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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舆论析中国网民的民族悲情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九年三月號 總第84期
從網絡輿論析中國網民的民族悲情
⊙李開盛（湘潭大學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在各種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與話語中，許多學者和觀察家都經常提起「悲情」這個詞。
1特別是在中國處理與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的關係時，民族悲情往往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干預變數。
2008年3至4月，一些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的歪曲報導和北京奧運聖火傳遞在一些西方國家受到干擾，從而再次激起了中國民眾廣泛的反西方情緒，悲情影響再次體現出來。
然而，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概念，卻缺乏有份量的學術分析。
很多人都在使用它，但卻很少有人去界定它。
在社會心理學和政治學中，有一個類似的概念──怨恨（ressentiment）2。
該概念也被引入到了民族主義研究之中，如格林費爾德（LiahGreenfeld）曾認為，憤慨政治，或怨恨驅動著民族主義。
3許多學者也用這個詞來解釋近代以來中國對西方的心態，實際上是將其作為「悲情」的同義詞來使用。
那麼，「怨恨」與「悲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應該如何對待國民中間的悲情意識？
本文試圖對此進行概念梳理和實證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做出自己的判斷。
一．甚麼是民族悲情
悲情是一個仍然有待開發的概念。
一方面，它被人們廣泛使用於各種作品之中。
根據中國知網的期刊全文數據庫，筆者以「悲情」為題名對文史哲、政治軍事與法律、教育與社會科學等三類文章進行了檢索，就發現共有相關文章524篇。
4另一方面，這個概念已開始由日常生活進入學術領域，但其學理含義遠未得到闡明。
在上面的檢索中，筆者發現多數文章都以社會報導與文學分析為主題，幾乎都沒有把「悲情」作為一個嚴謹學術概念來界定。
通過對綜合漢語詞典的檢索，也發現這是很少被收錄的一個詞，只有少數詞典對它進行了解釋，而且也相當簡單。
如《現代漢語詞典》是這樣解釋的：
（1）作名詞用，悲傷的情感；
（2）作形容詞用，令人產生悲傷情懷的。
5《當代漢語新詞詞典》的解釋則是：
心情悲涼。
6由此可見，許多人之所以廣泛使用「悲情」一詞，實質上也不過是把它作為「悲傷」、「悲憤」、「悲涼」的同義詞或近義詞來使用。
7但是，當我們在民族主義、國際關係研究中提到「悲情」時，其意義顯然遠非「悲傷」等概念所能包括，它應當包括更加廣泛的內涵，需要進行專門的界定。
那麼，這種悲情是不是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怨恨呢？
所謂「怨恨」，是指「一種特殊的情感體驗：
它因無法或無力跨越比較產生的差異鴻溝，只能在隱忍中持續積蓄怨意，或心懷不甘、尋思報復或忍氣吞聲、自怨自艾。
和仇恨、敵意或妒忌等情緒一樣，各種類型和層次的比較是它們的共同源頭。
」8尼采（FriedrichW.Nietzsche）最早把怨恨作為一個學術概念來研究，他在批判基督教時提出，基督教道德的根源是怨恨，而「無能」與「攀比」導致了怨恨心態。
舍勒（MaxScheler）從尼采那裏接過這一概念，並做了更加全面的論述。
他指出，怨恨是一種有明確的前因後果的心靈的自我毒害。
這種自我毒害有一種持久的心態（它是因強抑某種情感波動和情緒激動，使其不得發洩而產生的情態），並形成確定樣式的價值錯覺和與此錯覺相應的價值判斷。
9經過尼采、舍勒及其後繼者的闡述與發揮，「怨恨」一詞成為描述這樣一種複合情緒的概念：
一方面是憎恨，一方面是羨慕，兩種情緒一起投射到同一個對象身上，就像一些學者對該詞的翻譯那樣，是一種「羨憎交織」的情結。
有學者進一步歸納出怨恨的三個基本特徵：
差異比較、隱忍和單向作用。
差異比較是怨恨成型的第一步，為怨恨提供了基礎性的動因；隱忍是怨恨最為顯著的特徵，在此過程中怨恨不斷積聚或逐步弱化；單向作用即怨恨者很少自我埋怨，他大多會單向性地把對方當做唯一的對象，很少考慮資源分享或者價值寬容。
