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范式之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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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范式之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
“苏联范式”之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
“苏联范式”之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
溪兆永
“苏联范式”问题由于樊纲同志《“苏联范式”批判》（以下简称樊文）（注：
“樊纲”：
《“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一文的发表而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
从论坛上已发表的文章看，对樊文既有提出批评的，也有为之辩护的。
我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仅涉及到“苏联范式”本身，而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前途和命运，很有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就“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樊文对“苏联范式”“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途命运等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文章主要是评论樊文的，同时也涉及杨永华同志的一些观点。
（注：
杨永华：
《评“苏联范式”之争》，《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
）
一、“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樊文说，所谓“苏联范式”，“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那个范式。
人们后来把这一范式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但实际上，这套东西究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是一个东西，是很值得怀疑的。
”
在樊文看来，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经济学才是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显然是不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格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范围之内，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岂不成了一个固定的、不能随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学了么？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经济学还仅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也就是说还仅限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恩格斯提出的“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的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即“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
（注：
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页。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限于马恩“当年构造的”，那么，就只能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永远也不可能有“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是“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世界上才有了第一本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真正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
简单回顾一下这一段历史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是俄国经济学家波格达诺夫。
波格达诺夫在1898年按照“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写了一本《简明经济学教程》。
该书出版后，列宁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专门为该书写了一篇书评，称赞它“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所做的那样），而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顺序讲下来的”，而“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
（注：
列宁：
《书评亚?
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也许可以说，波格达诺夫的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本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该书没有（也不可能）叙述“社会主义时期”，这显然是不应该苛求于他的。
但是，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本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否定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中几乎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最早提出否定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是桑巴特。
桑巴特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由于他写的《评卡尔?
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轮廓作了大体上成功的描述”（注：
恩格斯：
《〈资本论〉第3卷增补》，《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1页。
）而得到恩格斯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赞和好感。
他在1902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一书，认为，“在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原则上的政治经济学，会成为纯属荒诞的东西。
”（注：
转引自古兹尼亚耶夫：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他的这一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司徒卢威、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等在其各自的著作中都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
这种观点，用布哈林的话来说就是：
“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
”（注：
布哈林：
《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页。
）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以反潮流的精神对上述否定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为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
他在读到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时写下了著名的批评意见：
“1.定义比恩格斯的倒退了一步；2.商品生产也是有组织的。
”而针对布哈林所说的“告终”，列宁更明确指出：
“不对，即使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Ⅳ＋M＝ⅡC的关系吗？
还有积累呢？
”（注：
列宁：
《在尼?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
）但是由于列宁的这一批注当时没有发表，以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否定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潮在苏联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只是到1929年，列宁的评注由于《列宁文集》第11卷的出版而公开发表，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就这点而论，列宁对于创建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分的。
当然，列宁对于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并不限于这一点。
列宁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几年的工作，并且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创造，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如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国有化理论，过渡时期理论，合作制理论，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利用外资的理论，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理论等等）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在前苏联，经济学家们有一个十分普遍的看法，就是认为“列宁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
（注：
古兹尼亚耶夫：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把一个原本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工业强国；他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在农业中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他还领导苏联人民发展了苏维埃商业，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
不仅如此，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的创造，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当然，在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不少错误。
但是，正像党的著名文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正确指出的，“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对于斯大林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
……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今一些人所认为的斯大林的错误中，有一些也是需要分析的。
比如我国一些学者常常批评斯大林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和商品货币关系，导致了经济关系的实物化。
其实，这种批评是没有根据的。
1936年11月25日，当斯大林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时，曾经比较了1924-1936年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变化，并对新经济政策阶段的终结作了如下说明：
“如果说当时我们处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的时期，那么现在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
”（注：
斯大林：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
）这说明，直到1936年11月，斯大林才宣告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所谓“过早地结束”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说斯大林“过早地”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导致经济的实物化，那就离事实更远了。
这一点，只要读一读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报告中对“左派”的严厉批评，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注：
斯大林：
《在第17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27-728页。
）应该说，斯大林不仅没有犯一些人所说的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错误，恰恰相反，他在这方面是有很大功劳的。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直接领导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早在3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就已着手组织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是由于爆发了德苏战争而中断了这项工作。
战后又重新开始工作，并于1948年写出了教科书的未定稿。
未定稿广泛地征求了广大经济工作人员和经济学家的意见，然后在1951年11月，苏共中央专门召开了为评定未定稿而举行的经济问题讨论会。
在讨论会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建议》、《关于消除未定稿中的错误和不确切处的建议》和《关于争论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个材料。
斯大林在阅读了未定稿和三个材料以后，于1952年2月至9月写了两篇论文——《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并且写了两封信——《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和《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交付《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
这就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产生情况。
在这本书里，斯大林就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和阐述。
现在看来，这些概括和阐述并不全都正确，但依然保存着其真理的光辉，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贡献！
也正是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巨大影响下，苏联经济学家很快完成了对教科书未定稿的修订，并于1954年正式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应该说，在斯大林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以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乃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对于当年苏联出版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所作的长期努力。
从内容上看，它既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科学分析以及他们附带进行的对前资本主义和未来社会的论述，也涵盖了列宁和斯大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研究的成果，其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我们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就其基本性质来说的，当然不是说它没有问题，没有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从客观上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对于这些客观事物的理论概括当然也还需要不断地经受实践的检验，都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而从主观上来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时间毕竟还不长，认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十分成熟。
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如果从威廉?
