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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曾祺散文创作
毕业论文
题目：
论汪曾祺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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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年级：
姓名：
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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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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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创作
摘要
自己写
关键词：
XX，XX,XX,
英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区域
目录
1绪论1
2汪曾祺散文的特点2
2.1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2
2.2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2
2.3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3
3汪曾祺散文的“三美”4
3.1整体关照：
承续传统的古典美4
3.1.1崇尚传统文化的汪曾祺4
3.1.2受传统散文影响深广的汪曾祺5
3.2主体情感:
悲悯情怀衍生出的人文美5
3.3文本语言:
营构“生活语境”的亲和美7
3.3.1独特而系统的语言观7
3.3.2极具亲和力的文学语言7
3.3.3不一样的散文结尾8
4汪曾祺的散文创作8
4.1平民意识的理性张扬8
4.2昆明情结的感性梳理8
4.3“滋润”散文观的话语方式9
5汪曾祺的平民情节10
5.1平民意识10
5.2平民化语言11
5.3平民情节形成的原因11
6结束语12
7参考文献13
致谢14
1绪论
自己动手
2汪曾祺散文的特点
2.1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
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
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
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
我是一个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
我已经过70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
同样,我对于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我的平常,更进一步安于平常CC【1】”。
由此我们看到，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云雾所带来的麻烦。
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而是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
[2]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2.2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
他对幽默的见解是：
“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
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
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
《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
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
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
“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
”（《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
（《昆明的果品》359页）
2.3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
“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5页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
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
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
深厚的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
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
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
”一个“嗐”
字，读来过瘾。
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
《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
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
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
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
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
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3汪曾祺散文的“三美”
3.1整体关照：
承续传统的古典美
3.1.1崇尚传统文化的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崇尚传统文化的具有较为典型的士大夫情结的文人，汪曾祺的目光轻轻掠过人世间的纷扰与烦乱，一往情深地游走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长廊中，把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在散文中挥洒得淋漓尽致，深刻映衬了他那东方知识分子的复杂文化心理，汪曾祺的精神命脉中融入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染和熏陶，汪曾祺先生自己也曾明确坦承受儒家影响比较大，这是从社会文化心理视角对汪曾祺先生的深层性格基素进行的开掘，这种文化心理归附到散文创作中，就会使创作方法倾向于传统流脉，从而使散文呈现出一种悠长的承续传统的古典美韵。
