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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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分析

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分析

摘要：

张爱玲用敏锐的目光、细致的观察洞察了当时的社会虚伪，用犀利的语言深刻的揭露了人性的冷酷，在这样残酷的世界里，她深深地感到了对人生掌控的无力感，以及在纷繁交织的世界中人性的彷徨，由此感到了无以名状的失落和悲哀，于是她将这种浓厚而深刻的悲剧意识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张爱玲采用了日常叙事的结构和方式，用强烈的悲剧感与震撼力打动着读者。

关键词：

张爱玲；悲剧意识；日常叙事

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子，她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十里洋场上，在这样残酷的世界里，她深深地感到了对人生掌控的无力感，以及在纷繁交织的世界中人性的彷徨，由此感到了无以名状的失落和悲哀，于是她将这种浓厚而深刻的悲剧意识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张爱玲舍弃了五四时期以来部分作品歌颂人生、世界、人性以及爱情的主题，摒弃了较为美好的描写手法和健康的叙事结构，采用了日常叙事的结构和方式，用强烈的悲剧感与震撼力打动着读者。

尤其在发表了《倾城之恋》之后，她收敛了批判的锋芒，转而从都市市民琐碎的日常生活入手，着重寻找衰败的旧式家族和传统文化以及人性冲突挣扎的悲剧内涵和意义。

一、悲剧主题

张爱玲在作品中首先肯定了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借助了日常生活的开放性、现实性和繁琐性，从而为平实、简单的日常生活开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空间。

她深入并且体会日常生活，对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给予关注，探索人性的本质，从而形成了两种主题的悲剧形式，即人们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亲情和爱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丢了半条命。

”（《金锁记》）七巧注定是一个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在传统封建意识的影响和压迫下，逐渐由一个受害者转变成一个害人者。

她在自己对于淡漠人情的恐慌中，不断地以极端的手段保护自己，用黄金的枷锁劈杀了自己，也劈杀了自己的骨肉至亲，她甚至不甘心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享有正常的生活，不断地破坏女儿的幸福，窥探儿子、儿媳妇之间的隐私，最终将他们变成了自己的陪葬。

在《花凋》中，郑先生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但是孩子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

即使生了病，不愿花钱治疗，使其一寸寸死去，却在她死去之后在她的坟前添了一个大理石的天使，这样的行为虚伪而残酷。

作者在一个没落的时代背景中揭露了一个做作、冷酷的旧家庭，人们在道貌岸然的面具掩盖之下，存在的亲情和人性变得自私和虚伪起来。

同样，《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对于来投奔自己的亲侄女不但没有尽到照顾的义务，反而把她当成是满足自己欲望，为自己吸引男人的工具，一步步诱使葛微龙走向金钱和情欲的深渊里。

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血缘亲情是一种歌颂不尽的咏叹调，父慈母爱、手足情深也一直是文学中长盛不衰的主题。

张爱玲在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环境、血缘亲情的描写过程中，她将亲子关系被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对人性逐渐进行深层次的探索过程中，亲情没有逃脱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自私、虚伪、冷酷、淡漠的方程式。

这是张爱玲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发掘和理解，同时也是对亲情中被隐藏了的冷酷的深刻理解与刻画。

张爱玲曾经说过，“一般所说：

‘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的，也不打算写……我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肆的。

”张爱玲常常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对一个个爱情悲剧娓娓道来，但在大量的“情爱”故事中，我们却很少见到“正常的”爱。

爱情中往往充满虚伪的敷衍、猜忌和赤裸裸的目的性。

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男人成为社会的主宰者、控制者，女性的“原罪”意识和传统归属意识，使他们愈发依赖男性，以至爱情最后变成了一种游戏，一种交易，结局都指向虚无。

1.千疮百孔的爱情

张爱玲笔下男女之间总是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

是无关真心的，只是生活的一种调剂，一种目的的实现。

《倾城之恋》中离婚被弃的白流苏和名门望族庶出的范柳原是两个旧式家庭的弃儿，在迷乱的世界中抓住了对方，就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

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做调剂的男人，一个是为了物质的需求，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由此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

但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但那“一点真心”也是不可靠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即使振保与娇蕊看似非常相爱，但是一旦要男人去负责时，爱情就变成了一种罪恶，变得脆弱而且不堪一击。

2.成为枷锁的婚姻

千疮百孔的爱情因为掺杂了太多的自私与虚伪，自然无法成就美满的婚姻，无爱的婚姻是痛苦的，这样只能使他成为枷锁，用来锁住自己和别人。

悲剧的婚姻成为了张爱玲作品中爱情悲剧主题衍生的另一悲剧主题。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的家人把她送到国外读书的目的是让她将来嫁人时可以有资本挑一个好的。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即使已经离过一次婚，知道婚姻的苦楚和束缚，但是为了生存，仍然要用自己最后的一点本钱来追求婚姻。

