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介思想和成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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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介思想和成就
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介思想和成就
朱宏达，吴洁敏
（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
文章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从三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译介过程及其贡献：
朱生豪是我国解读说不完、道不尽的莎士比亚的第一人；朱译莎剧质量之高“迄今仍无出其右者”；朱生豪是不屈不挠、立志填补中国文化空白的民族英雄。
关键词：
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翻译
ZhuShenghao'sTranslatingShakespeare'sdramasandhisachievements
ZHUHong-da,WUJie–min
（SchoolofChines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28）
Abstract:
Withthereferencetoamassofliteraturematerial,thispapercomprehensivelyintroducestheprocessoftranslatingShakespeare'sdramasbyZhuShenghaoandhiscontributionsfromthreeaspects:
（1）ZhuShenghaowasthefirsttointerpretShakespeare'sprofoundworks;
（2）ThequalityofZhu'stranslationofShakespeare'sdramasisthebesttillnow;（3）ZhuShenghaowasanindomitablenationalherowhoresolvedonfillingtheChineseculturalgaps.
Keywords:
ZhuSheng-hao;Shakespeare;drama;translation
朱生豪（1912.2.2—1944.12.26）是嘉兴人民的儿子，也是嘉兴的骄傲。
他在抗战前后最艰苦的10年中（1935—1944），在贫病交加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以非凡的毅力翻译出莎士比亚戏剧31个半（其中半个在逃亡中遗失）。
他替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功不可没。
然而，他所译的莎剧是在他离世3年之后出版的（即194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27种），从此填补了中华文化的空白。
1954年，在冯雪峰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31种。
这是新中国给朱生豪的最高荣誉。
1955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了朱生豪和虞尔昌合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我国终于有了一套完整的莎氏全集。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对朱译莎剧31种进行校订，并补译了朱生豪来不及翻译的6个历史剧和十四行诗，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11卷本。
成为读者心目中最喜爱的经典名著之一。
此后，《朱生豪传》、《诗侣莎魂》以及《朱生豪书信集》等相继问世。
随着中国莎学的逐步普及，朱生豪的名字愈来愈为海内外的朱译莎剧读者所知晓。
朱生豪的动人事迹也愈来愈多地进入当代名家名师的视野。
这是淡泊名利的朱生豪生前所未曾料到的。
其中有两件事必须强调：
一是1988年8月，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册的《文汇月刊》，率先刊登了《朱生豪传》的部分重要章节，把此前鲜为人知的莎剧译者的动人事迹公之于众，破解了莎剧译者之谜，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
其编者按称：
