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玉器玉料的产地和来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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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玉器批发

关于红山文化玉器采用玉料的产地和来源，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这牵涉到当时红山人的活动方式及后人对红山玉器的认知，不少研究者提出其玉料白、黄等颜色的是新疆和田玉，深绿色的是新疆玛纳斯碧玉，如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它拉的红山文化玉龙，其玉料与通常认为后来才出现的新疆玛纳斯碧玉相似；也有人提出是被称为“老岫玉”的透闪石宽甸玉以及现在大量开采使用的蛇纹石岫岩玉。

其实，上述说法依据均不充分，可能性不大，而红山文化玉器的各种多样性材料取自本区域内的努鲁尔虎山脉却是顺理成章的。

努鲁尔虎山源起于我国河北省东北部、蔓滥于辽宁省西部、延伸至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其山峰峦叠嶂，丘陵起伏，有多种玉石蕴藏。

然而，由于称谓发音出于少数民族语言，名不见经传，人多不识，更不知美玉存焉。

几千年来，努鲁尔虎山玉石或有实用，却充掖它山它处，对此，山伯精魂当会涕零感叹。

通过对红山文化出土文物的观察、分析以及对努鲁尔虎山隐晶质矿物的调查，最终捕捉到了努鲁山玉和红山文化玉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了红山文化玉材即努鲁山玉的结论，与此同时一批努鲁玉雕精品也已经面世，为我国玉苑增添了一朵百花园中的奇葩，辽宁朝阳这块神奇土地上又添了一分异彩。

首先，从地理距离看岫岩乃至新疆都远了些。

新疆离红山文化区域万里之遥，远古时代不大可能大量运来治玉石料；岫岩在红山文化大的范围内，但其地处辽宁东部，和出土大量玉器的红山文化中心区也相距千里，红山人要翻越古时的几条大河及大片的盘锦一带湿地当极为艰难。

另外，包括岫岩玉在内的所有的矿标材料中，并没有发现红山文化玉器中象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的C形龙那样的特有的碧玉。

其次，红山文化玉器材质呈多样性特点，这和古人“石之美者为玉”的认识是相符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人会把和田玉及岫岩玉当作一般的美石看待，而对现在名闻遐迩的这几种“玉”的推崇是后人的事情。

红山文化选材的多样性决定了远古先人不会单为了某一种美石付出今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鲁玉石恰恰又解决了这一问题。

再有，一些学者提出的要找到当时的玉矿矿址，事实上这是没有必要的，很难说史前先人有开采原生矿的能力，便捷的美石采集恐怕会长时间抑制人们开采原生矿的创意。

努鲁尔虎山遍布山地丘陵，沟豁河谷，大大小小的次生矿体应不难找到。

这样的自然环境远比其他崇山峻岭便于美石采集，努鲁玉石当然应运而生了。

我国北方的山系主要有大兴安岭、长白山、燕山，努鲁尔虎山属燕山山脉东段。

它从河北东北部进入辽宁后，横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进入赤峰市敖汉旗境内90余公里，继续向草原腹地延伸，主峰有大黑山、大青山、平顶山等，为西辽河上游老哈河与大凌河的分水岭。

红山诸文化的中心区域和努鲁尔虎山麓的四至范围基本上是重合的，其重要遗址的出土在此区域内也相对集中。

比如，处于努鲁尔虎山东部尾端阜新市的查海遗址、山北坡的兴隆洼遗址和赵宝沟遗址、位于努鲁尔虎山腹地的牛河梁遗址，以及最新发现的山南坡朝阳县的几处上至８３００年下至４６００年的红山诸文化遗址。

