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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讲演录
经学讲演录(范文澜)
一 经学的开始
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
经学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例如,宗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顽固敌人,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很深,汉民族的情况就不同些。
汉民族的宗教——道教和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隋唐时期盛行,但无论如何总有儒家与他们对抗。
唐太宗时,道教的地位最高,佛其次,儒排在最后。
武则天时,佛的地位最高,道其次,儒仍旧排在最后。
尽管儒的地位不及佛、道,做官的人很多都信佛、道,但唐代仍以明经取土,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儒者。
以诗赋应试的进士,也很多以儒自命。
宋学是由韩愈创始的,韩愈反佛很积极。
宋学产生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儒与佛的对抗。
儒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起了反对宗教的作用。
宗教不能在汉民族中扎根,儒有贡献。
这一估计可能高了,请大家批评。
经学是什么?
什么叫经?
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这个说法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
古代所谓的史,就是记事和记统治者重要的话,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六经中的《书经》是重要的政治文件选集。
《春秋》是大事年表,其他四经——《周易》、《诗经》、《仪礼》、《乐》(《乐》已遗失),既不记言,也不记事,只有史科价值,讲究哲学、文学、制度、音乐这些独立性的专业,都得研究讲这四经。
所以说六经皆史,其实只有《春秋》、《尚书》是史,其他四经不能称为史。
但是章学诚的话有他的道理。
清儒讲汉学,也讲宋学,都把经看作神圣的书,章学诚却说经都是史,把经从神圣的地位上拉下来与史平列,这是有意义的。
另外,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就是反对宋学的空谈。
章学诚偏重古文经,主张实际的考察和治史,所以有六经皆史的说法。
什么叫经?
恐怕谁也讲不通。
班固的《白虎通》解释经为常,即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变的道理。
《说文》释经为直线,六经讲的都是直言,故称为经,这是很牵强附会的。
为什么叫经,是无法说清楚的。
经有多少?
先说经的来源。
周朝的技术官是世袭的。
例如史官,掌管典册,世代相传。
史官记言记事都有一定的书法。
《左传》中有五十凡,即是史官记事的条例(其他各官也都有其条例,世代传习,供贵族咨询和使用)。
一些史官是忠于世袭条例的。
例如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史官依书法写“崔杼弑其君”。
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三个弟弟继续坚持史官的书法,写道:
“崔杼弑其君”。
崔杼连杀了两个,最小的一个,崔杼不敢再杀了,终于按照史官的书法写成了。
春秋时鲁国文化最发达,官守也最完备,与周天子相同。
孔子时,鲁国衰微,百官流散,《论语》说:
“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鲁国君养不起这些乐官,他们就四散谋食,各奔前程。
孔子是贵族出身,又作过鲁司寇,有条件收集各种文献材料。
他又是第一个创设私立学校的人。
他的弟子前后共有三千人,通经者七十二人。
孔子教学生的课本,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材料中整理出来的。
从卜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易经》,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春秋》、《乐》、《诗》、《仪礼》等书,也都是从既有的材料中整理出来的。
所以说孔子“述而不作”。
从六经的形式上说,都是叙述各官保存的旧文。
对此,今文经学有不同的看法,它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是作者之谓圣。
我看还是“述而不作”的说法比较正确。
六经就是孔子整理旧文写在竹简上教授学生的课本。
但实际上是五经,诗与乐是合而为一的,诗是词,乐是谱,后来乐完全亡失了。
西汉时有五经博士,博士就是国家任命的教授。
东汉时,五经之外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
到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穀梁》,加上《易》、《书》、《诗》成为九经。
宋朝又加《论语》、《孝经》、《尔稚》、《孟子》合成十三经。
除十三经外,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为四书。
四书在宋朝地位很重要,考进士出题皆出自四书。
诸经内容:
《周易》。
本是占卜书。
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说明本卦的性质。
例如乾卦,卦辞是“乾,元、亨、利、贞”。
每卦有六爻,每爻有爻辞。
例如乾卦中的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
卦辞爻辞是谁作的不清楚,有说周公,有说文王。
卦、爻辞合起来即是《易经》的经文。
此外还有彖辞、象辞(有大象小象,但分篇按上下分,称上象下象)、系辞(分上系下系)及文言(独乾坤二卦有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合称为“十翼”,是为《易传》,是解释《易经》的。
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孔子讲易时的笔记。
卜官积累了丰富的人事经验,假借鬼神来表达意思。
《易经》语意隐晦,文又极简,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能够使人听来似乎有道理。
例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国君夫人)行为不规,得罪季孙氏,被关进东宫,穆姜将往东宫请卜官算卦,卜官看卦象说她很快会出来。
穆姜说,不!
