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地理环境对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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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地理环境对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浅析地理环境对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摘要】：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是人们的思想与环境互动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的总和。
因此，文明与环境可说是彼此相生、相互影响与作用的。
中国与古希腊文明自源头上就存在着诸多的差异，造就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地理环境。
本文将从中国及古希腊地理环境分析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差异。
【正文】：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逐渐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命运，渐渐地拥有了改变地理环境以适应人类需求的能力，但是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是不可抹灭的，因为人类是自然界很微小的一部分，脱离自然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依赖于地理环境，在一个相对温和宜人的地理环境中，才能出现人的聚集、互动、生产乃至文明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
在历史长河中，地理环境宛如洪流不断冲刷并塑造着文明的卵石，使其迸发出截然不同的绚烂火花。
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地理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
包括地形、气候、土壤、山林、湖泊、河流、海洋、动植物分布以及陆地和水中的矿藏等等。
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前提．也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地理环境与文明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是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一种文明成长过程中受到许多其它因素的影响，但不同的文明尤其是文明初始阶段，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对文明的发展历程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山川、河流、海洋、沙漠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文明形态。
钱穆曾谈道: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
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致不外三型:
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
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塞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
”而四大文明古国之二的中国与古希腊则是极其典型的农耕与海洋文明，为什么几乎同时起源于公元前两千年的中国与古希腊文明会有完全不同的文明形式？
归根结底，还是地理环境对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下，将从两大文明所在的地理环境、政体、商业与农业、人文、战争等方面试析地理环境对中国及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一、中国与古希腊地理环境
中国的地理环境按照《全球通史》中所说，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位于欧亚大陆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大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
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冷的西伯利亚大草原。
”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高低相差很大，自西向东构成“三大阶梯”。
青藏高原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世界屋脊”之称，为最高的一级阶梯。
青藏高原以东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之间为第二阶梯，海拔多在1000--2000米，主要由山地、高原和盆地组成，东部宽广的平原和丘陵是最低的第三阶梯。
沿海地区多处于第三阶梯。
地形多样，既有广袤的平原，也有纵横的山脉，还有蜿蜒的海岸。
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北面多沙漠，西面从北到南由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把中国和西亚隔开，东面和南面是大海，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也是造成中国文化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原因。
相较于拥有广大平原与辽阔地域的中国，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希腊本土三面环海，它们分别是东部的爱琴海、西部的爱奥尼亚海和亚德里亚海（他们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只有北部与欧洲大陆相连，这使希腊成为典型的海洋文明。
古希腊文明诞生于平原狭小、地势崎岖不平、多山多海的爱琴海世界。
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中央，它的地理范围是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扼欧、亚、非三洲的要冲。
其中，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是古希腊人活动的主要舞台。
