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对命运的理解看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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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对命运的理解看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
从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对命运的理解看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
希腊悲剧常常以表现人的努力在不可抗拒的命运之下的无望作为主题，因此又被称为命运悲剧。
古希腊悲剧一般主要写主人公的个人意志和命运的冲突。
早在古希腊的神话里，命运就是支配神和人的无上力量。
按古希腊人的观念,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是不可知的,它既支配人，也支配神。
这种命运观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人类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期。
所谓“命运”，其实质是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古希腊人限于思想及科学水平，无法认识。
所谓人与命运的冲突，实际反映了人与外界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命运悲剧是古希腊人反映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
三大悲剧诗人对命运的理解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发展的迹象，不断的体现人本思想。
随着社会的发展，命运观也在发生变化。
三位悲剧诗人在命运观上的差异就表明了这一点。
埃斯库罗斯这位被后人尊称为“悲剧之父”的诗人，作为古希腊悲剧形成时期的代表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命运观更多地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较为传统的命运观，埃斯库罗斯把命运看作具体的神，认为命运支配人的一切，包括支配神。
但他又强调人的意志。
因此他的悲剧更多地显示人生的黑暗面，但作为一个虔诚的神论者，他没有把人间描写成地狱，他告诫他的热衷内讧的同胞们：
对神意的信念，最终会把人们引向公正与和谐。
《俄瑞斯特斯》三部曲中的人物都被复仇神所控制，一环扣一环地将自己投放在血腥的家庭谋杀之中。
这里的命运似乎是神的力量，因为复仇的最初原由是阿伽门农为了出征而杀女的事件，于是引起一系列的家庭悲剧。
他通过对阿特柔斯家族的世仇描述，深化了古希腊文学所一再强调的命运主题。
但在《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对普罗米修斯来说，命运就是宙斯，由于他盗火给人类，又拒绝说出宙斯的秘密，因此受到宙斯的严酷惩罚，最终牺牲了自己。
对宙斯来说，命运却是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是冥冥中注定他被推翻的下场。
这就是古希腊悲剧早期的命运观念，它带有宗教性和神性的，然而在客观上启迪了人性，是人性理想的化身。
第二个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向命运提出怀疑与挑战。
在他看来，命运不是具体的神而是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命运有捉弄人的邪恶性质。
敢于抗争命运的英雄是值得同情和歌颂的，虽然最后只能是一场悲剧。
诗人强调人对命运的反抗和坚强的意志。
他的命运观也成了这一阶段古希腊悲剧命运观念的代表。
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是《俄底浦斯王》，被认为是希腊悲剧的典范。
剧情深刻说明了希腊人对命运力量的敬畏。
俄底浦斯并不是一个应遭惩罚的罪人而是一个注定陷于罪孽的不幸者形象，而他为了逃避命运所作的每一步努力都恰好使自己更深的落入命运之网。
作家用希腊式的反讽营造了哲学层面上的深刻悲剧意识，表现了人类永远无法抗拒命运的悲观主题。
尽管结局是悲惨的，但这种明知“神示”不可违而违之的精神，正是对个人自主精神的肯定.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神尽管不能完全掌控人类的命运，人类即使可以对命运做出挑战的尝试，但是这样的尝试是危险的。
在索福克勒斯的笔下，悲剧不再是人沦为神或是命运的玩物，而是人在努力对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幸命运之后却落得失败的下场。
人在他笔下已经从命运的奴隶转变成为英雄。
在索福克勒斯心目中，命运虽是不可抗拒的，其正义性、合理性却是可以怀疑的。
这一阶段悲剧中的命运观念进步性在于肯定了人的价值，悲剧中的命运观人本思想更深了。
欧里庇得斯走得比两位前辈更远，古希腊悲剧更具有进步性，他已经完全将视线从神身上转移到了人。
他抨击有神论的伦理观，不相信命运。
他认为命运在人的本身，强调事在人为，强调命运靠自己掌握。
欧里庇得斯的命运观在三大悲剧诗人当中也是最具有进步性的。
他将社会因素与人的因素放进命运的观念中。
在《美狄亚》中，美狄亚是一个神和命运的质疑者，应该注意到的是同样在悲剧命运面前她进行了积极的反抗（毒杀亲子以实现报复），与俄底浦斯自我放逐的消极态度形成对照。
在希腊悲剧时代后期人性和现实逐渐占领舞台，美狄亚的出现意味着命运女神不可动摇的形象开始崩解。
美狄亚不甘于被遗弃的命运，用计策谋杀了情敌，为了报复丈夫的负心，可以狠心屠杀了两个幼子。
然而她却没有受到命运的因果报应，而且还乘着神车飞驰而去，逍遥法外。
与其说是因果报应在她身上没有起作用，不如说是命运本来就掌握在美狄亚手中。
到了这个时期，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已经充分体现了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作用。
主张事在人为，肯定敢于改变现状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行为，比前人都更具进步性和现代性。
虽然三位悲剧家的命运观念都有不同，但他们都围绕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的主题，他们的作品，其主题不断的由神向人变换，慢慢的可以看出重视人的作用。
他们悲剧作品中的主人公用不同的方式，面对落到头上的不公的命运，意志坚定、竭尽所能的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把自己的命运观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也让人看到了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念的发展：