这些发现都说明红山文化是依托努鲁尔虎山发生、发展，同时从此出发向四周辐射的。

辽宁西部朝阳市全境两万平方公里各县区均与此山相拥，各种本地努鲁美玉奇石遍布于岩体之中。

这里特别要指出，努鲁尔虎山名称大约只有几百年，而玉石之山的说法却很久远。

《周礼》记载的北镇医巫闾山即泛指燕山山系东段努鲁尔虎山脉，现在专指北宁市的闾山是后来的事情，与长白山系的岫岩似乎关系不大。

汉初《尔雅释器》载有“东方之美者，有医无（巫）闾之琪焉”。

“琪”即玉石的意思。

晋郭璞对其注释为：

“医无闾，山名，今在辽东。

琪，玉属。

”郭璞生于276年，死于324年，其时恰逢东晋动乱不止，地方建制时有变迁。

晋武帝泰始10年置平州，辖辽东、玄菟、昌黎3郡，治所在昌黎（今义县，锦州与朝阳交界处）,后来移回襄平（今辽阳）。

可知那一段时间辽东的治所正在努鲁尔虎山一带。

319年（晋大兴2年）前燕慕容强盛时辽河以东被前燕征服，因慕容都龙城（今朝阳），郭璞将慕容视为辽东豪强，所以原治所泛指意义明显。

据此，郭璞的“今在辽东”当理解为就在辽西。

最后，玉质硬度比较而言，和玉的摩氏硬度为６.5至6.9之间，不同品种略有区别，一般来说青玉硬度稍大于白玉。

岫岩玉的硬度在4至6.5之间，除部分老细玉外大多数的岫玉偏软。

而奴鲁玉石的硬度也在6.5至７左右，接近和田玉，硬于岫岩玉。

其它如光润、色泽、密度等则各有突出之处。

同时，努鲁玉石的硬度也接近红山文化玉器。

和红山文化玉器材料呈多样化特征一样，努鲁玉的多样化特征表现极为明显。

主要表现有四：

一是努鲁树玉，树化石中的玉质结块，为辽宁朝阳所特有；二是努鲁玉髓，辽西一带俗称“火石”，实际为自然界石英隐晶质变种的玉髓矿体；三是努鲁碧玉，褐色较多，也有淡蓝色和绿色，含有赤铁矿和粘土等杂质，润美而敦厚。

四是努鲁美石，有的程度不同地含有蛇纹石或透闪石的成分，红山文化玉器使用了许多接近玉性的材料，俗称本地玉。

努鲁玉系中最名贵的是努鲁树玉，树玉产生于树化石矿床，属于较常见的隐晶质石英族，和所有石英族矿物一样，由化学成分sio2组成。

但只有玉髓体致密结块才能达到宝石、玉器要求的品级。

在矿物学上，玉髓也属隐晶质石英类，有时呈纤维状或葡萄块状，有时呈块状小型矿体，其色常见白、绿、蓝等，具蜡状光泽，硬度摩氏6.5-7上下，密度2.6至3左右。

树玉和玛瑙区别明显，它们虽然在矿物学中同属玉髓类，都是自然界石英隐晶质的变种，但两者的内部质点结构不同。

从矿物学角度看，玉髓是一个总称，努鲁树玉为一特殊的种类，树玉在硅化过程中矿物质的交换结果、完全玉化，玉体通透，和其他声名远播的玉种比，具有独到之处；而玛瑙也为玉髓的一种，不同之处是有明显的纹带构造；碧玉为另外一种，因在矿物成分中混有黏土等矿物杂质,

有的间杂斑点。

碧玉的硬度在6至6.5度之间，在所有矿物中抗撞击的能力较强，也是极佳的雕刻材料。

三者中努鲁树玉价值最高，努鲁玉髓次之，努鲁碧玉和其它杂玉价值较低。

但史前红山人使用本地碧玉较多，一直到辽金时期那种带苍浑气的本地碧玉类玉器还能常见到。

努鲁树玉目前作为一个小玉种蕴含着无穷的潜力。

宝玉石学界一般认为，那些天然形成、有一定硬度、具有美丽、耐久、稀少性和工艺价值的矿物集合体就是宝玉石。

古植物能形成化石的概率很低，形成树玉的概率更小，俨然具备“天然”、“稀少”、“坚硬”和“美丽”四大要素的树玉实属珍罕。

其中，白、黄、红品种瑰丽多彩，晶莹剔透，艺术雕品具有极高的价值。

即便是一般的树化石（硅化木），虽然玉化程度不够，经过打磨也呈现艺术风采，让许多人爱不释手。

最早被红山诸文化先民使用的是努鲁玉系的玉髓类石材。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已经开始制作、使用最原始意义上的玉器，也就是考古学上常提到的“细石器”。

