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初期的淮南战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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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初期的淮南战场

解放战争初期的淮南战场

作者:

洪枫

自1939年从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奔赴华中抗日前线，父亲一直战斗在淮南根据地，直到1946年底淮南根据地在解放战争初期暂时失守。

在这个时期里，他曾经历过淮南根据地初创时的艰苦播种，也经历过淮南根据地发展时期与日伪顽的苦斗。

但最令他难以忘怀的，还是解放战争初期淮南战场的敌后游击坚持阶段的那段艰难岁月。

由于种种原因，解放战争初期的淮南战场在各种书籍文章中的介绍相对较少而简单，而对其中的游击坚持阶段的介绍更是少见，这使我对解放战争初期淮南游击坚持阶段的那段艰苦岁月产生了特别的关注，也由此萌发了对这段历史作一个比较深入的介绍的想法。

当我开始投入精力去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却发现关于介绍解放战争初期的淮南战场方面的资料大都十分简要，而不同资料之间又存在着不少矛盾之处，这使我不得不尽力去寻找更多的资料进行反复比较，努力从中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自己能够得到的资料仍十分有限，这就造成了这篇文章在不少细节上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

不管怎样，自己决定还是让此拙文与读者见面，即使它不甚理想。

若能让读者从中对淮南那段历史有个比较概括的了解，便是我小小的一点期望。

（一）解放战争初期的淮南局势

淮南根据地是新四军二师在抗战时期创建的，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建立的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抗战后期更是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成为当时中共在华中地区的指挥中枢。

淮南根据地东临京杭大运河，西至淮南铁路；南抵长江，北枕淮河，东西长近3百公里，南北宽约1百公里。

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淮南根据地拥有人口约3百万，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

淮南根据地又被南北走向的津浦铁路分割成东西两块。

东边的一块被称为淮南路东根据地，在抗战后期为路东分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也称华中三分区；西边的一块被称为淮南路西根据地，在抗战后期为路西分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也称华中四分区。

中共中央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是“向南防御，向北发展”。

在此方针指导下，中共在1946年5月以前陆续放弃了在长江以南的所有大块根据地，并且还放弃了在长江北岸的皖江根据地。

在山东、晋察冀、晋冀鲁豫、陕北等根据地，大批的部队和干部北调，向东北挺进；而华中根据地的新四军北调部队，则除了新四军三师直接北调东北外，其余全部北上山东。

北上山东的部队包括来自苏中的一旅和二旅，来自浙东的三旅，来自淮南的四旅和五旅，来自淮北的九旅，以及来自皖江的十九旅,二十旅和二十一旅。

华中根据地北调的部队及地方干部全部加起来，有12万之多。

到了1946年5月内战爆发前夕，华中根据地还保有四块地区，即苏北地区（人口约600万，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苏中地区（人口825万，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淮北地区（人口约600万，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和淮南地区。

在华中这四块根据地中，淮南根据地的地域最小，人口最少，武装力量最弱，而面对的敌军却是最精锐的。

从全国态势来看，华中根据地处于整个国共对峙战线的最南端，在即将到来的国共交锋中必然首当其冲。

而淮南根据地更像一根直指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南京的利刺，它与南京隔江相望，近若咫尺，“威胁京畿”,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势在必夺之地。

国民党自从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就在淮南根据地周围布下重兵向前挤压：

东面有驻防扬州仪征一线的整编二十五师；南面有驻防六合的五大主力之首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整编七十四师其余部队则驻防南京，随时可以跨江而至；西面有桂系主力之整编四十八师和七十三军七十七师。

在内战爆发前夕，更调来了另一个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对淮南形成了志在必得的态势。

在中共中央“向北发展”战略方针安排下，华中军区由于大量部队被抽出北上支援其它战场，其向南防御体系已是颇为捉襟见肘，加上华中军区的防御重点又是放在较为富饶的苏中根据地上，这样就造成了对淮南根据地的防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让淮南军区部队自己尽力而为。

这时在淮南根据地负责的中共淮南区党委主要成员是：

区党委书记肖望东，副书记黄岩（兼路西地委书记），副书记李世农（兼路东地委书记）。

淮南军区的主要成员有：

军区司令员周骏鸣，政委肖望东，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从学，政治部主任余立金，政治部副主任徐海珊，副参谋长朱云谦。

