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建设与文化生态资源保护以首都城乡结合部为研究案例》包晓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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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建设与文化生态资源保护以首都城乡结合部为研究案例》包晓光
世界城市建设与文化生态资源保护
——以首都城乡结合部为研究案例
包晓光
引言
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谈到城市、文明、文化三者的关系时，曾经说：
“文明就是城市的文化，而城市则可定义为一种聚居点，其中许多（更确切地说，多数）居民不从事食物的生产。
一种文明则是一种可以在其中找到城市的文化。
”作为对现代都市的界定，菲利普·巴格比的观点未免失之简约，但是，它却十分准确地指出了都市最基本、最素朴的特征：
聚居、文化与文明。
文明与文化，一体两面，密不可分。
“体”是实体，是城市本身。
形形色色的人群大规模地趋附、聚集、聚居于某地，其中的许多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劳动。
但是，他们却衣食无忧。
依赖于某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更加丰富多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趋附于此。
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城市化进程。
“文明是文化的可测量可表述的物质实体方面，而文化则是文明的不可测量难以表述的精神虚体方面。
”在物质实体方面，不同的人类文明阶段和文明形态，有不同的都市文明。
比如农业社会中的都市文明不同于工业社会中的都市文明，工业化时期的都市文明不同于后工业时代的都市文明。
主导都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性的主要动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因此，不同的都市文明总是集中呈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状况和水平。
文化作为“精神虚体”，是文明的“有意味的形式”。
“意味”的千差万别，体现了文化的丰富多彩。
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可以对文化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做出不同的解读，将特定文化形态区分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族群、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文化，甚至将特定文化形态区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健康的文化和不健康的文化、少数人的文化和多数人的文化等等。
这些区分不管正确与否，均指明一个基本事实：
文化的主体是人，正是人创造了文化这一“有意味的形式”。
因此，改变一种文化的形式，更新它的结构与功能，创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都是对人的主体的变革，是对人的本身的建设。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都市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应当确认如下基本点：
首先，都市依赖于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与之相适应的都市文明就难以存在和发展，同样，尽管文化体系相对轻灵、超越，但如果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体系的变革就失去了最深厚的根基而难乎为继。
其次，文化建设与变革文化体系的需要，实际上反映着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内在要求。
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总是要求拥有符合其价值取向的新的文化表达。
第三，在虚拟经济、文化经济、创意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实体经济仍然构成都市生活最深厚最坚实的基础，实体经济的性质、状况、水平如何，在根本上决定着都市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形态。
不顾实体经济的性质、实际状况与特点，一味片面强调“虚体”建设，并不符合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
第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必然联系还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与作用方面。
虚拟经济如果过分自我膨胀，必然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一个城市发展包括总部经济、创意经济在内的虚体经济，要同时考虑到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个城市如果把发展虚体经济作为主要目标，必然要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付出机会成本。
这意味着该城市在交换必需的实体经济产品的时候，要按更高的价格支付。
现代城市的管理者知道，要使自己的城市更加具有魅力，就不可能在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方面齐头并进地发展。
一个城市如果把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发展的中心，就要调整实体经济结构，对其进行升级、改造和搬迁。
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个城市不需要实体经济，除离不开实体经济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之外，一个有魅力和活力的都市应该满足实体经济对它的需要，应该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
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暴露出的问题也令人忧虑。
这些问题一方面包括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比如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劳动力结构性失调、人口质量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经济差距巨大等等。
另一方面则包括虚体经济的问题，比如资本市场不成熟和非理性、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文化经济的不平衡和低劣化等等。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虽然速度很快，质量却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
在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问题的同时，我们尤为关注都市文化生态问题。
都市文化生态是人在都市文明中的生存状态，体现着人与都市文明的关系。
人如何占有都市文明成果、如何享用都市文明成果、如何创造都市文明成果、在都市文明体系中处在何种地位，决定着他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水平。
对都市文化生存状态进行科学研究，有助于都市的发展与建设达到文化的自觉。
通过制定有远见的都市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投资，可以有效地改善和优化都市文化生态结构，促进都市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北京城市发展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伴随着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关于城市未来蓝图的种种设计和描绘激发了人们对都市未来的美好想象。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筹办，使得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2010年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主张不断见诸各种媒体。
2011年初，北京市长郭金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提出，要“以更高的标准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步伐。