传统的、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古希腊悲剧早期的命运观念逐渐被具有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人性命运观取代。
从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对命运的理解看古希腊中的命运观念。
答：
在古希腊悲剧中，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是常见的主题。
按古希腊人的观念，命运是不可知的，是不可抗拒的，是冥冥中的一种巨大的力量。
而人的行为与意志，常常处于与命运的悲剧性冲突之中。
三位悲剧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这一冲突。
在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中，《俄瑞斯特斯》三部曲中的人物都被复仇神所控制，一环扣一环地将自己投放在血腥的家庭谋杀之中。
这里的命运似乎是神的力量，因为复仇的最初原由是阿伽门农为了出征而杀女的事件，于是引起一系列的家庭悲剧。
《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对普罗米修斯来说，命运就是宙斯，由于他盗火给人类，又拒绝说出宙斯的秘密，因此受到宙斯的严酷惩罚，最终牺牲了自己。
对宙斯来说，命运却是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是冥冥中注定他被推翻的下场。
从这两部剧来看，埃斯库罗斯的命运观具有两个因素，即神和某种神秘力量，它们支配着人和神的生命以及行为。
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是《俄底浦斯王》，被认为是希腊悲剧的典范。
剧中，命运是一种超乎人类和神之上的抽象观念，是一种不可知但绝对邪恶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将正直、善良、勇敢的俄底浦斯投入杀父娶母的深渊。
欧里庇得斯则将社会因素与人的因素放进命运的观念中。
《美狄亚》中，造成美狄亚悲惨下场的是伊阿宋的忘恩负义与男性文化对女人的蔑视，这种可见的男性社会力量，形成了作为女人的美狄亚的悲剧。
尽管三位悲剧家的命运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命运的抗争却是一致的：
悲剧主人公用不同的方式，面对落到头上的不公的命运，意志坚定、竭尽所能的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而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中，显示了人的不甘屈服的精神，产生一种令人震撼的悲剧效果。
2。
从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对命运的理解看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
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是古希腊悲剧中常见的主题。
按古希腊人的观念，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是不可知的。
其实，人与命运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与外界环境的冲突，它是人类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的情况下受自然摆布而产生的命运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命运观也在发生变化。
三位悲剧诗人在命运观上的差异就表明了这一点。
包括支配神；在索福克勒斯心目中，命运虽是不可抗拒的，其正义性、合理性却是可以怀疑的；欧里庀德斯却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行为。
3。
从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对命运的理解看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
答：
①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剧作题材都取之于神话，悲剧风格却各有特点：
埃斯库罗斯的风格是悲壮、雄浑、自豪而又充满信心；索福克勒斯则是悲愤、迷惘、上下求索；欧里庇得斯则是悲痛、憎恨和寻找出路。
②古希腊悲剧往往以人与命运的斗争为主题，有人称希腊悲剧为“命运悲剧”。
古希腊悲剧一般主要写主人公的个人意志和命运的冲突。
古希腊人认为在人与神之上还有命运主宰一切，它既支配人，也支配神。
它是不可抗拒的，不可解释、难以捉摸的。
悲剧主人公的结局是逃不出命运的魔掌而终于毁灭的。
③所谓“命运”，其实质是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古希腊人限于思想及科学水平，无法认识。
所谓人与命运的冲突，实际反映了人与外界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命运悲剧是古希腊人反映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
④命运观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三个时期各有不同的表现。
埃斯库罗斯把命运看作具体的神，认为命运支配人的一切，但他双强调人的意志。
索福克勒斯向命运提出怀疑与挑战。
在他看来，命运不是具体的神而是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命运有捉弄人的邪恶性质。
诗人强调人对命运的反抗和坚强的意志。
欧里庇得斯不相信命运。
他认为命运在人的本身，强调事在人为，强调命运靠自己掌握。
从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对命运的理解看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
古希腊悲剧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史的开端，奠定了欧洲后世戏剧的基础。
我们今天所说的古希腊悲剧，实际是指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这三大悲剧诗人得以幸存的33部作品。
在古希腊悲剧中，命运是随情节发展的一个必然因素，主人翁的际遇和故事情节的发展，都凝聚着诗人本身对宇宙、自然和人生的理解与思考。
三大悲剧诗人对命运的理解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发展的痕迹。
埃斯库罗斯被后人尊称为“悲剧之父”，作为古希腊悲剧形成时期的代表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命运观更多地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较为传统的命运观，他认为命运是一种不可驾驭的力量，对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性和不可改变性，人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因此他的作品更多地显示人生的黑暗的、令人无奈的一面。