看卦象我是出不去的,我必死在这里面。
后来穆姜果然死在东宫了。
穆姜根据她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吉利的解释,似乎很灵验,卜官先作的判断,似乎是错了,其实任何一类,都可以作或吉或凶的判断,灵验与否,取决于卜官的经验和骗术。
孔子对于《周易》很有研究,他经常读《易经》,以致系在竹简上的皮带断了三次。
《论语》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可见孔子对《易》的重视。
《易》在六经中是最重要的,汉代以《易》为六经之首。
《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
封建时代学经首先学《易》。
《易》是哲学,是一切道理的根本。
汉人讲《易经》不外象数,目的在于卜筮,讲灾异。
三国时王弼注《易经》,讲义理,推掉汉人的象数,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尚书》,这是最古的一部书。
一说是孔子取自史官,删订成百篇。
秦始皇焚书,此书被焚,后来山东伏生自壁中取出29篇。
一说伏生没有书,只是口传,朝廷派晁错去学,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女儿代传,故记录下来错误甚多。
优生传的《尚书》,用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于壁中得蝌蚪文《尚书》,称古文《尚书》,多十六篇。
孔安国并作了注。
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史记》中还保存一些孔安国的古文《尚书》的材料。
《史记》讲古文也大都根据古文《尚书》的材料。
古文《尚书》于西晋时亡失。
东晋梅颐(又作梅赜)造伪孔传古文《尚书》,直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揭穿梅颐的伪造。
我们采用《尚书》的材料,必须注意它的真伪,这可参考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
《诗经》。
太史公说,孔子自三千篇诗中删成三百零五篇,去其十分之九。
这一说法不可靠。
春秋时,外交人员必须会说《诗》,所以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
“不学《诗》无以言。
”春秋时应用的诗不过三百多篇,从《左传》所引的诗看来,超出三百篇以外的诗极少。
古文里诗共311篇,其中六篇逸诗“有目无文”(有目录,没有文字)。
《诗》至汉分成三家:
齐、鲁、韩。
另有古文诗称《毛诗》。
三家诗全亡失,今存的是《毛诗》。
《礼》,包括《仪礼》、《周礼》、《礼记》。
《仪礼》。
周时,诗、礼最重要。
孔子对孔鲤说: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人的行动都要根据礼。
礼有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卿大夫之礼,士礼等等。
庶人是没有礼的,统治阶级对庶人只用刑,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孔子所传的礼是士礼。
因为孔子和他的学生都属于士阶层,必须懂得士礼。
孔子及其弟子对礼很有研究,以致当时的国君、大夫都要向他问礼。
墨子骂儒者靠办丧事混饭吃,是有道理的。
当时贵族人家有了丧事,儒者去替丧家主持丧礼,可以带一大批人去吃酒饭。
还有前往观礼的儒者,他们不曾被邀请,但可以指点批评,分些酒饭吃。
礼和仪是有区别的。
礼是规则,必须共同遵守。
仪是态度姿势,各人修养不同。
有一次子贡和曾子前往季孙氏家吊丧,看门的人不许他们进去。
二人在马房中修容,摆好姿态再去,看门人看见曾子就吓得逃走了,这就是仪。
《周礼》。
周公制礼作乐,此礼即周礼。
《周礼》是周公的旧典,《左传》中常提及。
但它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
今日的《周礼》,大约在战国时出现。
战国时,儒家将商、周、春秋各时期的官制汇编在一起,加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形成《周礼》一书。
这些官制在很多甲骨文上都能见到,可见并不是儒家凭空捏造的。
但说它是周公所作是不可信的。
例如孟子、荀子都不讲《周礼》,孟子的井田与《周礼》上讲的沟洫制度不同。
可见造作《周礼》者在孟、荀之后。
《周礼》不是周公所作,它的作用却很大。
后来的人想要解决土地问题,都从《周礼》找根据。
王莽是这样,直到太平天国还是这样。
