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写作与语言教学整合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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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写作与语言教学整合报告
写作课与语言课教学整合研究报告
路宝君王漫宇程爱侠李金静
前言
文章写作和语言表达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探求并付诸实践，从中国古代的先秦到近代的晚清，延续了两千多年，大量的文论、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中包含了许多这方面的成果。
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称之为划时代的经典大作，汉魏六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宋代陈骙的《文则》，还有清代刘熙载的《艺概》，在中国文章学史上也是需要大书特书的。
南京大学的国学大师胡小石先生就曾说过中国古代修辞学史乃文章学史耳。
近一百多年来西学渐进，现代学科教育迅猛发展，语言学和写作学的分立教学在近六十年也已经成为大气候，但写作学至今也没有形成独立学科，仍然处于语言学和文学的附属地位。
不过，当今的现代汉语（含修辞）的教学越发注意和语境、语用、语义、语体，即与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写说的语言使用相结合；写作教材中的语言运用章节的篇幅越来越大，还出现了写作语言学、写作与语言表达这一类的专著，著名的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和张寿康先生分别建立了辞章学和文章学的教学理论体系。
前辈学者这一系列的理论成果，为当今写作课与语言课的教学整合的探索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并树立了坚定的信念。
写作课与语言课的教学整合问题的研究和实践的探索，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似乎是刚刚起步，其实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都经历了十多年的教学实践探索，而且在传大已有三部此类的教材问世，在人大也有深受学生欢迎的讲义在流传。
因此本报告一方面是两校写作课和语言课教学整合实践和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从写作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美学的理论高度提升对这一实践和经验的认识水平，以使其实践渐进完善，以使其经验走向成熟。
传大在本科、远程（网络）、函授三个方面都进行了两课教学的整合实践，其中在远程（网络）教学中，由于主讲教师孟伟副教授在博采众人所长的基础上进行了独创性的努力，取得了突出成绩，“写作与语言艺术”已被评为教育部（即国家级）精品课程。
现将这个探索过程简述如下：
第一个阶段，巩固强化课程特色（2000-2001年）：
“写作与语言艺术”课设立于1998-1999学年，它结合了“基础写作”和“现代汉语”两门课程的相关教学内容。
最初课程解决的是对两门课程教学体系的整合，以及压缩处理超大的教材容量以及减少课时等问题。
直到在学校建立远程教育的网络教学的过程中，对写作与语言的内在融合又有了进一步的探讨，进行了多层面的教学改革尝试，例如2002年左右初步完成了基本教学体系的改革；2003年、2004年这门课程连续两次获得了考试改革二等奖。
第二阶段，探索网络教学特点（2002-2004年）：
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总结、研究网络教育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充实了课程建设的资料库，增加了多媒体的写作训练方式，增加与学生交流和互动的渠道。
历年来学生的范文积累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因此提供大量的范文和例文，重视多种文章写作的培养，既有文学写作、新闻写作，也有报告文学、话剧，实用文体的写作等等，配合诸专业课宽口径培养人才的需要。
2006年在原课件基础上，增加了30多万字的文字容量，以及大量的链接库和多媒体学习资源。
第三个阶段，体现传媒特色的基础课建设与探索（2005年-2007年）：
密切关注网络发展给学习带来的革新性变化，特别是在写作上呈现出来的崭新的变化和需求；同时也注意思考作为基础课，该如何吸引学生自觉自愿喜欢它？
出版了与课件配套的教材《现代传媒写作基础教程》，在此基础上达成对这门基础课新的认识：
本课程是为传媒人才开设的基础写作课，与普通的基础写作略有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本课程在主要探讨普遍的书面写作规律的同时，旁涉文字的语言符号创作与声音、影像符号创作之间的关联性。
