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对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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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对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启示
目录
1引言2
2山西票号发展的历程3
2.1山西票号简介3
2.2山西票号成就3
2.3山西票号衰亡3
3山西票号成功原因分析4
4山西票号衰落原因探讨7
5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现状8
5.1民营银行概念界定8
5.2民营银行发展现状与必要性8
6山西票号对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启示10
6.1借鉴山西票号的成功经验10
6.2吸取票号衰败的教训11
7总结12
参考文献12
1引言
作为民间资本的山西票号在20世纪的金融业独树一帜，取得巨大成功，这对同为民间资本的现代民营银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我国首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建立以来，民营银行发展迅速，数量逐渐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但相对于国有银行，民营银行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劣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资金规模小、人才匮乏、委托—代理问题等。
本文着力研究山西票号成功的原因，分析民营银行发展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探讨我国民营银行如何从山西票号身上汲取营养并发展壮大。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卫聚贤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启了对票号的研究，当时的研究重点是票号的卓越贡献与起源。
改革开放后，各个领域的专家再次掀起研究票号之风，孔祥毅教授《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1986）的发表推动了票号研究的深化；同时，以黄鉴晖（1987）、史若民（1992）等为代表的当代学者继续探讨了票号的兴衰问题。
近几年，开始有少数学者从单独的某个方面来分析山西票号的成功原因或对现代企业发展的借鉴意义。
比如，山西财经大学李荔《看山西票号的会计组织机构及内部控制》（2010）分析了山西票号独特完善的会计组织制度，太原理工大学朱琳《劳动力资本理论视阈下的山西票号顶身股制度及启示》（2013）分析了山西票号独创的“身股”制度及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但是，鲜有学者将山西票号与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结合起来，更没有学者从整体的视角来分析山西票号对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启示。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本文研究分析山西票号的兴衰并结合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现状，提出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建议。
2山西票号发展的历程
2.1山西票号简介
山西票号凭借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纵横中国100多年，不可谓不辉煌。
对于其产生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定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明末清初说、康熙朝说、乾嘉时期说、道光初年说。
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日升昌票号（1823-1948）是中国最早的票号。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雏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初期仅是经营银两的异地汇兑并赚取“汇水”，它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票号规模的扩大，其业务也由单纯的汇兑发展为汇兑、存款和贷款等多种业务并存的局面。
它一个世纪的沉浮造就了独特的企业文化、经营制度、管理哲学。
2.2山西票号成就
票号行业巅峰时期，全国共30家，其中27家为山西人所开，山西票号的分号遍及21个省、93个城镇，甚至开到了日本和俄罗斯等国。
由于资料散佚，票号总体的经营数据已不可查，只能从个别具有代表性的山西票号来推测整个山西票号的经营业绩。
以日升昌和大德通两个票号为例，1906年，日升昌票号汇兑银两总额为32,225,204两；再分析大德通票号的经营业绩（见表1），该票号每4年一个账期，从1888年开始算起，到1908年共计6个账期。
表1大德通票号盈利表单位：
两
时间
资本金
盈利总额
每股分红
盈利金额
占资本金比重（%）
分红金额
增长比（%）
1888
100000
24723
24.7%
850
100
1892
130000
？
？
3040
357.6
1896
140000
？
？
3150
370.6
1900
160000
？
？
4024
473.4
1904
180000
？
？
6850
805.9
1908
220000
743545
413.1%
17000
20000
数据来源：
卫聚贤，前引书，页：
56,60,62
从以上两个票号的盈利能力可以推知当时整个山西票号的规模与成就。
2.3山西票号衰亡
到清朝末年（1906），逐渐放弃了商业汇兑的山西票号日渐衰落，在清政府银行（比如说大清银行）和西方现代银行的双重压迫下，山西票号的经营日益艰难。
虽然山西票号的基层骨干对于票号向银行改制奔波呐喊，但最终票号向银行的转变还是没能顺利完成，伴随着清政府的倒台，山西票号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3山西票号成功原因分析