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的根据《周礼》去行动(如王莽),有的以《周礼》为理想(如张载)。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周礼》是刘歆所伪造,其实刘歆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王莽想要利用《周礼》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据,刘歆便提倡《周礼》,并不是他所伪造。
《礼记》。
这是孔子以后的儒者研究礼,选取讲礼的文篇作参考材料。
汉时有131篇。
后来刘向增至214篇。
戴德从中选了八十五篇教学生,即《大戴记》。
他的侄子戴圣,选了四十九篇,比较简要,即《小戴记》。
《小戴记》后来上升为经,《大戴记》地位反而较低。
《礼记》有《曲礼篇》,都是记日常行动的规则,其中有些很有些道理。
例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并坐不横肱”等,在春秋时,诸侯经常互相攻袭,有人在城上指点大叫,可能引起城中人的惊扰;两人并坐,一人横肱,另一人活动就受妨碍。
这些虽然是小事,但也要注意,记这些小事的礼,叫做曲(小)礼。
《春秋》。
周代除了周天子有史官纪事外,诸侯也都有国史。
鲁国的史书就叫作《春秋》。
春秋是按四季编年的意思。
孔子根据旧有的鲁国史编为《春秋》。
《春秋》的文字很简单,用字根据孔子的观点,有褒有贬。
孔子修《春秋》一直到他死前二年止。
被写在《春秋》上的都是鲁国有权势的人物,所以“定、哀之间多微词”。
还有些事不敢明写,就用“大义微言”口授弟子。
由于各个弟子领会不同,所以说法也就不同。
《左氏春秋》把春秋的事实写出,《公羊》和《谷梁》根据师传的“大义微言”写下来,不讲事实。
因此,《春秋》就分成了三传。
《公羊》传讲大一统,复九世之仇,最能适合汉武帝的需要,故西汉时《公羊》最盛行。
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各立门户。
韩非子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
八派之中,孟、荀是明显对立的两派。
孟子学问出自《诗、书》,荀子学问出自《礼、乐》。
孟子的后学与阴阳五行家合流。
孟子的思想本来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例如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以与阳阳五行家合流是很自然的。
荀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有根据。
荀子与名法合流。
礼,就是规矩,再推广就是刑。
荀子讲礼,他的学生必讲名法,如韩非即是。
孟子讲仁义,荀子讲刑名,这两派对立是很清楚的。
但是,儒家不论那一派,都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只是各派政见不同,这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故派系斗争一直存在。
战国时,封建领主制崩溃,地主阶级兴起,失去土地的人一天天多起来。
如何治理天下,对当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荀、孟二派意见很不同。
一个主张法后王,一个主张法先王。
孟子说要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经界始。
经界就是将地划分开,每人有百亩之地,大夫有禄田。
孟子认为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就不能行仁政。
暴君污吏必去其经界,而行仁政必使经界正,分田制禄;天下可坐而定也。
孟子的政治思想即如此。
井田制是孟子想出来的,他以西周的授田制作为根据。
所以说要法先王。
荀子正相反,要法后王,即当代的王(战国时期的王)。
荀子赞成秦国的作法,承认地主占领既有的土地,实行以刑名为主的新法。
孟子要农民不失土地,他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反对土地的自由兼并,要改变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但如何去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滕文公问他怎么办,他说不出来。
孟子学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后,势力大起来。
秦始皇时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
荀派李斯在朝廷作大官,有权力。