10有學者則側重於從怨恨的生成條件進行分析，認為平等是怨恨產生的前提，因為如果個體沒有意識到與他者處於平等狀態，他就不會將他者作為比較的對象；挫折則是怨恨心理產生的外部動因，與之相聯繫的是被剝奪感；歸因則是怨恨心理產生的內部條件，因為如果人們將挫折歸於內因，則會產生一種羞愧感，如果歸於外因，並且認為是別人有意為之，就會產生怨恨。
11這些論述從不同角度對怨恨進行了學理化的界定，從而使得我們對其進行運用、比較提供了可能。
與怨恨相比，對悲情的學理梳理遠遠不夠。
但是，由於大家對於使用這個概念的場景還是基本上有共識的，這就使得我們有可能對其進行初步界定並使之與怨恨進行比較。
在中文語境中，悲情曾經或正在主要使用於兩個場合：
一是許多人經常用「悲情」一詞來形容台灣本土居民的政治、社會感受與追求。
台灣與中國大陸本為一體，主體民族也都是漢族。
但由於一些特定的歷史與現實原因，如過去被清廷割讓給日本產生的被拋棄感、日本殖民統治導致與大陸長期分裂產生的隔離感、國民黨政權入台後推行威權統治所產生的被壓迫感，當然也包括兩岸對峙過程中由於在國際空間競爭中失利於大陸所產生的被打壓感，使得台灣民眾也產生了一種悲情意識。
「悲情」一詞，不但見之於台灣政治人物的表述，也體現在相關的電影、文學甚至是音樂作品中，當然也是一些政治學、社會學學者筆下的研究與論述對象。
概括來講，台灣的悲情主要基於過去歷史產生的孤離感以及命運未定、不可控的悲哀，是一種「無根之悲、無往之悲」。
12「悲情」經常被使用的另外一個場合是在中國對西方世界的民族主義情緒之中，民族悲情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
這種民族悲情產生的根源是，中國曾是一個具有輝煌歷史與強大國際地位的文明古國，卻在近代遭受了以前難以想像的屈辱。
這種歷史記憶潛藏在許多中國人心中，成為影響他們看待西方世界時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兩種悲情有著根本的不同。
中華民族悲情源於不同國家、民族甚至是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互動，而台灣人民的悲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內部在特定的歷史條件產生的悲情。
前一種民族悲情才是本文要重點考察的對象。
當然，兩種悲情在內涵、特徵上具有諸多相似性、共通性，這也是為何都使用「悲情」一詞的重要原因，也為我們把這兩種悲情在內涵上綜合起來以進一步與怨恨進行比較提供了基礎。
但需要說明的是，我們這裏主要分析的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主要發生在民族國家之間的悲情，台灣悲情在這裏僅是一個參考的分析因素。
毫無疑問，民族悲情與怨恨有許多相似之處。
兩者之間最為關鍵的連接點是：
都強調一種歸因於他人的「恨」，而缺少內省意識，是一種敵意的對外投射。
由於這種意識在兩個概念中都至關重要，也就難怪許多學者乾脆把兩者等同使用了。
特別是在英文語境中沒有「悲情」的完全對應詞的情況下，一些學者乾脆就把英文中"ressentiment"翻譯為「悲情」。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的話，就會發現還是不能在「怨恨」與「悲情」之間完全畫等號，至少在悲情使用的中文語境裏，悲情有不少「怨恨」概念所難以完全涵蓋的內涵：
其一，悲情不但強調自我與他者的比較，還強調過去自我與現在自我的比較，從而產生不同於怨恨的「悲」意識。
在怨恨中，差異比較發生在自我與他者之間，比較導致的心理落差由於缺乏內省的作用，完全投射到他者的身上從而形成一種對他者的憎恨。
有學者注意到，那些從帝國統治或殖民統治中脫離出來的國家，最容易產生強烈的怨恨感，如中東歐、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的部分國家。
13但在悲情之中，不但有自我與他者的差異比較，還有過去自我與現在自我的差異比較。
而正是後面一種比較，使主體產生今不如昔之感，從而使得「恨」中帶「悲」，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正由於此，許多國家可能如上所述容易產生怨恨意識，但並非所有的民族或國家都會產生悲情意識。
由於悲情強調過去自我與現在自我的比較，其產生前提也就免不了「歷史與現實的共同作用」，即一個民族產生悲情意識需要具備以下兩個交互作用條件：
（1）擁有長期輝煌的政治、歷史、文化傳統；
（2）最近受挫和屈辱的歷史遭遇。
正是前後遭遇的強烈反差，一個民族才有可能在思考和處理對外關係時產生獨特的悲情意識。
有的民族有輝煌但少屈辱，例如美利堅民族，雖然建國歷史不長，但多幸運而少災難，自詡為上帝選民，因此不可能有悲情意識。
有的民族有屈辱但少輝煌，如許多非洲國家，他們雖在近代遭受西方侵略，但由於開發較晚，沒有對於早期民族的輝煌記憶，因此也難產生悲情意識。
一般來說，如果一個民族原來的文化愈發達、實力愈強大，或是受的挫折與屈辱愈深，以後產生悲情的可能性就愈大，悲情的程度也愈大。
