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妇女生存方式研究以苏皖地区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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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妇女生存方式研究以苏皖地区为例
农村留守妇女生存方式研究
以苏皖地区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我国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留守妇女群体。
农村留守妇女是指因丈夫长期（在外务工时间半年以上）离家进城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而留居家中的农村已婚妇女。
由于丈夫长期外出务工，妇女留守家庭，留守妇女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照料责任。
农村留守妇女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做出了某些牺牲。
农村留守妇女与丈夫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两地，她们独自承担起农业生产劳动、家庭照料等重担。
这使得农业生产出现了一定的女性化倾向；家庭日常生活与照料出现了实际的“单亲化”倾向；留守妇女与丈夫的情感生活出现了某种孤寂化倾向。
留守妇女群体是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支持力量，是农村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肩负着如此重担的留守妇女，她们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
她们在生产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与困难？
留守状态对留守妇女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2005年的实证调查资料，揭示农村留守妇女真实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对留守妇女群体的更多关注。
二农村留守妇女的基本情况
（一）留守妇女的规模
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已婚者占81.7%，未婚者占18.3%[1]。
以2005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为1.3亿人的数据来计算，那么这些农民工中，已婚人数为10621万人。
从已婚人数减去举家迁移的人口数约3900万人（现在大量的进城农民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大部分都是处于与家人分居生活的状态，只有少数携带家属，人数全部加起来占进城农民人数的3/10左右[2]。
以1.3亿外出人口计算，举家外出的人数为3900万人），则已婚流动人口中一方外出的人数为6721万人。
如果以外出者中70%以上是男性一方外出计算，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的数量为4700万人。
从上述的数据推断，留守妇女群体的数量在4000万～5000万之间。
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妇女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二）留守妇女的类型
调查发现，留守妇女群体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群体。
根据留守妇女从事的生产类型，可以将留守妇女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活动的留守妇女；第二类是非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指主要生产活动是在本地工厂从事二三产业的留守妇女；第三类是家庭主妇型留守妇女，指脱离生产劳动、主要在家里带孩子或者做家务的留守妇女。
第一类型的留守妇女所占比重大约在84%左右。
这类留守妇女与传统农村妇女从事着相同的农业生产，因而其生产活动、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等与传统农村妇女有更多相同点。
第二类型的留守妇女约占13%左右。
她们从事的生产活动为非农业生产活动，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方面体现了较多的现代化因子，遇到的问题与第一类型的留守妇女有所不同。
第三类型的留守妇女所占比重为3%左右。
这部分留守妇女内部差异比较大。
其中少数年龄大或者身体不好的留守妇女脱离了生产活动，内心比较孤单寂寞，心理压力很大。
调查中遇到一位因视力太差而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留守妇女，她表达了内心深处强烈的苦闷感。
她表示，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情，不能为减轻丈夫的负担而分忧，内心深处很痛苦。
这部分留守妇女所占比重不大，但其问题值得关注。
而有些留守妇女因为丈夫收入较高，经济状况较好，所以不需要从事生产，但其内心的寂寞感更强烈。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她们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后，归属、情感等需求就凸显出来。
而且这部分留守妇女的丈夫因为收入高，在外期间有外遇的可能性相对更高，导致这些妇女的精神压力也更大。
（三）留守妇女的特点
通过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有她们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留守妇女由家庭生活的配角转为主角。
农村家庭的户主大部分是男性，男性是家庭生活、家庭事务的决策者。
但对于留守妇女而言，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家庭生活的职责都落在她们身上，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调查中有的留守妇女表示：
“他在家的时候他拿主意，他不在家的时候当然是我拿主意了。
”这说明，由于丈夫的缺席，留守妇女拥有了更多的权利，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角。