婚姻对于女性而言成为了一个金色的鸟笼，自我意识被深深掩埋；而男人在追求婚姻的时候，则将它视为人生的一种装饰，是作为社会角色的一种设置，必不可少却没有意义。

于是，即使看似圆满的结局里反而蕴含着更加深刻的悲剧意识和无奈的叹息。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爱情与婚姻失去了神圣的意味，大多成为男女主人公为达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没有幸福可言，充斥着人性的虚伪和自私以及对人生的无奈。

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成为了一副黄金的枷锁，锁住了所有的悲剧人物。

这一悲剧主题在当时更具有社会性，以家庭为着眼点使张爱玲对人性挖掘的角度有了更具代表性的切入研究方向。

二、悲剧意识的内涵

张爱玲说“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

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

”张爱玲最主要通过对人性的探索来表达悲剧意识。

她并不直接的揭露人性的弱点，而是通过市民生活的片段和细节，通过人们交往过程中的行为举止，语言和心理描写，揭开人们伪装的面具，露出人性深处自私、阴暗、虚伪和残酷，触摸到了人们灵魂的阴暗角落。

但这些人物形象通常在最初却都抱有一丝天真的纯洁。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无论是有钱的公子、太太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丫头、小手工业者，都被她挖掘出掩藏在外表之下试图被忽略的人性。

在《金锁记》中，正值青春年华的曹七巧被一心只想“钱”的哥哥卖给官宦家的残废公子，曹七巧嫁入姜家后，古老家族已经衰败，七巧低微的出身与“正室奶奶”的虚名从两个方面刺激了她的金钱欲，于是她的人格开始扭曲。

曹七巧忍受了在姜家的种种磨难，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只能集中到“金钱”上，欲望成为一股的可怕力量。

为此，她从中作梗，毁掉了儿子和女儿的婚姻，也毁掉了她们的幸福，亲情和爱情自此被金钱和欲望无情的斩杀。

在这部作品中，从曹七巧的哥哥，曹七巧本人，到老三姜季泽的人物形象不但体现出虚伪面具掩盖下的自私、冷酷和利欲熏心的人物本性，同时我们也无奈地看到七巧被封建传统思想和制度压抑下的情感需要，以至到最后人性不得不痛苦地扭曲，我们也心痛的看到本来可以得到幸福的长安、长白被伤害，成为殉葬品。

作品中，月亮成为凸显悲剧的意象，反映了悲剧的深刻性。

作为现实场景的月亮反复出现强调了生活中残酷的真实性，又以独特的象征意义体现了物是人非的沧桑感。

月亮的意象与人性的挣扎形成双线结构，在现实情节与意境中相互辉映。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是一个看似十分完美的男人，事业成功，重视亲情，待人热情真诚，“整个的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也有着让人厌恶的自私和怯懦。

他爱上第一个女人时，觉得她身上的自由和疯疯傻傻不适合移植到家乡来，认为“劳民伤财”。

当他爱上自己朋友的女人娇蕊之后，虽然在一段时间中沉迷欲望与情爱当中，但当娇蕊出于爱他，决心要跟自己的丈夫离婚而选择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怕的要死。

为了维持自己一个好人的姿态，他无情地放弃了娇蕊，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自私和怯懦的本性。

最后他选择跟烟鹂结婚，却只把这个女人当做家里的摆设。

张爱玲通过对振保心理以及行动的刻画，运用讽刺的手法，冷冷的掀开了掩盖在他脸上虚伪的面纱，揭露了这个表里不一，自私冷酷的男人，同时也揭露了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心理变态，人格扭曲的男性心理。

在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方面，张爱玲不仅仅描写都市市民平实的生活细节,还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给一部分市民带来的精神惶恐,提出了一个时代的特征:

乱世。

她逼真地叙写出现代化过程中都市的传统道德逐渐式微和普通市民在社会巨变中产生的虚无和恐慌的心理。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深刻地体现于对混乱的世界、人生命运的体验和关照上，表现的多是人的意志与命运的矛盾以及人对不可知而又无法抗拒的世界的斗争。

她在小说中结合了一个“失落者”的体悟，有一种对大环境不可抗拒的不安和恐惧，充满着对生存的恐慌和困扰，认为痛苦与不安是人生世界的永恒主题。

在描写城市现代化过程中，作者没有选择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来描写，而是通过对底层市民生活环境的叙述来反映世界环境的变化。

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说：

我们用的是老钟。

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了一个在时代变化当中固守陈规的没落家族。

又有文章前后都特意描写的“胡琴咿咿呀呀的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这是一种对历史生活的深刻记忆，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叹息，也是对社会环境的腐朽反映。