手上掌握的部队是六旅和独立旅。

六旅是45年初才重建的，开始有十七团和十八团两个团，旅长兼路西分区司令员陈庆先，政委兼路西地委书记黄岩，参谋长胡定千，政治部主任汪少川，主要用于保卫路西根据地，是路西军分区（即华中军区四分区）的支柱，所以六旅又兼路西军分区。

到了1946年4月，十七团又被拆散用以加强路西根据地的各县地方武装，即定合支队，定凤怀支队，定滁全支队和定凤嘉支队，于是六旅就只剩下了十八团这根独苗。

十八团团长李木生，政委廖成美，政治处主任王胜凯。

独立旅是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8月17日才成立的，旅机关由路东军分区机关组成。

罗占云任旅长，李世焱任政委，谭知耕任副旅长兼参谋长，王敬群任政治部主任（后刘述叙），熊挺任副主任，下辖独三、独四、独五三个团：

独三团由甘泉支队和六合支队编成，团长黄仁廷，政委梅少卿，副团长田贤成；独四团由原来的独四团加天高支队一个大队编成，团长彭思忠，政委赵荣；独五团由来六支队加上盱嘉支队一个营及部分区队编成，团长唐元田，政委谢曙光。

独立旅是路东军分区（即华中军区三分区）的支柱。

此时的路东军分区司令员是朱云谦，政委是李世农。

除了六旅和独立旅外，淮南军区还有三千人左右的各县区地方武装。

在抗日战争时期，淮南路东根据地要比路西根据地巩固，这主要是因为路西根据地不仅长期面临日伪的扫荡，而且还一直受到西面国民党桂系的压迫和蚕食，而路东根据地主要对付的只是日伪。

路东根据地东连新四军一师，北接新四军四师，相互呼应，在抗战后期形成了相当稳固的根据地，再加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新四军军部曾在此地长期安营扎寨，这对路东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路东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是盱眙，来安，嘉山和天长四个县。

和全国的总体形势一样，淮南的局势在1946年上半年一直在战与和之间摇摆，国军的蚕食行动一直小规模地进行着。

1946年1月，国军整编七十四师一部占领属于淮南根据地的六合县城。

1946年5月下旬，驻滁县之国军七十三军一部侵占来安县城。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就在淮南根据地各县正依照中共中央5月土地问题的指示，积极部署和进行土地改革，安排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的时候，战争的暴风雨来了！

（二）路西的失守与坚持

国军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路西根据地,以桂系主力整编第四十八师为主组织进攻。

整编四十八师是由原四十八军在1946年5月整编而成，师长张光玮，下辖第一三八旅，第一七四旅，第一七六旅。

第一三八旅旅长李英俊，下辖两个步兵团，全旅共约7000人。

第一七四旅旅长谭何易，下辖两个步兵团，全旅共约8000人。

第一七六旅旅长秦靖，下辖两个步兵团，全旅共约7000人。

5月10日，国军分七路向淮南路西根据地大举进犯，当日定远县城被占。

我六旅兼路西分区大部转入凤阳山区，一部留在定远县朱家湾（即现在的朱湾镇）牵制敌人。

在5月10日当天，路西军分区指挥机关转移到滁县常山岭。

在这里，路西军分区司令员兼六旅旅长陈庆先、路西地委书记兼六旅政委黄岩召集定滁全各县负责人开会，要求县、区、乡坚持原地斗争40天，并研究了县委负责人分工带领地方武装坚持斗争的措施。

5月12日，国军攻占了路西地区的各主要城镇。

后来六旅在敌人的清剿下站不住脚，除留十八团三营继续在路西坚持外，六旅旅部率十八团的两个营以及路西地委、专署和各县地方干部于5月19日撤至路东根据地的盱眙地区休整。

6月上旬，十八团三营亦被迫撤至路东。

在这段时间里，路西的部队以及地方干部群众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5月18日，路西军分区通讯连一个排30多名战士在孙岗一带架设电话线时，与国军第五一六团的一个营遭遇，激战一天，该排战士全部牺牲。

