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一个历史背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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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一个历史背景
艺术一直在发生着变化。
可是，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涉及到艺术思想与观念的变化才逐渐充分表现出来。
理解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背景可以从蔡元培入手，因为正是蔡元培的努力，深深影响着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与文化界，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无疑被包括其中，艺术领域的新式教育、社团的产生以及将艺术作为一种能够对社会进步产生作用的科学的观点都来源于蔡元培的影响，至少，蔡元培的思想与身体力行大大促进了这样的清新空气和时代气氛。
[i]
蔡元培（1868—1940）在1917年1月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前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激进的政治活动中度过的。
1898年，当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逃亡日本时，蔡元培就彻底放弃了由科举考试赋予他的清廷官职，回到家乡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
戊戌维新的失败在蔡元培看来是因为缺乏民众觉醒的基础，而这样的觉醒是需要开启民智的。
所以，教育是获得进步的重要前提,“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戈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ii]。
1901年蔡到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给学生的印象是“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托之为世界。
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iii]。
学生黄炎培以后回忆蔡元培时还提及了蔡鼓励学生学会演说，以便于走向社会更有效地开启民智，救国图存。
与他所熟悉的许多革命党人不同，蔡元培更相信普遍觉悟的重要性。
所以尽管他以后参加了杨笃生等人的暗杀团，但是他仍然坚持通过教育培养政治人才。
蔡元培曾将他与叶瀚、蒋观云等人于1902年4月成立的中国教育会的宗旨解释为实现共和理想。
[iv]
教育会成立之后，又创办了爱国女学。
蔡元培后来回忆说：
本校初办时，在满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质。
盖当时一时志士，鉴于满清政治不良，国势日蹙，有如人之罹重病，恐其淹久而至于不可救药。
必觅良方以治之，故群起而谋革命。
革命者，即治病之方药也。
上海之革命团体，名中国教育会。
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本。
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
[v]
事实上，在吴樾于1905年9月用杨笃生提供的炸弹暗杀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没有得逞且连自己的性命也赔上去之后，蔡元培基本上放弃了这种政治方式，很快暗杀团也被改组为从事政治活动的光复会。
经过了一段效仿俄国民粹派的激进主义的时期，蔡元培彻底听从了内心的旨意：
通过新知的传播来拯救这个民族。
1907年6月蔡元培随驻德公使孙宝琦赴德国留学，蔡元培关于美育的思想就是在留学德国形成的。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习课程有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理论。
他在回忆这段时间的学习说：
“我于课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课。
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
尤因冯特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
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
”[vi]
康德（ImmanuelKant
1724—1804）关于审美判断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的思想对蔡元培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蔡元培在回国从事教育工作时对“美育”给予的高度重视贯穿了他的一生。
从大量的关于“美育”的文章和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理解康德的思想含义——关于美的教育——不是给学生以具体的人生方法，而是培养一种符合道德的理性条件，否则学生如何才能真正理解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幸福的原则？
蔡元培肯定从康德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不仅仅是一般的美学思想，他通过一种知识的融合，将上帝至善原则的基督教精神与对境界的无为追求的中国思想很自然地结合起来。
从任何一个文明的起始故事的事实来看，至善与境界的追求都是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的。
现在，蔡元培希望通过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在并非没有文明历史的基础上开始新的人格培养。
所以，在与很多激进主义思想家比较起来，蔡元培对西方思想的提倡，是从来没有绝对主义立场的，他最为希望的是让一种新的道德与伦理精神给中国人带来新的面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替代。
蔡元培的提倡美育，这个工作无疑会改变人们的幸福观，他希望人们寻求仕途功名的人生目的被新的人生观所改变。
美育无疑与“幸福”这个词相关联，因为人们总是希望获得完满而健康的人格和领悟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的恒定性相和谐。
可是康德提醒说：
实现幸福不是我们完善人格的目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判断我们具有符合享受幸福的资格。
道德法则的中心问题是：
教导人们知道怎样才能够配得上拥有幸福。
因此，真正的幸福是指一种尽可能完美的善。
快感与经验化的拥有感与之没有干系。
蔡元培将这样的思想充分地放入了对国民的教育思想中。
蔡元培在德国读书期间编撰《中国伦理学史》和翻译泡尔生（F.Paulsen
1846—1909）的《伦理学原理》表明了这个品德高尚的中国知识分子充满智慧的理解力，因为这种对知识的选择包含着传统学问的延伸与融合，涉及到对“道德”、“品行”以及“善”的追问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课题。
所以我们在之后的思想论争中，没有看到蔡元培在思想和行为上的任何极端主义的表现。
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他在《新教育之意见》中表达的思想是全面而综合的。
在提出的“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
“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样一个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教育方式的结构中，道德与美感问题构成了调和物质主义和经验世界中各类问题的溶剂,军事本身的发展可能产生私斗与侵略，而物质财富的增加也有可能导致社会的惨剧与不公平。