在《蒲桥集》的自序中，汪曾祺先生这样表述散文与传统的关系:
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
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这一席话流露出汪曾祺先生对传统散文精髓的认同与积极接纳，这种传统散文的精要之所在，一方面表征为一种淡雅闲适冲淡的古典心态，而不是流于一种世俗的功利主义目的;另一方面体现为有感而发讲求实用为事而作注重文才风骨，而不是流于一种泛滥的情绪宣泄和华美空泛的语言游戏这些传统文化精髓在《蒲桥集》这一文本中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
3.1.2受传统散文影响深广的汪曾祺
纵览《蒲桥集》中的诸多篇章，比重较大的有这样几个题材类别:
探访游历古迹（《国子监》杨慎在保山等）、缅怀旧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等》）、追忆旧事（《桥边散文》、《跑警报》等）、赏鉴自然景观（《翠湖心影》、《昆明的雨》等）、品味生活（《故乡的食物》、《泡茶馆》等）而这些题材元素，在传统散文中也是普泛可见的，这充分说明了汪曾祺受传统散文影响之深广，从而使他的这些篇章释放出恬淡闲雅的古典士大夫色彩他特别推崇归有光张岱的散文小品，他曾坦言:
“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3]”AA。
可见，传统散文在汪曾祺心目中的地位是根深蒂固的，秉承这种传统是他自身主体的能动需要。
其实，除了在题材界域方面汪曾祺有着浓厚的古典传统意识外，其散文文本内核也是以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指归为底色的，《蒲桥集》中的文章无论是探寻古迹游历山川还是追忆旧事品味生活，不仅内容方面在谈古论今抚今追昔的同时充斥着巨大的传统知识信息量，漫溢着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独立个性评判，而且所有的文章都是以传统价值观为根本基点的，其精神实质是归于传统一域的。
[4]而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因于作为创作主体的汪曾祺骨子里潜存的强大传统认知和难以释怀的古典情结，这就是使蒲桥集在文章选材主题意蕴整体色调文本内核等各个层面都呈现出传统文化支配下的丰腴而鲜亮的古典美。
3.2主体情感:
悲悯情怀衍生出的人文美
如前文所述，汪曾祺先生的精神内里是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杂糅体，这种浓烈的传统基因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中庸调和的心态，使其理所当然地具备一种随遇而安的行为方式同时，对儒家精神的过度偏爱，对庄子的一度迷恋，加上业师沈从文先生乡下人心态的影响和自己曲折坎坷的人生阅历，使其原本芜杂的精神层面又多出了一份人道主义情怀，一份可贵的悲悯情怀，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韩晓蕙在《中国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
散文只有具备了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和心灵高度，才能深刻和厚重起来这里所讲的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意识人道主义是人文精神的制高点，这种潜涌着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的主体情感，必然会对作品创作的题旨意蕴产生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从而使他的作品在这种悲悯情怀的感召下衍生出一种旖旎的人文美，这份美的韵致在蒲桥集的众多篇章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它关注人，关注个体的人自由运用理性的权力;关注人在感情和意志方面的自由发展;关注人自我定义自我的主体性，汪曾祺先生价值意识中的悲悯情怀和人文精神贯穿于他的创作实践中，渗透在《蒲桥集》的诸多华彩篇章中，综观细读《蒲桥集》的许多章节，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篇章是专门谈论饮食这一较为世俗的主题的，如《故乡的食物》《昆明的果品》、《昆明的食菌》、《吃食和文学》等，会使我们不由地想起周作人和梁实秋的谈论饮食的一系列恬淡小品，在进行比较之后，就会明晰地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蒲桥集》中的这一类别的散文并不像周作人和梁实秋那样在谈论饮食习俗的过程中品味生活的乐趣把玩闲适的情趣，而是明显地蕴含着强烈的悲悯情怀和人文意识，在看似悠闲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是严肃而淳朴的下层民间情怀。
如在《故乡的食物》中的炒米和焦屑一节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
“炒米和焦屑和我的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
”这样的语句在许多章节中都可以找到，显示出作者谈论饮食的真正用意和终极归宿。
这类饮食小品不仅写到的食物诸如“炒米和焦屑”、“咸菜茨菇汤”、“蒌蒿、马齿苋”等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平民食品，而且在漫谈饮食的过程中处处流露出对下层民众生活的现世关怀和对民众生存状态的理性思索以及对过往艰难生活的重新审视，从而使这一系列作品有别于梁实秋等人的高雅饮食小品而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人文美韵正是这种人文美韵和朴素的关怀是许多散文作品所缺乏的，附庸风雅，讲一些高深不切实际的抽象事物，这样的华而不实的文章必定会失去读者，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蒲桥集》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3.3文本语言:
营构“生活语境”的亲和美
3.3.1独特而系统的语言观
“语言的运用在散文中有着独特的色彩，故而人们将语言称作散文的外表可见语言在散文中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5]。
汪曾祺先生是极其重视语言在文本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
众所周知，汪曾祺对散文的语言倍加重视，他有着自己独特而系统的语言观，以这种语言观为指导，汪曾祺的散文语言呈现出了“亲和美”的景致。
