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docx

上传人:b****3 文档编号:3561647 上传时间:2022-11-23 格式:DOCX 页数:16 大小:41.36KB
下载 相关 举报
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docx_第1页
第1页 / 共16页
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docx_第2页
第2页 / 共16页
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docx_第3页
第3页 / 共16页
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docx_第4页
第4页 / 共16页
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docx_第5页
第5页 / 共16页
点击查看更多>>
下载资源
资源描述

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docx

《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docx

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

 

宗教与艺术

 

学院:

美术学院

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

学号:

20100612687

姓名:

刘开芳

中西方宗教的不同以及对绘画的影响

宗教主要是对神的崇拜,而神实际上就是人的外化,费尔巴哈说过,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了神。

所以,通过神,通过宗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窥见人类社会以及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文化状况。

在不同的文化区,它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必然地带有那种文化的印记。

中西文化也不例外。

拟从文化的层面比较中西方宗教的不同特质,或者说,是通过对中西宗教的比较来揭示蕴藏在宗教之中的文化内涵。

所谓中西方宗教,这里主要指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教、道教以及中国化了的禅宗佛教。

一、神的来历

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主神占有最为突出的位置。

但是,这个主神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怎么产生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西方宗教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个不同是:

西方的神是先天就存在的,是超越于世俗人事的,东方的神则是由世俗的人物修炼而成的。

古希伯莱人的宗教领袖叫摩西。

摩西所传的《十诫》,后来成为希伯莱人的最为重要的宗教典籍,是古希伯莱教义的源泉。

但摩西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他后来之所以能成为希伯莱人的神,全是因为他接受了上帝耶和华的谕示,耶和华指定他来作希伯莱人的领袖,带领希伯莱人建立他们新的生活。

《圣经》写道:

“上帝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

”“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藉着摩西立的。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

(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

)”可见,摩西之成为神,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思想、学问或者德行超出常人,而仅仅是由于神的谕示;不是由于自身的因素,而是由于外在的因素。

真正代表西方人的宗教还是基督教。

基督教是西方人对古希伯莱教进行改造的产物,所以,在它那里保留了古代希伯莱人的许多宗教因素,其中也包括主神的来源。

基督教的神是耶稣,耶稣是怎么来的?

耶稣只是上帝耶和华同民间女子玛利亚所生的孩子,是上帝作为自己解救人类、替人类赎罪的一个使者,是上帝与普通人类之间联系的纽带。

正因为他是耶和华之子,所以,“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这是说,耶稣的神性(灵性),全来自上帝耶和华。

那么,上帝耶和华又是谁?

他是天上的神,是超出于人类世俗之外的神,是先于人类,而且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

它是永恒的,绝对的,是一切存在的终极的原因。

所以,耶和华是谁?

它从哪里来?

这是不可以追问,也无需追问的。

它的存在和人类没有关系,但人类的存在却全是因为它的创造;人类生活中的神性的东西全是从它那里获得。

人类中的神的来历,要么是得到它的神谕,要么是它的后代。

在基督教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仅仅是靠自己的修炼而成为神的例子,而往往都是,突然有一天,神向他告示,他必须承担某个方面的使命,以代替神向人类宣布自己的教言。

在西方的宗教中,所有的神都是上帝赐予的,它来自人类之外,而不是来自人类自身。

与之不同,在中国宗教中,几乎没有哪一个神是从人类之外的上帝、上天那里得到资格的。

在中国上古时代,人们也曾使用过上帝、上天这类概念,但那不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人格神,而只是指某种外在于自己的神秘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力量。

中国的宗教和东方宗教的神,都是由非常平常的、现实的、世俗的人经过修炼而成的。

儒教的教主孔子,只是一个少时生活贫困的私生子,后来收徒讲学的教师;道教的主神太上老君,也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名叫老子的智者,一位东周朝廷的柱下史。

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之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也不是因为哪个神的谕示,而纯粹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伟大的人格。

他们以其思想、学识和人格的力量征服了天下的民众,赢得人们的信仰,故而才慢慢地获得神性,乃至终于变成神的。

同样,作为东方民族,印度佛教的主神是释迦牟尼,他也不是从天而降的神灵,而就是世俗中的一个普通的王子。

他由于厌倦了王宫里的生活,想探索人生的真理,解救无数处于痛苦之中的人民,经过四十九天的冥想,终于开悟,成为一个得道之人。

又因为他得了道,故能够吸引大批的信徒,尊崇他为思想的导师。

在东方,一个得道之人就可以称之为神,这正体现了东方宗教中的神的来历与西方不同:

它不是由天外之神加冕而成,而只是一些杰出人物通过精神探索和人格修行的产物。

神的来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宗教在许多方面的不同。

首先表现在在对待异教的态度上,那就是,西方的宗教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而中国宗教则具有相对性和相容性;前者是一元的,后者是多元的。

在西方基督教中始终贯彻着一元论的思想,他们的宗教具有排他性,一个人只能信奉一个神,一个宗教。

在基督教之外的一切宗教都是非法的,不允许存在的;信奉这些非法宗教的人被称之为异教徒,是要受到惩罚的。

耶和华就曾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帕斯卡尔说:

“凡是到耶稣基督之外去寻求上帝并且停留在自然界之中的人,要么便不能发现任何可以使他们满意的光明,要么便走向为自己形成一套不要媒介者就能认识上帝并侍奉上帝的办法;并且他们便由此不是陷入无神论便是陷入自然论,而这两种东西几乎都是基督宗教所同样憎恶的。

”所以,在西方历史上,迫害异教徒事件源远流长,宗教战争也十分频繁,仅十七世纪的一次十字军战争即历时三十年之久。

这些战争与事件的目的都是要消灭异教徒,以维护自身宗教的独一无二性,维护自身教主和教义的绝对性、至上性。

这一倾向即来源于神的不同来历。

西方宗教的神来自上帝的赋予,而这上帝又是超越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绝对的存在。

这就意味着:

它只能有一个,不能有第二个。

与之相比,中国的宗教则具有一种相对性、相容性和多元性,它可以和其它宗教并存。

我们经常说西方文化是多元文化,中国文化是一元文化,实际上并不尽然。

在宗教方面,情况恰恰相反,西方是一元的,中国才是多元的。

在中国,各宗教之间的常态是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交流。

只有个别时期曾发生过利用皇帝的权力排斥异教的事情,但在大部分时期,三教并存是一个最常见的局面。

尽管这里也有教义上的论争,比如佛教与儒教之间在学理上的论争,但谁也不去消灭谁。

相反,从唐代起,儒、道、禅三教逐渐走向融合,到宋代,便出现了合流之后的宋明理学,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中国各教教徒对其他宗教的领袖大都抱有相当的尊敬,很少有持敌对态度的。

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伟人所创造的宗教,他们就都可以接受,就都能受到他们的崇拜和信任,因为他们都代表了人类中的最高智慧和最高人格,都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灵魂。

由于不涉及上帝赋予谁什么使命,故而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在东方宗教当中,教义都比较开放,宗教领袖们亦都具有一种阔大的胸襟,体现了一种宽容精神。

佛教领袖释迦牟尼就教导那些投奔他的异教弟子,让他们仍然尊敬原来的宗教首领,因为他们也是修行有成的杰出人物,有对人生的真知灼见。

阿育王遵照释迦牟尼的这一教导,恭敬供养在其统治区内的所有宗教,并发布诰文:

“不可只尊重自己的宗教,而菲薄他人的宗教。

应如理尊重他教。

这样做,不但能帮助自己宗教的成长,而且也对别的宗教尽了义务。

反过来做,则不但替自己的宗教掘了坟墓,也伤害了别的宗教。

……因此,和谐才是好的,大家都应该谛听,而且心甘情愿地谛听其他宗教的教义。

”这一点在西方基督教中是看不到的。

就这一方面说,基督教对待异教的态度与他们的教义是矛盾的。

基督教的教义主张宽容、博爱,但在卫教问题上则是一点也不宽容,丝毫也不博爱。

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从基督教的性质本身来说,它不可能接受另一个宗教和它平起平坐。

如果接受了,那就等于否定了上帝的权力,动摇了上帝的至高无上性。

由神的来历不同而导致的另一个不同,是宗教在自身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不同。

在西方文化体系当中,宗教是超越于文化之上的,属于超文化的一个领域。

在欧洲的中世纪,教权高于一切。

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在罗马教皇,而不在皇帝。

罗马教皇不仅管理宗教事务,而且管理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医疗、科学等等几乎是生活的一切领域。