可以說，民族悲情的根源在於自豪與屈辱之間這種衝突與張力，只有重歸強大才能消除這種張力，才能從根本上消減和治癒民族悲情。
其二，怨恨所強調的「羨憎交織」在民族悲情中沒有得到完全驗證。
要指出民族悲情中的「恨」不難，但要論證其中的「羨」可能就不那麼容易。
有人可能會指出，一些年輕人昨天還在街上示威反對美國，今天就跑到美國使館去申請留學簽證，這可以證明民族悲情也以「羨憎交織」為特徵。
筆者相信會有這種情況的存在，雖然尚沒有見過這方面的確切統計。
但即使如此，申請到美國去並不意味著一定出於羨慕的目的。
羨慕出於一種喜愛，是一種「我也要像他那樣」的心理衝動。
很多人去美國確實是喜歡其發展模式，出於一種羨慕的目的，但也有去美國者純粹出於學習其先進的技術與物質發展成果，主要取決於一種功用性態度，談不上對其整體發展模式與文化的傾慕。
事實上，一些中國人在學習美國先進技術的同時，完全可能對其文化持蔑視的態度。
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刊載的一篇文章甚至指出，愈西化的中國人反而愈不喜歡西方，與那些從沒有到過西方的人相比，他們對西方的看法反而更加強硬。
14與此相反的是，在近些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強調本土性、強化傳統文化的人在呈上升趨勢，對本國的認同與接受程度進一步增強了。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今年7月22日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分別有86%和82%的中國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和經濟狀況感到滿意，這組百分比位居皮尤調查的20多個國家之首，大幅領先於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另外還有77%的受訪者認為其他國家的人民「總的來說喜歡中國」，顯得有些盲目樂觀，因為同一份調查資料表明：
在23個國家中僅僅有7個國家的多數民眾對中國持樂觀態度。
15由此觀之，我們可以承認可能有部分中國人確實存在「羨憎交織」心理，但認為整個中華民族悲情中也有這種帶著「羨慕」的心理則不免失之嚴謹，至少與近些年來中國民族主義中間湧現出來的事實是不盡相符的。
其三，悲情並不具有隱忍的特徵。
隱忍是怨恨的重要特徵，如尼采就認為，懷有羨憎情結的人很懂得沉默、牢記和等待時機，懂得暫且自輕自賤。
16舍勒也提出，怨恨所具有的敵意是隱忍未發的。
17但是，作為一種集體情緒的悲情，其表達往往是公開的甚至極端的，並不隱諱地通過語言和行為表達出來。
例如，在人們經常可見的中國網民的悲情話語中，不時可見對西方的不滿甚至謾罵，全然沒有隱忍的色彩。
公開化並不意味著悲情時時都會公開表達出來，而是指它並不拒絕公開表達，如果有相關敏感事件的觸發的話。
當然，這種情緒平時一般處於潛伏狀態，直到被觸發才會形成一股看起來很突然爆發的情緒。
但是，這種平時的潛伏並不等於隱忍。
隱忍是主動的，有目的的，它更類似於中國成語中的「臥薪嚐膽」，主要基於一種理性的算計。
而悲情在潛伏時並非是有意的，只不過是因為缺乏觸發因素而已，而且一旦爆發就往往形成一種情緒對抗。
隱忍是「隱而不發」，而悲情在表現中則是「不觸不發」，兩者在形態上類似，即都有一個從平靜到爆發的過程，但在本質上卻不同，前者是一種主體的有意識、可控制行為，而後者則受制於外部因素的影響。
另外，悲情還有一個與隱忍不同的地方，即它不會像尼采所說的那樣「自輕自賤」，反而會強調其反面：
自豪與排他，甚至是執著地美化自己、貶化他人，不承認或不正視自身可能存在的問題。
這種有時過於盲目的自豪感源於悲情產生的複雜歷史背景，即它往往是一種優勢文化遭到挫折後產生的意識，當其再次遇到外來刺激時，出於反制或是抵消對方的心理需要，輝煌歷史會從記憶中湧現出來，形成更加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與此相應的對對方的排斥感（這一點也再次說明了悲情中缺少「羨慕」這一情緒）。
除了與怨恨的不同之處，民族悲情還有兩個值得我們關注的特徵。
一是悲情導致的團結意識。
由於悲情的激發往往是敏感事件，實際上是挫折事件所引起的，這種挫折很容易讓人想起歷史上經歷過的屈辱，形成一種危機感，從而增強團體內部的凝聚力。
這點也得到了群體心理學研究的證實，即「當群體遇到外部威脅和攻擊時，群體內部的凝聚力會增強」。
18二是悲情意識容易導致極端行為。
例如，在中國民眾的網絡輿論和曾經舉行反日、反美的遊行中，這種極端的言（如網絡上的謾罵）行（如衝砸對方大使館）都有體現。
這點也可以得到心理學上的說明。
心理學家伯克威茨（Berkowitz）就曾經指出，「痛苦的刺激導致一種消極的情緒狀態，引起人們傾向於產生侵犯行為。