在《蒲桥集》的自报家门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
”他认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具有文化性”，“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
”不可否认，对语言功用的重视与独特认知是一个成功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也会直接影响到文本语言的风格的形成。
3.3.2极具亲和力的文学语言
通读《蒲桥集》，我们会感悟到作品语言是平淡自然而极具亲和力的，像是在和读者进行心灵对话，像是在和读者拉家常，娓娓道来，舒缓而有节制，没有佶屈聱牙的晦涩语句，没有叠沓回环的欧化长句，像涓涓细流一样轻盈流淌，投射出一种冲淡平易的亲和美风范最能体现这种风范的是一些怀念故人的文章和谈天说地的小品，如《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金岳霖先生》、《老舍先生》、《故乡的食物》等，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以平和的心态作为情感基调，完全用通俗口语写作，达到了不施铅华而才情迸发的无技巧化境，作者的每一句话都显现出源自内心的真色彩，能够直达读者心灵的最深层，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审美感染力。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
一晃，四十多年了！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结尾）“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
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
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结尾）“一九五四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老舍先生结尾》。
3.3.3不一样的散文结尾
散文的结尾按常规应该将感情进行升华与拔高，适当用一些感情激烈的词句，但在这几篇文章的结尾作者却平缓依然，语句也是清一色的口语，但却感人至深，亲和有加，而且给读者留下了进行“二度创作”的巨大艺术空白。
可见，即使到了感情最充沛的关口，作者也没有一味大肆宣泄情绪，而是充分考虑了读者的接受角度，以节制性的情感表露方式，和读者拉近距离，从而产生出繁复宏阔的“亲和美”。
4汪曾祺的散文创作
4.1平民意识的理性张扬
汪曾祺的散文天地,分为故乡高邮、抗战时期大后方昆明、60年代下放塞外农场果园、寓居北京的世俗生活四个艺术层面。
凭着对百姓寻常生活和风物景致的独到领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觉契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饮食,忆友谊亲情,叙故旧新知,考词章典故,谈文学艺术,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传达出自己随意而安的人生态度,表现了崇尚和谐、平等的平民心态。
他不止一次地宣言: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的抒情诗人,我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
”汪曾祺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平民作家,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体现了他的自觉的平民意识。
这种平民意识的理性张扬,突出地表现在他散文中大量风俗画的展现:
运河里撑篙的上水船、目光清明坚定的船夫、令人兴奋的鱼鹰捕鱼、紫色长天的高邮湖、秦邮八景之一之二的“甓射珠光”与“耿庙神灯”、闻名全国的“高邮咸蛋”。
4.2昆明情结的感性梳理
“情结”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心理现象。
它连接着过去,影响现在并伴随人很长的时期乃至一生的情绪、感觉或观念,既可以是感性的,也可以是理性的,根源在于个人所受的早期伤害或早期某种重大、深刻的影响[6]。
汪曾祺在19岁时,跋涉千里,从江苏运河岸边的家乡高邮投考进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在昆明度过了他的韶华时光。
他说:
“我在昆明呆了7年。
除了高邮、北京,在这里的时间最长,按居留次序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
”西南联大的学习风气与昆明古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于一个正在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青年学生来说,影响是深刻的,在潜意识里极易酿成情结。
当汪曾祺步入回忆人生的年纪时,正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旺盛期,昆明情结便自然从他饱经苍桑的人生历程中凸现出来,从潜意识里泛滥出来,流泻在文本里，成为亲切而温馨的往事回忆。
于是,在汪曾祺的散文里,梳理昆明情结的文字与抒写高邮、北京的文字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正是这种情结的魂牵梦绕,六七十岁高龄的汪老于1987年～1991年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两度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云南,来到昆明,寻觅他青年时代住过的街、巷,走过的翠湖,看过的跑马节,听过的山歌,泡过的茶馆,上过的学校,吃过的滇味小吃,赏过的云南名花,抽过的云南香烟……
4.3“滋润”散文观的话语方式
“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
[7]”从这句夫子自道来考察其创作实践,如上所析,汪曾祺持一种“滋润”散文观。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以“文化休闲”为终极目的的对百姓生活全方位的自觉审美,使他的散文创作必然选择了“闲话”的话语方式。
“闲话”是小品散文最基本的特征。
厨川百村说: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若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的东西，便就是-Essay.。
兴之所至，也说些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
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之于即兴之笔者。
是这一类的文章。
这个经典论断在中国现代散文家的接受过程中,逐渐中国化了,更多地融进了中国文化的背景里。