第二，留守妇女承担起了本应由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
丈夫在外期间，留守妇女承担了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生产劳动、家务劳动等各项职责，劳动负担较之丈夫未外出前明显增加。
第三，留守妇女对外联系的机会有所增加。
留守妇女代表丈夫行使户主的权利，对外代表家庭进行社会交往，其对外联系机会增加。
如村委会选举、家庭生产资料的购买等，以前是由丈夫来操办，现在自然由留守妇女来承担。
第四，留守妇女上述转化是丈夫缺席后的被动适应，并非建立在其自身发展基础之上。
留守妇女从家庭生活的配角转为主角、独立承担起夫妻双方共同的家庭责任的过程，并不是因为留守妇女自身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自我意识增强，而是丈夫外出后家庭主角缺失下的一种被动回应。
当丈夫回家后，她们就会重新退回自己本来的角色之中。
留守妇女从家庭生活的后台走向前台，其角色地位、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相应的发生变化，但这个过程的发生不是建立在留守妇女自身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丈夫缺席后的一种被动适应。
（四）留守妇女形成的原因
留守妇女的出现，既是我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制度的产物，也是务工农民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
1.留守妇女形成的社会原因
第一，城市生活的高成本是农民分居家庭模式形成的物质基础。
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提高了务工农民在城市里生活的成本，而这些高成本对一般的务工农民而言是很难承受的，所以大部分家庭只选择一个人外出。
中国特有的二元体制通过户籍制度将居民按照出生地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人口。
务工农民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社会享受不到社会福利，被排斥在分享城市资源之外。
从“农民工”这个矛盾的称呼就可以看出，虽然从事非农生产，但身份却依然是农民，出现了职业角色与身份角色的错位。
职业角色与身份角色的错位也就决定他们归属地与工作地的分离。
务工农民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其身份依然是农民，被阻隔在分享城市利益的门槛之外。
务工农民要全家在城市生活，生活成本会骤然提高。
第二，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是农村留守妇女形成的文化基础。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与“男强女弱”的性别观念影响下，当农村家庭只能选择一个人外出的情况下，男性外出、女性留守家庭就成为必然选择。
这种性别分工模式与价值观已经被农村妇女所内化，成为她们行动的“自然而然”的想法。
性别分工文化的实质是男性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动权和优先权。
在任何产业的比较收益大的时候，男性总是有优先选择该行业的权利。
比如当农业劳动的收益大于家务劳动的时候，家庭选择的分工模式是“男耕女织”，当务工收益高于农业的时候，家庭的分工模式是“男工女耕”。
“性别分工使两性之间结成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对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发挥社会整合效应是必要的，但绝不是平等的。
”[3]这种建立在性别不平等基础上的分工维护与复制着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2.留守妇女形成的个人家庭原因
首先，留守妇女的形成是农民工家庭在已有的文化制度下的理性决策的结果。
务工农民分居家庭模式是家庭成员承担家庭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工模式的结果。
对务工农民家庭而言，当家庭农业生产难以维持家里的生存需要时，外出务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生存发展；当生存理性得到满足后，丈夫在外面务工的目的就是追求家庭经济发展；前两个理性得到满足后，为家庭整体发展就成为农民外出的主要目的。
在传统性别分工的模式下，农民家庭选择丈夫外出发展家庭经济，承担起满足家庭经济理性的主要职责，而妻子留在家主要维护家庭的整体发展，肩负起农业生产、孩子照管、老人赡养的职责。
留守妇女和丈夫牺牲了夫妻共处的快乐，但是这样的牺牲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因为这样的牺牲换取的是家庭的发展，获取的是下一代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其后代会因他们的牺牲而过上比较舒服的生活，这就是农民工家庭追求的社会理性的满足。
其次，留守妇女家庭的出现与家庭资源能力和价值观念相关联。
家庭资源包括获得社会支持的力度、务工农民的经济能力。
资源能力是务工农民携带妻子入城的物质条件。
务工农民家庭的价值观念包括留守家庭尤其是留守妇女选择是否外出时的一种意愿倾向。
首先来看，社会支持网络能否代替农村妇女履行家庭责任，直接影响其外出的选择。
在传统文化观念下，妇女是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家庭责任对农村妇女的重要意义大于外出挣钱的意义，农村妇女外出的前提就是保证家庭责任得到顺利的履行。
如果能够获得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就可以外出，否则只能选择留守。
第二是家庭经济能力的影响。
务工农民与妻子共同外出务工，必然会增加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对大部分的务工农民群体而言是难以承担的。
第三是务工农民家庭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对孩子教育的观念的影响。
农村妇女是否外出取决于务工农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
重视孩子家庭教育的留守妇女认为，由祖父母抚养子女会不利子女成长，所以宁可放弃在外务工的机会，只为孩子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
对她们而言，孩子获得良好的教育比赚钱更为重要。
三农村留守妇女的经济生活
