界股市里的“中国元素”很多。
“不会因为伟人的去世，中国12亿人追求财富的意志而改变”。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小平南巡，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改革开放信心之后，国际投行家门对未来中国资本市场趋势作出的准确判断。
1993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展示了国外大行的远见：
看好大陆市场经济，中国概念备受瞩目。
这份报告告诉全球的投资者，如果你拥有了中国股票你就拥有了中国的未来。
于是在中国香港，中国业务、中国概念、中资控股公司红筹股被外资追逐。
小平南巡之后，港股在全年243个交易日里，恒指40次创历史新高，在有效交易日里，几乎每一周多就创一次新高。
这就是港市有名的“摩根震荡”。
1993年12月10日恒指破万点。
联交所员工在欢笑和香槟中迎来了新年。
新年一过，1994年1月4日突破12000点。
那时，中国内地股市还不足四岁，尚在襁褓中。
让我们再向历史的远方瞭望，切入一个历史镜头。
邓小平复出第五天，邀请科教元老参加国务院科教座谈会，老先生们说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一定好好改造。
但小平要求多反映问题提建议，有人斗胆提出恢复高考，小平当场拍板。
小平话落，所有在场人站起，连旁边的服务员也一齐鼓掌5分钟。
从那时起，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在制度性变革的基础上完成的，经济是先导，股市则在此起着重要作用。
不过前者30年，后者20年。
在30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和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等，基本不关心，所知不多。
那是一个争论“主义”的时代，对于“体制”的理解十分茫然和肤浅。
20年过去了，我们回望这个背影，找到了进入下一个20年走得更远的启示和思考。
在这个大舞台上，这里充满人性特征和民族性的变化，这种延绵还会继续。
理论和观念上的争论早已不复存在，历史的规律无法抗拒。
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之一是他的思想理论内核闪烁出的光芒，让改革创新这驾快车没有一种力量能刹住，从而阻挡历史的脚步。
不管你是否承认，除了制度安排本身对于企业、资源、社会组织诸方面的影响之外，在财富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中，中国股市正在推进着社会民主进程。
股份制在体现民生的同时，增强了人们的民主意识，促进着民主的发展，使社会民主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股票市场现在有1亿的投资者群体，是欧洲多国人口的总和，是参与人数至多、社会影响至巨、牵动行业至广的全国市场。
股民自觉关心和监督企业和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关心美国大选、伊核问题、海峡两岸局势、国内时政。
所有这些与他们的财产息息相关。
尽管这些出发点，是出于对自己投资和财富的关心，但一旦成了股民就把自己和企业乃至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
只有在一个高速发展、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股市才能提供赚钱的可能。
这个庞大的群体由衷的希望国家稳定、经济健康向上。
这跟我们党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诉求十分一致。
中国股市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创新的结果，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是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的结果。
先后在国家体改委、中国证监会和银河证券担任领导工作的朱利，既有资本市场设计者的经历，也兼有资本市场监管者和经营者的经历，对20年资本市场的发展，他心得颇丰。
在谈到发展资本市场对经济社会，特别是对转轨期经济社会的意义，朱利认为，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平台，它既是两种体制的相互较量、且逐渐表现出市场体制占据上风的擂台，也是两种体制实现磨合、协调、平稳接替的平台。
例如，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说，我国和前苏联有相似的所有制基础。
在我国的体制改革实践中，我们建立了资本市场，发展了这个市场，善用了这个市场，从而实现了改革平稳推进、全民总体受益的重大成就；而前苏联却是通过巨变式的休克疗法推进改革。
两种改革方式和路径造成了不同结果，这是能看清的事情。
