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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问题的教育哲学省思石中英
自杀问题的教育哲学省思
来源：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11届学术年会［教育与幸福］论文集》作者：
石中英
摘要：
自杀是当今社会的瘟疫，是人道主义的灾难。
以往社会学和心理学有关自杀问题的分析和解释是有局限性的。
社会性伤害事件以及精神系统的疾病不足以直接导致人们的自杀。
直接导致人们自杀的原因是人生意义感的匮乏。
人生意义与人生的事实与人生的价值不同，是对人生价值合理性的反思与体验。
人生意义的匮乏源于人生所依据的价值特别是核心价值缺乏合理性或原有合理性丧失。
教育在人生意义包括青少年学生人生意义救治方面应该有所作为，也能够有所作为。
为此，教育必须明确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对造成意义危机的社会根源有清醒认识，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理性，强化人文教育和教育的人文性，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和对于人生问题的敏锐洞察力。
关键词：
自杀；人生意义；价值理性；教育哲学
一、日益严重的自杀问题
自杀，也许是人类从动物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生物本能，因为在动物界也存在着明显的“自杀”现象。
大量的资料表明，一些灵长类动物甚至一些哺乳类动物界都存在着非常类似于人类自杀的行为，如拒绝进食、跳下悬崖或冲上浅滩直致死亡。
由于人类和动物界语言的隔阂，人类迄今为止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动物的自杀行为，仅有一些表面上的观察和推测。
如果哪一天科学的进步真得可以帮助人类理解动物的意识和心理，那么会对自杀现象的生物起源有清晰的认识。
比起对自杀现象生物起源的认识来说，对于人类自杀现象的历史认识则方便得多，直接得多，也丰富得多。
有史以来，自杀现象就一直存在着。
一部浩瀚的史书记载了许多自杀者的故事。
在这些自杀者中间，有忧国忧民的楚国大夫屈原[2]，有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项羽[3]；有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4]，有著名的文学家海明威[5]；有著名的艺术家凡高[6]，有当红影星张国荣[7]；有耄耋之龄的老人，有不更世事的花季少年。
从历史上看，自杀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执意向死的异常个体行为，而且也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仿效和重复的文化行为，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令人悲伤又最难以理解的章节。
今日的自杀问题似乎比起以往来严重得多。
从世界范围内看，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者为其10-20倍。
在我国，据卫生部门统计，每年约23-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每2分钟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
比照国际标准，我国已成为继日本、韩国等之后的又一高自杀率亚洲国家。
我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披露，自杀已经成为继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意外死亡之后的第五大死因，15-34岁死亡人群中，自杀成为首位死因[8]。
2004年，上海医学院与上海教科院普教所对全市8个区2500名从5年级到高二（初三除外）青少年学生的调查表明：
24.39%的学生有过自杀的念头，5.85%的学生有过自杀计划，1.71%的学生自杀未遂。
近年来，大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和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今天，自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瘟疫，有逐步扩大、愈演愈烈的趋势。
当今社会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不仅表现在自杀者的数量上，还表现在整个社会对待自杀的错误态度上。
每当自杀事件发生，在引发短暂的惊讶和一丝同情之后，往往就是无边的社会冷漠和遗忘，似乎自杀纯粹是他人的事情，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
这种态度阻碍了人们深入地思考自杀问题，很多情况下只是将自杀事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9]有的人甚至还为自杀行为辩护，认为自杀是一种可供人们选择的、有尊严结束生命的方式。