”作为城市发展战略，“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与“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我们认为，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
追求“人文”、“科技”、“绿色”三个大的方面的文明成就是中国都市的普泛理想，“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提法则给出了“人文”、“科技”、“绿色”三方面追求所欲达到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明显脱胎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提法。
当时强调“绿色奥运”，显然是为了回答国外一些人士对北京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疑虑。
八年之后，北京以一届辉煌成功的奥运会，兑现了诺言，圆满回答了当初的质疑。
在关于三个北京的提法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这就是将“绿色”与“人文”对调了位置，“人文北京”成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中的第一项追求。
当然，这不意味着“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是比较次要的提法，作为都市文明中的实体部分，“科技”与“绿色”属于“可测量可表述的物质实体方面”,北京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可以清晰指明它的变化与增长。
而“人文北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则属于难以量化的“精神虚体”方面，是北京城市文明的“有意味的形式”。
北京拥良好的、具有世界水平和中国特色的文化生态吗？
——这是我们在思考世界城市建设的时候，像提出自然生态问题和科技发展问题一样，必须要提出的问题。
世界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证明，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是一个好的城市的主要内涵和关键指标之一。
北京要达到“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水准，显然要格外关注自身的文化生态问题，并把圆满回答这一问题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议题。
一“世界城市”语境与北京文化生态资源
（一）“世界城市”语境
1、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世界城市”的诉求
1993年10月6日，国务院在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将北京市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
2005年1月12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获得原则通过，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确定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2021年至2025年左右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北京的城市定位由“现代化国际城市”到“世界城市”，这一改变体现了北京市的发展决心，不仅仅要成为国际性的、开放的城市，更要成为对区域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有影响力的中心。
2010年1月25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委书记刘淇在参加东城区代表团小组审议时，向代表们详解了北京发展“世界城市”的原因和发展目标，并且指出“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划将在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分解落实。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北京市“两会”期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未来的方向”。
同时，据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表示，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北京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要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三步到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
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中可以看出，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一个重大决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影响力增强，开始由世界边缘逐渐走向世界中心。
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发展的强劲势头、巨大潜力以及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作用。
中国实现复兴，迈向世界中心，已呈不可挡之势。
与此相应，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金融管理中心的首都北京，成为世界城市已是势所必然。
从北京自身来讲，自筹办奥运会以来，城市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建设、国际化程度、现代化水平、城市美誉度等都大大增强和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东方大都会。
可以说，北京加快世界城市进程，主客观两方面条件都已具备。
2、中外学者对“世界城市”的理解与阐发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名词解释》中对世界城市做出如下解释：
“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
2010年5月14日，上海市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屠启宇教授在北京市发改委召开的“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研讨会”上对世界城市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全球化经济的空间节点，作为一种城市功能定位与实践模式，是全球化在城市层面上的映射。
”
如果说上述观点体现了当下人们对“世界城市”精髓的理解与把握，那么，可以说这一理解的形成有赖于中外学者关于世界城市问题的理论探讨和言述。
1889年，德国学者哥瑟（Goethe）曾使用“世界城市”一词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和巴黎。
1915年，英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大师格迪斯（PatrickGeddes）在其所著的《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明确地将“世界城市”表述为“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
他用“集合城市”去说明城市化过程中地域范围日益扩大的城市，用“世界城市”来标识国家首都的统领作用和商业、交通网络系统中的工业中心。
最早对世界城市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是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德•霍尔（PeterHall）。
1966年霍尔出版了他的著作《世界城市》，他对伦敦、巴黎、兰斯塔德、莱茵-鲁尔、莫斯科、纽约、东京等7个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城市的政治、贸易、通讯设施、金融、文化、技术和高等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描述，认为它们居于世界城市体系的最顶端。
霍尔对世界城市这一概念做了经典解释：
世界城市指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
具体包括：
主要的政治权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拥有大的港口、铁路和公路枢纽以及大型国际机场等；主要金融中心；各类专业人才集聚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有发达的出版业、新闻业及无线电和电视网总部；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娱乐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