孟派喜欢是古非今,否认现状,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厌恶,结果被秦始皇坑杀四百多人,孟派的重要人物大都死光了。
但孟派潜在势力仍很大。
汉初荀派失势,孟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很受统治者欢迎。
汉文帝时,孟子曾立博士(不久又取消)。
传授五经的儒生,一般出于荀子之门,学风比较朴素,不讲阴阳五行去迎合朝廷的好尚,始终与孟子学派对立。
西汉阴阳五行大盛,孟派与阴阳五行合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在汉代地位崇高,汉人把他看成是汉朝的孔子。
孔子以周公的继承人自居,所以自称常常梦见周公。
据说董仲舒也常常梦见孔子,他的学问是孔子在梦中亲授给他的。
这当然是胡说,但也可见他的学问的正统性为汉儒所公认,连积极提倡古文的刘歆,也承认董仲舒是群儒之首的地位。
董仲舒是今文家,一生专治《春秋》,把春秋阴阳五行化了,其他各经也跟着阴阳五行化。
他在政治上主张用限田的办法来解决西汉的土地问题和奴隶问题,但是都解决不了。
后来王莽主张将土地收归国有,改成王田,重新分配给百姓。
王莽是以《周礼》作为改革的根据的,于是古文经就被提倡起来。
战国至秦的荀、孟之争,也可以说是原始儒学中保守(法先王)、适时(法后王)两个学派的斗争。
从西汉后期开始就变成今、古文之争,这一斗争直到唐朝才告一结束。
二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汉高祖原来是很讨厌儒生的,曾把儒生的帽子拿来撒溺。
但他做了皇帝,就抬高儒家的政治地位,利用它来统治天下。
秦始皇焚书除《易经》之外,其他经书全烧光了。
他的这些作法,连他儿子也不准说反对话。
他的大儿子扶苏,曾对秦始皇说:
儒生是读圣贤书的,不要杀他们。
秦始皇大怒,并把扶苏派到北边去防守匈奴。
前面已经讲过,被杀的儒生主要是孟子一派的。
汉时的赵岐即说过:
“始皇焚书坑儒,孟子之徒党绝矣!
”孟子一派的儒生被杀死了,于是,政治权力落在荀子一派的人手里。
丞相李斯,是荀子的学生,秦二世从赵高学《韩非子》。
秦亡虽然不能由荀子学派负责,但秦是用韩非的刑名之学的,所以,秦亡与荀子学派是有关系的。
秦时本来应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但秦始皇却大兴土木,造阿房宫,筑万里长城等等,劳民伤财,用刑法强迫老百姓服役,因此引起农民大起义。
汉高祖看到了秦亡的原因。
他即位后实行了两条政策,一是统一天下,二是与民休息。
天下虽定了,但汉高祖的部将,如韩信、黥布、彭越等都封了王,形成割据局面,刘邦自己管的地方只有15郡,其余25郡都为各王所割据。
高祖的统一政策是消灭异姓王,除了长沙王吴芮、闽越王无诸、南粤王赵佗三个边区与安抚少数民族有关的王外,其余的异姓王,都被高祖先后消灭了。
异姓王消灭之后,封自己的子弟为王,这些子弟都很年幼,都奉行朝廷的法令。
所以废异姓王为同姓王,这对巩固当时的中央统治是有利的。
与民休息,是采取黄老的政治思想——无为而治。
曹参继萧何为相,天天喝酒不治国事,惠帝不满,派人问曹参。
曹参说,先王和萧何比陛下和我高明,照旧就是了,何必有什么作为。
儒和墨是战国时的两大显学,汉时墨家衰微,儒是仅存的显学。
儒家教义本来是不造反的。
孔子的后代子鲋参加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这是因为秦始皇杀儒生。
汉高祖看到了这点,因此他尊重儒家。
但这是表面的,实际上是任用黄老。
汉高祖即位初期,朝廷没有礼仪,那些和汉高祖一块起义打天下的兄弟,对汉高祖很随便,儒生叔孙通帮助他定了朝仪,臣子见他不敢再胡闹了。
汉高祖很高兴地说,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严。
他体会到了儒家学派对巩固他的统治有作用,在他死的前一年,使用太牢祭孔子。
汉惠帝废除了秦时的书禁,民间始有儒家经典在传授。
汉武帝时更进一步,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在惠帝时,掌权的都是功臣——武臣,所以不重视儒生。
到文帝、景帝时,割据的诸侯王的势力大为增长,再用黄老的政治思想统治不了了。
景帝时把七个大王国都消灭了,统一工作又进了一步,这样,就要求进一步加强思想上的统一。
武帝提出独尊儒家,罢黜诸子百家。
从表面上看,好象是由于董仲舒上疏要独等儒家,实际上,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
经学在当时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写本(因为除了《易经》之外,其余的经书都被烧光了),因此,只有记忆力强的人才能记得住。
在传述过程中,由于记忆不准确或口音听不清等等原因,错误很多。
当时,经书在民间的传述者:
田何传《易》,伏生(伏胜)传《书经》。