因丈夫外出，留守妇女从事的经济活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而不同的留守妇女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所不同，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也有差别。
本文下面将分析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与非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在生产经营中的具体情况。
（一）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的生产经营活动
1.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承担农业生产情况
留守妇女承担着农业生产的重担，尤其是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
调查显示，留守妇女平均耕地面积为4.5亩。
由于调查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低，留守妇女承担4.5亩的管理任务已经比较困难，尤其到了农忙时节，仅靠妇女更难以承担。
留守妇女经营土地的面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根据留守妇女耕种的土地面积，可将留守妇女分为耕地面积大于10亩、3～10亩之间和小于3亩三种类别，所占比重分别为5.7%、71.3%和23.0%。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留守妇女需要耕种的土地面积绝大多数都超过了3亩，这些妇女承担着比较重的农业生产任务。
第一类型的农村留守妇女肩负着非常沉重的生产重担。
对这些留守妇女的调查往往只能在晚上进行，因为她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间度过。
访谈的个案GZ03，去她家三次才找到她，她说：
“自己早上带饭去地里干活，中午也不回来，就在田里吃带去的饭菜。
”这部分留守妇女的生产负担的繁重可见一斑，10多亩土地的日常管理占用了她们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
第二类型是家里土地面积为5亩左右的留守妇女，她们一般能够应付农田的基本管理，但农忙时节必须丈夫回来帮忙。
在农闲时节她们会从事非农生产，比如在附近镇上务工或者在家里进行手工业生产活动。
这部分留守妇女的生产活动具有多样性，但是农业生产依然是主要的生产活动。
受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妇女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比较小，很难有稳定的非农业生产机会。
第三类型就是家里土地很少、自己农闲时间多的留守妇女。
由于附近没有多少务工机会，这部分留守妇女的闲暇时间比较多，经常会感觉到无聊寂寞。
这些妇女经常处在劳动时间与劳动力两种剩余状态之中，但是又因为要抚养孩子、赡养老人等而不能离开土地，只能从事各种家务活动。
2.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困难
调查显示，留守妇女能够完全承担农业生产的仅占1.4%，基本可以承担的为28.1%，不可以承担的占56.1%。
可以看出，半数以上的留守妇女难以单独应付农业生产。
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困难主要包括：
体力难以应付农业生产的繁重劳动；有限的精力难以兼顾照料家庭与农业生产的任务，以及缺乏农业科技知识。
经调查，谈及农业生产中遇到困难的原因，64.3%的留守妇女认为是自己的体力不够，难以承担农业生产的重任。
如有的留守妇女说：
“缺劳力呗，一个人体力不够！
”“丈夫走后，自己一个人干活累”。
（GY04）有4.5%的留守妇女认为自己的精力不够，难以同时承担起家庭照料与农业生产的责任。
访谈中相当一部分的人回答说“没有时间”，“孩子一整天离不开人，没有太多的时间经营庄稼”。
8.1%的留守妇女认为自己缺少经验技能。
比如，有的留守妇女提到了自己在打农药方面遇到的困难：
“丈夫不在家，自己遇到困难都是一个人摸索，慢慢干。
有一次打农药中毒了。
”（GZ04）
相比之下，最为困难的是那些身体不好的留守妇女。
虽然这部分留守妇女在农村社区中的比例不高，但其遇到的问题确实不容忽视。
访谈中，一位患病的留守妇女这样说：
“自己身体不好，腰椎间盘突出。
要开刀，开不起，每次吃药就得三四百。
患这个病已经四个月了。
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丈夫出去务工，自己一个人喂四五头牛，每天割草，累的。
一个人搁在家里，怎能不着急。
又得了慢性心肌炎，现在时常犯。
”这位留守妇女因劳累过度失去了劳动能力，虽然这种极端的例子在农村是少数，但过度操劳对身体的影响会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表现出来。
留守妇女承担着超负荷的生产劳动，长期操劳必然会影响更多留守妇女的健康。
（二）非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的生产经营活动
非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务工的地方大多为附近镇上的服装厂、玩具厂等，这些通常是小作坊式的工厂。
这类留守妇女自身素质、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很多人婚前有过外出经历。
一般来说，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非农就业机会较多的农村地区，非农业生产型的留守妇女数量较多。
非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相比较为轻松，生产压力较小。
但前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也同样面临各种问题：
一是工作不稳定。
由于这些留守妇女就业的企业通常规模小，发展水平低，抵御风险的能力差，经常会面临倒闭的风险，因此留守妇女也随时可能失业。
二是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低，缺少社会化服务机构，如孩子托育、老人赡养、餐饮、洗衣等这些在城市社区中由专门机构提供的服务，在农村社区只能靠留守妇女自身来承担，这些妇女劳动负担十分沉重。
三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
有些非农业生产型留守妇女十分担忧自己的养老：
“我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担心上了年纪以后的养老问题。