和古代东方文明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的地理特征相比，希腊则以地少山多、海岸曲折、海岛密布为主要特色。
由于山隔海阻，希腊半岛倚山势被分成北中南三部分。
北希腊包括伊壁鲁斯山区和帖萨利亚平原：
中希腊的主体是阿提卡和彼俄提亚两地
区。
温泉关是连接北中的隘道口；南部是伯罗奔尼撒半岛．有科林斯地峡与中部相邻。
古希腊地区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夏季干爽。
这使得它既无欧陆的严寒，也没有非洲夏时的酷热。
很显然，古希腊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代印度以及古代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迥然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文明。
二、政体
中国疆域完整，黄河、长江两流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阻隔，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
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三次大革命。
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抛开后两次革命不谈，中国的古代史就是朝代不断更替的过程。
随着中央集权制在一个又一个王朝统治者的手中不断完善，中国呈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
为了帮助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皇帝设立了诸多官职，初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逐渐地，问题就暴露出来：
中国地域辽阔，皇帝要想治理好自己的每一寸土地，就需要任命庞大数目的管理人员，虽然英明的皇帝们应用了绝妙的金字塔形管理结构，还是不可避免冗官、官僚贪污甚至官僚干政等问题。
所以，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那些庞大帝国都不会长久的存在，必因下层人民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根本矛盾而分崩离析。
这也反映出中国地理环境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形式中充当了一个充分条件。
而希腊山隔海阻的地理环境注定其无法成就一个庞大的帝国，神奇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奇特却极适宜希腊地理环境的“国家”形式——城邦。
城邦的出现，与其含糊的说成是历史的必然，不如说是独特地理环境的诱导。
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构成的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
这种大大小小的城邦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然而，在历史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却始终未能从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发展成为统一的王国或帝国。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不从古希腊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上找答案。
希腊半岛上众多的深山峡谷形成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地理上的分裂，层峦叠嶂的地势将陆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众多彼此较为隔绝的小城邦。
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是没有的。
众所周知，雅典作为一个开放的外向型的国家，工商航海业已经成为其保持繁荣昌盛的支柱。
在这样一个如此重视航海、贸易及移民的城邦里，可以说世袭的君主是很难维持的。
虽然在古希腊早期，也有所谓世袭国王，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过渡到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
而在重农抑商、将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的古代中国，要想建立雅典式的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商业与农业
为什么华夏文明会产生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呢？
我们试从地理环境的变化出发去探研，可以发现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一是黄河流域有比较丰厚肥沃的土壤层，这个土壤层的形成是由于从远古时代起，来自中国北方的西伯利亚的寒流不断地向南方移动，在经过蒙古大沙漠的时候，风力把细沙卷了起来，夹裹飞扬，但是当到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一带时，由于风力不支，慢慢地沙尘又降了下来，经过长期的积累就在中原一带形成了约150米厚的土壤层；二是黄河中下游处于以喜马拉雅山为界以东的地带，这里的气候主要是温带大陆性气候和温带海洋性气候，雨量相对要充足得多，更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华夏民族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下进行了水稻的驯化与培育，形成了定居的农耕社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居乐业”和“男耕女织”的形成。
在中国远古传说中得到人们敬仰的神灵与祖先，既非宙斯似的神力化身，亦不是阿加门农、赫拉克利特式的南征北战的勇士，而是制耒耜教民农作并和药济人的神农，构木为巢的有巢氏，播百谷的后稷，始作牛耕的叔均等。
从商代《说文》所记载的“里，居也，从田从土”到西周《吕氏春秋·上农》的“天子亲率诸候耕帝籍田……以教民尊地产也。
”中国以农立国的文化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从在这种小农社会的形成中，保证农业生产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第一保障和第一要素，这也同时促使了人必须静守于耕地，安心农作，形成了中国文化喜静的源头。
由于农业的根本是土地和定时耕作，这也同时形成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和以土地为基本资产的封建家族统治。
而希腊的地理环境在古时就不适于农耕，当然它也有农业生产，但它的土地很不肥沃，树叶大都是针叶形。
所以，在这种土地资源条件下，希腊人若不远走他乡，就无法生存。
同时希腊也有远走的条件。