配第发表《赋税论》的1662年算起，到马克思1867年出版《资本论》，真正成为科学，用了205年时间；而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只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才有社会主义的实践，迄今仅有80年时间，怎么能够要求它十分成熟和尽善尽美呢？
又怎么能因为它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就否定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呢？
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采取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范例。
他说：
“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
”因此，他多次号召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习这两本书。
对于苏联出的这本教科书，他认为：
“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
”（注：
转引自龚育之等著：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60页。
）
二、评樊文对“苏联范式”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批判
以上论述表明，樊文所说的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苏联范式”，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樊文对“苏联范式”的批判，其实也正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进行的。
这一点，如果联系到樊文对“苏联范式”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所作的批判，就十分清楚明白了。
1.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樊文说，“在苏联范式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
但只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也就是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
正如列宁所说：
‘政治经济学决不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
（参见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在樊文看来，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至少”有两个问题：
一是排斥了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二是排斥了交换。
其实，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研究生产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并不只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而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共同主张的观点。
樊文在引用教科书时一并引用的列宁的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也有十分明确的论述。
马克思说：
“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
”（注：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工艺学才研究“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注：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页。
）即“人与物”的关系。
恩格斯也说：
“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注：
恩格斯：
《卡尔?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樊文的矛头所向并不是什么“苏联范式”，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
当然，经典作家的观点也并不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在于：
经典作家们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不仅不是樊文所说的什么“问题”，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实际上，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把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
马克思之所以把古典经济学称为“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因为“这种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
（注：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8页。
）而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是庸俗的经济学，也正是因为，阶级斗争采取了公开的威胁性的形式，资产阶级已不敢再研究“人与人”之间即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样具有“爆炸性”的问题，只好用“人与物”的关系来取代了。
这不是什么进步，而是一种退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由科学走向庸俗的一个表现。
在这方面，樊文认为：
“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人们可以‘同志式地相互协作’，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似乎已不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已是人与物打交道，而不再是人与人打交道。
”这样一种“推论”显然是不正确的。
诚然，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的对抗，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对抗的消失并不等于矛盾的消失，根本利益的一致并不排除人与人之间还存在利益上的矛盾。
列宁说：
“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
”（注：
列宁：
《在尼?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282页。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中都有所论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应该说，今天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方面所遇到的任何一个问题，无一不牵涉到人与人的关系；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稳定。
在这方面，研究生产关系即人与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而决不像樊文所说的那样是“很没用”的。
说到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杨永华同志在评论有关“苏联范式”争论时提出的一个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范式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结合”。
据说，“最早把经济范畴分成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是列宁在批评西斯蒙第和俄国民粹派时提出来的”。
（注：
杨永华：
《评“苏联范式”之争》，《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
）为了证明这一点，杨文引用了列宁的如下一段话：
“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了解是极不科学的。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
只有按前一个意思来了解‘生产’，才会把‘分配’从生产中划分出来，而在谈论生产的‘部分’中，不是运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运用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用这种空洞的废话来抹杀历史和社会的条件。
”（注：
列宁：
《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
但是，实际上，列宁的这段话不仅不能证明杨文的观点，反而是对杨文观点的一个有力的批评。
列宁讲得是那么清楚：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只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而“物质的生产”是“工艺学的对象”；如果用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取代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就是“用空洞的废话来抹杀历史和社会的条件”。
对于列宁来说，经济范畴也就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这和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注：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关于“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注：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怎么能够说列宁是“把经济范畴分成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呢？
又怎么能够说“马克思范式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结合”呢？
在这方面，杨文也自知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又提出“补充”的说法：
列宁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批判旧世界的经济学”，而不是“建设新世界的经济学”，前者“只能运用社会经济形式范畴”，而“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处于不发达状态”。
这同样是说不通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把批判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提出所谓两种经济学——“批判旧世界的经济学”和“建设新世界的经济学”，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问题还在于，既然杨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属于所谓“批判旧世界的经济学”，“只能运用社会经济形式范畴”，而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只是“处于不发达状态”，又怎么说得上“马克思范式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结合”呢？
按照杨文的观点，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全都不属于‘马克思范式’”更符合逻辑吗？
至于樊文批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对象定义“排斥了交换”，同样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看到，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一章中，教科书讲到了“在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中，物质资料的分配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注：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教科书还引用了恩格斯关于“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只有经过这种研究之后，它才能确定出适合于一般生产和交换的最一般的为数不多的规律”（注：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的论述。
更重要的是，从内容来看，教科书第28章专门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第32章专门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第36章还专门阐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间的新型经济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合作的形式”等问题，怎么能够说“苏联范式”“排斥了交换”呢？
从理论上来说，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并列的概念。
现在不少教科书往往把这四个方面并列起来作为生产关系的内涵，并且认为这是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论述为根据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对庸俗经济学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方面并列起来和割裂开来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他所强调的恰恰是：
“生产既支配着与其它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
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
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
”（注：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物质的生产”），所谓“排斥了交换”的问题就不会存在。
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曾指出：
“如果我们一贯把‘生产’看作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
如果生产中的关系阐明了，各个阶级获得的产品份额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
”（注：
列宁：
《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167页。
）列宁在这里是针对艾弗鲁西和西斯蒙第的观点说的，只提到了“分配”和“消费”，而没有提到“交换”。
实际上，对“交换”来说也是一样的。
生产关系中当然包含有“交换”的内容，因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
（注：
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当然这里讲的“交换”是广义的交换，和狭义的交换（商品交换）是有区别的，但前者可以涵盖后者应是没有问题的。
2.关于所有制问题
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简称）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一种生产关系区别于另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区别于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
所有的经典作家，都无一例外地重视所有制的作用。
但是，樊文认为，所有制的这种“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只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和问题，而从不被用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
樊文问道：
既然承认所有制关系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又怎么能一遇到问题都与所有制无关，并且总是试图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前提下来解决各种问题？
樊文认为，这“表现出了‘苏联范式’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
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
应该说，用所有制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和问题，是无可厚非的。
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注：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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