在鲁迅先生看来，“闲话”首先是“谈话”，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其本质特征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在柯灵先生看来，“闲话”的意义在于“闲话不闲,如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舌之于味，鼻之于香，不可或缺。
,是理想的精神度假村”。
在秦牧那里,他选择了“闲话趣谈”的话语方式,因此他的散文自觉追求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
在汪曾祺这里,也选择了“闲话”的话语方式,然而是和谐，是温爱，是平等，是淡泊，是宁静。
他与秦牧“闲话”时的语境已大不相同了，人文传统及人文关怀的复苏使他的性灵得以舒展。
于是，他从他一生所崇仰的三个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废名那里找到了自己话语方式的借鉴。
鲁迅的“有真意”。
他说:
“所谓思想,我以为即是作者自己所发现的生活中的美和诗意,作者自己体察到的生活的意义。
”沈从文对人的平等与对生活的执着。
他说:
“我追随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句话，一句是：
“要贴到人物来写”。
另一句话是：
“千万不要冷嘲”。
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
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5汪曾祺的平民情节
5.1平民意识
汪曾祺的平民情结主要体现在他的平民意识上。
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的评价,有自己的价值取向。
汪曾祺的价值观是自认“平凡”,思想中没有对自我的过高估价，其作品重现世俗生活的体验,重人性关怀和人情温暖。
从汪曾祺的作品中，我们注意到他“趣味”的中心,是在于对“人情物理”的追求。
“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儿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
”
正如他对生活的态度一样，汪曾祺在审美情趣上也是一个“安于微小、安于平常”的人。
因为“安于平常”，所以，在汪曾祺的审美体验中，他关注的是带有世俗人情味的景致风貌，审美思维中少有超经验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遐思冥想，而多趋向于对景物所包孕的浅在层面上的心灵感受。
5.2平民化语言
语言，无论就其自身的产生，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无疑都是一个行为过程，因此必须受制于作品的整体风格，同时，作为符号集合，作为动态的语言使用单位，其间充溢着使用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表达了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因为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
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
汪曾祺冲淡、平和的艺术审美态度,使得他选择的语言浸透着他的气质,他的才情、禀赋,他的一切[8]。
汪曾祺的作品平易近人，明白如话，绝不像有些人那样,把浅显平常的东西用生涩难懂的词汇来表达，弄得高深莫测，以显示其知识渊博。
《胡同文化》的开头就平实的近乎老土。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这一比喻，实在见不到半点空灵与半点才气。
昔日的皇城，今朝的国都——祖国的心脏，竟然被誉为“一块四方四正的大豆腐”，每一个中国人都见过、都吃过，甚至都喜爱过，可谓俗得妇孺皆知了。
然而，豆腐的方正、柔和、饱满、纯洁与北京城的形状、北京城的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特点，又何其相似！
用其他的比喻还真不妥。
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话》中所云的“诗用生字，自是病”，汪曾祺视为至理。
他自己始终未脱离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色，这无疑注定他身上具有浓浓的平民情结。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也对汪曾祺有很大的影响。
5.3平民情节形成的原因
汪曾祺身上何以有浓浓的平民情结？
这是和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个人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
汪曾祺出生在古文化渊源甚深、才子辈出、风光秀丽的江南水乡——江苏高邮，他的家是一个带有浓厚儒道文化色彩的开明地主之家。
祖父是前清的“拔贡”，却极少遗老气，而富浪漫气质，喜喝酒，好颂诗；父亲则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性情中人。
精通乐器，擅长书画，爱制作各种孩子们喜欢的小玩艺。
汪曾祺生活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气息浓郁而十分宽松平和的环境中,铸就了他随和亲切、诙谐可爱的平民性格。
汪曾祺自己说过：
“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
道家?
中国化的佛家——禅宗？
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些[9]。
”他又进而表白了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继承观：
“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10]。
”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养成除了受固有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其活化。
6结束语
文学创作是一种自我选择。
任何一个作家都要从一定的审美理想出发,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表现手法。
汪曾祺选择的是平淡、自然、“家常”不矜持作态。
他醉心在平民世界里,满足于对平凡生活中美的发现和挖掘,潜心于表现普通生命体验中的健康人性和道德。
他的作品描述的是他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及在现实中随时的所见所感,，他一往情深地用一双睿智的眼睛打量着生活,以一颗温和平静的心灵看待现实的一切。
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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