一段不能忘记的坐标
必须放大一段坐标才能看清历史。
我们在此不惜笔墨。
在30年里的20年中，我们的市场建设，一直是在政府主导下“模拟”市场，用尚福林主席的话是“新兴加转轨”。
在持续了近三年的低迷之后，中国股市选择了“5·19”。
1998年5月19日，沪深股市当日上涨51点和129点后，直到2001年6月14日2245点掉头向下。
大熊出笼，投资者挣扎在难熬的四年里。
5·19行情是概念化的，本身留下的思考很多。
当时风靡全球的互联网概念催生了股市的触网时代。
“壳资源”、“概念”、“题材”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旋律。
5·19行情还创造了一项可怕的世界纪录，市场年换手率超过400％，离谱得有点像后来认沽权证的换手率炒作。
“繁荣灿烂”之极便会归于平淡，股市亦是人性的舞台。
纳斯达克暴跌牵动全球，环球同此凉热。
中国的创业板建设也从一片呼声中降温。
纳指从5100多点“腰斩”，跌去一半。
长期徘徊在2000多点。
围绕这波行情，中国股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集中上演了泡沫、造假和丑闻，新兴市场的盲目无序和投机性本质弥散在市场各处。
中小投资者体味到的则是市场的残酷和悲凉。
庄家吕梁登场了。
当时的股民都记得，文学青年吕梁用K先生的笔名写股评。
1998年秋季，一个叫朱焕良的朱大户，已经控制“0048康达尔”流通盘的90％。
在投机弥漫的上空，股评家和控盘手天然地在这波行情里联手了。
庄家吕梁操纵了当年的大牛股，养鸡的康达尔改名中科创业。
这是当年涨幅最大的股票之一，超过110％。
还有一个庄家就是德隆。
靠低价收购法人股，控制上市公司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德隆三驾马车”。
在发布一系列让市场眼花缭乱的公告后，三只股票在行情发动一年多里暴涨，其中合金股份复权股价涨幅高达1500％。
维持股价需要大量资金最终也让德隆套上了枷锁。
这几年里中国市场还有一次有关“规范和发展”关系的大讨论，参与者是市场各方。
人们不应该忘记一个老人和两个女子。
一位女子是主持《财经》杂志的胡舒立。
2000年10月《基金黑幕》一文让鲜亮的基金一下子成为对倒、倒仓、私下内幕交易、老鼠仓的代名词。
另一个女子就是刘姝威，中央财大的一名普通老师。
她的一篇600字文章戳穿了一个谎言，把蓝田股份的虚假会计报表揭露出来。
11月，年逾古稀的吴敬琏因在接受央视采访中的股市“赌场”一说被指称为“一言毁市”。
吴敬琏是最先倡导市场化改革的人，时人称之为“吴市场”。
如果说股市是市场化改革最直接的实践载体，那么被吴敬琏说成了“赌场”，这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讽刺味道。
这也充分说明当时的市场表象离本质太远、太“山寨”和离谱了。
如此疾言厉色为何呢？
在对中国股民内心深处的情感揭示中，那些隐藏在话语中的情采与辛酸表达着这样的民间情绪：
中国股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我救赎。
在人性的舞台上，在众多的挫折之中，中国股民困惑、迷茫，有反省、有思辩、有渴盼、有向往。
有对以往刀光剑影的伤疤之后的悲悯，也有对喜悦幸福的期待。
在获奖感言中，面对主持人有关“良心”的询问，吴老答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需要人间互信，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的。
”
刘姝威感言只说了一句话：
“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庄家的结局也有些相似。
吕梁在2001年初的第三天被警方抓获于家中。
德隆轰然崩塌，唐万新后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刑。
不同的是，唐万新至今还在国内，吕梁则在监视居住中神秘失踪。
当事人人间蒸发了，“0048”的故事里的太多谜团留给股市的思考还在，而里面的纷纷扰扰也许永远尘封起来。
值得赘叙一笔的是，中科创业经过折腾，最后还是裉下了科技股的外衣，名字重新改回康达尔。
只不过名字前面现在被冠以“ST”，被“特别处理”着。
那么这家曾经的行业翘楚，在投行、研究和经纪业务方面有着全国影响的大券商为何轰然倒塌呢？
南方之殇谁是凶手呢？
体制？
经营者？
市场？
决策者？
南方证券的倒台，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体制的悲哀。
在采访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公司患上了“大企业病”。
对此，有人一口气说出了典型意义的“南方”：
把企业当官场，没有资本准备，不务正业不思主业，多元化经营。
市场经济少约束，暴露出国有企业弊端。
证券行业是一个特许经营权行业。
由于制度缺陷，只有行政许可审批发牌。
对证券公司有许可不监管，有监管没要求。
年报的审计没有法定要求。
在回顾和研探这段历史时，南方之殇让我们不敢有任何轻薄的态度，不能以当下的浅见去妄断当时的情景。