30多名逃难的无辜群众同时惨遭杀害。

　　5月19日，中共滁四区区委组织委员李活、侦察队队长许金良带领20多名民兵坚守界牌集工事，与数倍的敌军激战一昼夜，全部英勇牺牲。

　　5月24日，定滁全县县长罗应生和军分区交通大队大队长阮官清所部在全椒县石沛桥的白庙张宿营时，被国军保安团柏承君部包围。

战斗中，阮官清不幸牺牲。

罗应生率部突围后，撤退到津浦路东。

　　5月下旬，国军一个团进攻滁五区，中共滁五区区委书记刘家田等带领全区干部、民兵奋力反击，因寡不敌众，区委组织委员陈汉香等数十名干部、民兵牺牲。

区委书记刘家田、区队副童兴照、游击队队长蒋干、花山区区长吴光辉、定五区区长江心田、县民政科科长边江屏等干部被俘，7月6日在滁县城小西门外被杀害。

　　6月，根据路西地委指示，在路东根据地新成立的以吴飞为书记，周敬之为大队长的定滁全工委和武工队20多人重返津浦路西，在大柳、施集、皇甫、孤山、周家岗，小马厂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因环境险恶，无法立足，7月又撤回津浦路东。

这时在路西地区留下来坚持的还有3支地方武装，即由定凤怀支队司令员孙传家、定凤怀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杨卓群、副政委周时月、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周衣冰等率领的定凤怀支队约200人，坚持战斗在凤阳山区；由定滁全支队司令员吴万银和定滁全县委书记黎竞平率领的定滁全支队独立营（即原十七团三营，营长石世伦、教导员程一湘），在巢县黄山地区艰苦奋斗；由寿六合霍县工委书记兼县总队政委赵凯领导的寿六合霍游击总队，战斗在淮西地区。

凤阳山脉位于凤阳县的南部，比高在200米以上，由一系列浅山所组成，如曹店一带的老方山，大伍山，大尖山等。

定凤怀支队是在46年6月下旬从路东根据地打回淮南路西的，之后一直在凤阳山区坚持游击。

7月11日，支队司令孙传家率部攻打卸甲店、赵家圩据点，毙伤国民党两个中队100多人。

在战斗中，支队作战参谋战斗英雄路士敏等7人英勇牺牲。

后因局势恶化，支队司令员孙传家、政委杨卓群、副政委周时月、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周衣冰等率部队百余人于8月25日被迫北撤转移到苏北泗洪县双沟镇休整，并向上级请示汇报工作。

留下地方干部余健、周泉和支队警卫连指导员柳北辰组成武装工作委员会，带领30余人的小部队继续坚持凤阳山区的斗争。

吴万银和黎竞平率领的定滁全支队独立营有3个连400余人分四股活动，开展游击战争。

后因部队伤亡较大，相互失去联系，一部分进入大别山，一部分撤回津浦路东，一部分扩建成巢北支队，留在巢湖黄山地区坚持斗争。

巢北黄山为巢、合、全、含4县接壤地区，境内山峦起伏，有360洼之说，是开展游击斗争的好地方。

吴万银率部进入黄山地区后，首先扫除了油坊集、小集、娘娘庙等敌人据点，并与活动在巢北李刚所率的皖江联络队取得联系。

为了扩大在敌后的影响，吴万银主动派两个连配合李刚部奔袭烔炀镇敌警察所，活捉敌所长，消灭土顽3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此举使敌大为震惊。

6月初，国军集中驻柘皋、古河、香泉一带4个团的兵力围剿吴万银部。

吴万银灵活应对，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这样既保存了实力，又牵制了敌军。

吴万银率二连与敌周旋于黄山、花山之间，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斗争。

6月底，定滁全支队独立营的一连和三连在支队政治处主任刘海雁、独立营营长石世伦、教导员程一湘的率领下，南渡巢湖，到达桐潜边区与皖西大队会合，在皖西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1946年底，在敌保六团大规模的清剿中，吴万银率部苦战一日，不得不转移到定远藕塘，后又被敌包围，20余人浴血奋战，所剩无几。