广电行业往往侧重声音或者是影像，即视听语言符号的创作，作为一个全面的传媒人才，在掌握普遍的写作基础的同时，如何领会文字的语言符号创作与声音、影像语言符号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写作学习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往我们较少有意识地引导同学们做这方面的探讨学习。
另一方面，本课程在讲授普遍写作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强调与不同传媒专业课程的对接。
对于传媒专业人才而言，他们不仅要会写，还要会说，要有敏锐的头脑和出色的艺术体悟能力，这在客观上要求传媒专业的基础写作教学，不仅仅只是站在基础课本学科的视点上进行讲授，更应强调基础课的针对性，强调基础课教师对专业课一定程度上的熟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基础课的优势、价值和意义，作为普遍性的写作原理帮助同学们客观、理性地解剖分析自身的写作状况，总结出富有个人针对性的写作规律，指导实践。
在传大，“写作与语言艺术”一体化的教学实践业已经过了十多年，初始的一体化教学，一是想有别于中学的作文和语言教学内容，并提高写作和语言艺术相结合的教学成效；二是想在艺术类各个专业强调突出文字的语言符号的运用独立的不可代替的重要的文化价值；三是想到了专家学者的箴言，语言学家张寿康先生和王国璋先生都说过类似的话语，对于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语法修辞的教学不与写作教学相结合，必将走向死路。
虽然前两部教材——《写作与语言艺术》和《语言艺术与写作》，尚存拼合的痕迹，但是比起高等院校21世纪人文素质教育教材——达仆贺阳董小玉主编的《汉语修养与写作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来（这部教材仅仅把汉语修养和写作基础分作一二两编撰写），还是有一定发展轨迹可寻，譬如把语言的运用艺术初步渗透到几个写作的重要环节里。
到了2006年8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孟伟编著的《现代传媒写作基础教程》以及按其编制的网络教学课件，不难见出近五六年来这写作与语言一体化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又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在某几个环节出现了融合之势。
而这正是这部教材，这个课件与其他院校的写作课程不同的地方，属于特色性的新成果，属于闪光的新亮点。
首先，内容的标新立异。
从新教材的内容上看比老教材在写作与语言一体化的教学内容上有所拓宽和深化，原来绪论之中“写作与语言机制”那个模块发展为三节，主题部分更突出了主题表达与语言提炼，其他章节虽然没有在标题上明示出来，但在写作过程、写作行为的不少环节都阐述了与语言艺术相结合的关键所在。
尤其“文章修改”则更强调了语言修改的重要作用。
总之“教程”突出了语言在写作中的两种工具性：
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突出了写作当中语言表达的规范化意义，语言表达的艺术化意义，语言表达的得体性和适境性意义，而且在声音传播和声画传播创作当中仍然注意突出文字的语言符号在表情达意方面的重大价值，这对于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尤为重要。
其次，训练的多种多样。
无论写作载体的哪一个模块的教学活动，或者说写作主体论的各个部分，或者说写作行为的整个过程中，都格外强调文字的语言符号系统运用的训练，都十分重视文字的语言符号系统运用的评改。
而且通过学生习作的自我和相互修改的教学与训练，要求学生反复阅读和研讨名家的改笔，体悟名家修改文章的甘苦——惨淡经营，一丝不苟，“语不惊人死不休”，从而领悟到好文章是通过文字的语言符号的重新组合和选炼而改出来的。
第三，成果的实用有效。
使学生终于明白了在视听语言（或曰声画语言）、网络语言大普及的时代，文字的语言符号系统运用的不可代替性，它仍然在各种符号的传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用文字的语言符号写作将伴随着一个有文化的人的终生。
使学生终于明白了运用文字的语言符号写作的能力是一个现代人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这种能力的提高体现着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
所以执着地提高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学生，他的综合素质的水平也提高了，他走向社会以后就能有较快较大的发展。
就近效应而言，使学生毕业时学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毕业后公务员的“申论”的考试，也能取得满意的成绩。