朱生豪为介绍西方最伟大的作品作出不朽贡献。
而译述质量之高，迄今仍无出其右者。
二是1989年12月，在朱生豪逝世45周年纪念日，中国翻译家协会上海分会草婴、方平等一行20余人，慕名专程来到嘉兴朱氏故居，给朱生豪遗孀宋清如赠上一幅鐫有“译界楷模”四个大字的匾额，至今高挂在宋清如晚年的卧室。
而“译界楷模”则不仅是对朱生豪的最高褒奖，也是对他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我国解读说不完、道不尽的莎士比亚的第一人
英国伟大作家莎士比亚早在120多年前就被介绍到中国，而他的作品则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传入我国。
从1921年田汉所译《哈姆莱特》，到1978年出版莎氏全集，其间经历了57个年头。
这中间，唯有朱生豪是竭尽全力译莎，乃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为了翻译莎剧、保持莎剧神韵，对莎士比亚作过深入的研究，提出过不少精辟的见解。
朱生豪对莎剧的深入理解，来源于他对莎氏的真诚崇拜、对莎剧的钻研以及和世界各国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的广泛比较之上。
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接触过《哈姆莱特》和《凯撒大帝》等莎剧英语片段。
大学时读过牛津版莎剧原文。
上海工作期间，他以世界书局特约的莎剧翻译者身份，搜集了莎士比亚有关资料不下一二百种，阅读钻研莎氏全集十多遍。
自称：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习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
”①可见朱生豪是一个十足的“莎迷”。
莎剧是人物典型性、内涵丰富性和情节生动性的完美融合。
朱生豪对莎剧的笃好，使他连带对文学品类的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说：
读戏曲，比之读小说有趣得多。
因为短篇小说太短，兴味也比较淡簿一些；长篇小说又太长，读者的兴味有时要中断。
但戏剧如五幕一本的就不嫌太长，也不嫌太短。
因为是戏剧的缘故，故事的结构必然是非常紧凑的，个性的刻划必然是特别鲜明的。
剧作者必然希望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不懈。
因此所谓“戏剧的”一语，必然含有“强烈的”、“反对平铺直叙”的意味。
如果能看到一本好的戏剧的精采的演出，那自然是更为有味，可惜在中国不能多作这样的奢望。
中国式的戏院，一概晚上七点钟开锣，总要到十二点才散场。
要是轰动一点的戏剧，那么也许四点半钟场子里已经有人了。
时间的浪费真可怕。
再加之以喧闹的锣鼓，服装的眩目的色彩，疲狂的跌打，刺耳的唱声，再加之以无素养的观众的叫唤，拍手以及其他一切嘈杂的声音，也许会使一个健康的人进去，却变成一个神经衰弱者出来。
朱生豪对30年代上海舞台剧上演情况的批评是尖锐的。
也许这正是刺激他从事莎剧移植的一个原因。
他要完成莎剧的移植和莎学的研究，对中外古今大作家及其作品做了广泛的调查，才在比较中认识莎士比亚的伟大。
他对英国的著名作家一一剖析，乃至把英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等逐个比较，既有文学史纵向的考察，又有作家群横向的比较。
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大量地谈到他读这些外国名著后的感想。
他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好得很”、法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译得不好”，意大利薄迦丘的《十日谈》“文笔很风趣，但有些地方姑娘们看见要摇头，对女人很是侮辱的。
古人不免如此。
而果戈里的《钦差大人》居然很卖座，兴许是原剧通俗的缘故。
”被改编为电影的普希金《杜勃劳夫斯基》则“清丽极了”。
他比较喜欢俄国的契诃夫，胜于法国的莫泊桑。
他说：
法国的作品总是描写性欲的地方特别多，莫泊桑的作品里大部分也尽是轧姘头的故事（写得极美丽诗意的也有，写得极丑恶兽性的也有），大概中文已译出来的多是他雅驯的一部分，太纯洁的人还是不要读他的全集好。
法国的写实派诸大家中，Balzac（巴尔扎克）、Zola（左拉）自然是非常伟大的名字，但以文字的技术而论，则未免散漫而多涉枝节，不如Flaubert和Mavpassant（莫泊桑）的精练。
但以我个人的趣味而论，较之莫泊桑的短篇，我总觉得更爱柴霍甫（今译为契诃夫）的短篇，这并不是说前者的评价应当在后者之下，而是因为一般而论，我喜爱俄国文学甚于法国的文学。
他认为同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要比乔治"爱略特好得多。