吴万银腿负重伤，隐蔽到全椒下胡村胡德林家养伤。

伤愈，只身昼伏夜行，忍饥挨饿返回黄山，与巢县柘黄区秘密党员荚厚华、丁邦富同志取得联系，找到活动在巢北的李刚游击队。

在李刚的支持下，重新组建一支百余人的游击武装，继续坚持黄山地区的游击斗争。

（1948年4月18日吴万银牺牲于徐桥附近，时任皖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

由赵凯，杨刚和董完白领导的寿六合霍游击队一直活动在淮南铁路两侧，寿合定凤等县淮河南岸，以及六安东北霍邱东南等大片地区，直到淮西彻底解放。

（三）路东的局势与对策

路西根据地的失守，不仅使淮南根据地缩小了一半，也使得淮南根据地的作战纵深和防御空间更加狭小而局促。

国军下一步的兵锋所向，无疑便是淮南路东地区了。

淮南路东根据地东临京杭大运河，西至津浦路；南抵长江，北达淮河。

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0万。

从地势来说，淮南路东西部和中南部有一些浅山区，但山势平缓而且较低（大部分在海拔200米以下）。

全区最高峰是位于嘉山地区的老嘉山，海拔332米。

而淮南路东中部，东部和北部的大部地区都是平原地形。

以即将成为淮南路东保卫战主战场的天长县为例，其山区丘陵地形只占0.8%，大小河流仅有6条，而且河床很窄（小于60米）。

县区内的6个小湖泊都位于天长县城以东，与高邮湖相连，与主战场无关。

由此可见，淮南路东主战场的地形是不利防守的。

淮南路东根据地与南京隔江相望（其所属六合县现已划为南京市六合区），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最直接的“心腹之患”。

1946年6月上旬，路西部队及各地方武装基本撤出路西到达路东。

6月7日，国民党第七军一七一师、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整编第七十四师五十八旅和整编第二十五师等部，分别从明光、滁县、六合和仪征等地出发向路东根据地大举蚕食。

至6月9日，侵占来安县城和六合施官集、八百桥、仪征月塘集等10余村镇，并以飞机轰炸天长铜城、盱眙蒋坝等地。

路东上空已是战云密布。

在这种战争日益临近的局势下，中共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于6月中旬在天长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对策。

与会者有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肖望东，副书记兼路西地委书记黄岩，副书记兼路东地委书记李世农，军区司令周骏鸣,副司令兼参谋长梁从学，副参谋长兼路东军分区司令朱云谦,政治部主任余立金，政治部副主任徐海珊等。

朱云谦首先在会上通报了敌我态势。

敌情：

整二十五师黄伯韬部驻扬州仪征一线；整七十四师张灵甫部驻六合及沿长江一线；桂系第七军一七一师李本一部在蚌埠南北之津浦路沿线布防；而新调来的第五军邱清泉部则集结于六合，来安一线。

敌总兵力有8万左右，而且都是国军“精锐”。

我方兵力：

六旅（当时只有十八团一个团）部署在嘉山盱眙一带，向西和向南防御；独立旅配置在天长以南地区，向南和向东防御。

除了这4个团以外，还有约3千的各县地方武装（包括路西地方武装）。

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态势是显而易见的。

联席会议认为，敌人在我路东周围的兵力调动和部署已基本完成，大战已不可避免。

以后的形势发展有三种可能：

1）敌人以蚕食方式侵占沿长江和沿津浦路的某些地区，我路东解放区被挤压缩小，但仍能保持一整块；

2）敌人实现对重要城镇和交通线的点线占领，但广大农村仍在我手，也可能被分割成数块；

3）敌人基本完成面的占领。

会议认为，全区军民应尽最大努力争取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但同时做好最坏的准备。

针对以上三种可能发展情况，会议定下了相应的三种方案：

1）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我应全力防御，保卫解放区；

2）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各后方机关和部分非战斗人员向淮北转移，领导机关和党政军各工作人员就地坚持；

3）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主力和各级机关暂时转移，只留一小部分精干的部队和地方党政军人员坚持游击斗争。

会议决定，若出现第三种情况，则由李世农和朱云谦留下来，领导和指挥淮南路东地区的游击战。

李世农负责地方党政工作，朱云谦负责军事指挥。

会议同时决定留下独五团和独三团的一个营以及各县地方武装就地游击坚持。

李世农从1939年路东根据地初创时就担任淮南路东工委书记，以后又一直坚持在路东地区，长期担任路东根据地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是在以后的游击斗争中领导路东地方党政的合适人选。