更有甚者，当自己希望自行结束生命时，还期望能够利用网络等平台征集到同行者，搞集体自杀游戏[10]。
在大众媒体发达的时代，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态度，可能与自杀事件的频繁报告有关系，所谓见多不怪；另一方面，这种态度本身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使自杀现象更加严重，导致一部分受其传染的人在碰到人生危机时倾向于模仿性地通过自杀的方式解决问题。
此外，自杀问题的严重性还通过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表现出来。
一个人的自杀会造成具有直接亲属关系或亲密朋友关系的人长时期心情悲痛、郁闷或焦虑，会直接降低他们以及与他们有关人员的生活质量，甚至终身剥夺他们的幸福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社会出现严重的自杀现象已经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灾难。
二、学术界对于自杀原因的诸多解释及其不足
人为什么要自杀？
思考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为了理解亘古未绝的自杀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帮助那些因为种种的原因意图自杀的人，增进他们个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们的幸福指数。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尽管人们可以对某一自杀者自杀的理由进行种种猜测，但是想弄清楚其真实的原因——直接导致自杀行为的思想过程——还是非常困难的。
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既在于自杀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的自杀类型反映了不同的生存困境，也在于自杀者已经把自杀的真正原因带进黑暗的世界，永不再开口。
鉴于一些自杀未遂者有可能再次自杀，研究者也很难接近这部分最有可能知道自杀真相的人，害怕重新唤醒他们自杀的记忆并导致他们走上不归路。
所以，对于自杀的原因社会上流行的只能是一些外部的观察和分析，如“她的论文答辩没有通过，所以自杀了”；“他挚爱的妻子背叛了他，他恼怒之下自杀了”；“他被疾病折磨着，不堪忍受，只好选择自杀”；“他觉得自己很老了，没有什么用途，为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在生命的终点没有到来之前就自己了断了”；“她像她的妈妈，她的妈妈也是这么走的。
”至于这些外部的事件如何能够直接导致自杀者采取自杀行为，人们尚缺乏深入的分析。
在学术界，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
一是社会学，另一是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
[11]在社会学领域，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的《自杀论》（1897）可算是一本研究自杀的经典著作。
在这本一个多世纪前出版的著作中，迪尔凯姆系统收集和反驳了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关自杀的种种心理主义、自然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解释，认为自杀与种族、遗传素质、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精神病、自然条件、气候变化等无重大关系，而是与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动荡、工作和婚姻状况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将这种观点概括为“自杀的社会性质”。
“事实上，如果不把自杀仅仅看成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开考察的特殊事件，而是把一个特定社会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自杀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整体不是各个独立事件的简单的总和，也不是一个聚合性的整体，而是一个新的和特殊的事实，这个事实有它的统一性和特性，因而有它特有的性质，而且这种性质主要是社会性质。
”[12]为了解释这种自杀现象的社会性质，迪尔凯姆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学概念——“自杀死亡率”（简称“自杀率”），反映自杀者的总数和总人口数之间的关系，通常以一百万人或十万人为单位来计算。