虽然庄稼长不好，却适于牧草的生长，因而游牧业发达。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即有地中海这种内海，虽然不产什么东西，可是作为航路却很方便，等于不花钱地拥有数不清的交通要道。
地中海周围有很多国家，只要有船，彼此交往起来就很方便，可以进行海上的贸易。
所以商业也就相对发达了。
在被称为“希腊的希腊”的阿提卡地区．也就是雅典所在地，这里最能体现古希腊的精神特质．但是这里的环境却相当恶劣。
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中曾写道：
“所有肥沃松软的土壤都流失了，留给一个国家的只是皮和骨头。
”因此在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下，古希腊不可能出现东方式的那种农业文明。
在希腊半岛东部，由于海浪的长期冲刷，形成了一条弯弯曲曲呈锯齿状的海岸线，特别是在阿提卡半岛近，以及西部科林斯地峡和东北部的攸卑亚大岛一带更为得天独厚，加上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众多岛屿，这一切都为当地居民的海洋航行提供了天然的优越条件。
此外，古希腊地区盛产橄榄油、葡萄酒以及陶器，这又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可进行交易的商品。
当这一切条件都具备之后，整个地中海都成了古希腊人自由翱翔的天堂。
向东，古希腊人从半岛出发，可达小亚细亚，穿过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可进入黑海；向南，经克里特可达埃及；向西，横渡爱奥尼亚海可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岛。
大范围的经常性的贸易也促进了希腊的繁荣昌盛。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凭借提洛同盟的力量逐渐掌握了爱琴海的控制权，这进一步保障了海上航行的安全。
在这种背景下，古希腊地区沿海城市的海外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其中一部分海港城市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比如雅典的庇里尤斯港，盛时每天有数百艘船只出入和停泊，是当时地中海东部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在当时享有崇高的声誉。
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它的岁入关税等项达一千几百塔兰特之巨。
发达的工商航海业也因此成为雅典兴衰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古希腊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古希腊人对这种地理环境的积极适应，才没有使它成为东方式的农业民族。
而最终成为面向海洋的、以工商航海业为主导的民族。
四、战争
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入侵了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
此时的中国处于商文明这个繁荣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他们不但没有颠覆商朝的统治，反而为商文明做出了贡献，最终被商文明所同化。
所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得出结论：
“在中国，真实的情况始终是，这些入侵并没有引起与中国文化历史的……
因此，独特的中国文明不间断地从商代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有时也会有所变更，但从未遭毁灭或得到彻底的改造。
”
举个典型的例子，公元前1027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这种现象表现得十分明显。
周人曾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的渭水流域，同时受到西、北游牧的“蛮族”的军事技巧和商的语言与主要文化的影响。
所以，当周人以强大的武力推翻了商的统治时，中国的文明发展仍然没有被中断。
文字系统、祖先崇拜、占卜术依旧未变；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和农民群众两个阶级；分封制依然存在，且更为明显。
历史上，纵使游牧民族南侵，中国仍有地域作为退路供回旋。
虽然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两大现象，但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
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有重要作用。
历代的皇帝无不以边远的四裔民族的“来朝”为荣耀，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中国文化的独特风格与完整系统也未曾分裂和瓦解，并生生不息。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周边外来文化进行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风格和日趋完善的系统，长期绵延不绝。
希腊因其小国寡民的状况，不断地发生城邦之间的战争以及外部帝国对希腊的侵略。
希腊是西方古典文明的中心，伯里克利曾在悼念公元前431年与斯巴达人的战争中倒下的雅典士兵的追悼辞中宣称：
“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
……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对这种说法也表示赞同，但是，为何希腊无法建立一个能够横跨欧亚类似于罗马、拜占庭之类的帝国，像它的文明一样影响世界，这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与思考。
就拿希腊仅有的胜战来看，公元前490年，波斯皇帝大流士派遣一支远征军从马拉松登陆，遭到希腊诸城邦的顽强抵抗，这就是著名的马拉松战役，结果我们都了解，希腊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希腊联军幸运地战胜波斯大军的入侵之后．希腊城邦的辉煌随之达到了顶点。
之后，雅典以提洛同盟为工具．分别从海路和陆路两个方向疯狂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雅典帝国的雏形好像正在慢慢形成．这似乎给希腊的统一带来了希望。
然而，领导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强大的斯巴达也决不肯让出希腊领导权。
于是，两大阵营爆发了长达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消耗了古希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破坏之大、影响之远，可谓前所未有。