细石器文化是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石器的主要原料之一就是玉髓，它们被打制成多角锥状、箭头状、细长石片（石叶）、小石片等（图版7），已出现复合工具，如以小长石片嵌在骨刀上使用，并已广泛使用弓箭。

我们有理由相信，祖先们是通过制作这些精美的小石片发现后来被称为“玉”的那些美丽、坚硬、光润的石头的。

他们经过漫长时间的辨识、琢磨，终于有一天完成了质的改变，开始了一个玉器时代。

如果这个推论是合理的，红山人只能是向努鲁尔虎山索取。

在这里发现，继而也在这里成器。

也许是巧合，“努鲁尔虎”是一个蒙语称谓，它的来源和红颜色有关。

古代蒙古语里“通红”的读音和“努鲁尔虎”相近，而这一带的岩石由于富有氧化铁物质具有明显的红色调，在承德、朝阳、赤峰等地，红山、红石、红石砬子山、乌兰哈达、乌兰河硕等地名比比皆是。

努鲁尔虎山即“红山”，看来说这“红山文化”即“努鲁尔虎文化”也未尝不可。

扩展阅读：

红山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

红山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20__年07月12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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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认为红山文化玉器的玉质大部分为蛇纹石玉，经过闻广教授等的测定，大部分为闪石玉，只有个别的蛇纹石玉，此外尚有绿松石等。

闻广教授还提到辽宁宽甸出有闪石玉，可资探考。

据辽宁省本溪市乾熙玉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晓辉先生最新调查资料，对笔者说：

“宽甸不产闪石玉。

”同时说：

“发现三星他拉龙原料的新产地。

”２００１年春，北京大学地质系王时麒教授等在承担了辽宁岫岩县所产闪石玉的系统研究之后，对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古玉器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实物论证。

通过走访观察文物部门馆藏红山文化玉器特征，就其玉质、颜色、透明度、矿物组成、玉的结构、物理性质、化学成分等，与新疆和田玉和岫岩闪石玉进行对比得出结论：

“红山文化闪石玉玉料，与新疆和田玉对不上号，主要来源于岫岩满族自治县，说明玉料“就近取材”的观点是正确的。

”①笔者认为“就近取材”应为“就近地区取材”更好。

孙守道先生就玉料来源问题指出：

“红山玉器主要原料若真来自岫岩一带，则红文化中心地在辽西之西北，岫岩玉产地却在辽东之东南，两地千里，隔山又隔水，中经多少不同的氏族与部落集团，这便可能意味着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的存在，从而促成社会第三次大分工，而不只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化了。

”②孙守道先生认为，根据辽宁查海与内蒙古兴隆洼出土玉器已表现出早期用玉的普遍性。

查海总计出土了５０多件玉器，科学检测９件均为闪石玉，“是目前所知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真玉器”。

③从地理位置上和时间上看，笔者推测其玉料来源是否也有来自岫岩地区的可能性。

良渚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研究员，对良渚文化玉器的玉质做过不少鉴定和研究。

闻先生指出：

“良诸文化所用特征玉料，是具有斑杂构造的软玉，其中的‘晶体’与基质一样均已软玉化，仅只保留接触变质作用生成的晶体外形而已，反映了生成轨迹。

”④２０００年８月，台湾地球科学研究所黄怡祯先生与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研究所钱宪和先生等，在南京贺云翔、汪遵国先生等的配合下，对宜兴地区、南京丁沙地一些良渚文化玉器及玉器残片，作了观察鉴定及分析，同一般所见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玉质相似，“与和阗玉料的玉质相比不相同，和阗玉由粉晶组成，质不纯，常见杂质。