诗人的代表作《俄瑞斯忒亚》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它通过对阿柔斯家族的世仇描述，深化了古希腊文学所一再强调的命运主题，故事的主人公在命运安排好的复仇的血腥味中庸庸碌碌，世世代代都逃不出命运的五指山。
当然，作为一位虔诚的有神论者，作者并没有把人间写成地狱，他在承认现实的丑恶和杂乱的同时，也看到了希望，但这种对人的意志的肯定并不能掩盖其作品中所浓烈的悲剧色彩。
这一切都明显地体现了埃斯库罗斯把命运理解为一种非正义但无法抗拒的超自然的力量，这也就是古希腊悲剧早期的命运观念，它是传统的、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
索福克勒斯被称为“戏剧艺术的荷马”，他标志着古希腊悲剧艺术步入了成熟期，而他的命运观也成了这一阶段古希腊悲剧命运观念的代表。
索福克勒斯生活的年代比埃斯库罗斯迟了几十年，他的命运观既沿袭了前人的传统看法，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例如他的命运悲剧《俄底浦斯王》，表现了人的意志和命运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善良刚毅的英雄俄底浦斯在和邪恶命运的搏斗中遭到不可避免的毁灭，歌颂了具有独立意志的人的勇敢坚强的斗争精神。
与前人一样，索福克勒斯把命运理解为一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他也怀疑命运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他认为命运的性质是邪恶的、不可顺从的，此外，比前人更有进步性的是索福克勒斯肯定了人的价值，虽然个人与命运是相冲突的，最终也会逃不出命运的控制而被磨灭，但是对于这一过程中人的反抗，诗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他的笔下有了俄底浦斯这样的英雄人物。
索福克勒斯所持的命运观表明了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的发展，它在继承了传统命运观，认为命运是非正义的不可抗拒的基础上，又肯定了人的反抗行为，也就是说，虽然天命难违，但是人的反抗力量还是有价值和值得赞赏的。
这一时期悲剧中的命运观念既有沿袭又有发展，其进步性在于肯定了人的价值，对后来悲剧中的命运观的取向有着积极的影响。
古希腊悲剧到了欧里庇得斯的时候更具有进步性，他更多地受到了哲学的影响，他抨击有神论的伦理观，因而他的悲剧更为地理性，他被后人称为“剧场里的哲学家”。
欧里庇得斯的命运观在三大悲剧诗人当中也是最具有进步性的，他主张事在人为，人的命运应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的代表作《美狄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主人公美狄亚是一位敢作敢为、热烈追求平等，带有原始特点的泼辣女性，她处于爱与恨的两个极端，有着女人共有的爱情，然而一旦遭到背叛，爱情便会化作仇恨，从而变为残忍报复行为的根源。
在那个不平等的社会，欧里庇得斯一反常规，对向来人们认为胆小懦弱、逆来顺受的妇女形象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塑，主人公为夺取平等利进行了反压迫斗争，从而改写了自己的一生。
至此，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带有宿命论色彩命运观的束缚，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主张事在人为，肯定敢于改变现状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行为，这使这一阶段的命运观比起前人更具有进步性和现代性。
古希腊人认为命运是不可抗拒、不可知的，是冥冥之中的一种世大力量，而人的行为与意志常处于和命运悲剧的冲突之中，三大诗人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这一点，但他们各自所持的命运观在形成自己的作品独特风格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念的发展：
从传统的认为命运的不可违逆，到后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发展到勇于反抗，争取控制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让我们看到了古希腊悲剧命运观逐渐向现代的和进步的一面发展的趋势。
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原则起源于中国古代兵书中的避实击虚。
著名的围魏救赵就是出自这一战略原则：
当时的魏国是中原最强大的国家，有一次它依仗其强大实力，去攻打赵国。
当打到赵国首都时，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赵国就派使者请齐国帮忙。
于是，齐国派田忌为主将和孙膑为军师来领军救赵。
当时的形势是，魏国虽然强大，但对于韩、赵、齐、燕等只是处于相对优势，所以它不得不尽起全国之兵去全力攻打赵国。
那么它的后方必然兵力薄弱、空虚。
孙膑看准这一机会就对田忌说：
与其千里迢迢的直接去打兵强马壮的魏军，不如去打它兵力空虚，却又不得不救的都城——大梁。
于是，齐军就真的像大梁进兵了，庞涓这时在前线一听说首都被围，连忙撤兵回救大梁。
齐军料定魏军会回军大梁，所以以逸待劳的在半路打伏击，把魏军打了个大败。
不过，这一战略原则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避实击虚的范畴。
它还包含了保存有生力量、以面制点、战略转移和地缘经济等战略意义。
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原则被广泛的应用于当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在商业界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
中国哲学中有一句著名的论断：
没有永远的答案，只有永远的问题。
老子也说，万物是变动不居的。
环境在变、人在变，任何事物都需要时时应对变化，如果不能应变的话，今天成功的因素明天可能致你于一败涂地的境地。
对于当时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因素，我们清楚的知道这其中还有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作为红色政权存在的一个客观条件。
其他地区，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斗争为各个革命武装力量提供了相互依靠的政治环境，在此基础上，当时统治集团的不统一和矛盾冲突，同样为这一理论的实践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巨大缝隙和机遇。