票号取得如此成功，这与它的各项经营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更与它百年风雨历程所形成的票号文化是紧密相连的，任何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只有适应环境的制度才是好制度；而文化更是一种软实力，对提升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有重大意义。
（1）经理聘用制度。
委托代理问题是现代企业总是要面临的问题，伴随着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企业，自从伯利（Berle.AdolfAugustus.Jr.）和米恩斯（GardinerC.Means）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后，很多学者继续进行了深入研究。
实际上早在100多年前，山西票号就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了较为妥善的方法加以解决。
首先，严格选拔。
票号的经理选拔极其严格，或名人推荐或财东亲自考察，需才德兼备、多谋善变者方可胜任。
票号经理人的选拔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重视地域选拔、重视家族背景、实行担保制。
票号这种选拔机制，使得财东和经理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次博弈（见表2）的简单关系。
博弈论（gametheory）表明，在一个经济环境中如果缺乏制度的安排，经济理性人之间是一次博弈的话，那么理性人总会选择不守信用，博弈的结果也总是缺乏效率的，正如甲乙双方的博弈结果是（不守信，不守信）。
表2一次博弈矩阵
乙
守信
不守信
甲
守信
（2，2）
（-1，3）
不守信
（3，-1）
（0，0）
票号的这种选拔机制，提供了重复博弈的环境。
因为出身平遥等地的山西掌柜最重信誉，而且他们的子孙还要继续进入票号业谋生，所以大掌柜的背叛是不经济的，这也就是RobertAxelrod（1980）所谓的“以牙还牙”（tit-for-tatstrategy）策略在起作用，同时山西票号的成功有力反驳了福山（Fukuyama）等人的华人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社会的观点。
其次，经理负责制。
该制度的背后是财东和经理的委托代理关系（见图1），票号奉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准则，实行近乎彻底的两全分离制，财东与经理签订合约后，便将票号的一切生杀大全交于大掌柜，财东不得干涉票号的业务经营和人事安排，员工唯大掌柜是从，这客观上保证了富于经营才能的大掌柜能大展拳脚，促进票号的发展。
当然大掌柜的权力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账期检查制”、严格的号规等。
图1委托代理关系图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财东和大掌柜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两者之间势必存在着利益的争端和选择问题，笔者会结合下面的内容运用博弈论继续分析。
（2）用人制度。
山西票号的用人制度极其严格，概括来说，有以下特征。
其一，用乡不用亲，财东不会让自家的亲人进入票号；其二，推举制，要加入票号的人都要由当地有声望的人推荐；其三，考察制，新人进入票号后，几年内都将一直被考察，考察内容包括品行、才能等。
可以说，票号既是在经营资本也是在经营人，正是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起了票号的运转。
（3）严格的号规。
山西票号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俗称号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经营管理的一系列措施和对策，比如新开办的分号初始时不能办理存放款业务，在放款对象方面和金额上有限制等；其二，对工作人员严密的管理及规章制度，比如，在山西票号里，员工禁止为客户担保，禁止在外纳妾等。
号规使山西票号的运转秩序井然，一切“按规矩办事”，各事项均有章可循。
（4）俸股制度。
俸股制是山西票号的独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除了财东拥有银股外，对于大掌柜和表现优秀、突出贡献者可以奖励其顶身股，享受顶身股者按比例参与分红却不承担票号的损失。
除此之外还有“故身股”，就是死后几年内仍然享受分红的权力，这样才有了凡“获顶身股者莫不殚心竭力，视营业之盛衰，为切己之利害”的说法。
以经理聘用制度、号规和俸股制为基础，在清晰的产权指导下，财东和掌柜之间就形成了独特的博弈关系。
一方面大掌柜享受身股，希望票号多盈利从而多分红，这样掌柜就面临选择选择：
还应不应该考虑经营风险问题；而财东在大掌柜增加票号的收益后则会面临选择：
是否增加给掌柜的身股。
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博弈矩阵（见表3）。
表3财东与掌柜博弈矩阵
掌柜
考虑
不考虑
财东
增加
（9，9）
（6，8）
不增加
（9，4）
（7，7）
显然该博弈矩阵的纳什均衡为A（增加、考虑）和B（不增加、不考虑），而A显然是博弈的最佳结果。
这样财东和掌柜的博弈使得票号的发展顺风顺水，并逐渐发展壮大。
（5）独特的文化。
票号在其百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票号文化，贯穿着票号人的整个奋斗史。
首先，诚信为本。
山西票号最重诚信，主张诚信为本和以义待利，这一点从几大票号的名称上便可以看出。
比如，山西票号有志成信、世义信、大德通、大德恒、存义公等，绝大多数票号的名字都带着义、德、诚、信、厚、公等字，可以看出票号崇奉商德伦理，主张诚信为本，义利结合。
其次，以人为本。
山西票号主张“人本主义”，票号内部处处是和谐的氛围。
财东和大掌柜之间是信任和谐的，员工之间也是以和为贵，票号努力营造和谐、信任、团结的氛围，这一点在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中有所体现。
（6）独特的信用体系。
票号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以繁荣的工商业为依托，形成了其独特的信用体系：
民间信用、乡土信用和道德信用。
比如，票号重人信用甚至大于重物信用，其大多数的放款也是信用放款而非抵押贷款，票号重信用，商人也相信票号。
1883年金融危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使得钱庄大量倒闭，可票号却毫发无伤，原因之一就是票号有着良好的信用。