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阚治东和贺云去，南方会怎样？
“也会倒。
”答曰。
在一些公开信源中，总经理阚治东和董事长贺云“将相失和”，后来公司一味因占用资金维持自营盘的高股价，继续加剧了公司经营本身的危机。
不同的是，2000年三九医药上市，对赵新先来说确实还是为国企解困服务。
上市之前的一两年时间里，三九集团的负债率已经从扩张之初的不到20％猛增到超过80％。
这样看，三九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也就是必然的了。
赵新先和王石都当过兵，都有些冲劲，只不过前者造大船闪失了，而王石则真的做大了，到上个月底万科销售额破1000亿，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1998年1月全国两会之前，朱镕基总理在深圳调研，向王石等几位企业负责人了解对房地产走势的看法。
王石是最早嗅到房地产市场即将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公司领导之一。
从那时起王石就专盖房子。
把股市看成是解决国企困难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向最有效的企业配置优质的资源，是历史的误会。
靠解困政策拿到指标的国企，把融到的资金用光了，亏损了，壳资源也稀缺了。
“壳资源”是个怪胎，不退市，当然有“壳”来寻租。
穿过迷雾的响箭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股权分置成为横亘在中国证券市场面前的一座大山。
在刘鸿儒的著述中，可见这样的话语：
中国社会有特殊性，金融、市场都存在双重问题：
一是所有市场都存在的共性问题——证券市场的信息虚假、炒作，这个问题国外有经验，我们也有办法；难就难在中国自身的问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一方面表现出的国有制、国有企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政府管经济的问题。
政府的双重角色很难办，一是管理者，二是所有者，政府是最大的股东。
2005年，对于解决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向朱利提出了一个问题：
“日均交易额达到多少，才能支撑证券业的生存？
”朱利的回答是“800亿元”。
“2003年到2004年，市场没有交易量，银河当时一天的成本在400万元，但收入只有100万元，在这样的局面下，证券公司是无法生存的。
所以说，券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充满活力的市场；市场缺乏活力的核心原因，在于股权分置。
”
从国家意志到国家能力
如果开设股市体现的是“国家意志”，那么现在的市场则体现的是“国家能力”。
这是市场和经济联姻之后的水乳交融，股市的组织力体现在无形的手把社会财力组织成国家能力。
自从有了股市就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的效率。
在日前召开的深圳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尚福林主席在提到创业板与新兴战略产业的关系时这样表述：
在准确把握创业板功能定位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市场运行的经验，逐步完善创业板制度规则，扩大规模，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先导产业、支柱产业。
“创新”在XX上近40万次的浏览中，被编辑更新了78次。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
起源于拉丁语，它原意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
“从资本市场基本功能出发，辨证认识资本市场这把双刃剑，反思我们的交易制度和上市制度。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价值取向、政策导向、制度设计、产品推出都不能偏离我们建立资本市场的初衷。
”
股权分置改革意义重大，因为它解决了资源流动问题。
但并未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在资源可以自由流动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资源的流向问题。
只有解决了资源流向问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才能发挥，资源配置才能优化。
20年前的11月26日和12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挂牌成立，标志着新中国股市开始起步。