“狄更斯的作品即使不能达到艺术上的高峰，也总是非常有感情的文字。
我读他的小说，总不能不流泪。
”但一般而论，“狄更斯的作品结构都失之散漫。
因此，改编为电影很不易讨好，全剧精彩的地方都只在各片段。
但创片者的努力是可佩的。
”另一位英国小说家塞克瑞的《名利场》，也是“一本入木三分的辛辣的悲剧。
”其他如劳伦斯、阿诺德、本涅特、勃郎宁（诗人）等人的作品，也一一阅读。
但认为英国小说无论如何赶不上法国和俄国，像福洛贝尔（Flavbept）、屠格涅夫（Furgeniev）之类的天才，英国毕竟没有。
所以，莎士比亚戏剧在英国文学史上就有了更加举足轻重的份量。
虽然他自认为受英国文学浸润较多，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译述莎剧以前，曾经对世界各国文艺，作过多么详尽的考察。
如果没有对外国文艺从宏观到微观的广泛涉猎，他是不可真正掂量出莎士比亚戏剧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份量和地位的。
他明确说过：
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祠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
此四子者，各于其不同之时代及环境中，发为不朽之歌声。
然荷马史诗中之英雄，既与吾人之现实生活相去过远；但丁之天堂地狱，复与近代思想诸多抵牾；歌德去吾人较近，彼实为近代精神之卓越的代表。
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
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
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
除了肯定莎士比亚的伟大和莎剧角色的现实性、典型性和充分的人本主义以外，朱生豪还精心编写了《莎翁年谱》；对莎剧的分类、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根据莎剧的性质，可以将莎剧分为“喜剧”“悲剧”“史剧”“杂剧”四类。
而把莎士比亚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
他认为，自1590年至1594年是莎氏写作之初期。
此期作品大多改编旧剧，其创作者亦未脱摹拟他人之痕迹。
喜剧方面受黎利葛林之影响，悲剧、史剧则受马洛之影响。
他认为，自1595年至1601年是莎氏写作之第二期，“最佳喜剧均于此期产生”。
他认为，自1602年至1609年是莎氏写作之第三期。
此期莎氏几以全力专心写作悲剧，为其艺术成就之极峰。
自此以后，莎氏似乎在精神上受到一度重大的打击，使文章中引文除特别说明的以外均出自朱生豪《莎翁年谱》。
他对人生的痛苦，虚伪的世相和复杂的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他创作生活中的第三期中，他几乎倾其全力于伟大的悲剧，但它们都充满着辛辣的讥刺，和前期作品中轻快的情调显然异趣了（见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一辑提要》）。
他认为，自1610年至1613年是莎氏写作之第4期。
此期作品极少，多为悲喜杂糅之传奇剧，而以复和团圆为结束者。
除《暴风雨》外，文笔远较前期为松懈而散漫（以上除注明者外均据生朱豪《莎翁年谱》）。
莎剧的优劣得失也是有争论的。
朱生豪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对《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等四本公认的“四大悲剧”相当推重。
他认为：
在这些作品中间，作者直抉人性的幽微，探照出人生多面的形象，开拓了一个自希腊悲剧以来所未有的境界。
……关于这四剧的艺术价值，几乎是难分高下的。
《哈姆莱特》因为内心观照的深微而取得首屈一指的地位；从结构的完整优美讲起来，《奥瑟罗》可以超过莎氏其他所有的作品；《李尔王》的悲壮雄浑的魄力；《麦克佩斯》的神秘恐怖的气氛，也都是戛戛独造，开前人所未有之境。
“四大悲剧”虽然是各有特色，但朱生豪对《哈姆莱特》最喜爱。
早在1935年他给宋清如的信就提到：
昨夜读《Hamlet》（《哈姆莱特》），读到倦极了。
一看钟已快一点，可还刚读完三幕。
《Hamlet》是一本深沉的剧本，充满了机智和冥想，但又是极有戏剧效果，适合于上演的。
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一个理由是因为他富有舞台经验，所以他的剧本没有一本是沉闷而只能在书斋里阅读的。
譬如拿歌德的《Faust》（《浮士德》）来说吧，诗的成分太多而戏剧的成分缺乏，尽管他是怎样伟大，终不免是使现代人起瞌睡之思的作品。
但在莎氏作品中，则这两个成分同样地丰富。
