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日经济发展与变革的若干解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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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中日经济发展与变革的若干解析
关于当代中日经济发展与变革的若干解析
2008年10月15日～16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主办了中日双边的“当代中日经济发展与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中日两国近70位专家学者围绕中日两国经济的相互比较、中日两国经济的新发展新变革，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察分析当代中日经济等主要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和交流研讨。
一、关于当代中日经济的若干比较与启示
日本和中国先后被国际舆论称之为“世界工厂”。
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日本经济的著名专家冯昭奎研究员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
他认为，日本的“世界工厂”基本上是“国别行为”，是日本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市场全球化的产物，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基本上是“国际行为”，是全球性的国际劳动分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中日两国的“世界工厂”化道路是很不相同的，日本的产业技术及装备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引进一消化吸收一改进―创新一出口”的道路，而中国往往是重复引进技术设备；日本的”世界工厂”在世界制造业的位次是中高端居多，并且掌握了许多核心技术，拥有自己的品牌和国际销售网络；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在世界制造业中大都居中低端，缺乏核心技术、自己的品牌和国际销售网络。
造成这种明显差别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是日本高度重视自主研发、日本制造业的精细化和精制化生产。
针对日中两国先后不同程度遭遇的“泡沫经济”、通货膨胀及能源瓶颈等问题，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著名专家张季风进行了深入探讨。
他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陷入泡沫经济及通胀的泥潭。
那时，日本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国内市场饱和，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很小；而中国近些年虽然也遭遇到这类难题，但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中期阶段，国内市场非常广阔；1980年代的日本企业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日元已经全面走向国际化，经济泡沫化程度也很高，日本政府一度还缺乏应有的认识；而中国的许多企业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人民币没有全面国际化，泡沫经济只在少数产业领域发生。
张季风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现状与1970年代的日本经济比较接近，在经济增长的模式上，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等方面有不少类似。
他指出，日本在1970年遭遇“石油危机”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摆脱危机，遇制通胀，新能源新技术开发、治污环保等成功经验，应当为我们借鉴。
复旦大学原副校长施岳群教授则指出。
目前的中国经济同三十几年前的日本经济并没有多少可比性，而且日本1970年代除了在应对“石油危机”和产业向海外转移方面有成就之外，其他方面大都乏善可陈，特别是随后逐渐升温的泡沫经济、日元贸然全面国际化及其大幅度升值等，都给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这些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对外经贸大学的袁长军教授认为，目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本国货币对外升值和对内通胀的双重压力。
因此，现行条件下，中日两国最优的货币政策是阻止本国货币对外继续升值，并且打破这种升值的预期，主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鞠立新教授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恢复重建―高速增长―调整升级―泡沫经济―泡沫破灭和增长乏力―努力转型提升”的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轨迹；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农村改革先行与特区试验―对外开放―持续调整增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瓶颈制约增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努力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轨迹。
其中有些过程和环节有相似之处，值得分析和借鉴。
日本农业现代化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庄荣盛教授认为，中日农业经济在客观条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农业现代化可以借鉴日本的一些有益经验，农民应当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协”是帮助分散的小农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工业化、城镇化应当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大力发展专业农户和推进农业生物技术进步。
云南大学的程士国教授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农民，总结了日本战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实施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定相当严密的有关法律，大力发展农协组织，实行农业产业的政府援助政策。
复旦大学的焦必方教授研究了日本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市町村合并”，他认为，日本跳跃式地推进农村城市化，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和改善乡村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和成功经验，我国可以分析借鉴。
对此，云南大学的程士国教授则认为，日本农村的“市町村合并”是在不少农村衰落背景下不得已所为，并不能算作是积极的推进农村现代化。
政府在微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以及中日两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比较，理所当然地为专家学者们所关注。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石涛博士指出，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微观规制的主要理念是扶持产业发展，除了法律法规制度性的操作以外，还有不少非制度性操作。
日本政府始终是微观规制变革的动力。
但它又是谨慎行事的。
他认为日本政府实施微观规制的经验对于我们有不少启示。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刘志广副教授研究了日本财政平衡制度及其对中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启示。
他指出，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初中期，也曾存在着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但日本政府努力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中央政府控制型分权的基础上实施“财政合作管理联邦主义”，在精减政府层级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形成了客观规范和法制化的财政平衡机制。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陈辉副教授和叶敏华老师着重研究了日本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二、关于中日经济新发展新变革的研究