”通过拉曼光谱分析与研究后“发现古玉器物白化部分及原来的玉料或新鲜部分组成都是一样的。

”⑤早在１９９２年口头讨论时，“闻广以为梅岭玉为良诸玉来源之一。

良渚玉所含Ｎａ２０及Ｋ２０之和，如果大于０．８０，可以考虑来源为小梅岭。

”⑥上海市文管会曾从福泉出土的６１３件良诸文化玉器中，选出２５件玉器样品，邀请中国地科院闻广、荆志纯二位先生，作了红外光谱、Ｘ射线粉晶照相和电镜扫描分析测试，其中有１４件为闪石玉（其他有蛇纹石玉及滑玉、玉髓、萤石等）。

闻广先生认为：

“良诸文化闪石玉与菘泽文化闪石玉一样，推断其为“就近取材”，主要应来自“镁质大理岩软玉。

江苏溧阳小梅岭闪石玉产于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与下二叠纪霞组镁质大理岩接触带，并希望以小梅岭为基础，找出更多的闪石玉产地，以查明江南史前古玉原料的具体来源。

”⑦凌家滩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凌家滩是中国史前（距今约５３００年）玉文化发展与制作中心之一，比同时代其它玉文化中心来得先进。

玉器质地的种类极多，主要有闪石玉、蛇纹石玉、石英、玛瑙、玉髓、绿松石、煤精等。

近期，台湾大学林洒滨、陈正宏及钱宪和先生和周述蓉女士等对其中的闪石玉作了矿物学的研究。

“从玉质所显示的沉积层纹（变余沉积构造），因玉质不均匀而呈现之斑晶，及玉质均匀造成的均匀白化等特征来看，凌家滩古玉之玉质与余杭地区、宜兴地区、上海青浦地区良渚的一些玉器的玉质有相似的地方。

”⑧关于凌家滩闪石玉玉料来源问题，目前还处于推论阶段，“凌家滩山区的玉料经分析为蛇纹石化的石灰岩及叶蛇纹石夹滑石。

从这结果看来，凌家滩北方山区地带确有产玉的条件，凌家滩玉料应该是来自本地。

”⑧仰韶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仰韶文化是分布在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的一种考古文化，自１９２１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以来，考古遗址已达１０００多处，经科学发掘的只有十几处，除个别遗址出土个别玉器（南阳黄山独山玉玉铲、高塘村双孔玉钺、淅川下王岗绿松石耳坠及项饰、郑州大河村玉璜玉环、洛阳锉李及偃师玉璜、济源长泉玉璧、南召二郎岗玉璜玉坠等）外，出土较多的要属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遗址，共出土随葬玉器２６件。

这２６件玉器分藏在龙岗寺文管所、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陕西考古所３个单位，尚未进行统一鉴定，仅有陕西考古所藏的３件玉铲和１件玉刀，由西安地院珠宝研究室王荣女士和王崇礼先生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果，除１件玉铲是蛇纹石玉外，其他３件均为闪石玉。

玉料来源问题，陕西省考古所魏京武先生认为：

“直至目前汉中盆地及其附近尚未发现玉矿”，因此“可以推测龙岗寺遗址出土的玉器原料产地很可能是四川汶川。

”但是另据一些玉器研究专家观察，特别对乳白色玉铲的观察，认为很可能是新疆和阗玉。

魏先生最后认为：

“龙岗寺遗址这批玉器的原料产地大部分出自较近的四川汶川，也不排除个别玉料出自几千公里以外的和阗。

”⑨仰韶文化闪石玉玉料究竟有无来自新疆的和阗玉，一直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河南南阳师范学院中华玉文化研究中心江富建教授等科研人员对南阳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勘察，在１８处文化遗址发现有很多独山玉制品。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３日至２６日，由考古专家和地质矿物专家（杨伯达、吴国忠、栾秉、赵春青、杨焕成、许顺湛、杨育彬、曹桂岑等）联合对该中心《中国南阳独山玉文化阶段性研究成果》于南阳师范学院进行了评审。

南阳地区１８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玉器器形以铲、斧、凿等生产工具为主，玉质绝大多数为当地独山所产的独山玉（专家此次先认定了３１件），亦见火山玻璃、燧石、大理石、石英质玉等（各１件）。