南广的写作课与语言课的教学整合，无论从授课实践，还是从教材编写，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向前推进，有所发现，有所发展。
目前，特别需要站在语言学理论新成果的高度，在写作实践与语义学、语用学、语境学、语体学和语言美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上，作出进一步的探求。
写作与语义和语用
遵循语法的规范化，或者说句法结构的规范化从事写作活动时，根据语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要想写出表意恰到好处，效果明确到位的话语，还必须顾及到语义和语用这两个平面的一些法则。
邢福义先生阐述汉语的句法结构特征时说过：
“汉语语法重‘意’不重‘形’。
形式上框架简明，没有繁多的标记；表意上灵活多样，隐性语法关系十分丰富。
”而后他又写道：
“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都懂得‘你想死我们了’等于‘我们想死你了’，也等于‘你让我们想死了’。
这种特殊句法的成立，有其自身的规律，但那是语法研究的专题，可以不说。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句子表面上像是主动句，表意上却是被动句或使动句。
对话者和我们读者理解起来不仅不困难，反而感到自然而亲切。
这是不是表明彼此具有共同的文化心态？
是不是表明汉语这种重‘意’不重‘形’的语法，跟汉民族含而不露的文化心态等因素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萧国政、吴振国二位写过《汉语法特点和汉民族心态》一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从‘汉语语法的意合性和汉人思维的领悟性’、‘汉语语法的简约性和汉人俭朴实用的价值观’、‘汉语语法的灵活性和汉人思维的辩证性’三个方面做了一些论证，也许可以为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一些思路。
”这一论断，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汉语语法结构的简明性或者说简约性、简易性，有些看似句法结构的问题，究其实、溯其源却是语义自身或语义组合的不当。
因此，写出不通的文句，也就是不合乎语法规范，往往是由于没能搞清楚每一个语词的全部词义和语义，诸如内涵意义、外延意义、社会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等等。
早年朱德熙先生撰写《现代汉语》语法部分提到“被”字句的一个特点：
“从历史上看，‘被’字句所表示的事情对于受事者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
例如：
我们被人欺负了。
（《红楼梦》）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
（《红楼梦》）。
史妹妹这样一个人，又被他婶娘硬压着配人了。
（《红楼梦》）”“被”字的这个语义内涵，“被字句”的这种感情色彩意义，至今仍然保持着部分的传统影响力，要是说“我们班里的报纸全被他买光了。
”肯定这一行为存在令人不满意之点，比如给查找资料带来了麻烦等。
语义学和语用学都进行语言意义的研究，但语义学探讨的是词语和句子本身的静态意义，不去管它在特定语境下的意义或者是言外之大义，而语用学要解决的是特定语境中的意义，即语言使用中的动态意义。
这在写作与语境一节将有更详尽的阐述。
下面仅就语言使用过程中或者说在写说行为中必须遵循的几项原则，来讨论语用与写作的关系。
一、合作原则
合作原则是1967年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在哈佛大学作讲座时提出来的。
他认为，语言交流受一定条件的制约，交流的主体为了保证会话顺利进行，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合作原则”。
格莱斯从会话含义角度认为，交际存在话语的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两种，即人们在会话中既可以通过字面意义而获得话语含义，又可获得在特定情况下表达出来的交际者的语用含义。
根据格莱斯的这一理论，人们的言语交际总是互相合作的，言者和听者之间存在一种默契和合作，谈话双方都希望能够互相理解，共同配合，以促成言语交际的成功。
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
合作原则诸准则并非只在交谈时需要遵守，在写作中也同样适用。
因为写说的成果是要他人易于接受的，能够理解的，这样传递的信息才有价值，才会得到回应。
倘若不遵守合作原则，那预期的交际目的就难以实现。
当然文学写作有时故意写的模模糊糊，特意反复地说来说去，那是为了某种题旨情境的需要，为了提升美感价值的需要，不能视为违背合作原则。
二、礼貌原则
关于礼貌问题，语用学家提出了许多理论。