所以，该理论的成功，和其正确分析并利用局势的勇敢尝试分布开。
由此，在解决社会主义现代问题时，我们何不反思，现今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国际环境的相对和平；人民对于党的拥护，国际上我国经济实力的大大增强，在这时集中一部分人力物力，抓住历史机遇，彻底解决国家重点问题----农民问题，也势在必行。
农村包围城市到现在，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论断，而是一个涵义丰富的战略思维体系。
毛主席当年在中国革命中的实践只不过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例，我们不能，也无需真的从农村开始。
中国革命之所以选择农村包围城市，它是受当时各种因素制约的必然选择。
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因素变了，不能死搬硬套。
但我们可以深入的了解这一战略思想内涵，灵活的应用于今天的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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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包围城市简介2007-06-0912:
35农村包围城市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新军阀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中国社会仍然是半封建牛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在革命的危机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
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及时向全国人民指明了坚持革命的方向，使中国革命逐步进入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
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领导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这些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振奋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对创建人民军队，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武装起义后是首先夺取中心城市？
还是首先占领农村，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从实践和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发展并取得全国胜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实践上，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意见，率部向井冈山进军，并于1928年4月与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会师，创立了中国革命史。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探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井冈山的斗争》，总结了井冈山等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的原因及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又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党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的实践经验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把建立红色区域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初步解决了把农村作为党的工作重点这一重大问题，实际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后，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尔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队伍要坚持奋斗，不愿妥协，避免伤亡的话，“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其主要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武装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进行游击战争。
毛泽东又指出，把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农村，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城市，相反，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农村根据地也就处于孤立的地位，革命就会失败，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
这一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它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3
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一基本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可能条件。
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
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中国的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
换言之，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存在。
同时，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也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这就为红色政权在农村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是：