时代最早为仰韶文化早期，延续到屈家岭文化。

专家认为：

“新石器时代的南阳已具有普遍采用独山玉料打制或磨制玉器的条件；采取就独山取材的办法，解决玉器材料的来源；黄山遗址（距产玉的独山仅有５公里）可能是一处黄河流域与江汉平原间较大的独山玉的加工场；南阳有悠久的用玉、制玉历史；独山玉在中国玉文化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齐家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闻广先生指出：

“大陆史前玉器文化，目前已知有３个时间上既有先后又有部分重叠的发展高峰。

第一个是东北辽河的红山文化，第二个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第三个是西北黄河上中游的齐家龙山文化，后者部分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

”同时指出：

“西北齐家龙山文化所用特征原料，是具有沉积构造（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软玉，即保存了原岩沉积形成的构造，其中最常见的是布丁石（ｐｕｄｄｉｎｇｓｔｏｎｅ）构造。

”⑩近期，台湾大学地科所周述蓉女士、钱宪和先生等以及台湾博物馆方建能、大汉技术学院余炳盛先生等对齐家文化石器的玉质、次生变化等做了研究，发现“齐家文化玉器总体来说玉质种类较多，变化较复杂，但一般较佳的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特征是质地致密、均匀，玉料有极细腻的组织，其精品几乎都是均匀的微晶质或粉晶质玉材。

”

玉质有青白玉、青玉、墨玉等，玉质表面发生次生变化后，显出多样的“沉积构造”以及结核状团块、球粒状和角砾状碎屑构造。

常见的次生变化为黑化、褐化和白化。

周女士等对其次生变化特征和缘由做了深入研究。

周女士等认为：

“齐家文化玉器是指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渭河流域的交汇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上游、洮河中游和湟水中下游地区密集地带，包括青海省的东部、甘肃省的中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距今４２００－３８００年间的玉器。

器物来自各方，从器的玉质来看，玉料也是来自邻近不同地区，玉器的形制也有北方红山、山东中原龙山，甚至南方良渚玉器的影子。

”笔者认为，既然有人认为仰韶文化闪石玉有来自新疆者，那么齐家文化包括龙山文化的闪石玉是否也有来自新疆者，应引起专家学者重视。

石家河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石家河文化属湖北龙山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玉器主要发现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时代可以肯定的主要有湖北钟祥（１９８１）、天门肖家屋脊（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和江陵枣林岗（１９９１）等几处，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碳１４年代大致在距今４６００－４０００年间。

北京大学考古系吴小红、赵朝洪等选择了肖家屋脊遗址５块玉料进行了科学鉴定，特别是采用ＴＩＭＳ（热电离质谱）技术进行了铅同位素的测定。

由于一些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得化学分析效果不理想，但笔者认为从微量元素分析中发现有Ｃｒ、Ｃｏ、Ｎｉ看，闪石玉不可能来自新疆和阗，因为和阗玉不含这三种元素。

不过吴、赵二位指出：

“可以说很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微量元素组成和含量的变化，不仅仅是产地因素。

可以说利用微量元素来判断产源是一种不现实的方法。

”由于“铅同位素比值原则上只受地质因素的影响，而基本上不受后期其他变化的影响，可以说它的抗干扰性是很强的。

用铅同位素方法来研究玉器的产源较之微量元素方法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结果，基本排除肖家屋脊闪石玉料来源于岫岩，反而同独山玉的铅同位素归在了一起。

古时独山玉是否有闪石玉，须持证明。

总之，目前关于石家河晚期闪石玉的来源问题，尚无定论。

在此顺便提一下，龙山文化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取代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距今４６００－４１００年）、湖北龙山文化（即石家河文化，取代屈家岭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它们应和齐家文化玉器一起进行玉质及其玉料来源的综合研究。

问题和认识１．用岩石矿物学的方法鉴定和研究玉质山西大学孔德安先生在《中国古代玉器起源初谈》中指出：

“界定玉的性质，是讨论玉器起源的基础。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文物出版社楼宇栋先生转告笔者说：