《书经》是古代语言,与汉代语言已相差很远。
关于《书经》的传述,有两种说法,一说《书经》是口传的。
景帝叫晁错去跟伏生学《书经》,伏生是济南人,而晁错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记错不少。
申培传《诗》,高堂生传《礼》,《春秋》的传者有公羊、谷梁两家。
这些书是口传后用隶书写的(隶书等于当时的简笔字),故叫今文经。
汉时,各经都立博士。
博士类似乎顾问或教授。
秦时博士很多,汉初也有博士,但皇帝从来不去问他们,博士是有学问、能通一经的人。
伏生传的《书经》立了三家博士:
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
《诗经》博士也有三家:
鲁诗、齐诗(辕固生)、韩诗(燕人韩婴)。
传礼的有三家:
大戴、小戴、庆氏。
《周礼》,从王莽到太平天国都有很大影响。
《周礼》从河间献王出,他收集到了古文书《周礼》。
但他所收集到的《周礼》缺了《冬官》篇,他用《考工记》补进去,是为《周礼》。
《春秋》,汉初时由邹氏、夹氏所传。
《左传》由张苍所传。
《公羊》、《谷梁》两传都写成书。
邹氏、夹氏所传的,后来都丧失了。
《左传》由张苍传给贾谊,《春秋》只有《公羊》、《谷梁》立博士。
汉朝的博士,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是十四人:
《易》博士三:
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
《书》博士三:
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
《诗》博士三:
鲁(申培)、齐(辕固生)、韩(韩婴)。
《礼》博士三:
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
《春秋》博士二:
颜氏(颜安乐)、严氏(严彭祖)。
到汉献帝时,立的博士就更多了。
这许多书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传》。
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传》,这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义来进行自己的统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讲“大一统”。
“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
”“王正月”,本来并没有别的意义,春秋时,各国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有建丑(以十二月为岁之始)、有建寅(以正月为岁之始),各不统一。
“王正月”,只是说按照周历,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来统一历法。
汉武帝则利用这句话,作为政治统一的根据。
武帝表面上等崇儒家,实际上杀人很多,用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学。
《公羊传》说:
“君亲无将,将而必诛。
”意思是说,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弑逆的念头,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把他杀死。
这个论点很合乎汉武帝随便杀人的意思。
《公羊》传又说“复九世之仇”,这也很合汉武帝借口替高祖复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
《公羊》兴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师——董仲舒。
董仲舒非常好学,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的同学胡母生,把《春秋》经义系统化,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公羊》成了五经中地位最高的一经。
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
今文、古文争得很剧烈。
西汉立的十四个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一直到王莽时才立博士。
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立博士,也就是反对古文经学成为官学。
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曾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斥责今文博士。