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和26，000名自杀者的档案及其社会属性分析，迪尔凯姆对于自杀率与各种社会因素如宗教信仰、经济地位、家庭婚姻状况、社会发育程度（初级社会与发达社会）、社会性别、不同职业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详细地统计和说明，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如“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宗教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13]、“过分的个人主义本身是引起自杀的原因”[14]、“工业危机或金融危机之所以使自杀人数增加，并非由于这些危机使人贫困，……而是由于这些危机打乱了集体秩序”[15]等等。
根据统计得来的数据，迪尔凯姆还绘制了大量的旨在说明自杀社会性质的表格和地图，非常直观，看起来使人一目了然。
迪尔凯姆开辟了对自杀问题的社会学研究道路，把自杀问题作为一项社会事实来研究，超越了以往任何人对自杀问题所进行的主观的、臆测的、想象的或简单经验归纳总结的研究，不仅改变了“提出问题的方法”，而且提供了“提供了全新的解释”。
然而，迪尔凯姆却没有能够应用社会学的方法对自杀原因进行“彻底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
为什么这么认为？
因为迪尔凯姆对自杀问题的研究只限于自杀率与各种社会因素关系的描述，至于这些社会因素如离婚、失业等为什么会造成一定比例的人们自杀缺乏细致具体的分析。
从日常经验来看，离婚者有的自杀有的不自杀，这是为什么？
同样信奉新教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不自杀，这又是为什么？
单纯描述自杀率的社会变化尽管可以扩展读者对于自杀问题的认识，使得读者不再仅仅把自杀看成是一种孤立的个人行为，但实际上却没有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自杀的原因。
要想深刻地理解自杀的原因，就必须在迪尔凯姆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追问：
离婚、失业、疾病等等生活中的挫折如何能够导致自杀可能性的上升，如何会使一个人毅然地放弃生命？
迪尔凯姆还认为，宗教信仰对于自杀具有预防作用，原因在于它“可以维持一定强度的集体生活”。
但是，他同样没有回答这种“一定强度的集体生活”究竟是如何达到预防自杀的目的的。
与迪尔凯姆开创的社会学路线不同，心理学领域特别是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学者们主要是从人类的本能、无意识、人格特征、早年经验或社会学习行为等角度来寻找自杀的原因的。
在这方面，精神分析学派的贡献最大，观点也最鲜明。
弗洛伊德早年曾经把自杀看成杀是个体对自我的攻击，当个体出现抑郁、悲伤、焦虑而又不能得到解决时，并会将自己作为攻击对象。
后来他又将自杀解释为人的“死亡本能”。
在他看来，人有两种本能，一种是生命的本能，一部分是死亡的本能，他们分别形成人格系统中的建设性倾向和破坏性倾向。
健康的人格取决于这两种人格倾向的平衡和中和。
但是，当死亡的本能与破坏性的倾向过于强烈，生命的本能和建设性倾向无法起到平衡和中和作用时，人格就会出现病态，出现死亡或自我毁灭的可能。
死亡的本能指向他者就成为他杀，指向自我就成为自杀。
弗洛伊德的观点直接影响了门林格尔。
门林格尔认为，“我们每个人身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强烈的自我毁灭倾向，这种倾向在许多环境因素汇合起来的特殊情况下，就会导致实际发生的自杀行为。
”[16]在门林格尔看来，当人身上固有的自我毁灭倾向在向外释放遭遇障碍并无法得以突破时就有可能转过来指向自我，从而发生自杀行为。
例如，有个男孩遭到父亲的责骂后就上吊自杀了。
在门林格尔看来，这个男孩子真正想杀死的人其实是他的父亲。
但是由于父亲比自己有力气，无法实现目标，或者是考虑到杀死父亲会遭遇强大的伦理责备，或者他害怕由此而坐牢等，最后就把破坏性冲动转向自身，并由此达到对父亲的反抗与惩罚。
基于这种认识，门林格尔认为，“我们确信自杀不能被说成是遗传、暗示的结果，也不能被视为往往在先就有的适应失调的结局。
毋宁说，我们早在自杀完成之前很久，就能发现自我毁灭倾向逐步发展的最初征象。
”[17]为此，他把酒精癖、自我伤害、性无能、有意造成事故等行为都看成是自杀行为，是逐步走向毁灭的先兆。
心理学领域的精神分析学派不仅力图对自杀的原因进行解释，而且还根据自己的解释发展出一套实用的干预、救治和人格重建的技术。
这一点要比社会学家来得积极。
在迪尔凯姆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我们似乎看不到这种积极的应对自杀问题的意见或建议。
也许他们作为个人对于自杀者还是充满同情的，但是他们作为社会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自杀者却是冷漠的，一个人自杀的社会学意义不过是又提供了一组可以加以记录、整理、分析的数据信息，如种族、性别、年龄、职业状况、婚姻状况等等。
然而，精神分析学说对于自杀问题的解释尽管在逻辑上有其合理性，但是在经验层面上却很难得到证实。
特别是“死亡本能”及其投射的路线转向的说法如何能够得到验证？