在这样被迷乱和欲望主宰的社会大环境中，年老的紫薇（《创世纪》）在面对逐渐衰落的家庭现状时，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现有家庭体系，只能无可奈何地典当自己所剩不多的陪嫁，孤独和子孙的不肖使本应颐养天年的紫薇叹息“这也真是个寂寞的世界啊！

”环境与命运的不可抗争，使人物形象无一幸免的屈服和退缩。

命运是张爱玲作品中人物形象不可抗拒的力量，人物个体只能安于现状，等待命运的安排，但是却不能改变命运。

张爱玲由此感到生命是残酷的，人在命运面前十分的渺小，人们无法做自己的主人，也做不了周围环境的主人。

《金锁记》中的长安，从小就在那样一种环境中长大，受着七巧扭曲人格的影响和荼毒，性格软弱、安于命运的作弄，放弃了求学这丝光明，又被七巧有意地破坏了婚姻，她也没有反抗，直到完全被毁灭。

人性的软弱自此被挖掘出来，并且表现得淋漓尽致。

社会环境固然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人性在其中被消磨斗志，由此放纵自我的无能，放弃追求希望的勇气，屈膝于命运的安排则更加可悲。

三、悲剧意识的根源

中国旧式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传统的宿命论是压在女性身上一块无法撼动的巨石。

传统思想要求女性安于命运，恪守妇道，压抑女性生理和心理的本能要求。

张爱玲在作品中影射了这一历史背景，同时认为这是作品中悲剧意识的根源之一。

《金锁记》中，曹七巧在没落的姜家，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女人，在传统封建思想对于女性的轻视中，她没有被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来看待，而是成为了被买卖的商品。

她本人思想中的封建残余又使她为了姜家二少奶奶的名分和钱财支撑到姜家最后没落的时刻；世俗的眼光和封建家庭体系的压迫中，又迫使她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人性和欲望，来“恪守妇道”，安于现状。

在这种压抑中，她的精神也残废了，成为了另一个“吃人”的凶手。

她亲手扼杀了儿子和女儿的爱情和家庭。

曹七巧就这样走进了“被迫害、自戕、迫害人”的怪圈。

成了“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傅雷语）。

”

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失去了所有的依靠，最终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了范柳原，为了生存，她以自己仅剩的资本进行了一场赌博。

可以看出，从女性自身意识出发，她就没有把自己当做是一个可以独立自主的个体，而是需要依附于男人。

但是，一场战争，成全了白流苏，让她赢得了范太太的身份，可是她却失去了自我，成为从物质和精神上完全依附范柳原的人，陷入了被动的状态，从一个无依无靠的困境中走进了另一个完全依附、无个体意识的困境，并没有给她带来寻找自我归宿和意识觉醒的转机。

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欧·亨利善于通过描写“小人物”的不幸命运，揭示资本主义的不平和虚伪，在艺术上，他的小说常常以“带泪的微笑”和心酸的欢乐打动读者。

但是，欧·亨利的故事中虽然有命运作弄主人公而蕴含的心酸，但是却有以人性的回归和人们之间相互善意的体谅的结局。

然而张爱玲作品的结局，往往是一种由女性意识没落导致的“含泪的笑”。

人性的束缚依然存在，寻求人性真正解放的道路依然在探索，实质上，是从一个困境跳入了另一困境当中，悲剧意识连绵不断地延续下去。

弗洛伊德曾经打过一个比喻：

本我是匹马，自我是骑手。

欲望被压抑后，会演变成极端病态心理所带来的变态行为。

越是受到压抑，人格越扭曲，越是拐弯抹角的寻找出路和发泄的途径，最后欲望被变相的释放出来，就会造成本身和同行者的毁灭。

曼璐（《十八春》）为了能够养活一家子人，支撑起整个家庭，年纪轻轻的她只能选择去做暗娼。

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人性深处的恶不断膨胀起来，我们通过作者的展示发现了她人性中禁不住撩拨的欲望，而为了摆脱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她将自己正是为了家庭而付出当做自甘堕落的借口和伪装。

《金锁记》反映了尖锐的人性压抑和人性冲突，其中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得像着了火”。

曹七巧心理和生理上都受到了长期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

情欲的无法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她先是用金钱来满足自己，弥补被压抑的欲望，结果当欲望的压抑达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时，她丧失了人性，最终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其他人。

张爱玲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最原始的罪恶，围绕着欲望揭示了恐怖不堪的人性。

张爱玲用她苍凉阴郁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油画。

在她的小说里，有的是复杂的爱恨曲折，还有难以言表的情愫。

品读张爱玲的作品，能够在认识人生的同时也体味到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这种认识并不能帮助人来改变现实的处境，反而将人放置于更加空虚、苍凉的无奈之下，让人物体验这种无法逃离的重压带来的痛苦与压抑。

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看不到希望的悲剧，而她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让人遗憾的同时却也能够让人深深自省，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凛冽、警示和惊艳的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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