对国王的任命,乃至皇帝的任命,都是由罗马教皇最后作出决定。

教皇的权力高于一切,置于其它一切政治、法律等文化权力之上。

宗教也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准绳。

在中世纪,你的文化修养再高,学问再多,但如果是一个异教徒或一个无神论者,你就等于什么也不是,你不仅毫无价值,而且还在被打击和消灭之列。

在中国,由于各宗教的领袖都是世俗中的杰出人物修炼而成,而不是像西方是由上帝授予的,故而决定了他们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显著不同。

中国人的宗教是被包含在文化之中,它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本身就是文化伟人对人生的憬悟和理解,其教义也是文化伟人对人生的思考的结晶。

所以它当然地是一种文化现象,当然地具有强烈的世俗性质。

因此,中国的宗教始终没有能够与皇权相抗衡。

在印度佛教当中,佛教还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神权,当它传入中国时,开始也表现出藐视皇权的倾向。

但时间不长,就发生了变化,教权屈服于皇权之下了。

在中国,许多大寺庙的主持人往往是由皇帝废立的。

二、人神关系

宗教,无论其文化基础和初始动力如何,它最终都要表现为人与神的关系,并对它作出独特的处理。

所以,要想见出中西方宗教的不同,还必须考察中西方宗教中不同的人神关系。

而要了解人神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了解中西方宗教的心理基础。

从本质上说,一切宗教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都是特定的人群对自身所面对的问题的一种解决,只不过是消极的解决而已。

宗教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乃至人的心理世界的一种折射。

所以,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心理基础之上的。

那么,中西方宗教的心理基础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西方人的宗教意识是建立在“罪感”基础上,而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则是建立在“畏感”基础上。

感觉似乎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但是,不同的人神关系说到底正是由这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决定的。

西方宗教的罪感来自《圣经》中创世纪的故事。

在伊甸园里,上帝告诫他所创造出来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让他们不要吃园中智慧之树上的果实。

可是由于受到蛇的诱惑,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偷吃了智慧之果,犯下了人类第一个罪行。

这个罪行后来就被称之为“原罪”。

因为犯了这个罪行,上帝便将他们逐出伊甸园,到世间去经受生活的磨难。

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的一生的最大使命,甚至全部使命都是在为自己祖先的过失赎罪。

这种“罪感”是普遍和必然的。

《圣经》说:

“假如我们说自己没有罪,那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

假如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公正的,他必宽恕我们的罪过,洗清我们的一切罪过。

”“我们必然有罪”,这就是西方人宗教意识中的“罪感”。

与之不同,中国宗教所赖以产生的心理基础则是“畏感”。

中国文化是一种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群体本位文化,其核心便是由这种文化所塑造出来的他律人格。

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其个人意志和个体独立性比较薄弱,而对他人的依赖性则相对要强。

因此,一旦将中国人独立面向社会,便会时时产生一种恐惧,陷入“畏”的感受之中。

孔子说过: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畏天命”是宗教上的“畏”,因为天命就是一种超个人的力量,是人们还无法认识、无法把握的力量。

“畏大人”是政治上的“畏”,“大人”即指统治者,在家庭中是指家长,在社会上则是长官,这是对现存社会结构的肯定和维护。

“畏圣人之言”则是伦理上的畏。

“圣人之言”是指道德的规范和准则,这是由古代伟大的人物为我们订立的,我们必须无条件地遵守。

所以,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必须时时保有一种畏惧心理,事事小心谨慎,深刻理解并体会自己力量的微弱,从而去尊重现实,尊重一切未知的、神秘的力量。

否则就不能够称为“君子”。

这个“畏”就是中国宗教的心理基础。

中西方宗教的这种不同的心理基础表明:

西方人之所以信奉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对上帝犯下偷吃禁果之罪,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替他们赎罪;中国人之所以信奉释迦、老子,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在自然和社会的面前太渺小,因而需要得到神力的帮助。

前者是植根于罪感,后者是植根于畏感。

那么,作为两种不同的宗教心理,罪感与畏感有什么不同?