日本鹤岗高专副校长山内清教授提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焦点，就在于建设世界上独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同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的宫川彰教授考察分析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构筑新型财产权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法律法规和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文件。
他认为，中国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事实上也就是承认和保护资本的生产经营及其营利与剥削。
西安交通大学的冯涛教授分析研究了国家、市场、产权三者关系的重新构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他从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视角对于这三者关系的变革作了考察，他认为，只有确立了国家、市场和产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及其均衡结构，才能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反之，如果这一制度结构被破坏扭曲，则一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势必会陷入停滞或衰退；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构建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和产权制度，大力推进市场化，不断调整和重新塑造国家同企业、同市场之间的关系，国家起到了促进与维护市场、规范和保护合法产权的重要作用，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黄文忠教授认为，中国改革改革30年来，在理论和社会经济实践上的一大突出成就，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与发展。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周炼石教授考察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
她认为，中国政府科学地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人民币汇率政策，引导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而又平稳地发展。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唐珏岚副教授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角度考察分析了短期资本的流向逆转问题，她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也出现了短期资本大量涌入现象，一旦短期资本的流向出现逆转，将给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金融稳定带来严重危害。
因此，适度的外汇储备、审慎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防范短期资本流向逆转的根本之道。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王志平教授研究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理念和方法，认为应该充分注意十多年来这个“人类发展指数”方法上的变化和中国人均GDP统计上的有关变化，避免错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蒋为群副教授认为：
生态环境的保护，仅仅依靠生态补偿机制和经济补偿方式是不够的，还应该包括税收、处罚和奖励等制度与法制，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移民政策等综合措施。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王培康认为，目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着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国内产业结构失衡、资源及其它要素价格上升压力持续增大、人民币对外升值压力及对内通胀压力，以及更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等。
因此，要坚持和完善出口导向型战略，冷静对待出口增幅下降，优化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张杰认为，目前的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最佳负税水平的范围，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有必要调整税率，降低税负水平、拓宽税基，大力推进税费改革。
对于当代日本经济的分析研究，当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日本福祉大学的礁部作教授分析了日本的地区发展和地区生态环境的修复再生问题。
他从日本沿海的重化工业发展与沿海污染公害与环境保护问题出发，认为自1960年代以后，伴随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地区发展差距在扩大，工业化在区域发展中很不平衡，沿太平洋海岸的污染公害问题相当严重，从1990年代起，治理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才得到了重视和落实，局面才有改观。
日本福祉大学的另一位著名教授、日本全国劳动学会会长大木一训深入分析了现代日本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变化和劳动者就业的现状。
他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技术工人后继乏人，不少家庭肢解，终身雇佣制的消失和劳动年金制度的被抛弃，使得半失业者、非正规就业、派遣工制度的俏然流行等，加剧了普通劳工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的恶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吴寄南研究员进一步指出，目前日本经济正处在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期，其最大的特点是企业的赢利状况相当好，而职工个人的收入与就业、以及社会再分配状况却在恶化，这应该成为反面的警示。
日本三重大学的後藤基教授研究了经济全球化与日本农业改革的方向问题。
他认为，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冲击下，日本的许多农产品大幅度提高了进口自由化程度，日本从海外大量进口小麦，大豆与谷物，日本农业只集中于蔬菜、小型家畜的生产供应，这使得日本国内农业出现了衰退，造成了日本农业存亡危机，世贸组织的“市场原旨主义”原理及其自由贸易规则，具有侵吞地球所有资源和造成生活环境崩溃的可能性，必须予以改变，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农业经济应该受到保护和自立发展。
复旦大学的陈建安教授认为，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使其在1950年代实现了经济迅速复兴。
并且自1960年代～1980年代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结构升级转型，但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计划与产业政策、金融体制与政策、财税制度与政策、产业组织、市场结构、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近20年来，执政者和社会各界也都力推这些方面的改革，其中所谓的“小泉金融改革”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当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挑战，值得总结分析。
对此，中国社科院的冯昭奎和张季风研究员则认为：
“小泉金融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效，反而错失了金融改革深化的良机。
名古屋经济大学的坂本雅子教授研究了日本的“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及其变化。
她从东亚地区的生产和国际贸易网络下的中日经济关系的视角，认为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组成了以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组成的“10+3”构成，要求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东亚自由贸易圈”的呼声越来越多，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