4山西票号衰落原因探讨
票号从1906年就开始走下坡路，并最终在民国时期退出历史舞台，如果分析背后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由“商业银行”沦落为政府的财务工具和出纳。
票号产生的基础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孕育了票号、发展了票号。
可是后期，山西票号几乎将民间汇兑和借贷业务全部转为了官银汇兑，并逐渐成为清政府的附庸，随着清政府的倒台票号元气大伤。
（2）相对封闭的环境制约了改革创新。
20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银行，清政府也成立了包括大清银行在内的几大银行，这对票号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
然而，山西深宅大院里的财东和大掌柜们却缺乏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的勇气和魄力，封闭的环境让他们感受不到变化与威胁。
最终，票号在与现代银行的竞争中一败涂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3）绝对的两权分立、缺乏第三方制衡。
票号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在票号初期适应了当时内外部的环境，使得票号迅速发展。
但到了后期，这种制度弊端愈显，年轻财东缺乏制衡大掌柜的能力，同时大掌柜也缺乏老一辈大掌柜锐意进取的能力，变得保守、固化，事实上正是因为大掌柜们的绝对权力葬送了票号变革的最后机会。
5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现状
5.1民营银行概念界定
对于民营银行的界定，学术界目前有三种看法。
产权结构论：
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资产结构论：
民营银行是主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的银行；治理结构论：
凡是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
笔者认为，我国的民营银行应该是由民间资本发起并占主导地位，采用市场化运作，主要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5.2民营银行发展现状与必要性
从1996年我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成立以来，民营资本通往银行业的大门就被紧紧锁住。
目前，我国共有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3000家左右，而民营银行仅占7家（见表4），民营银行数目虽少但业绩却不差。
2012年台州银行资产利润率居全国银行之首，泰隆银行位列第四；民生银行1996年成立时资产仅为13.8亿，截止到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期，其资产已达3.28万亿。
可见，我国民营银行数量少、规模小，数据显示我国存款余额已超80万亿，而民营银行仅占2600亿，占比0.3%。
但是，规模小的背后却是高效益。
表4民营银行统计表
时间
名称
主要发起人
1996.1
民生银行
新希望集团
2002.3
台州银行
台州市银座城市信用社
2006.8
泰隆银行
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
2006.8
民泰银行
温岭市城市信用社
2006.8
浙商银行
台州市城市信用社
2006.8
稠州银行
义乌市稠州城市信用社
2013.11
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
保龄宝
我国民营企业的产值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60%而得到的贷款却不到30%，发达国家的银行几乎都是私有银行（见表5），就连美联储和苏格兰银行，从股权性质来看，也属于私人银行，但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却是最完善也是最有活力的。
应该认识到，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不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添加新的动力。
表5各国民营资产在银行资产中占比
民营资产占银行总资产比重
国家或地区
100%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士、加拿大
80%—100%
日本、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
60%—80%
泰国、阿根廷、芬兰、韩国、墨西哥、葡萄牙
40%—60%
台湾、德国、巴西、牙买加、印度尼西亚
20%—40%
印度、俄罗斯、冰岛、埃及、罗马尼亚
11%—12%
中国
如今，建立民营银行的意义和必要性已经无需多言，学术界已经进行过大论战，结论也已获得共识。
在“吴英案”和温州“地下钱庄”事件发生后，中央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和《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简称“金十条”），特别是“金十条”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目前，国家已经通过了设立5家试点民营银行的决定，以腾讯、阿里巴巴、苏宁云商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巨头均跃跃欲试，积极申请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新一批民营银行即将破土而出。
6山西票号对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启示
6.1借鉴山西票号的成功经验
当下，民营银行的发展，还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来自外部的制约，比如，民众的传统观念和社会信用环境，也有来自内部的缺陷，比如规模太小、缺乏人才、关联交易问题等等。
而本文着力研究山西票号对于民营银行的借鉴意义，对于民营银行外部环境的建设问题，留待其他学者研究。
笔者认为，如果民营银行能够从当年的票号身上汲取营养，学习票号经营、管理、用人的精髓，相信我国的民营银行一定大有可为。
（1）两权分离并防范道德风险。