首先,罪感是一种知性的产物,一种理性的判断,属于认知行为。

它的意思是,我认识到自己犯了罪,违背了真理,这个罪虽然是我们的始祖犯下的,但作为后代,我们同样承担着责任,同样有赎罪的必要。

畏感则不是一种知性的认定,而是出于一种情感的体验,因为自己的力量微弱,故而经常感受到外界的压力和威胁。

其次,罪感的意识深处是无条件的,它是一种投降,一种甘心受罚,一种自居卑位;而畏感则是有条件的,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太小,无法独立面世,所以才借助神的力量,企望神来保佑自己的平安和幸福,它根本没有受罚的心理,也没有甘愿吃苦的精神。

再次,由于罪感的源头是在个人的生命存在和现世生活之外,所以罪感的思维是超越性的,其时间的维度总是向前后延伸,它不固着于现世;而畏感的根源就在现世,就在当下,就在现存的一己自我的生命状态,故而其思维必然紧紧地固着在现世之中,其触角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现世之外扩展。

罪感与畏感的这种差别十分重要,它对整个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生活的特性有着深刻的影响,并最终落实在人与神的关系上面。

我们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宗教中人神关系的不同正是由各自的心理基础决定的。

这种不同可以表述为:

西方宗教中人神关系主要是忏悔与接受忏悔的关系,中国宗教的人神关系则是祈福与赐福的关系;伴随前者的是人对神的一种膜拜,伴随后者的则仅仅是一种恭敬。

有人说:

“中国哲学以宗教信仰为个人和神灵的关系,这种关系乃是祸福的关系。

西洋哲学以宗教信仰为形上学的最高点,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影响整个的人生”,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西方人对于基督教的主神上帝所持的态度是信仰和膜拜。

前面说过,西方宗教的心理基础是罪感,其内容是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及其祖先对于上帝犯有不肖之罪。

《圣经》说:

“遮掩自己罪过的人,必不成功。

无论是谁忏悔和放弃罪过,都将得到宽恕。

”正因为此,在西方人的宗教生活中,向上帝忏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日常课程。

比如圣餐,就是一个重要形式。

路德说:

“聆听圣言是圣餐的主要目的(这也是基督所吩咐的)。

圣餐的食物是面包与红葡萄酒,预示着基督的真正的肉与血(凭信仰从精神上接受)。

进圣餐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恩惠和成果,即坚定我们的信仰,决不能怀疑基督是为我们献身、流血,我们对基督死所犯下的罪过一定会得到谅解。

”植根于罪感,以忏悔为面对上帝的基本手段,故而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屈从。

西方人对于上帝的信仰、膜拜,正是这种无条件的皈依。

中国宗教的心理基础是畏感,一种意识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独立面世而产生的畏惧心理,因此,他们面对神灵时就不是无条件的信仰和膜拜,不是皈依,而是一种虔诚、恭敬的态度;不是努力地去忏悔,而是诚心诚意地去祈福,去祈求神灵的保佑,希望他能够降福于己。

中国人对于自己信奉的神,其基本态度是“信而不仰”,他只是相信它,敬畏它,但并不仰视它,并不把它看得多么的高。

孔子说:

“祭神如神在”,这个“如”字就透露出了其中的奥妙:

不是绝对地“信仰”,而只是一种“诚”与“敬”。

西方人对于自己的神的崇拜是包含着相当的痛感的,因为神对人的威势和压力是太明显了;而中国人对自己的神的崇拜则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相反,倒是比较的随意,比较容易变化。

韦政通说:

先秦儒家的人文思想“使中国永远脱离了以恐惧和信仰为基础的宗教控制,哲学上也从无因人与上帝之间的困扰带来的种种问题。

”中国人“信神只是工具性和娱乐性的,神灵如果不灵,人是可以弃置的。

”这话很正确。

忏悔和皈依,作为一种宗教心理,它的特点是单向的,无条件的。

在真正的基督徒中,没有人会在祈祷或忏悔的时候哪怕仅仅在自己的心里同上帝耶和华讨价还价。

他对上帝的意志是绝对地无条件服从,所以它是单向的。

西方人非常重视死后灵魂的超升,进入天堂,就正是这种皈依精神的体现。

其实,西方人追求超越,追求终极的真理,也和这种皈依式的、单向的上帝崇拜有关。

当然,反过来说,上帝本身也正是西方人对终极真理的这种单向追求的产物。

与之不同,祈福与恭敬所表示的人神关系则是双向的,有条件的。

中国人对神灵有信仰的一面,也有不信仰的一面。

当神灵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时,中国人是相信它的;但是一旦发现某个神灵不能给他带来好处时,中国人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它放弃,去改信别的神灵,因为中国人的神灵多得很,这个不行,可以换别的。