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是齐、鲁之争。
鲁的学风比较朴实保守,接近于孔子的讲法;齐学比较浮夸,好讲阴阳五行。
鲁学要把孔子神化,儒学宗教化,一直是看不起齐学。
从孟子起,就看不起齐学。
他说:
“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又说,齐人只知管仲、晏子,其余一概不知。
又如,叔孙通定朝仪,到鲁国去请三十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人不肯来,并说,你侍候的主人将近七个了。
又说,那能随便讲礼,要行百年仁政始能讲礼。
叔孙通则笑他们是“鄙儒”,不识时宜,于此可见齐鲁之风的不同。
武帝偏袒今文,喜好《公羊》,曾经叫治《谷梁》的江公与董仲舒辩论。
仲舒通五经,善作文;江公“讷于言”(不善说话);丞相公孙弘也是学《公羊》的。
结果,自然董仲舒胜利了。
于是江公就不能充当博士。
由于江公的失败,谷梁也不得立为官学。
汉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原先跟董仲舒学《公羊》,后来他又去学《谷梁》,并且很喜欢《谷梁》传。
汉宣帝是戾太子的孙子,他听说自己的祖父喜欢《谷梁》,就去找学《谷梁》的人,找到了荣广、皓星公。
两人都是江公的学生。
荣广口才很好,与董仲舒的学生眭孟辩论,荣广胜利了。
但是还不能立《谷梁》为博士,于是,宣帝去找了十个最聪明的青年人(其中有刘向)学《谷梁》。
然后叫他们跟《公羊》家辩论。
太子太傅肖望之也站在《谷梁》方面。
《公羊》派参加辩论的有严彭祖、尹更始等,双方各五人,结果自然《谷梁》胜利,从此,《谷梁》才立于官学。
可见某一学派立于官学是不容易的。
汉人最重师法,师法是不能改的,只准按照老师的样子讲。
传《易经》的孟喜,其师为田王孙。
孟喜好吹牛,诈称田王孙临死时曾传给他一本讲阴阳灾异的书。
他的同学梁丘贺揭露他说,田生死时,送终的是施雠,你那时到东海去了,根本不在侧。
宣帝听说他不守师法,就不准他做博士。
汉初儒者没有官做,武帝始用儒生公孙弘为丞相。
公孙弘本来是东海的牧猪人,学《公羊》,为人“曲阿世”。
武帝召集全国文士考试,他考第一。
官位升得很快,于是人们争着学《公羊》。
武帝时,五经博士教授的学生每一经只有十人,全国博士弟子一共只有五十人。
博士弟子可以“复其身”,即可以一辈子不要服徭役。
成绩优良的,可以作官。
故士人争为博士弟子。
汉昭帝时,博士弟子增至一百人。
宣帝时博士弟子增为二百人。
汉元帝时,汉朝已走下坡路了,但因为剥削严重,表面上显得很富庶、故有博士弟子一千人。
汉成帝时,有人说,孔子一布衣,尚有弟子三千人,皇帝不应比孔子少,于是,太学弟子也增为三千人。
后来由于负担太重,仍降为一千人。
王莽时,博士弟子一年考试一次,考上甲科,可做郎中;考上乙科,可做太子舍人;考上丙科,可补文学掌故。
弟子们虽不得大用,但可求个出身。
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因为《公羊》可以与刑名之学配合。
《公羊》讲灾异,这也有些好处。
因为皇帝很专制,没有人敢批评,可以用灾异来告诫皇帝。
灾异家们说,皇帝是天的儿子——天子,皇帝作了坏事,天就现出灾异来告诫了。
这也是董仲舒讲灾异的一个动机。
所以,他讲得多了,引起了武帝的反感。
有一次,辽东高庙火灾,董仲舒又发议论,他写的稿子被主父偃偷去送给武帝。
武帝召诸生评论。
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是他的老师董仲舒写的,便说是“大愚妄”。
于是判董仲舒死刑,后来虽蒙诏赦,但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讲灾异了。
西汉衰时,用《诗经》治国。
宣帝表面上讲儒,实际上是用“刑名”。
一天,太子(元帝)对宣帝说,陛下刑罚太甚,宜用儒生。
宣帝大怒,说,汉家自有制度,“以霸(刑名)、王(儒)道杂之”,儒家不通时务,是古非今,如何能用?
将来乱我汉家制度的一定是你。
元帝立,外戚王氏逐渐掌权,不用《公羊》,而用《诗》为教。
《诗》提倡温柔敦厚,便于统治者无忌惮地奢侈腐朽。
结果,王权下移,外戚专政,直到西汉灭亡。
总的说来,从高帝到文、景,用黄老之术;武帝到宣帝,霸王道杂之;元帝以后至西汉亡,《诗》学盛行,皇帝无权。
西汉末年有两个大问题:
一是土地集中,农民流亡,二是农民卖身为奴。
土地和奴隶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农民没有土地就只好卖身为奴。
早在武帝,甚至文帝时,这两大问题即已存在。
董仲舒主张限田(名田),即规定占有土地的一个最高限额,但是这个办法实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