”由于土地承担着农民的生存保障的职能，农村家庭养老依然发挥作用，务工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留守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这些留守妇女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很难像男性农民那样进行精耕细作，同时大多数留守妇女表示并十分掌握农业生产技术，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调查显示，有14.5%的非农生产型留守妇女认为自己家田地的亩产量低于周围的水平。
四社区公共生活与社会交往
丈夫外出后，留守妇女的社区生活参与程度、生活空间、交往的群体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留守妇女的确是社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但群体内部的心理认同感尚未形成。
（一）留守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分析
1.留守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状况
与丈夫外出前相比，留守妇女在社区政治参与方面的机会增大，但整体来说参与率仍然比较低。
留守妇女社区公共生活参与率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村民选举、村级重大事务决策方面，留守妇女参与的比例为41.6%，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机会增大。
但参加的人基本是走过场，并没有真正参与到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去。
2.影响农村留守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原因分析
（1）社区组织功能的发挥情况影响留守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留守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状况与社区村组织功能发挥状况的相关性较大，而与留守妇女的文化程度和年龄则没有显著差异。
三个被调查地区的基层组织发挥的功能不完全相同，其中，赣榆地区的基层组织比较完善，基层组织功能发挥得比较好，可将之归为功能发挥比较好的社区；启东地区和固镇基层组织基本没有发挥什么功能，可把这类社区归为功能缺失的社区。
分析社区组织功能发挥情况与留守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状况，可以看出基层组织功能发挥比较好的社区的留守妇女村务参与的比例为70.4%，远高于基层社区功能缺失地区的这一比例（18.7%）。
深入访谈发现，留守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情况与自己的利益相关，如果社区能够为自己家庭带来利益，村民就会参与社区事务；参与社区事务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大于参与的机会成本就会参加，否则不参加。
此外，留守妇女对政府的信任也是决定其是否参与社区事务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政府的信任决定了留守妇女是通过政治渠道来获取福利，还是通过自己对经济的追求来进行自我保障与救济。
如果留守妇女相信能够通过参加村委会获得利益，她们就愿意参与社区事务。
反之，她们就会选择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靠经济手段来保障自己的福利。
综上所述，留守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与其可以为参与者带来的利益及利益大小有关。
当参加村委会组织的活动能够为自己带来的收益大于参与的成本时，参与的积极性会很高；否则，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村民委员会能否为留守妇女办实事，是影响留守妇女对村委会信任程度的关键因素。
当留守妇女对基层组织不信任，认为自己的问题不能通过基层组织得到解决，她们就靠自己的努力来保障自己的福利。
（2）农村留守妇女自身所承担的责任影响了留守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大部分留守妇女承担着家庭生产生活的重任，她们没有更多精力参与公共事务。
农村妇女处于公共事务的边缘地位，在社区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农村妇女缺少公共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对留守妇女而言，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就会更低。
（3）传统封建的男权文化阻碍着留守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留守妇女在社区参与过程中扮演的是一个配角，并没有因为参与社区事务而获取更多的利益。
相反，部分留守妇女还因为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增多，遭到了村里人的非议。
带领笔者做调查的一位留守妇女是该村唯一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妇女，她说：
“因为我的文化程度高，所以村子里有事情的时候，村支书愿意叫我去，要开会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的妇女，这时村子里人就会有风言风语。
这次调查，支书让我带你，这几天下来，村子里的风言风语又起来了。
”（GY10，40岁，高中。
）该村村支书在接受访谈时也提到：
“我们村子里每年都会有党员大会，群众代表年末开茶话会，对村子里的收入开支进行公布，有些妇女因畏惧压力，怕人说闲话而不参加。
”由此不难看出留守妇女因参加社区事务而承受的舆论压力。
这些传言除展现出传统封建思想影响对妇女社会交往活动的限制以外，还折射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村民对妇女进入政治领域的恐惧与担心，而传言也多与那些同权力阶层接触较多的女性有关。
女性进入政治领域是对男权社会的一个挑战，出于维护男权社会的目的，有些人通过舆论来操纵农村妇女最珍视的名誉，达到把女性从政治领域内排挤出去的目的。
总的来看，虽然丈夫外出给留守妇女参与社区事务腾出了舞台，但留守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依然不高。