无论以诗人而论或是以戏剧家而论，他都是绝往无继的。
此外，《威尼斯商人》的轻快明朗，《无事烦脑》的轻松幽默，《暴风雨》的取材神怪和老笔浑成，《仲夏夜之梦》的轻倩抒情和狂想，《泰脱斯"安特洛尼格斯》的残酷血腥渲染等等不同特色的莎剧，也都在朱生豪的笔下得到有血有肉的分析。
对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败笔”，也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论。
因为他虽然把莎士比亚看作是伟大的作家，但并不以此作为偶象崇拜。
他说：
《血海歼仇记》是“全集中最失败的作品。
除了野蛮的残杀和报复以外，粗疏陋拙，不近人情，简直一无可观。
”难能可贵的是，朱生豪极其注重戏剧艺术的辩证法。
他认为《血海歼仇记》虽然一无可观，但莎氏经过这一次失败后，即绝笔不再写此种文字，而在经过数年以后，接连写出许多的剧作，“这中间的惊人的进展，不能不令人咋舌”。
同样，《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是继《所罗门雅歌》以后一首最美丽悱恻的恋歌，却“并没有对于人性的深刻的解剖”。
戏剧创作的失败和成功，戏剧艺术成就的高低优劣，常常是如此反复交叉的，这是朱生豪评莎过程中经常注意的一个原理。
至于莎剧中的膺品，例如：
《黄金梦》不纯粹是莎翁的手笔，《沉珠记》只有少数几行出于莎氏之手，等等，朱生豪在前人考证基础上也加以一一甄别，提出自己的看法。
莎士比亚笔下的典型人物更是不能不引起朱生豪的特别关注。
除了对“四大悲剧”主人公的充分肯定；除了《仲夏夜之梦》仙童迫克是永久的青春的象征；除了浦细霞、罗瑟林、琵菊丽丝、薇俄拉这一群聪明机智活泼伶俐的少女；除了寄托着下一代青年男女希望的密兰达、茀迪南、珀娣妲、茀洛利泽等，评价最高的莫过于约翰"福斯泰夫这一伟大泼皮的现象。
朱生豪认为：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是莎氏奉伊莉莎白女王之命而写作的。
因为他在史剧《亨利四世》中创造了约翰"福斯泰夫爵士这一个丑角，获得绝大的成功。
所以伊莉莎白叫他就用福斯泰夫作为主角，另写一个剧本，结果就产生了这一本在薄伽邱（Boccacio）式的幽默之上，加一些英国乡土色彩的趣味洋溢的笑剧。
朱生豪对宋清如说过：
“我所最看重、最愿意以全力赴之的，却是篇幅比较最多的第三分册，英国史剧的全部（1947年《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出版时，因史剧未译完，所以才将杂剧编为第三辑。
）不是因为它比喜剧、悲剧的各个剧本更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从未被介绍到中国来。
这一部酣畅淋漓一气呵成的巨著（虽然有一部分是出于他人之手），不但把历史写得那么生龙活虎似的，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精细的性格描写。
尤其是他用最大的本领创造出Falstaff福斯泰夫。
（你可以先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间认识到他）这一个伟大泼皮的喜剧角色的典型，横亘在《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各剧之中，从他的黄金时代一直描写到他的没落。
然而中国人尽管谈莎士比亚，谈哈姆莱特，但简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同样伟大的名字。
”
福斯泰夫这个形象，就其典型的深刻性来说，可以和西班牙的堂"吉诃德、中国的阿Q相比。
然而中国的读者只知道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却很少知道福斯泰夫。
朱生豪这一分析确实反映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某些实际情况。
其实，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莎士比亚作品人物，被提得最多的正是福斯泰夫，前后共有32次之多。
马克思说：
“不朽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是“卡尔"福格特的老祖宗”。
朱生豪对莎剧的细致解读，实际上把马克思说的“莎士比亚化”阐述得更加具体化了。
朱生豪深刻解读莎士比亚，更是把莎剧读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真知灼见，完全是他从宏观到微观精心求索的结果。
二、朱译莎剧质量之高“迄今仍无出其右者”
上个世纪初，世界莎学研究已经蓬勃开展，而中国还处在莎学的开创时期。
虽然，莎士比亚戏剧已经零星地传入中国，但高水平的莎剧译作和评论似乎还不多见。