他们所强调的一些早期创伤如何在后来的某一时间点上成为导致自杀的直接原因？
精神分析学家所提出来的一些干预、救治和人格重建技术——提供合适的供破坏性冲动发泄的替代对象、积极开展那些能够使破坏性冲动得以发泄的活动如运动、游戏、实业等——如果确实发挥了良好作用的话，究竟是如何实现预期目的的呢？
这些问题，还都有待做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在我国心理学界，人们习惯上将自杀看成是人格障碍特别是抑郁症的结果。
每当有人自杀，人们就会自然地认为自杀者具有抑郁性格。
一种自杀行为，不管引发的直接具体原因是什么，只要能够找出自杀者曾经或正在患抑郁症的证据，所有的相关人员哪怕是具体“创伤性事件”的肇始人都可以免受良心的责备。
反过来说，一旦某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人们就会担心他/她会走上自杀的绝路。
在整个社会看来，自杀源于抑郁症，抑郁症会引起自杀。
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心理学的解释？
首先必须承认，抑郁症与自杀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
这些关联表现现在三个方面：
产生抑郁症和引发自杀的一些具体创伤性事件可能是相同的，如病情恶化、亲人病故、工作遇挫、财产损失等等；抑郁症患者和自杀者会有许多共同的情绪反应或行为表现，如感到孤独、苦闷、焦虑、无助、急躁、自卑等；抑郁症患者和自杀者在行为特征上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但是两者并非就是一回事情。
有研究表明，自杀者中患抑郁症的比例占到15-30%，也有的人认为，这一比例估计过高，实际自杀者中患抑郁症的不到1%[18]。
经常的情况是，人们将自杀者彷徨在死亡线上的各种表现都归结为抑郁症候。
因此，尽管抑郁症会引发自杀，但是抑郁症还不能被认为是引发自杀的直接原因。
有许多的自杀根本就与抑郁症这种精神疾病无关。
如果考虑到自杀不是一种生物本能使然而是一种主体理性选择的过程，那么将自杀归因于抑郁症就更加不可靠。
三、自杀源于人生意义的匮乏
从自杀者留下的大量遗书来看[19]，他们反复提到的人生感受就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没有必要再活下去了”、“没脸活了”、“生不如死”、“活在这世界上完全是多余的”、“活着没有意思”。
这些感受在一些遗书中还以反问的方式出现，如“我是谁？
”“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等等。
可以认为，正是这些感受导致了自杀者下定决心走上了不归的道路。
这些感受都属于“人生意义”感受，在一些遗书中也直接表达为找不到“人生意义”。
心理学家在自杀者那里看到的孤独、苦闷、焦虑、无助、急躁、自卑等情绪体验，也知识匮乏意义感所引发的伴生物。
看来，不管引发自杀者采取自杀行为的具体社会事件是什么，也不管自杀者人格类型属于哪一种，真正直接引发自杀者采取自杀行为——在某一时刻下定决心结束自己生命——的是这种人生意义匮乏的感受。
生命的无意义感吞噬了生命的希望。
这也正如弗兰克所说，“我要大胆地说，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
”[20]
然而，尽管人们时常能够体会到人生意义，人们也都在追求人生的意义，但对于究竟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却一直缺乏清晰的界定，对于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意义体验匮乏也缺乏清晰的解释。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人生意义的体验和反问很模糊，例如，像“没脸活了”、“生不如死”、“活在这世界上完全是多余的”、“活着没有意思”这些话究竟要表达什么样的心境和感受呢？
在一些人生哲学论著中，论者们对人生意义的分析也不够清晰，经常地与人生目的、人生价值等同起来，把人生目的和价值的实现看成是意义的实现，似乎有目的、有价值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
有的论者初步意识到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之不同，但对于两者究竟如何不同又如何相关言之不祥，在论述过程中还出现并用和互用的情况[21]。
就连以创立“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闻名于世的精神病学家弗兰克（Frankl,V.E.）博士在谈到人生意义概念时也闪烁其词，有时将其看成是“生命中一种原始的力量”，有时将看成是“对存在危机的克服或超越”，还有的时候将其解读为“对未来所抱有的某种希望”。
因此，探索人生意义的概念，从理论上给人生意义一个清晰的界定，就成为理解人生意义问题并从而理解自杀现象所必需的工作。
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
以个人的观察、阅读和省思来说，人生的意义既与人生的价值不同，又与人生的事实不同。