20年后的今天，中国股市走过了发达国家股市100多年走过的路，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值市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而受到世界瞩目。
20年一路走来，中国股市历程并不平坦，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它的每一步成长，无不伴随着各种争议和思想认识的解放和突破，无不伴随着市场的阵痛，小到投资者个人，大到国家监管层面都在反思和阵痛中不断成熟。
与此同时，中国股市的制度建设日趋完善，为股市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当今中国，股市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国家创新战略、实现传统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增长方式转换、丰富全社会融资和投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20年的股市仍然很年轻，中国股市距离公平、公正、公开的规范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上市公司质量和市场监管水平亟待提高、轻投资功能重融资功能的理念亟待改变、法律法规需要不断健全等，其中核心问题是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
中国股市20年，不仅缔造了资本市场，还缔造了一批中国股民。
20年前，中国股民只有几万人，而目前沪深两市的有效账户达13246.65万户，有人估计，中国股民人数可能已超过一个亿。
股民的人数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在不断增长，中国股民的收益也随着资本市场起起伏伏，亿万中国家庭的财产开始了资本化、证券化的过程。
哭过笑过，赔过赚过之后，股市20年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教给了我们什么？
请看众多股民的亲身感受。
小股民——
炒短线不赚钱，配置了一些钱到基金、蓝筹股和国债上面，逐步实现了家庭财产资本化
在天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老金1995年第一次接触到股票。
“是几个做生意的浙江朋友把我"忽悠"进股市的。
”老金笑道，“刚炒股时紧张得很，每只股票最多买500股，赚一点就赶紧出手，生怕跌下来，赔了几分钱心疼得就像掉了块肉。
”因为谨慎，老金没怎么赔钱，但也错过不少好行情，放在账户里的钱还是刚开始时的那几万块，用自己的话说就是“赚了点小钱，但小打小闹没啥意思”。
学者教授——
听消息炒股就像吸毒，会摧毁人们的信念，价值投资是对上市公司和市场的最好尊重
丁远是位海归学者，也是个资深但又年青的股民。
说资深因为他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有专门研究。
说年青是因为他炒股只是近几年的事儿。
丁远说：
“听消息炒股就像吸毒，会摧毁人们的信念。
价值投资是对上市公司的最好尊重，也是对市场最好的维护，否则我们的市场成熟不起来。
”
丁远的价值投资理念是：
要观察一家上市公司，首先要观察它的风险在哪。
投资过程中有两个风险，一个是踏空，一个是套牢。
在这两种风险中，“踏空”是一种可以享受的风险，因为“踏空”是不会损失本金的。
而“套牢”更加可怕，资本会因此损失。
所以，丁远常常说，宁愿“踏空”也别“套牢”。
丁远详尽分析了1000多个上市公司及股票，建立了符合其价值投资理念的股票池，最高的投资回报达167％。
2007年10月，当上证综指高攀至6000点之前，他就劝身边的朋友把股票卖了。
曾经的大户——
炒股考验的不是资本规模，也不是信息，是心态，能不能克服贪欲是最终能否盈利的关键
姚麦克股龄18年，是个典型的上海老股民。
他用一句话总结股市里的18个春夏秋冬：
想赚时没赚，不想赚了倒赚了不少钱。
1993年，姚麦克开始炒股。
“听人说炒股赚钱容易，我把海南做房地产赚的200万元投入到股市。
那时也不懂选股，人家介绍一个股票，我就买一个。
没想到，因为总是跟涨，结果总是套牢。
”姚麦克说。
“有没有赚到钱呢？
当然有赚，最多时账面盈利1000多万。
可是赚得越多想法越大胆：
如果投更多钱，买更多的股票，不就能赚更多的钱吗？
”1994年股市暴涨，麦克和许多人一样向证券公司私下融资，每天的利息是万分之五。
基金经理——
靠消息赚钱是不可持续的，抢在别人之前发现价值，把握机会获得收益，这才是我们的价值
袁野1992年就开始炒股，当时他还是个大二学生。
“因为学的是金融，老师让我们亲身体验资本市场，不过每次买的股票只有100股。
”袁野说。
就是这个当年的愣头股民，如今已成长为替无数股民管钱的基金经理。
他现在是国投瑞银投资部副总监，掌管着国投瑞银景气行业（爱基，净值，资讯）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堪称股民大国。
不过，散户为主依然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突出特征。