朱云谦当年只有27岁，曾亲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游击战经验丰富。

自从1939年来到淮南路东根据地后，一直在路东战斗。

尤其是在1943年担任盱嘉县委书记和盱嘉支队政委后，对路东党政军各方面工作愈加熟悉，而独五团就是盱嘉支队加上其他地方武装在1945年抗战利后组建的。

所以由朱云谦负责淮南路东游击战的军事指挥，也是十分合适的。

联席会议一结束，李世农和朱云谦即被派往华中局驻地淮阴城，向华中局汇报淮南联席会议的决定。

他们在6月20日左右到达淮阴，旋即向华中局书记邓子恢和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汇报了淮南联席会议的情况。

邓张肯定了淮南联席会议的决定，同时也指出，应当做更坏的准备。

所谓更坏的准备，大概是指连游击战也无法坚持，我方只好完全放弃路东的局面。

这是当时淮南领导还未设想到，或者即便想到也不愿提出来加以考虑的结果。

其实华中局已经在考虑放弃淮南以保苏中的方案了。

就在我军撤出淮南路西地区后的5月31日，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即提出“淮南路东则准备以游击战，钳制七十四、七十三两军及一七二师之顽”。

就在1946年6月战云密布，内战一触即发的局势下，毛泽东于6月22日对南线的用兵方向提出了设想，并于24日提出了具体方案：

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用兵于陇海线上的开封至徐州段，由陈（毅）舒（同）率山东野战军用兵于津浦线上的徐州至蚌埠段，由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野战军西出淮南，用兵于津浦线上的蚌埠至浦口段，苏中根据地则由苏中地方兵团担当保卫之责。

6月25日，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华中局：

苏中地区在蒋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作事先准备。

6月26日，毛泽东更明确向华中局提出：

“粟（裕）谭（震林）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四分区，与陈（毅）舒（同）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

电报指令“华中野战军的一切听陈（毅）舒（同）指挥”，并令华中野战军于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然后西移淮南，出击津浦线的蚌浦段。

毛泽东的这一方案完全出乎华中局的预想：

华中局的原定方案是舍弃淮南而保卫苏中，而毛泽东的南线方案则是用兵淮南而维持苏中（并作好苏中失守的准备），目的是与山东野战军南北呼应，截断津浦线。

华中局的张鼎丞和邓子恢于6月27日致电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央和陈毅，表示同意中央的这一南线出击方案。

为了准备落实此南线计划，正在返回途中的李朱二人又被追了回去。

华中局将华中主力的西进计划对李朱二人进行了传达，并要求淮南方面加强对铁路沿线的侦察，准备后勤供应，迎接华中主力的西进。

陈毅还专门指示华中局：

“在淮南应迅速准备足够三个月的给养。

”

这样一来，淮南方面原先拟定的三种坚持方案似乎都不适用了。

虽然所拟方案不再适用，但淮南方面却颇受鼓舞：

本来嘛，就凭淮南的这点力量，要想守住淮南，希望太小。

所拟第一方案不过是尽人事而已。

现在华中主力能够西进，真是雪中送炭，乐得李朱二人兴冲冲地赶回天长，旋即向淮南区党委和军区传达了华中主力的西进计划。

淮南方面于是迅速调整部署，在各县区展开了迎接主力，筹集粮草的准备工作。

可惜的是，淮南军民还是空欢喜了一场，华中主力后来到底没有西来。

而更糟的是，由于工作部署的来回调整，使得本该着手进行的游击战的动员安排和人事部署都搁置了下来，这对后来的北撤淮北和坚持淮南工作安排的仓促窘迫并因此受到的损失，埋下了伏笔。

虽然华中主力最终因为苏中的战事发展未能西进，但负责华东的陈毅还是根据南线出击计划把五旅在6月底7月初派回了淮南。

五旅的归来使得淮南方面倍受鼓舞：

五旅是淮南，特别是路东的子弟兵，是淮南的两大主力部队（四旅和五旅）之一，对淮南特别是路东地形人情十分熟悉。

而五旅对淮南军区司令周骏鸣来讲更有特殊的亲切感：

因为五旅就是在他当年带出来的新四军第8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时五旅有兵力约7千，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下辖十三团，十四团和十五团：