朱生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在中国普及莎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莎氏的37个剧本中，朱生豪译了31个半（半个译稿在“十年浩劫”中轶散）。
不仅在数量上朱译为最，而且在质量上也不愧为翻译文学中的杰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朱生豪译莎前，已译出的莎剧有《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等12种，计20多个译本。
但自朱译问世以后，在这众多的译本中，谁也不能否认朱译的质量是出众的。
方平在他《威尼斯商人》译本的“译者的话”里写道：
《威尼斯商人》的中译本，译者手边有这样四种：
顾仲彝译（梁实秋校） 新月版1930年
梁实秋译 商务版1936年
曹未风译（称《威尼斯商人》） 自印1946年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世界版1947年
在上述四个译本中，以文字的妥贴和流畅而言，该以朱译本为第一。
这是可以肯定的。
阅读朱译莎剧，随时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美的享受。
这是因为作者在用散文体再现莎氏无韵诗体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汉语言文字的音乐美，讲究平仄、押韵、节奏等声韵上的和谐。
不但是剧中的译诗，就是对话也大量运用了诗的语言，朱译莎剧简直是诗化了的散文。
人们一致公认莎士比亚是语言大师，他的词汇丰富得使他有时几乎近于挥霍。
莎士比亚戏剧中使用的词汇量多达24000多个，成为世界之“最”。
而朱生豪要译述他的剧作，不掌握极其丰富的汉语词汇，也是无法完成这个巨大工程的。
朱生豪以其深厚的英语水平和国文基础，恰如其分地将原作翻译出来，而且充满了神来之笔。
资深外语教育家许国璋在《梁实秋谈翻译莎士比亚》一文按语中说：
“梁也提到朱生豪所译莎剧27种。
我们追忆往昔，对比梁朱境遇，后者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
以一人之力，在不长时间里完成译事。
是由什么动力?
我想首要的是天才的驱使。
朱翻译是行云流水。
即晦涩处也无滞重之笔。
译莎对他肯定是乐趣，也是动力。
境遇不佳而境界极高。
朱译不同于他人也高于他人，原因在此。
”（《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
北大外语系的许渊冲教授认为：
朱译莎剧是“名译”。
朱生豪是“才高于学”。
他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最后两句为例：
“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
”
这两行译文如果和曹禺的直译比较：
人间的故事，不能比这个更悲惨。
像幽丽叶和他的柔密欧所受的灾难。
“比较以上翻译文，就可以看出朱译的艺术手法。
他把‘人间'拆译为‘古往今来'；把‘故事'，具体化为‘离合悲欢'；又把‘悲惨'拆译为‘哀怨辛酸'。
如果要用数学公式来表示这样的翻译法，那大致是：
‘4=1+1+1+1'。
另一方面又把不言自明的‘幽丽叶和他的柔密欧'删掉了。
这种减词不减意的译法，也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
‘4-2=4’；由此可见，朱翻译能够曲折达意、婉转传情、用词高雅。
可以说是一种再创作的译法。
”
难怪著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张泗扬教授要说：
“朱生豪的译文，超过了莎士比亚原文。
”
曾任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虞尔昌教授，用10年时间翻译了未曾公开出版的10个莎氏史剧和十四行诗，于1957年在台湾出版了朱虞合译的《莎士比亚全集》。
他对朱生豪非常佩服，说：
“朱氏虽属年青一代，而所译信达雅三者都已做到。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出其右者。
”又说：
“朱生豪的文章十倍于我，不幸早逝，为我国文坛一大损失。
”可见虞尔昌不仅是朱生豪在海峡彼岸的知音，也是朱译莎剧的敬慕者。
1947年秋，当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千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
李赋宁先生在《浅谈文学翻译》一文中指出：
我们认为，好的文学翻译家应能运用译文语言最自然的表达手段来表达原文的意思和风格，内容和形式。