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的面子理论和剑桥大学著名语用学家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理论。
高夫曼认为，面子是一个人在交往中按照能被其他人接受的方式有效地为自己确立的正面的社会价值。
布朗和莱文森从社会因素角度对礼貌进行了研究，他们在高夫曼基础上将“面子”定义为基本需要，并提出挽救面子理论及礼貌策略。
英国学者G．N．Leech对于人们既然要遵守合作原则，为何又要故意违反合作原则进行了研究，他提出的礼貌语用原则堪称交际礼貌策略的代表，它包括得体、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和同情六条准则。
礼貌原则解释了一些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问题。
当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发生矛盾时，礼貌原则一般要优先于合作原则。
因此，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写说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应用写作的不少文种，特别突出地注意礼貌原则。
香港政府布政司公务员训练处编印的《公文的修辞技巧》中指出:
“我们要因应文体需要、读者身份及撰文目的来选择恰当的语气。
一般来说，告示、警告或条例性文字的语气较肃穆。
但在日常公文中，我们宜采用较温和的语气，顾及读者的感受。
因此语气不宜过分强硬，措词也不宜激烈。
”温和的语气和顾及读者的感受准则决定着香港特区政府常用中文公文语用中同一手段选择的标准，亦使之显示出不同于一般中文公文语用要求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这正是礼貌原则在香港特区政府常用中文公文中的生动体现。
就是在一般的写说活动中，有些需要使人易于接受，易于作出积极反映的话语，不用陈述句、祈使句：
“这杯冷饮准是你给喝了。
”“拿杆油笔来给我使使。
”而用疑问句的形式：
“这杯冷饮谁给喝了？
”“拿杆油笔来给我使使好吗（或‘可以吗’）？
”如此道来显得彬彬有礼，尊重他人，能赢得好感，能收到善意的呼应。
西方的家长批评孩子尤其注意尊重、平等和礼貌，决不用肯定式的陈述句：
“这块蛋糕准是你给偷着吃了。
”而是用疑问句：
“这块蛋糕谁给吃了？
”启发孩子自己主动地承认。
中国是礼仪之邦，古人采用的许多谦词、称谓都是写说活动中讲究礼貌原则的体现，这是现代写作中需要继承的优良传统。
三、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也称省力原则。
美国哈佛大学GeorgeKingsleyZipf是第一位明确提出省力原则的学者。
他发现“语言中的短词很明显地比长词更受到人们的欢迎”，他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对最经济或最省力和最费力进行了辨析。
他指出，只有这两种力量必须协调并达到平衡，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和“省力”。
继Zipf之后，法国语言学家A.Martinet在其代表作《语言演变的经济原则》中提出了语言演变的经济原则。
他将“省力原则”和“交际需要”相结合概括为，一方面写说者需要传达自己的信息、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要尽可能少地付出脑力、心力和体力，从而做到“最省力”。
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基于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了支持性原则，既“若无必要，不应该增加涵义”，与Zipf的“省力原则”和Martinet的“经济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语用学家LaurenceHorn将“省力原则”融入语用学研究，提出了Q原则（数量原则）和R原则（关系原则），既基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利益的“省力原则”，两个原则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这个“省力原则”对于应用文体至关重要，也就是常说的行文需简明扼要，宁短勿长，宁省勿繁。
应用语言表达的关键是准确和鲜明，大可不必以多用形容词和滥用修辞格之类来追求生动。
但对于文学文体来说语言表达的简与繁，则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简洁是创作者千锤百炼的艺术成果，繁丰的风格也不失为创造者美的追求。
这里对于省力和费力需要有辩证统一的认识观。
写作与语境
写作所涉及到的语境因素复杂多样，我们主要从文章的上下文、作者主观因素和社会文化背景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上下文语境