她认为，从日本来说，这种呼声和发展趋势来自日本经济界的强烈要求；从中国来说，也有这种呼声和要求，而且中国在许多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市场贸易上，已经具有超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已经成为日本进口的最大来源国，当然，这将是中日双赢和“10+3”共赢的结局，所以这种趋势是必然的。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王耀东副教授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角度研究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他认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应该吸取德法两国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验，通过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21世纪中日两国的双赢发展。
日本名古屋大学的茶谷淳一教授也分析了日本对东盟的经济政策以及相应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
他认为，一是日本的服务业应该到日本在国际上生产加工业落户集中地和其它服务贸易的发生地去投资落户，使日本的这些海外产业实现升级和拓展国际服务贸易；二是努力构建日本的东亚生产网络和市场经营的网络，推进“10+3”的东亚经济合作向东亚自由贸易区发展，实现东亚经济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这将不仅有利于日本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化生产经营，也可以在东亚地区推进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贫困差距。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宪教授认为，中国也应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陈维教授指出，日本在自主创新、技术研发和产业资本“走出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三、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察分析当代中日经济
出席这次国际研讨会的中日两国专家学者中，有不少人擅长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们遵循和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观察分析社会经济问题。
日本首都大学的宫川彰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方法研究了贫富差距问题，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者“个人能力主义”的方法论。
他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导下的雇佣劳动制度，正是由于生产资料占有和支配权上的悬殊，才造成了收入分配上的悬殊。
所以，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而不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学派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和竞争，也不是右翼学者所分析的弱势群体的个人及其家庭能力与努力上的差别所致，这些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的规律――即一极是资本家阶级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
西安交通大学的冯涛教授进一步提出，我们确实需要尊重个人自由和提供个人激励，但是应避免个人消费主义的膨胀，贫富悬殊问题大都是由社会制度安排所致。
日本首都大学黄贺博士进一步分析了人们对于中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学术观点分歧。
她认为，这些学术观点分歧就在于“多种分配方式”的理论基础，实际是混淆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更没有区分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和分配领域的价值分配关系。
日本中央大学企业研究所的刘锋研究员深入研究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断。
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绝不是重建过去时代意义上的个人小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果的基础上，以社会化生产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这种“个人”是自由联合体中全面发展、充分自由和主体地位的个人。
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末浪靖司先生用《资本论》关于资本积累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源泉问题、特别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资本（资金）积累的源泉问题。
对此，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鞠立新教授则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积累的源泉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税收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城乡关系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关系等许多因素，因而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理论所能分析解决的。
日本浜松大学的平野悖夫和日本劳动协会的佐藤信先生分析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剖析了作为雇佣劳动阶级中最弱势的“派遣劳动群体”，这个群体的收入更低，保障也缺乏，日本社会中大企业大资本家阶级获取巨额利润的背后，是广大雇佣劳动群众的贫困、就业与生活不安，以及身心的双重痛苦，正是这些巨大压力、贫困和痛苦才造成一些人的心理失衡变态，酿成“秋叶原疯狂杀伤事件”。
日本劳动协会东京《资本论》学习研究委员会的砂田幸雄先生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了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企业究竟属于谁的本质问题，批驳了日本NHK电视台有关节目中宣扬的“美国在日本的企业是为了日本广大客户与消费者”、“企业属于广大的股票持有者和消费者”的谬论。
日本劳动协会东京学习会《资本论》委员会委员长奥村修一先生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基础原理和思维方法出发，深刻批判了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论”、“斯密教条”和“萨伊公式”。
日本劳动协会东京学习会的副会长三公征子深入探讨了服务劳动的生产性与价值创造问题。
她认为，第三产业即所谓服务业，尽管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衍生成长，但从价值创造的源泉上来说，它们不具有生产性，而是非生产性劳动。
她指出，应该区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以及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社会条件和形式，更要区分创造新价值和带来新利润的不同。
日本劳动协会东京《资本论》学习运用委员会的冈本利夫先生深入探讨了关于机器人能否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他运用《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阐明不管是自动化生产线还是机器人，都是劳动的手段，而创造新价值的只能是人类的劳动，而不是劳动手段。
中国东北大学的谭晓军副教授和王海涛博士认为，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的说法，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看，还是从社会经济的实际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责任编辑：
郑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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