翻译家不要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细节（例如词序、句子结构、句型等），但必须对原文总的语言特点（全文的结构、着重点、修辞手段、气氛和感情效果）牢记在心，也就是说，对原文要窥全豹，要胸有成竹，然后把原文投入翻译家的语言炼金炉中，加以熔化、分解，重新组合，再创造，结果产生出最自然、最通畅的译文。
这样翻译家就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李先生提出了自己对优秀翻译作品的标准以后，即以朱生豪的《理查二世》中的一个片断为依据，证明了他的译作就是实践了上述理论，达到了典范的翻译文学作品的标准。
他说：
“通过再现莎士比亚无韵诗体的口语节奏，朱生豪先生使自己的译文获得流畅、自然的效果。
”“另一方面，朱先生的通畅、自然的译文又能紧扣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
”接着，他列举了不少实例，他说：
“朱先生把butmytimeRunspostingoninBolingbroke'sproudjoy，WhileIstandfoolinghere，hisJackoftheclock译为“可是我的时间在波朴勃洛克的得意的欢娱中飞驶过去，我却像一个钟里的机器人一样站在这儿，帮他无聊地看守着时间。
”朱先生把Bolingbroke'sproudjoy译作“波林勃洛克的得意的欢娱”尤其把Istandfoolinghere，hisJaskoftheclock译成“我却像一个钟里的机器人一样站在这儿替他无聊地看守着时间”这些都译得非常好。
尽管他的译法和原文的字面意思有出入（例如把proud译成‘得意的'，把分词fooling译成副词‘无聊地'）尽管他的译法和原文的句子结构不尽相符，尽管他的译文给原文加了字（例如‘看守时间'在原文里并没有出现），但是朱先生对原文的意思却吃得非常透，他的译法把原文的意思十分准确、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在译Jackoftheclock这个英语名词短语时，朱先生简炼地把它译为“钟里的机器人”，同时又极为巧妙地把这个机器人的作用（看守时间）和分词fooling结合在一起，译为“替他无聊地看守着时间”。
这种译法可以说是达到了化境。
它可以说明我在上面所说的“熔化、分解、重新组合”的过程。
”
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翻译通讯》1983年第七、八期）一文中也指出：
“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词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译著问世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
”
朱译莎剧能有如此流畅精美的文字，在于他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和语文功底。
一代词宗夏承焘早在朱生豪大学时期就称赞他才华出众，极可钦佩，是之江办学数十年来的不易之才。
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施蛰存，读了朱生豪遗词20首以后，非常吃惊。
立即在1988年7月，《词学》第六辑撰写了《编者附记》：
“杭州大学朱宏达同志寄来朱生豪遗词二十首，我才知道朱生豪除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之外，还能做旧体诗词，而且做得这么好，因此我赶紧编入本刊，使阅读他译的莎士比亚剧本的人，明白他有如此好的语文基础，译莎氏名剧才能做到达与雅，胜人一筹。
同时也愈加悼惜这位英俊才人的不幸早世。
镲读朱生豪词，想象当年之江大学人才济济，在东方六个教会大学中，实在未必如一般人评价的“之江最
差”。
不过，之江许多英俊人才，都过早地下世，如任心叔（任铭善）、张荪移（张荃），我至今还深为悼念。
”
有人认为，朱译本中有些是参考了其他译本的。
诚然，在朱译本翻译之前，确有十来个剧本被零星译出。
朱生豪翻译时，开始也确实参考别人译作；但实践中他认为“本意贪懒，结果反而受累”，此后，他就再不敢先看别人译本。
总是等自己译完之后，再参看别人的。
更何况在他所译出的剧本中有一大半还是第一次有中文译本，那是根本谈不上什么参考的。
当然，朱译莎剧并不是尽善尽美的。
限于当时的种种限制条件，书中偶尔也有对原文理解不足而漏译、误译之处。
在洋洋180多万字的译文中，要找几处缺点并不难。
但我们有了朱译本，就有了可以从前人肩膀上向上攀登的条件。
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朱译莎剧所取得的成就再一次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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