1960年以后，跨国公司得到迅猛发展，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
斯蒂芬•海莫（StephenHymer）开拓性地将跨国公司这一关键因素引入全球城市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世界“经济转向”及“总部控制机制”对当今世界的主宰地位。
他认为，在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经济中，公司决策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跨国公司总部往往倾向于集中在世界的主要城市：
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
因此，可以采用拥有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多少来对世界城市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自1955年《财富》杂志首次公布了美国500家最大工业公司和国外100家最大公司后，有关跨国公司的资料日益丰富和完整，之后的许多研究把跨国公司总部作为判别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位序的重要指标。
真正将世界经济的变化与城市研究直接联系起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的。
随着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世界城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新国际劳动分工不同于以往的殖民化国际分工，它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代表，重构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联系，体现了世界范围内以城市为依托的生产与控制的等级体系。
新国际劳动分工体现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表现为跨国公司影响下的国际制造业的扩散与由此产生的服务业的国际扩散。
在新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下，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急剧衰落，新兴的服务业迅速发展，而东亚和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逐渐纳入了世界生产分工体系中。
西方不少研究者看到，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经济活动的地域再分工，进一步促成新的城市形态功能的形成。
科恩（Cohen）是较早把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和世界城市体系联系起来思考的学者之一，他针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劳动分工的国际化趋势提出“新国际劳动分工”的观点。
他将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城市体系相联系，认为新国际劳动分工是沟通两者的重要桥梁，城市被视为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
因此，判断全球城市的主要标准开始转向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和对全球的影响力方面。
弗洛贝尔（Fro-bel）则认为，新国际劳动分工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代表，重构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联系，体现了世界范围内以城市为依托的生产与控制的等级体系。
弗里德曼从弗洛贝尔等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研究中得到启发，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
1981年，他发表了《关于世界城市未来札记》的论文，开始关注对世界城市的研究。
1982年，他的论文《世界城市形成：
研究和行动议程》中对世界城市的形成作了进一步探讨。
1986年，他在《环境和变化》杂志上发表了《世界城市假说》一文，提出了七大著名论断和假说：
①一个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形式和程度以及它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所担当的智能，将决定该城市的任何结构转型；②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城市均是全球资本用来组织和协调其生产和市场的基点，由此导致的各种联系使世界城市成为一个复杂的空间等级体系；③世界城市的全球控制功能直接反映在其生产和就业结构及活力上；④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汇集的主要地点；⑤世界城市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目的地；⑥世界城市集中体现产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即空间与阶级的两级分化；⑦世界城市的增长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可能超越政府财政负担能力。
他把世界城市的特征概括为：
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国际化组织；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
弗里德曼继续和延伸了他20世纪60年代空间结构理论的思想，着重研究了世界城市的等级层次结构，并对世界城市进行了分类。
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评价一个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不在于人口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参加国际经济社会活动的程度和调控、支配资本的能力。
据此，将世界城市按区域划分为核心国（或地区）第一序列、第二序列和边缘国（或地区）第一序列、第二序列的等级结构。
美国芝加哥大学萨森（S.Sassen）教授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视角切入，探讨城市中主要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集中度和强度、通过对全球领先的生产者服务公司的分析来诠释全球城市，从而成为此研究领域的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人物。
萨森在1991年提出了“全球城市”假说。
着重从微观的角度即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研究她所称的全球城市，萨森认为，全球城市在世界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关键动力在于其中优良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从而使它们具有了全球控制能力。
她将“全球城市”的基本特征总结为如下四点：
①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②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③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④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
萨森强调，世界城市不仅是协调过程的节点，而且还是特殊的生产基地。
世界城市所生产的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
她认为，生产者服务业越来越具有世界范围，生产者服务业集中于世界城市，这些城市逐渐成为“全球性服务中心”。
随着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世界城市形成以生产者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的产业体系：
金融、法律以及一般的管理事务、创新、开发、设计、行政管理、人事、生产技术、运输、维修、通讯、批发分销、广告、公司清洁服务、安全和仓储等。
生产者服务公司的增加，也给市场带来更多的服务需求。
政府面对日趋复杂的情况，也产生了对专业化服务市场更多的需求。
因此，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结构转变，这不仅源于制造业就业向服务业就业的转移，而且因为经济结构和组织的调整所产生的对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她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生产者服务业的就业增长高于全国就业的平均增长率。
而且，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率高于全国。