影响留守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因素除基层组织的功能发挥状况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传统男权文化对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的压制。
农村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道路并不平坦，妇女在踏入政治舞台的过程中，男权思想总是竭力将妇女从政治领域中排挤出去，导致妇女在农村社区事务参与过程中扮演的总是一个配角。
（二）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交往分析
1.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交往状况
农村留守妇女主要交往的人群还是传统的网络，即以血缘、地缘关系建立起的交往圈子。
调查显示，78.4%的留守妇女交往的主要人群还是邻居，5.4%的留守妇女交往的主要人群是亲戚，这符合中国社会“远亲不如近邻”的习惯。
留守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的确存在，但留守妇女共同体尚未形成，因为该群体缺乏共同的心理认同感。
留守妇女交往的邻居也主要是留守妇女，调查经常能看到留守妇女坐在一块儿聊天，但对留守妇女而言，她们更愿意把和自己经常交往的人说成是邻居而非留守妇女。
这首先是因为她们的邻居身份先于留守身份，其次是留守妇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留守身份，因为这样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凸显自己的某种弱势，从而使她们显得与周围不和谐。
虽然留守妇女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是存在的，但是从心理层面来说，留守妇女自己并未将自己同周围的人分开。
另外，9.5%的留守妇女表示主要交往的人群是朋友，说明留守妇女交往的人群有开始突破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向新的业缘关系发展的趋势。
这里的业缘关系是指留守妇女在工作的过程中结成的超越血缘和地缘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1.8%的留守妇女回答说自己不和人交往。
虽然这部分留守妇女的比重不高，但是她们的问题值得关注。
调查发现，这部分留守妇女或者是因为忙而没有时间和别人交往，或者是因为性格比较孤僻而不愿意和人打交道，或者是因为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
一位留守妇女说：
“我儿子都说我很可怜，平时在村子里想找人聊聊天，都找不到，自己就一个人在村子里遛遛。
”（GZ08）
留守妇女的内心深处是孤独的。
经调查，经常感到寂寞的留守妇女的比例为14.5%，有时感到孤独寂寞的比例为40.3%。
可以看出，留守妇女体验到孤独感的比例比较高。
留守妇女GY01说：
“丈夫不在家，自己也时常会有孤单寂寞的感觉，尤其是在累、闲了、缺钱花的时候感觉更强烈。
”而很多回答“从没有过”的人也并非是真的没有，她们可能只是不愿意表露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已。
2.留守妇女的支持网络
留守妇女的支持网络主要以传统网络为主。
调查时问道：
“当您心情不好或者受到委屈的时候向谁倾诉？
”留守妇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18.1%选择打电话向丈夫倾诉，14.9%选择向父母倾诉，34.4%选择向兄弟姐妹倾诉，向邻居倾诉的比例为4.6%，选择向孩子倾诉的为0.9%，向好朋友倾诉的比例为6.3%，自己想办法解决的比例为3.2%，回答已经习惯了的是5.0%。
值得注意的是，有10.4%的留守妇女选择搁在心里、不愿意向任何人倾诉，用她们的话说是“怕人笑话”，“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留守妇女承担着很大的压力，生活中难免会受到各种委屈。
而这些委屈如果长期积压在心里，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
分析社会求助与情感倾诉的对象，发现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基本上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制度性的社会网络严重缺失。
农村留守妇女能够获得的支持网络与其自身具有很高的同质性，而这样的群体能够提供的支持也很有限。
一位留守妇女说道：
“到了冬天，这个村子里的男人基本上都出去了，周围都是妇女了，有什么体力活，找谁去呢？
”（GZ04）
总的来说，留守妇女交往的主要群体还是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但随着妇女非农就业水平的增加，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正在形成。
总体而言，农村留守妇女的交往范围比较单一，社会支持网络狭窄，社区文化活动贫乏，留守妇女内心比较孤单。
五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
留守家庭是夫妻长期分居[4]的家庭模式。
在这样的家庭中，丈夫角色长期缺失，留守妇女承担了本应由夫妻共同承担的生产、教育、抚养、情感慰藉等功能。
多重角色和功能的承担对家庭的夫妻关系、公婆关系、亲子关系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角色承担与家庭关系状况
1.农村留守妇女承担子女养育、教育的情况
调查显示，大部分留守妇女需要承担孩子的基本抚养和教育职能。
留守妇女平均需要抚养的子女数为1.7个。
在接受调查的留守妇女中，只有1个孩子的占44.8%，有2个孩子的占34.8%，有3个孩子的占10.4%，有3个以上孩子的占3.7%。
留守妇女有正在接受学校教育子女的百分比为69.2%，如果加上需要抚养孙子的留守妇女，需要负担孩子教育的留守妇女比例应该会更高。
在这些留守妇女中，有2个及以上子女在上学的比例为24.0%；有4.1%的留守妇女需要照顾未上学的子女。
很多留守妇女虽然没有还在读书上学的子女，但却要照看孙子。
可以看出，留守妇女承载着较为沉重的抚养与教育负担。
2.农村留守妇女在子女教育方面存在的困难
对留守妇女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的教育。
大部分留守妇女认为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存在困难。
对于孩子教育方面最大的困难，认为孩子难以管教的留守妇女比例为30.3%，认为自己太忙、没有时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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