人每天总要做很多事情，像衣食住行、劳动交往等；人还有自己的生物、生理、心理和社会等特征，像高矮胖瘦、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职业身份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人生的事实。
人生的价值是对人生事实有用性的评价。
平常人们所说的实现人生的价值，不过是从个体或社会的立场来讨论如何增加事实人生的有用性罢了。
这种有用性大小的评判标准不是完全从个体出发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由历史和社会所提供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可以依照某些公认的社会标准进行价值的比较。
一个人如果对于自己和社会的有用性（贡献）大，那么这个人的价值也就越大；反过来，一个一无所能以至于一无所用（没有多少贡献）的人的价值就要小。
人的现实生活都是遵循价值法则的，也就是说，都是受某些价值目标指引的，旨在追求某些价值之物（财产、权力、名誉、爱情、审美、友谊、健康等等）。
在此层面上，可以将人看成是追求价值的动物，有一种追求价值的意志（willtovalue）。
不理解人所持有的价值原则或价值目标，就不能理解人的行为。
不理解自我所持有的价值原则或目标，也就不能理解自我的行为。
人生的意义是对人生价值合理性的反思与体验，反思是途径，价值合理性是对象，精神体验是结果。
如果人们在对自己所坚持或追求的某一种价值目标合理性的反思后产生了肯定性的体验，那么这一价值目标的意义就向她/他呈现，她/他就会产生“有意义”的体验；如果产生的是否定性的体验，即这一价值目标的合理性丧失，那么她/他就会感到“无意义”，同时伴随着“荒谬”、“可笑”、“不可理喻”等心理感觉和精神体验。
[22]如果人们的这种无意义感只是局限于某些具体的价值目标上，那么还不足以导致自杀。
但是，如果这种丧失合理性的价值目标是个人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那么个人反思后所产生的无意义感就有可能从这一具体价值目标扩展到整个的人生，会认为整个人生都是无意义的、荒谬的和可笑的。
如果个人不能经过别人的帮助或自己的努力，重建这种核心价值的合理性，那么这种强烈的、持续的人生无意义感就会将其引向死亡的道路。
分析自杀者所留下的遗书，可以发现这种由个别价值目标合理性丧失所引发的整个人生价值合理性丧失从而产生人生无意义感的思维过程和精神体验。
以我国著名文学艺术和翻译家傅雷先生为例。
傅雷在遗书中写道：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
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未不曾有过变天思想。
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至因之而判重刑。
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23]这段话是整篇遗书中最重要的部分，交代了导致自杀的原因，其他的都是具体事务的交代和安排了。
从这段话和其他相关材料来看，别人解放前在傅雷家里寄存的东西让他在政治上蒙受了不白之冤，这本是一项具体的政治事件，它早晚会得到澄清。
这件事情本身也不会导致傅雷之死，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
但是这件事及其造成的消极影响威胁到傅雷人生的核心价值——对国家热爱和政治上的忠诚。
当傅雷长期以来所信奉和实践的人生核心价值受到否认之后，可以想象，他会产生多大的无意义感和荒谬感。
遗书中最后两句话的内容和语态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这种巨大的无意义感和荒谬感。
傅雷之死，与同时期其他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之死一样，对于国家民族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但于他们自己未必不是一种解脱。
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谁能忍受那种价值合理性被否认后产生的巨大无意义感和荒谬感？
！
四、教育与人生意义匮乏的救治
如果说自杀果真源于人生意义的匮乏，源于作为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合理性的丧失，那么教育能够为预防和干预自杀做些什么呢？
一个基本作用是：
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不断获得或重建价值的合理性，获得或重新体验到生活的意义，获得或重新寻回生活下去的理由与根据。
鉴于人生意义的内在性和生成性，教育不能直接给予人们以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必须独自去发现，但是教育确实而且应该帮助人们去发现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意义。
弗兰克也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弥漫着无意义感的时代里。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里，必须仰赖教育。