语言的使用总是先由小的语言单位组合成大的语言单位，先由词组合成短语，再由短语组合成段落、篇章，相对于已经成篇的作品来说，每一个语言单位都处在这样一个大的语言环境之中，也会受制于语篇的上下文。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语言单位有语音、语义和语法三个方面，所以，又有人把上下文语境分为语音的上下文、语义的上下文和语法的上下文三个层面，分别表示语言单位和上下文在语音、语义、语法方面的联系。
（一）语音的上下文语境
汉语的音变现象，就是指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静态的音位由于受到前后语音环境的影响或说话的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如“同化”、“异化”、“弱化”、“脱落”、“增音”、“合音”等。
常见的“上声”、“去声”，“一”、“不”的变调，句末语气词“啊”的音变等，都是由于在语流中，受到前后语音环境的影响而引发的音变现象。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符号之间的音义关系是任意的。
但语言的使用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不管是写出来还是读出来都追求一种美感。
老舍曾说过：
“一注意到字音的安排，也就必然涉及字眼儿的选择，字虽同义，而声音不同，我们就须选用那个音义俱美的。
”所以有人认为“语音不仅是语义的载体，而且能增加美感。
”汉语的一些双声、叠韵和叠音词本身就充满节奏和音乐的美感，利用词语的发音所形成的押韵和修辞格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如能在写作时恰当使用，可以收到赏心悦目的效果。
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双声、叠韵，尤其是叠音词的使用已被人们广为赞叹：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旳是田田的叶子。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旳舞女旳裙。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旳，有羞涩地打着朵儿旳；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后文还使用了密密、脉脉、静静、薄薄、淡淡、参差、斑驳、弯弯、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阴阴、隐隐约约等词语。
既达到了写景抒情的完美统一，又使语言在形式和节奏上整齐和谐。
现代的很多歌词也都充分注意并利用汉语的这一特点，如《千里之外》歌词“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使歌词更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
（二）语义的上下文语境
“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
”这已成为理解语言的一大原则。
维特根斯坦说：
“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
”这说明语义的理解把握是不能离开语言环境的。
汉语中还存在一定量的多音字、同音字、多义字，多音多义字等，这些多音字字音的确定，同音字字形和词性的确定，多义字字意的确定，多音多义字字形和字意的确定都依赖于特定的前后语及上下文语境。
如“和”字，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读音不同，意义也有差别：
我和你——hé
随声附和——hè
和面——huó
和药——huò
（打麻将时）和了——hú
“和”字读音和词义的确定没有前后语言环境是很难做到的。
又如“打”，这个词的义项现代汉语里就给出了二十多个，具体表示哪种含义，没有具体的上下文语境是很难断定的。
这里简单举例如下：
打烧饼——表示制造（食品、器物）
打毛衣——表示编织
打官司——表示发生与人交涉的行为
打个问号——表示涂、画
打伞/打灯笼——举、提的意思
打电话——发出的意思
打排球——玩、做游戏
打草稿——定出
打游击——从事、做的意思
下面这则例子也体现了语境对语义的影响和制约：
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特别报道了中国广播艺术团去四川灾区演出的内容。
冯巩在节目的最后用“阳光”一词概括了灾区之行，随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辆载着演出人员的汽车正在灾区山路上行驶，一相声演员旁边坐着一位漂亮姑娘，汽车拐弯时，姑娘一不留神倒向相声演员，于是那位相声演员美滋滋地说：
“拐弯好啊，拐弯的地方有阳光！
”如果抛开说话的背景，这句话有点难以理解。
但结合说话人的语境，这句话就有了双重含义，“阳光”一词可以实指，也可喻指漂亮姑娘向自己倒过来这件事。
一语双关，且充满幽默色彩。