自弗里德曼和萨森“世界/全球城市”假设提出来以后，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批评意见。
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世界城市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以斯克托（Scott），索亚（Soja），大卫斯（Davis），杰姆森（Jameson）为代表人物的洛杉矶学派从后现代主义理念出发，对洛杉矶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把对世界城市的理解恢复到早期霍尔所界定的更为广泛的定义上。
如斯克托等认为洛杉矶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节点，兼具世界城市的共性和个性。
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洛杉矶的发展中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
索亚从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批评角度出发，认为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
1980年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城市之间的联系。
以卡斯特尔斯（Castells）、巴顿（Batten）、沃夫（Warf）、赫普沃斯（Hepworth）、拉芬（Lanvin）等为代表的学者，从信息网络角度展开对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网络的研究，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方向。
特别是卡斯特尔斯，首次提出了信息城市的理论。
他认为，信息成为所有社会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原材料。
经济生产、文化主流、政治军事赖以依存的社会结构都建立在对信息和知识的收集、储存、处理和生产的基础上。
新技术革命最重要的影响是服务转变，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而信息城市则是信息社会的体现。
在萨森研究的基础上，卡斯特尔斯提出了“流的空间”，全球城市被作为全球网络的节点，将城市网络置于流动的空间中。
世界城市则被他视为对世界范围内“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节点和网络中心”的“最直接的诠释”。
英国拉夫堡大学地理系学者所组成的世界城市研究小组对全球城市网络的定量划分做出了最具系统性的探索。
这一研究小组的成员们认为，传统的世界城市研究偏重于一种静态的探讨方法。
如果要想深入掌握“世界城市”的本质，应该更着重于其间的“关系”层面的分析。
特别是泰勒（Taylor）通过对美国纽约、华盛顿、迈阿密、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大城市商业活动全球化的分析研究，深深体会到不论在世界城市的理论层面还是实证研究上，均应摒弃过去静态观点而代之以动态角度。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趋势下，更应将全球城市的研究置于政治经济学的脉络中观察。
因此，在对全球城市层级排序时，泰勒及其同事们特别提出应发起一项全球的共同研究，以汇集全球城市材料。
泰勒在研究全球城市体系时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建立服务值矩阵：
先识别全球性服务公司，描绘它们在全球的办事处网络，然后给每个城市的办事处赋予服务值。
数据收集的最终结果是：
服务值矩阵的规模为100个企业×315个城市，表现为一组0—5个数值。
所选城市的全球联结性表现为：
纽约和伦敦在城市体系中的位置遥遥领先，位于其后的城市，其联结性有一个突降。
联结性达到伦敦的50%的城市只有17个。
泰勒等人的该项研究结果还表明，全球城市体系是由地区和层次混合构建起来的，世界城市的网络构成具有区域性，不同地区的发展战略具有十分显著的地域倾向。
泰勒等人采用公司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测定了全球城市网络作用力的大小，并指出了全球城市网络形成的关键因素。
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城市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另外，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城市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自然也就进入了理论研究的视野。
1990年以后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世界城市或潜在的世界城市的研究，引起了本地区学者和国际城市学界的重视。
其中一项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由联合国组织的“巨城市和城市发展”国际合作项目，重点对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巨大城市综合体进行系统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迅速发展，一些中心城市相继提出了建设现代国际大都市或国际性城市的战略目标。
与此相适应，国内学界对世界城市的研究也开始兴起，并陆续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国外世界城市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其代表性文献包括周振华等人翻译的沙森的《全球城市：
纽约、伦敦、东京》（2005），周振华、陈向明、黄建富主编的《世界城市—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2004），宁越敏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城市与我国中心城市的发展》（1991），汤正刚《国际性城市的基本特征与形成条件》（1993），李立勋的《城市国际化与国际城市》（1994），姚士谋的《国际性城市建立的背景和机遇》（1995），余丹林、魏也华的《国际城市、国际城市区域以及国际化城市研究》（2003），张建明的《再谈建立国际大都市》（1996）等。
二是对中国建设全球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分析，提出建设全球城市的战略思路等，特别是针对上海、北京、广州及一些沿海大城市的实证研究。
其中，比较系统性的研究有蔡来兴等著《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1995），顾朝林等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城市发展战略研究》（1999）等。
关于世界城市的标准与分类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外学者对世界城市的认识与理解更加深入。
1986年，弗里德曼采用“核心-边缘”的方法，给出7项衡量世界城市的指标：
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所在地；商务服务部门的快速增长；重要制造业中心；主要的交通枢纽；人口规模。
并按照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城市进行分类。
1995年，弗里德曼又增加了人口迁移目的地这个指标，并改变了以往区分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做法，而是按照城市所连接的经济区域的大小，重新划分了世界城市，这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城市等级分类。
在这个分类中，位于第一层级的世界城市为纽约、伦敦、东京。
N．J．Thrift更强调服务功能的重要性，据此他选择了公司总部数量和银行总部数量两个指标来界定世界城市，将世界城市分为三类：
全球中心（纽约、伦敦、东京）、洲际中心（巴黎、洛杉矶、香港、新加坡）、区域中心（悉尼、芝加哥、达拉斯、迈阿密、檀香山、旧金山）。
科恩提出“跨国指数”和“跨金融指数”，他认为只有这两个指标均位于前列的时候，这个城市才能被认定为“全球城市”。
对这两种指数进行综合评估，从全球范围看，只有纽约、伦敦、东京在两项指标中均居前三位，所以这三个城市属于全球城市。
萨森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提出全球城市应是“主导性的金融中心”、“主导性的国际货币交易中心”、“国际性不动产市场”。
萨森用这三项要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是纽约、伦敦、东京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城市。
美国学者戈特曼提出界定世界城市的三大指标，除了人口指标外，他认为“脑力密集型”产业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同时他还注意到政府权力中心对世界城市形成的重要作用。
他列出的世界城市名单中，除了纽约、伦敦、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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