」19特別是，作為一種群體心理，個人的這種侵犯傾向在民族悲情中常常被進一步放大，因為在群體討論中，個人所做的決定，往往比他們原先所持有的意見更加極端，這被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為群體極化效應（group-polarizationeffects）。
20由於民族悲情往往產生於受到威脅、挑戰或是挫折的情況下，極端的意見往往會佔據上風，其群體極化效應也會更加明顯。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概括出民族悲情的如下特徵：
∙是一種基於歷史與現實共同作用引起的憎恨情緒，這種憎恨融入了強烈的悲意識，從而將進一步導致：
∙行為敏感且有極端化傾向，不太進行理性算計；
∙評估對手時有貶低傾向，有時很難做到客觀判斷對方；
∙自豪感強烈，強調團結，有忽視內部問題的傾向。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並不嘗試為悲情概念做一簡潔但全面的界定，這或許已經超越了本人的能力範圍。
在本文中，筆者力圖概括出該概念的上述特徵，目的是為下文的實證研究提供一個檢測悲情的標準。
二．中國民族悲情的生成及其網絡化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國確實是最容易產生民族悲情的國家之一。
一方面，中國有數千年的文明史，古老的中華文明培育了中國這個偉大的共同體。
自秦代開始，當前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就統一在一個集中制的強大國家之內，其後雖屢有分合，但中華民族卻結成一個了緊密聯繫的國家。
而且，與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華文明不但確實創造了足以讓人自豪的優秀文化，而且是唯一的不曾中斷的文明。
另一方面，近百餘年來中國遭受了西方侵略、成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
從清代末期開始，中國在西方列強的炮火面前，不停地被迫割地、賠款並遭受一系列其他不平等的待遇，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心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
這種混合著輝煌與屈辱的歷史是其他民族很少經歷的。
有西方學者指出，中國人的恥辱感的真實性無可懷疑，他們甚至可以比那些完全殖民化的人們更加感到委屈。
21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大概就在於那種自豪與屈辱的歷史張力仍舊強烈地烙在中國人民心中。
要消除悲情意識，就必須解決輝煌與屈辱之間的內在張力，即所謂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當然是現代意義上的復興，而非對古代中華帝國的重新回歸，是中國以一個現代強大國家的身份重歸世界歷史舞台。
這裏的強大，也不只是經濟意義、軍事意義等方面的強大，這些雖然重要，但只是基礎層面的。
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的最終目的在於推動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強大中華文明的出現，使之重新成為一種有活力、有吸引力的發展與生活模式。
這是因為，古代中華文明不是一種純粹的軍事文明或實力文明，其更主要之處在於當時為其他國家所景仰並學習的發展模式與生活方式，是一種全方面的文明。
歷史的高度也就決定了復興的高度，只有當中華民族最終實現這一全面復興目標時，其屈辱感和悲情意識才會完全消失。
正由於此，我們才可以理解為甚麼自從建國時就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新中國為何在六十年後仍會產生民族悲情。
六十年來中國確實在物質富強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已經完全不是清末民初時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國家。
但是，就文明復興而言，中國迄今也遠未完成這一任務。
中國一直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目標仍在進行之中。
而且，要完成這一任務又不可避免地產生新的張力，即中國近代以來的強大進程本身就是發生在以西方文明為主要來源的現代化背景之下，社會主義自身就是一個舶來品。
雖然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如何將社會主義實踐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仍然是一個有待完成的課題。