不仅为增进知识，而且要纯化良心，使得人人皆有足够的聪明，以便能够辩明暗藏在每一个个别情景中的要求。
”[24]弗兰克把作为社会价值无意识的“良心”比喻成“意义器官”[25]，通过对它的唤醒可以引导人们寻找到意义。
教育要想与人生意义的匮乏做斗争，要想能够发挥预防和干预自杀的作用，首先必须明确自己在这方面所担负的神圣责任。
教育是一项人道主义事业。
教育者不能对自杀问题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自杀问题无动于衷[26]，或者仅仅满足于善后处理。
尽管根据教育部出台的有关学生意外事故处理意见，学校或教育者对于非由教育因素直接引起的学生自杀不负担任何责任，但是每一位有良知的教育者都会对学生自杀痛心不已。
教育应该教人活，应该教人更好地更幸福地生活。
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就必须放弃驼鸟心态，直面自杀问题，深思自杀问题折射出来的现代人生意义危机与教育危机，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防患于未然。
反思我们目前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换句话说，针对目前整个社会包括青少年中间存在的意义危机，教育者还可以做得更多。
其次，教育要想与人生意义的匮乏做斗争，要想能够发挥预防和干预自杀的作用，必须对意义危机的社会根源有清醒的认识。
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上因为巨大的意义危机最终走上自杀道路的人总数比较起来还是不多的，然而，受不同程度无意义感困扰的人更多，是自杀者的十倍、百倍或千倍。
如果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人：
“老兄，最近过得怎么样？
”得到的答案十有八九是：
“老样子”，“就那样”或“马马虎虎”。
这些回答有些是出于礼节性的应付或搪塞，但大多数情况下也折射了人们低水平的生活意义感受。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和社会转型有关。
当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社会转型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这种转型表现在文化生活领域中就体现为传统价值合理性的丧失和新的价值合理性的重建。
导致传统价值合理性丧失的因素复杂多样，就其大者来说包括了信仰的缺失、个人主义的盛行、狭隘功利主义的扩展等等。
在人类文化史上，信仰长期作为价值生活的依据。
有坚定信仰——不管是宗教的信仰、政治信仰或是职业的信仰——的人是从不缺乏价值合理化能力的。
然而，现代社会似乎正在经历一个信仰的低谷，不仅有信仰的人数在减少，就是那些宣称自己有某种信仰的人对于信仰之物的态度也远非精神性的而表现为物质性的或实用性的。
社会的亲密关系像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朋友关系等在很多情况下也能够提供价值生活的依据，“为爸爸妈妈活”、“为爱人和孩子活着”的说法并不少见。
不仅如此，社会亲密关系的在个人遭遇意义危机时还能够给人以支持、开导、帮助、启迪、宽慰等等。
不幸的是，这个时代盛行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极端个人主义逐步导致社会亲密关系的解体，信奉个人主义或受个人主义支配的人们努力地在个人身上寻找价值生活的依据，他们的口号是“我为自己活着”。
可是自己恰恰不能成为自己价值生活的理由，这真是人生的吊诡之处。
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扩展使得人们误以为占有得越多、价值目标实现得越大人生就越有意义，从而使人们普遍地产生“意义错觉”——误将人生意义等同与人生价值，从而使得人们在实现价值的同时却没有产生丰富的意义体验。
一些成功人士莫名其妙的自杀盖属于这类。
所以，在社会转型时期，教育者应该对导致人们包括青少年学生产生无意义感的社会因素有全面了解和深刻把握，并在教育活动中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分析和改变，从源头上为价值合理性的获得或重建创造条件。
再次，教育要想与人生意义的匮乏做斗争，要想能够发挥预防和干预自杀的作用，就必须对价值观教育进行深刻的反省。
价值观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应该担负起培养青少年学生价值理性的任务，帮助他们应用理性来审视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或个人经历中所形成的一些价值观念，从而不断地提高他们理性地理解、选择和反思价值观的能力。
有了这种意识和能力，当他们面对一些价值合理性丧失（如升学失败、爱情遇挫、职场失意、家庭不幸等等）时，就能够平静地对待，并自主探索重构价值合理性的可能，重新获得人生的意义感。
然而，受制约于种种复杂的因素，当前学校中的价值观教育灌输、说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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