基金的出现，让中国的资本市场多了一个群体——机构投资者，这也让中国股民有了更多的选择：
把钱交给专业人士管理，让机构帮你炒股。
与当年不同，现在袁野有了一个团队，什么股值得买，什么时候卖股都有专业的分析，投资也更稳健。
袁野常常告诫他的团队：
抢在别人之前发现价值，把握机会获得收益，这才是我们的价值，不能靠所谓的消息来赚钱，因为那都是不可持续的。
我是一名地道的打工族小股民，中国股市初期1990年就开始炒股。
从最早的发展银行和万科、金田、安达、原野（世纪星源（000005））时就开始排号抽签，从最早用黑板报价到股票机再到电话委托再到电脑委托，一晃20年。
然而让我揪心的是，股票投资最终没有成功，目前还是亏本，希望与失望伴随我走过了20个春秋。
尽管如此，我没有放弃，还一直在股海里奋力向前游，虽然不知几时到岸，但是相信曙光就在前面。
1987年，我来到深圳打工，在一家电子厂做技术员。
记得1990年，有一次我坐车去深圳市内玩，经过了深圳大剧院看到了对面有很多人排队，听车内人说那是在排队买卖股票。
回来后我看了些报道，据说有个老太太买了股票，把股票丢在床头放几年，最后不小心发大财了，这就是我对股票的第一印象。
过了几天，我专门去看了看并开始了我的股票买卖。
最开始是一张一张的股票实物，每次过户股票背面还需加盖印章，并署名转让人的姓名，后来换成了一个小册本记载着你账户里的股票数量。
至今我还保留了以前的小册本，但是不愿意多看，因为曾经拥有的富贵却被我早早的卖掉了，最终并没有给我带来财富，留下更多的是伤心，我不愿翻开它是怕触及流血的“伤口”。
本人经过了中国股市所有的牛市与熊市，每次的熊市到来都是从不空仓，每次的牛市到来总是踏空或换来下回的站岗放哨。
我将每个月的工资无保留地投进股市，但到最后全部输光，印象最深的是，当初宝安股票刚上市，我买了几家包括深发展、万科、安达、原野和宝安共8000多股，本来想凑够一万股做长线，也学老太太放个几年的，但当我从深圳回到家里向亲戚借钱时，家人都劝我说买股票太危险，有赚快卖掉。
家里人的意见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长线思维被彻底改变了，结果我将所有股票全卖了，宝安是3元买的，3.3元卖了，不久看到宝安涨到30多元的高价，以后还经历了许多的送配股。
不断的高买低卖伴随着我炒短线，牛熊交替从没空过一天的仓位，亏损至今。
要是当初买的原始股不卖放到今天相信会有个几百上千万元了，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吃。
从1990年炒股至1995年，本来就在股票市场亏本的我，看到了国债期货推出后，我和几个股友又参与了交易，后来我经历了1995年的国债期货惨痛经历，因为当时进行了透支交易并做空头失败，冒险玩当时的法人股权证交易，当时输得可以说是破产了，还欠了朋友几万元。
与我一起炒股的几个朋友散户们当时也都输得很惨，特别是玩国债期货的几个。
经验告诉我们，不要投资你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否则必定会交学费。
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股票投资，就这样还坚持买卖股票。
记得2000年有一次看见ST康达尔（000048）从20多元快速下跌到了10元以下，我又将金马股份（000980）换成了它，结果是深圳报纸连续5天出康达尔的坏消息，康达尔连跌5天，在第5天下午，我换股了，10元买的、6.7元卖出，此股当天却收红上涨，一年时间涨到我当初预计的最高价23元，而最后我买进的另一只股票仅涨了30％，迎接我的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熊市。
我因为心态不平衡又一次错过了炒股发财的机会，又再次被套。
我曾经不断投入工资买进白云山等低价股，还创造了自我分红法，即买入价格一样的股票，哪只涨了将它换成另一只不涨的，股数就会递增，反复换，后来在不到3元时买了ST白云山近7万股，我还和以前的股友汇报我的心得，但是他们不支持我的论点，叫我别买ST股，听从朋友的劝告，我换成了其它高价股，没有坚持自我送股法，结果白云山又从不到3元涨到9元的高价，最后还出现了更高价格与送配股票，我又一次与财富擦肩而过。
所以经验告诉我：
“有时投资需要坚持与自信”。
后来，我用有限的资金开始了新的布局，还是选择破产重整的题材，我发现这样比较适合我，因为短线做不赢庄家。
先后买入了ST东方热电和ST中华，先是赚了20％-30％，但因不舍得卖掉导致反而亏损20％斩仓换股，没有坚持我的“一买二卖三舍四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短线操作原则。
现在的我仍然是坚持破产重整的题材挖掘与布局，我坚持做这一概念题材的股票，我的体会是二级市场散户是很难赚钱的，现在是发行IPO新股与原始股最赚钱，再就是重组股上演乌鸡变凤凰的喜剧，我预计在未来，大股东是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股权的，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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