另一方面，屢遭破壞的傳統文化如何重建並實現現代化，也不是短期內所能完成的任務。
近些年來，一些主張新儒家的學者提出儒家社會主義的設想，但也只是設想而已，不但理論層面遠未完善，是否能夠進入實施日程更是未定之數。
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要恢復傳統或許就必須首先學習西方，事實上，悲情意識的興起本身也是包裹在從西方引進的民族主義這件「外衣」裏面的，因為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無法為悲情意識提供任何有用的作用空間。
但學習西方的一個可能結果就是離傳統愈來愈遠，從而對重建中華文明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這就註定了中華文明的現代復興之路不但遙遠而且潛含許多仍未解決的矛盾，悲情意識的徹底消除也需要假以時日。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儘管社會主義中國日益強大，儘管中國近代事實上一直在努力學習西方，但在很長時期內中國的發展一直處在中西對立的陰影之下。
由於多數西方大國在近代不同程度地侵略、掠奪過中國，對立的現實不可避免地使中國民眾憶及那段並不遙遠、並不友好的歷史，從而加重了悲情意識。
在冷戰時期，中西之間主要體現為安全、軍事上的對抗。
「在冷戰結束之際，儘管反蘇協議促成了前蘇聯的滅亡，但北京未得到任何好處，反倒因為一些國家為尋求新的全球性敵人而成為他們的靶子。
」22文明的分隔、意識形態的差異，再加上世界政治權力更替規律導致的陰影，中西之間特別是中美之間的對立將是一個長期的現實。
雖然兩國關係在不同時期會有緩和、會有改善，但目前仍很難想像雙方能夠輕易走出中西對立這一大的背景。
23除此之外，近代屈辱的遺產在建國六十後仍未完全消除，最典型的就是台海兩岸仍然沒有實現統一，日本侵華的歷史問題仍然通過釣魚島主權爭端、歷史教科書的篡改以及靖國神社參拜等問題在時刻提醒著中國國民。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國民的悲情意識在建國六十年後仍然存在就不是一件奇怪的現象來了。
有人認為，中國一系列的發展成就表明中國人正在告別過去的屈辱與民族悲情，特別是此次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使得一些人產生了擺脫民族悲情的樂觀情緒。
24依筆者之見，這種斷言或樂觀還可能為時尚早。
當然，在中國未實現改革開放以前，由於中國處於一個由黨領導一切的全能社會中，缺乏以社會民眾為主體的大眾民族主義的興起基礎，體現在普通國民身上的集體悲情意識缺乏生成與醞釀的空間。
此一時期，民族悲情意識更多地體現在那些處於決策地位的領導人身上。
當時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作為從近代屈辱時期成長起來、同時又親手締造了新中國的領導人，完全具有生成悲情意識的條件。
事實上，對於毛澤東本人以及之前的孫中山甚至之後的鄧小平、江澤民等領導人來說，消除近代的屈辱和恢復大國地位一直是他們的共同追求。
25建國以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毛澤東等領導人對於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的執著甚至敏感，以及時常對國內國際形勢做出過於嚴重（如「第三世界大戰早晚要打」）或過於樂觀（「帝國主義一天天壞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估計，都反映出悲情意識在其中的影響。
當然，由於他們身處於決策者的地位，不能像普通民眾一樣隨意發洩自己的情緒，並且要考慮到各種嚴峻的現實情況，因此這種悲情意識只是潛藏在他們的決策之中時隱時現，有時體現出較大的政策影響，但有時仍然要服從於理性的利益衡量，並未完全主導國家決策。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官方對民眾的思想控制逐漸放鬆，中國的民間社會開始得到發展，從而為普通民眾悲情意識的興起提供了可能。
但在二十世紀80年代，中國民間情緒總體上是親西方的，這或許部分出於對長期與世隔絕的文化大革命的反動，也或許部分由於當時中西關係總體良好從而在中國民眾中產生了樂觀情緒。
當時，民族主義已經興起，但被奧克森伯格（MichelOksenberg）稱之為自信的民族主義，26還看不見明顯的悲情特徵。
但到了90年代，由於六四事件、冷戰結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對立加深，從而為民眾情緒的轉化提供了可能，潛藏的悲情意識開始散發。