之后，古希腊开始陷入城邦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几乎是致命性的。
因为无论是局部的改革，还是政治思想理论家的努力，或者用雇佣兵代替公民兵，都不可能解决这个危机。
从此，城邦迅速衰落，而这又给外族入侵创造了条件。
可见，在上古希腊，没有一个城邦能够完成希腊统一的历史任务，这固然与希腊人的城邦制度、民主观念有关，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山阻海隔的地理环境不能不说是希腊未能实现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人文
中国文化居安不思流动，使得中国的家族发展得比较大，形成大家族式的静态文化模式。
中国古文化所形成的这一模式，正是对地理环境的一种适应和最优化选择，否则，就难以形成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的家族发展越来越大，而家族纽带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因此，家族矛盾中的裁决权就以血缘为基础落在了父母、长辈手中。
而家族发展得越大，就越要求这种阶级、权限分割得鲜明，才能有效得管理家族。
而家族的扩大和相互联合，就成为了国，即国家的由来。
因此，中国文化所有的伦理、政治、经济、艺术和思想特征，都由“国家”的形成而来，这就是所谓“宗法制”和“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受到中国古文化推崇的由来。
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型文化所面对的外在环境比较稳定，故较安土重迁、保守，不要求创意创新及想象力，从而形成自我封闭、向心凝聚和独立自足、稳定绵延的文化形态。
如先民曾以中原为天下，对域外知之甚少，加之周边国家文化在历史上又落后于中国，易于产生“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自我陶醉、自我封闭观念。
外部封闭隔绝也使闭关锁国政策易于长期实行，加上历代的统治者禁止海上交通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国力趋向衰弱。
但自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开，节节失败，国人觉悟到要向先进的文化学习的必要性。
如果说中国人长期定居的模式容易把天下太平作为一种理想追求的话，那么在西方世界情况就不一定了。
西方世界的社会生活动态感强。
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的农耕特点也是重要的，但是游牧业确实比中国要发达得多。
商业与游牧二者的流动性都是很强的，是开放性的，而且它们都面向大海，大海作为一种博大狂放的自然力，也激起希腊人一种挑战的心理和启示：
必须与大自然博斗，征服大自然。
因而西方人的生存感也很强，是强悍的民族，要战天斗地，与大自然作斗争，无法与自然融合。
所以，我们说，西方的这种环境使其必然向流动性和开放性发展，促成对个人行为的自决能力的强化。
很多人的冒险的精神容易被激发出来，被熏陶出来。
海上的贸易，面对大海，可以启示人对自然力狂暴的思考，引起人征服自然力的雄心壮志。
要生存，就必须应对环境的挑战，因而造成了他们性格中的坚忍或残忍，同时导致其各民族之间长期互相斗争不断，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人们乐于争夺各种生存资源如土地等，乐于争夺一些要害地点，如港湾，航路等等。
英雄精神、骑士精神容易得到鼓励，于是发生战争的时间就特别多。
这其实是一种崇尚竞争取胜的社会心态，所以西方的发展迅速而有力。
对于新事物的接受也比较容易，他们对于文化的吸收不是批判而是学习，是学而为我用以达到获胜。
古希腊文化在兼收并蓄东方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锻造着自己的个性，比如，古希腊的雕像艺术最初就仿效埃及雕像的模式，在技艺方面比埃及逊色很多，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徒，但经过希腊人自己的思考，百年之后，就把它的老师远远地抛在后面，在这百年的时间内，突破了埃及文明3千年间始终未能超越的禁区，形成了自己的写实特色。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
“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纳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
”一个民族要繁荣，决不能闭关自守，它必须像蜜蜂一样，博采百花的精粹，通过自己的消化加工，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这样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时代的巨人。
只有开放的民族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民族。
六、总结
文化是人类经过不断探索与创造而产生的文明成果，但是不同的人类群体由于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每一株人类文明之树的成长与壮大除了受整个世界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外，还是离不开本国土壤的滋养。
晏婴说过：
“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果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
水地异也。
”中西文化何者为桔何者为枳并不重要，真正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其异“水地”也。
正如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指出的那样，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
海洋与内陆、山川与河流等不同的地理面貌以及气候差异对中西文化的影响都是基本的又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988
3、马克思博士论文1973
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61
5、黑格尔《历史哲学》1956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989
7、陈唯声《世界文化史（古代部分）》1994
8、季羡林、周一良、张芝联《世界文化史知识》1996
9、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
10、汤因比《历史研究》1959
11、格鲁斯金娜著洪连兴译，廖学盛校。
《城邦危机问题》1987
12、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72
13、启良《西方文化概论》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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