票号的两全分离制，虽然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但是却被很好地解决了。
该制度既保证了经理人才能的发挥又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遏制了道德风险问题。
我国的民营企业家大都是金融业的门外汉，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当年山西票号的财东们面临的局面是类似的，相似的境遇使得民营资本家完全可以学习票号的分权制及配套的防范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问题（insidercontrol）。
（2）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
票号拥有非常严格的用人制度，规章制度详细而有力，这点尤其值得民营银行借鉴。
正所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民营银行在选人、用人、提拔人方面要形成一套严格体系，让员工有章可循、有前途可盼。
出资人和经理层要率先垂范，发挥至上而下的带动作用，逐渐形成一种遵章办事、有为有位的风气。
（3）科学的激励制度。
票号的巨大成功与其科学的激励制度紧密相连，其独创的身股制度兼具了合伙企业的人力股和上市公司股票期权、员工持股的优点，具有很大的潜力和优势，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当今，民营银行要想在国有银行的层层包围下杀出一条血路，建立自己的信誉和实力，必须激发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员工的利益和出资人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
（4）培育独具特色的银行文化。
文化是软实力，反应组织的精神面貌。
当年山西票号称雄大江南北就是因为有着自己独特的德和行，员工和财东和谐共处、齐心协力才创造了票号的辉煌。
民营银行不仅仅要依靠发达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更要培育自身独特的银行文化和内在精神，可以从关心员工入手，从创造和谐的氛围入手，逐步形成自己的品牌，让技术、制度根植于自己独特坚强的银行文化，这样的民营银行才能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5）制定人才引进战略。
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民营银行要想发展必须制定自己的人才引进战略，特别是管理人才的引进，没有人才根本就没有和国有银行竞争的筹码。
民营银行应当制定高薪、高权、高尊重的政策，就像当年山西票号对待大掌柜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开创高层次人才愿意来并留下来的局面。
山西票号在大掌柜这样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上给民营银行带了诸多启示（见图2）。
山西票号的选拔机制给民营银行的启示
图2山西票号经理人选拔制度对民营银行的启示图
（6）立足商业道德，培育商业信誉。
由家族资本、民间资本组成的票号，依托民间信用、道德信用辉煌了一个世纪，发人深思。
100年前，银行信用和品牌从道德、人格、精神向法制、契约转化，而2008年金融危机又反映了完善的华尔街金融制度的脆弱性。
所以，新生的、弱小的民营银行要树立自己的商业道德和信仰，坚持以义制利，回归传统道德中来，勇于肩负自己的责任与担当，诚信经营，以义经营，这样的民营银行才是平民和中小企业期盼并支持的民营银行，这样的民营银行也注定能在激烈的银行竞争中站稳脚跟。
6.2吸取票号衰败的教训
（1）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LordActon勋爵有句名言：
“Powertendstocorruption,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tely.”他的“权力—腐败论”被奉为管理的经典，票号业的衰亡也验证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大掌柜绝对的权力使得票号失去了最后的变革机会，民营银行应引以为戒。
笔者认为民营银行可学习现代企业的监事会制度，并充分发挥员工的参与职能，调动员工的主人翁精神，使银行在制约与平衡的环境里高效运行。
（2）置身于开放的环境。
票号的衰落与其总部封闭的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
山西地处中国内陆，信息闭塞，深宅大院里的财东和大掌柜感受不到时代的变化，觉察不到票号面临的危机和机遇，票号也就丧失了转变为银行的最后机会。
相比之下，深处一线的基层管理者，比如票号变革派的代表李宏龄却对票号的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呼吁票号向银行变革。
由此可见，开放的环境对组织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民营银行必须站立在时代潮头，绝不因循守旧，不断改革创新，跟上时代和环境的变化。
（3）避免“官商结合”。
从票号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票号发展初期以商品经济发展为依托，迅速地发展壮大，后期却卷入政府汇兑业务中，结交权贵并逐渐沦为政府的财务工具和出纳，伴随着政府的倒台，票号也元气大伤，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代民营银行应当以史为鉴，金融就是金融，商业就是商业，“官商结合”实为不智之举。
商人应当避免涉入政治，更不可成为政治的附庸，否则早晚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7总结
山西票号历经百年风雨，在为山西商人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山西票号的经营之道、管理之法、文化底蕴、商业道德对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化，山西票号退出了历史舞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民营银行能做的，就是以史为鉴，学习山西票号又要避免重蹈其覆辙，在今天激烈竞争的银行业中独树一帜，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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