“出版考古报告，要求鉴定玉器的玉质。

”因为它牵涉到石器和玉器界定的大问题。

为了避开古玉概念的学术争议，采用矿物岩石学的名称（例如闪石玉和蛇纹石玉的概念）及其现代科技手段，来鉴定和研究古玉质的方法，行之有效，而且并未同古玉有关其他概念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２．以研究闪石玉为主兼顾其他玉料来源中国史前出土玉器很多。

安徽省文物局张宏明、李静《浅论中国史前玉器的历史地位》指出：

“史前玉器总量应不少于２０万件。

”其玉质按矿物岩石学的概念归纳有闪石玉、蛇纹石玉以及绿松石、玛瑙、玉髓、萤石、煤精、石英岩、大理石等，个别有孔雀石等，至于那些致密的玄武岩、硅质板岩等古人是否也有视其为玉者，则另当别论。

虽然史前古人使用玉材不像今天这样规范，但主要还是闪石玉、蛇纹石玉、玛瑙和绿松石最为突出。

目前主攻闪石玉的方向，无可非议，但其他玉料的来源也应引起重视。

笔者曾对史前出土的绿松石初步研究发现，绿松石由西向东传播，而且北方先民比南方先民更喜爱绿松石。

新疆哈密戈壁滩里发现的古绿松石矿山，已引起考古界和地质界的重视。

３．史前新疆和阗玉何时进入中原的问题杨伯达先生在《古玉史论》中指出：

“和阗玉东移早于距今６０００年以前的情况，没有掌握任何资料。

”提出６０００年前，主要依据是有人认为，仰韶文化玉器玉料有来自新疆者，但从上述测试和研究资料看，史前新疆和阗玉是否进入内地，依然是一个悬案。

新疆唐延龄等通过化学分析指出新疆和阗玉化学成分中ＦｅＯ小于２％，碧玉大于２％；微量元素有Ｂｉ、Ｂｅ、Ｃｕ、Ｓｎ、Ｐｂ、Ｚｎ、Ｍｎ等，而Ｃｒ、Ｎｉ、Ｃｏ、Ｔｉ等含量极微或不见，反映出和阗玉与蛇纹石型闪石玉的不同，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

杨伯达先生指出：

“和阗玉在原始社会向东已沿着罗布庄、罗布淖尔和库车等南北两路经河西走廊入关中地区，此后又向东南推进到殷都。

”和阗玉是我国玉材的精英，“玉石之路”对我国玉器发展影响很大，弄清他的源头，意义深远。

４．影响系统地研究上述课题的困难因素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古玉玉质其原料来源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古玉器取样及已知产地玉料取样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前者尽管个别方法可以无损测试，但许多手段仍须一定重量的试样，按照日前考古界的严格规定，则难以满足有代表性取样数量及个样重量方面的要求。

后者取样相对比较容易得多，困难是在如何发现玉料的新产地上。

因此可以预想这一课题只能一方面设法，力能所及，自创条件，寻找机遇艰苦地做下去；另一方面敦促政府及有关部门出面，从法规上经济上支持这一重大的考古研究（包括有关学府和科研单位的科研立项）课题。

资金来源由政府（如辽宁省等）出头、学府和科研单位立项（如考古所、北大、港大和台大等）以及企业资助等（如仪军电缆厂）等。

５．此项课题对玉器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性玉器起源于石器，玉起源于石，界定玉质是研究玉和石分化的前提和基础。

玉的出现可以满足古人的精神需求。

新石器时代的主体玉料是闪石玉（有人称其为“真玉”），可见古人识玉能力之强。

史前先民获取玉料，主要是“就近取材”或“就地取材”，其中是否有商品交换乃至战争掠夺，值得思考。

本土或邻近地域产出玉料，是玉器起源并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物质基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玉料质量的要求会逐渐提高，不会局限于“就近取材”了，所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新疆和阗玉一旦进入内地，就会逐渐占为统治地位。

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不够，许多问题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都能一下解决得了的。

为了发扬大中国玉文化，笔者坚信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定会成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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