在这个问题上,挑选的主动权在人,而不在神。

假如你已经彻底认识到所有的神灵都是虚假的,或者是都不能给你带来好处时,你就可以什么神灵也不相信,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在中国人看来,我以香火和恭敬待你,向你祈福,你就有义务赐福于我,以作回报。

这是一种交换关系,所以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这里的意思是:

对神灵要有“恭敬”的态度,但不必太当真。

基督教是把上帝太当真了,故导致了人神之间的单向皈依,人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人不把神当回事,所以其自由度比较大,主动权在己而不在神。

但也正因为此,中国人始终缺乏一种探索、追求的巨大张力和一种终极标准,一种确定性和原则性。

相反,在中国人那里,一切都是有弹性的,都可以通融的。

中西方宗教在人神关系上的这种不同,说到底是这样一种不同:

中西方人对自己的神灵都强调“敬”,但西方人对神的敬本身就是目的,它是自足的,是无条件的;中国人对神的敬则仅仅是手段,它只有在有效地指向某个目的时才获得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它是有条件的,不自足的。

三、对世俗的态度

宗教,就其本性而言似乎是出世的,因而似乎不应该在同世俗的关系中,在对世俗的态度上,中西方会有什么不同。

但实际并非如此,中西方宗教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它们的差别。

关于这一点,我们拟从一个具体的事例讲起。

众所周知,中西方建筑的造型和风格是很不相同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在屋顶。

西方的建筑大都为尖顶,最典型的是一些著名的大教堂和一些古老的城堡和别墅;中国建筑则大都为坡顶,无论是皇宫、寺庙,还是平民住宅,无不如此。

这两种屋顶虽然都由两个平面或两条边线夹成一定的角度而成,但由于角度大小不同,故所产生的心理效应也就大不一样。

西方的尖顶建筑给人的是一种向上超升的感觉,它具有超越性,表示要脱弃世俗,离开现实,趋向于彼在的上帝。

西方建筑,特别是教堂,之所以造成这种形状,正是西方人宗教意识中对世俗的态度的反映,是西方人的宗教意识利用建筑的空间设计来满足或强化其对上帝的单向超升和皈依心理的折射。

这种尖顶造型,无论从外观还是从内视,都能够在人的感觉中唤起一种向上的张力,这种感觉上的张力便是提供远离世俗,实现对上帝单向皈依的物理手段。

中国的建筑是坡顶。

坡顶也是由两个面相交而成。

但是,由于这两个面相交时所成的夹角比较大,因而面的坡度比较小,形成一个写得很扁的“人”字,而不同于西方建筑呈一写得很瘦长的“人”字。

这种造型所产生的效果是限制,而非超升。

它向人们表述的似乎是:

在这以四面墙所围成的空间中,我给你加上一个盖子,你安安心心地在这里过活吧,不要有非分之想了。

就几何学的角度看,它与西方的不同仅仅在于角度的大小,只是一个量的不同,但从它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说,却展示出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向,有着质的不同。

中国式屋顶所造成的是一个只在平面作横向延展的空间,西方式屋顶则是一个形成纵向上升张力的空间。

这一差异,正好体现了中西方宗教对待世俗生活的不同态度。

中国宗教重视世俗,具有现实性;西方宗教则蔑视世俗,具有超越性。

在西方基督教中,人的世俗的生活被看得十分低下,一切感官的满足都受到限制,饮食、性、娱乐、舒适等都被看成是带有罪恶和不净的,所以都被压缩到最小的限度,以仅仅能够维持个体生命存在和类的生命延续为度。

而在中国宗教中,世俗的、感性的满足从来就被认为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因而应该得到肯定和尊重的。

中国人重视饮食,重视养生之道,重视娱乐,重视对生命过程的体验、玩味即为例证。

即使是出家之人,中国的僧侣们也没有像西方那样走向禁欲主义的极端。

道教中的道士们的生活与常人的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佛教经过改革,形成中国化的禅宗之后,也大大地世俗化、人性化了。

应该说,屋顶型制的不同,正是两种宗教中对待世俗的不同态度和两种文化中不同心理张力作用的产物。

中西方宗教对待世俗态度的不同,集中地反映在他们对待肉体的态度上。

西方宗教是重视灵魂而蔑视肉体,中国宗教则重视肉体,而不去侈谈什么灵魂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

在基督教的理念当中,真正属于一个人自己的“自我”是什么呢?