特別是由於西方在一系列事件上為難中國，如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美國國會公然通過阻撓中國舉辦2000年奧運會的決議、1995年美國允許當時的台灣領導人訪美、1996年美國派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干預中國海軍的軍事演習等，激起了中國民意對西方的激烈不滿。
而製造這些事端的西方國家就是歷史上侵略中國的西方國家，原來施辱者的相關行為是悲情意識的最佳觸發劑，因為他們的行為最容易引起受害者的歷史記憶。
進入二十一世紀，愈來愈發達的互聯網為民族悲情的傳播提供了最有效的渠道。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中國已經鍛造出一個新的輿論形成機制。
」27其結果是民族主義通過互聯網得到廣泛傳播。
就實質來看，網絡民族主義「與網絡之外的民族主義沒有本質差異，主要在傳播和表達形式以及影響力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
」28網絡民族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核心原因在於互聯網在中國的獨特地位與作用。
「網絡輿論表達是通過網絡媒體提供的各種平台實現的。
目前，虛擬社區、BBS論壇、公共聊天室、博客日誌（Blog）和新聞跟貼等是網絡輿論的主要實現方式。
此外，網站投票系統和電子郵箱等也成為輿論表達的有效渠道。
」29在傳統的中國媒體中，既非精英亦無權威的年輕人往往只能充當一種受眾的角色，他們的悲情情緒自然無法表達。
而互聯網則為年輕人提供了方便且多樣化的表達渠道，更能體現網民們的意願而非某種特定的官方基調，那些被壓抑的民族悲情因此在這裏找到了最好的發洩渠道，得到了最真實、最徹底但甚至是不失誇張的表達。
「從網絡輿論形成的特點看，網絡論壇、博客等是由大量普通網民組成的。
草根聚集，決定了思維的主調。
在這裏，必然少了幾分傳統媒體的雅致與端莊，而多了幾分批評與吶喊。
從網絡輿論體現的民意看，網絡民意主要是一種未加整理的、初始狀態下的『原生態』的民意。
網絡民意作為一種『原生態』民意，必定有其局限性，出現言語偏激、反應過度等現象。
」30這在某種程度上放大了潛藏在中國民眾心中的悲情意識。
關於年輕網民們的這種民族悲情意識，那些關注網絡輿論的人可能都會注意到，特別是在一些涉及到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尊嚴與一些特定雙邊關係時，網絡輿論往往充滿了強硬、憤怒甚至是謾罵和復仇的聲音。
一個可以初步衡量網民民族悲情程度的指標是他們對於相關資訊的敏感度。
在這裏，敏感度可以通過網民們對某則新聞的跟帖評論數來衡量，跟帖愈多，也就意味著網民們對這類消息愈關注。
筆者根據網易的新聞排行榜對2008年4月的新聞跟帖排行的前20名進行了統計，發現那些容易刺激網民民族悲情意識的題材就佔了9個（參見表1）。
該月是一個特殊的月份，發生了一系列攸關中國主權、尊嚴的事件，如火炬傳遞在法國遭遇麻煩、歐盟議會通過利用西藏問題干涉北京奧運的決議以及美國CNN主播發表辱華言論等等，從而刺激起了中國網民廣泛的民族悲情。
這一事實再次說明，民族悲情並未在年輕的中國人心中消逝。
特別是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這一關鍵時刻，任何外部的不利消息都很容易激起中國網民們的敏感反應。
表1：
2008年4月網易網友對中外關係議題的敏感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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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4801
中方對CNN主播攻擊中國人民言論表示強烈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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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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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奧會主席禁止運動員佩戴針對中國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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