十三团团长谢锐，政委肖学林；十四团团长夏云飞；十五团团长李世怀，政委殷绍礼，政治部主任谢雪畴。

五旅迅即成为周骏鸣手中的一张王牌。

除了五旅的归建外，淮南军区还于7月初在盱眙组建了六旅十六团：

以原路西巢北支队的1大队和2大队为主组成1营和2营，以六旅警卫连，侦察连及路西一部份地方武装组成3营。

团长彭济伍，政委王胜凯，副政委王善甫，副参谋长林寿顺。

1营营长杨忠，教导员金谅；2营营长周云翔，教导员丁植民；3营营长周凤庭，教导员曹楚。

这样淮南军区就有了正规部队8个团的兵力在手。

根据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指示，淮南军区在7月初组建了华中野战军第二师（又称新四军新二师,以区别于新四军老二师），师长周骏鸣，政委肖望东，副师长成钧，副政委赵启民，副师长兼参谋长梁从学，副参谋长朱云谦，政治部主任余立金，下辖五旅，六旅和独立旅。

但是在地方党政的战争动员方面，淮南区领导似乎还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各区县除了对主力西来作了一些粮草准备外，当时的工作重点还放在土地改革的各项措施的落实方面，而对即将到来的国共斗争残酷性估计不足,或者说，和平麻痹思想有所滋长。

从路东根据地的发展史看，在整个抗战时期路东根据地并未受到日伪顽大的摧残，尤其是1943年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转移来到路东盱眙后，路东根据地再未受到日伪顽大的扫荡破坏。

这在一方面使得根据地军民能够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进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而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级地方干部缺乏艰苦斗争的磨炼，这对日后残酷的敌后游击坚持是有不利影响的。

就在路东军民一面开始搞土改试点，一面准备迎接华中主力西进的时候，国军对淮南路东根据地动手了。

（四）保卫路东

国军在1946年7月16日开始了对淮南路东根据地的全面进攻。

国军的进攻兵力以第五军邱清泉部为主（第五军所属的第二百师当时尚在云南，未能参战），共约3万人，其中包括：

第四十五师：

师长胡长青，副师长郭吉谦，参谋长马安澜，下辖一三三团（团长詹庚北），一三四团（团长崔显文），和一三五团（团长吴建新）。

该师另配有1个炮兵营（12门美式75山炮），1个工兵营，和1个输送营；

第九十六师：

师长黄翔，副师长邓军林，参谋长周德宣，下辖二八六团（团长项荣还），二八七团（团长周朗），和二八八团（团长索本勤）。

该师另配有1个炮兵营（12门美式75山炮），1个工兵营，和1个输送营；

另外第五军还配有1个人力输送团和5个独立营：

榴弹炮营（12门美式105榴弹炮）、特务营、工兵营、通讯营、搜索营；

整编第七十四师五十八旅卢醒部（一七四团守在六合，未参与进攻，攻击部队以一七二团为主，加上旅直属队，团长明灿）；

第七军一七一师五一二团（在皮旅到达淮南后加入）。

国军进攻部署：

“第四十五师由六合向天长进攻，攻克天长后，主力控制于铜城镇保持机动，一部向黎城镇进出。

第九十六师由来安向盱眙进攻，攻占后主力控制于盱眙、枳桥头附近保持机动，一部向黎城镇进出。

整五十八旅欠一个团为预备队，位于六合附近，随攻击进展，在第四十五师左后侧前进。

”。

另外，部署在明光附近的第一七一师五一二团由西向东佯动，策应第五军的进攻。

国军徐州绥署在作战计划中还专门指出：

“各部队于攻击时，应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次完成碉堡线，防共军反扑，确保既得成果。

”

邱清泉虽然人称“邱疯子”，其实却是一个颇有计谋的国军骁将，作战谨慎狡诈，诗写得不错。

此人御下有一套，能提拔和重用有本事的部下，而且没有明显的在部下中拉帮结派的作风，比较受部下信任。

邱清泉在后来的作战中给我军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当时在淮南我军的正规部队兵力共8个团约1.9万人。

虽然从人数而言，敌我力量相差还不大，但从装备比较，相差就很明显了。

国军第五军的一个师就装备有：

12门美式75山炮，24门81毫米迫击炮，36门37毫米战防炮，108门60毫米迫击炮，无线电报话机配备到连。

而我军最强的五旅，也只配备有各种大于60毫米的迫击炮16门左右。

就正规作战的攻防经验上讲，其差距更为明显：

无论是国军第五军还是整编第七十四师，在抗日战争中都堪称军中翘楚，战绩突出；而我军各部队除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