是“灵魂”。

在他们看来,人的肉体并不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仅仅是“自我”暂时寄住其中的一个住所,是灵魂的一个偶然而且短暂的躯壳。

人死后,灵魂便离开这个住所,升入另一永恒的去处:

天堂或地狱。

西方人的重视灵魂而轻视肉体,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

这种灵魂对肉体的蔑视,也是西方宗教远离世俗,远离感性的一个表征。

相比之下,中国人则体现出一种较为强烈的身体化倾向。

这身体化,就是指人对于自身的感性、肉体的重视,注重感官的满足,注重生命的享受。

中国人既然特别注重身体,认定自己的肉体而不是灵魂才真正属于我自己,才是真正的“自我”,那么,他就自然地会执着于这个肉体所在的几十年的光阴。

几十年之后,身体没有了,“我”也就因此而不复存在。

正因为此,中国人才总是紧紧地抓住现实,抓住现世,抓住这有限的几十年光阴,抓住世俗的享受,而少想“身”后之事。

任何文化和生命都会本能地追求某种永恒,而不满足于暂时和有限,这一点,中西方宗教也是如此。

但由于他们对永恒的内涵理解不同,故而其追求也就大相径庭。

西方人是到现世之外去寻找永恒,而中国人则就在现世之内来寻找永恒。

正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人的肉体只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寓所,灵魂才是真正永恒的东西;现世只是暂时的存在,死后的超升进入天堂才是永恒的所在,所以西方人是身在现世,却一心翘望着彼岸世界──灵魂升入天堂以获得永恒。

而中国人则认定肉体为一己之自我,肯定感性的生命过程为实在的现实,故而追求现世,认为在现世中就有永恒,而且只能在现世中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永恒。

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未知人,焉知鬼?

”就表现了对现世、对“生”亦即“身”的重视,而对死后的事情则存而不论,不感兴趣。

而在西方哲学中,死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许多大哲学家都探讨过死的问题,表明了对死后世界的重视。

中国人的现世永恒观在中国文化的三大思想支柱中得到透彻的表述。

在儒家那里,对永恒的追求表现为家族的延伸,家族的延伸又表现为血缘的延伸。

儒家只讲生,不讲死,只讲人,不讲鬼,只讲现世,不讲来世,只讲现实伦理,不讲轮回报应,似乎是只想抓住现世,抓住当下,而不去考虑永恒。

实则不然。

儒家作为一个清醒的、务实的现实主义学派,他们深知个体肉体的永恒是不可能的,于是便转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追求永恒,那就是家族的永恒。

儒家非常注重家族的兴旺发达,香火不断,从深层次说,并不是出于对自己死后有人供奉的考虑,而是出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对永恒的追求。

个人的永恒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只能以不断地传宗接代来保持家族的永恒,因为家族本身就是血缘的统一体或连续体。

儒家的以家族永恒,实际上重视的仍然是感性的肉体的世界,亦即现世的、世俗的世界。

道教的永恒观也是现世的、肉体的。

道教对这方面的追求集中地体现在内丹术和外丹术上。

内丹是一种内部自我修炼的功夫,外丹则是外在的物质作用,它们的目的都是追求养生和长生,是为了成仙,因为成仙之后就可以永远不死,达到个体的肉体生命的永恒。

应该注意,道教的成仙和基督教的进入天堂是不同的。

道教的仙界生活就是人间的生活,它不仅自身的肉体仍然保存着,即连人的七情六欲也都完好无损。

甚至,仙界的设计,可能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些七情六欲的呢!

而天堂的生活则是不带人间色彩的,超尘脱俗的,特别是人的感官的欲望已被淘洗得干干净净。

所以,道教感兴趣的仍然是现世的生活,是不脱离肉体感性的生活;它的永恒观仍然是肉体的、现世的,从而在本质上是世俗的。

再就佛教方面看也是如此。

印度佛教是要求人们禁欲、苦行的,这基于他们对现世所抱的否定态度。

这一点与中国

展开阅读全文
相关资源
猜你喜欢
相关搜索

当前位置:首页 > 党团工作 > 入党转正申请

copyright@ 2008-2022 冰豆网网站版权所有

经营许可证编号:鄂ICP备202201551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