冯巩再拿到节目里，作为总结灾区之行的所见所闻，这句话又增加了一层含义，用“拐弯”来指代四川经历了地震这个意外灾难，就像正常的发展路途中的曲折、拐角，“阳光”既可以指四川人民的坚强不屈，也可指中华民族的友爱、互助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拐弯的地方有阳光！
”看上去意思不通的一句话，在汽车里说和在节目里说都别有一番滋味，都超出了语句本身的意义，内涵都变得丰富了。
这个例子既显示了演员的幽默风趣、运用语言的机智灵活，也显示出只有结合语境，语意才能明确具体、含义丰富，也才能显现出艺术的光彩。
（三）语法的上下文语境
语法的上下文对特定语言单位性质、意义、关系的确定也有一定的关联。
有些兼类词或活用词，没有具体的语言环境，很难断定该词的词性和词义。
比如“跟”这个词，它可以充当连词、介词和动词等，但在下面的三句话中，词性变得单一了：
他跟女儿都不在家。
——连词，和的意思
你刚才跟谁聊天呢？
——介词，同的意思
你走得再快，我也跟得上。
——动词，追随的意思
她与原来的丈夫离了婚，后来又跟了一个外乡人。
——动词，嫁给的意思
如果没有上下文的帮助，“跟”的语法意义很难明确。
即使后两例中同为动词的情况下，词义也有不同，这都要依靠上下文语境。
另外，语言运用的歧义、多义、模糊和词不达义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能结合写说的语言环境，致使语言在理解和表达时出现了问题，让接受一方误解或难以理解。
如：
“鸡不吃了”这句话指“鸡不吃食了”，还是“人不吃鸡肉了”，没有上下文语境是很难搞清楚的。
这样的例子在口语交际和书面语交际中比比皆是，写作时为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就要时刻注意语言的上下文和具体的语境。
（四）词语、句式的选择，文章结构布局的安排，写作技法、修辞方式的运用等也要适应文章的上下文
“上下文是书面语言的重要语言环境”，因此，为了语言表达的准确严密、生动形象，词语、句式的选择和搭配，要适应语境，就要考虑上下文。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在这里，作者采用拟人手法，选择了“鹰击”、“鱼翔”等非常规搭配，而没采用“鹰飞”、“鹰翔”和“鱼游”、“鱼动”等常规搭配，这也是为了实现“竞自由”才把“击”和“翔”“活而巧”地用在各自最适应的句子框架之中。
又如：
大家都从此没有话，好象两段呆木头。
（鲁迅《出关》）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前一例中的“段”在初稿里原本用的是“块”，按说“段”和“块”对于木头来说都可以用，“段”突出了长的形状，而“块”字则让人对于木头的形状的理解多种多样，考虑到后文的“木头”是形容老子和孔子这两个人的体态的，二者比较，当然“段”字更适合语境，更恰切。
后一例中两个“思想”前后照应，突出了马克思这一伟大思想家逝世这一事实，如果把“停止思想”换成“停止心跳”或“停止呼吸”就不能很好地突出这一点。
句式的选择和衔接也要适应“上下文”语境，吕叔湘先生谈到过这样一个例子：
“广场东边是历史博物馆，广场西边是人民大会堂，广场中央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
”采用每一句以方位词语打头的复句说明，则次序井然，衔接自然，语气也顺畅；如果说成“历史博物馆在广场东边，人民大会堂在广场西边，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广场中央”，则由于说明的视点不统一，显得次序不分明，语意不连贯，语气也不顺畅。
由此可见，文章的“上下文”或“前言后语”对句子选用起着有形的形式影响，无形的语义制约。
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词语和句子的选用要适应上下文，篇章结构的安排也要适应上下文。
层次和段落的划分既要考虑到意思的相对完整，又要考虑与上下文的联系与统一；层次安排的顺序、文章的线索要贯穿始终，不能随意更改，否则影响文章整体的脉络和顺序；过渡与照应的安排更是因为上下文的关系，使文章内容从整体上更为严密紧凑，转换更为自然。
此外，写作技法，如正反、隐现、动静、断续、抑扬、张驰、藏露、虚实、悬念、铺垫等等，没有前后文的比较与对照，相互映衬，也难以形成。
修辞方式的形成和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一些词语和句式高度适应上下文的结果。
如借代、拈连、仿词、顶真、回环、反复、排比、层递、对偶、双关、对比、映衬、设问等等，几乎绝大部分修辞方式都与上下文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写作者主观语境
写作是一种运用语言进行思想交流、信息传播的实践活动。
它是写作者与外界交流的手段，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认识、观点，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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