强大的反动势力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农民又是革命主力军，这就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阶级基础。
同时，由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间接统治和相互争斗，加上帝国主义分别扶植封建军阀势力所造成的军阀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混战，使红色政权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机会。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其后各根据地的发展就是利用了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阐释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依据即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毛泽东指出：
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
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这些原因和条件是：
1、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广泛存在，这就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由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农民又是革命的主力军，这又使红色政权获得了浓厚的阶级基础；由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和相互间的斗争，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这又使红色政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缝隙；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革命力量有广泛的回旋余地。
这些中国的特殊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2、国民革命的政治影响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之一。
这是因为国民革命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往往是在那些受过国民革命影响，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
3、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个客观的条件。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党政权，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政权。
它不仅未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却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这就必然造成了中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而中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4、相当力量红军的存在，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的主观条件。
如果只有赤卫队没有正式红军，便不能对付反动派，便不能造成割据局面。
5、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保证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性的主观条件。
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中得到的启示：
“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根据中国20世纪前期的具体革命实际，先在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建立革命力量，而后，利用农村革命武装力量，取得城市革命胜利的理论。
其主要内容有：
（1）工农武装割据。
在共产党领导下，用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
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
（2）以农村革命为中心。
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下定决心经营农村，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此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3）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
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相关指导思想；地方武装训练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原则起源于中国古代兵书中的避实击虚。
著名的围魏救赵就是出自这一战略原则：
当时的魏国是中原最强大的国家，有一次它依仗其强大实力，去攻打赵国。
当打到赵国首都时，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赵国就派使者请齐国帮忙。
于是，齐国派田忌为主将和孙膑为军师来领军救赵。
当时的形势是，魏国虽然强大，但对于韩、赵、齐、燕等只是处于相对优势，所以它不得不尽起全国之兵去全力攻打赵国。
那么它的后方必然兵力薄弱、空虚。
孙膑看准这一机会就对田忌说：
与其千里迢迢的直接去打兵强马壮的魏军，不如去打它兵力空虚，却又不得不救的都城——大梁。
于是，齐军就真的像大梁进兵了，庞涓这时在前线一听说首都被围，连忙撤兵回救大梁。
齐军料定魏军会回军大梁，所以以逸待劳的在半路打伏击，把魏军打了个大败。
不过，这一战略原则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避实击虚的范畴。
它还包含了保存有生力量、以面制点、战略转移和地缘经济等战略意义。
1.让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保持有生力量。
处于弱势地位的竞争者如果只会跟强势方进行不自量力的对抗，结果就是覆灭。
毛泽东主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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