道德与没有功利的审美趣味可以调和人们在问题中的心理，进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所谓幸福与善的可能性，就存在于这个教育的结构之中，以后，人们同意了德、智、体、美这样一个完整的现代社会的教育安排。
蔡元培在抛弃了前清教育中的“忠君”和“尊孔”教育宗旨的前提下，提倡新的世界观教育，而这个时候的“世界观”显然是来自西方世界的不同的哲学思想与概念。
关键是，他相信通过美育可以有效地实施世界观教育：
虽然，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
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
然则何道之由？
曰：
由美感之教育。
美感者，和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
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
[vii]
直至十多年后，他还坚持这样的观点，“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益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
”[viii]
这样的话对当时的许多艺术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海粟在很多年后回忆蔡元培时非常清楚地提及到了这个充满伦理辩义的思想，他甚至将蔡元培的原文作了完整的引用。
的确，蔡元培几乎是将涉及“美术”、“美育”以及“美感”这几个词的核心美学问题做了伦理目的的归纳：
培养新人格。
他在1917年发表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中涉及到的不同例举都指向“陶养性灵”、“日进于高尚”，给予当时的学生和青年人以深刻的印象。
最初，他在1912年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里就已经明确祛除了过去的“尊孔”条文，而代之以信仰自由。
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蔡元培明白孔子学说本不是宗教，可是，在学校里祭拜孔子的含义和氛围事实上已经成为陋习，一个学说成为教条，并且当这个学说由权力来进行任意解释的时候，思想的有效性与真理性就容易变得很可疑。
在1912年7月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在将孔子学说与孔教分别对待的前提下，提出的“学校不应拜孔子案”，他所依据的理由是：
前清政府学堂里的拜孔仪式存在宗教化倾向；尊孔的实质很容易偏离学术思想而将孔子宗教化迷信化；既然学校教育不是宗教聚会，因此，目的的不同应该将宗教仪式排除于学校之外；既然宪法规定信仰自由，那么，学校独尊儒术也是有孛于民国宗旨的。
很快，袁世凯复辟帝制引发的祭拜孔子让人们看到的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对待，而仅仅是借用文化的物质与概念躯壳，目的却是一种旧有政治体制的恢复。
蔡元培对开始发生的尊孔复古非常反感，在清政府垮台中国人失去皇帝之后，他担心如果复古主义的抬头，将严重影响中国人对新世界的理解和对建设新社会的要求。
蔡元培反复强调“美”的普遍性，但是，他的目的仍然是希望促进有利于国民的现代思想和生活方式。
宗教作为一种礼仪与习惯可以被容忍，但是，“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承前说而梢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这样的现象无疑是一个倒退。
可以肯定的是，在蔡元培看来，孔子的学说本身的正当性本身不容质疑，但是，在科学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武器的时代，孔子则暂时象征着一种落后与反动。
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想说的是，在没有了皇帝之后，只能以科学和民主而不是用孔子来替代。
革除旧形式尽管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不是我们继续沿用旧形式的理由。
蔡元培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的举例是通俗易懂的，“譬如前清时代之袍挂，在民国本不适用，然因其存积甚多，毁之可惜，则定为乙种礼服而沿用之，未尝不可。
”前清的袍挂为什么就不适用了呢？
也许新的都市生活与工作方式开始了新的服饰的需要，但是，通过法令的形式革除旧式服装所具有的象征性仍然是明显的：
没有一种形式是没有伦理依据的，也就是说，满清王朝的服饰是必须抛弃的。
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中，蔡元培使用了非常接近康德的“知”、“情”、“意”的观念分辨，并以此分析宗教问题，提示宗教在国民生活中的位置已经靠边：
自兄弟观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作用而构成。
吾人精神上作用，普通分为三种：
一曰知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
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有之。
盖以吾人当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视吾人一身与世界万物，均为一种不可思议之事。
生自何来？
死将何往？
创造之者何人？
管理之者何术？
凡此种种，皆当时之人所提出之问题，以求解答这也。
[ix]
宗教在蔡元培看来是一种人们对世界现象不可解释所产生的不得已的混沌之物，可是，“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
”[x]
结果，宗教的作用就只能退为习惯而不是依据。
这样的解释多少有一些乐观主义的进化论逻辑，他相信满足感情的需要可以借助于美感而不是宗教，即便是过去依附于宗教的美术，也已经脱离开来，而成为独立的人的艺术。
无论如何，蔡元培相信一种有别于宗教迷信的、无利害关系的“美感”可以让人接近高尚，也异常遵从科学的实用性以改变这个民族的落后，他将德国的康德与法国的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融为一种这个时代需要的中国思想，而实际上不过是将西方的科学与思想体系翻译到中国，以改变人们习惯了的旧思想与旧体系。
这样的动机与倾向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候。
在出任北大校长之后，蔡元培希望将他在德国习惯的学术争鸣空气在北大得到推广，因而他确立了一个被表述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他说思想的自由是大学之为“大”的前提。
[xi]在“兼容并包”的学术旗帜下，蔡元培迅速将一群开始从不同角度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组织在一起：
1月，陈独秀被聘为文科学长；4月，周作人被请进北大——于7月聘为文科教授；7月，章士钊被聘为文科教授；8月，胡适应聘为文科教授；9月，钱玄同和刘半农被正式聘为文科教授；11月，李大钊被聘为图书馆主任。
蔡元培将陈独秀引进北大的用意是清楚的。
早在1915年9月，陈独秀就在其创办的《新青年》中介绍过蔡元培倡导勤工俭学运动，并明确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提出来，给予蔡元培“不忘的印象”[xii]。
这年1月，陈独秀将在美国的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上，导致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展开。
所以，陈独秀希望胡适回国后到北大任教，得到蔡元培的同意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李大钊是章士钊推荐给蔡元培的。
章在1904年就加入了蔡元培在上海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并且成为《苏报》的主编。
武昌起义之后，章士钊又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1913年他还起草了“二次革命”宣言书。
李大钊正是在日本向章士钊和陈独秀等人创办的《甲寅》投稿与章接识的。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教育与政治的联系是如此地紧密，是因为在文化的反传统趋势上具有整体的性质，即便是文化与艺术上的革命，蔡元培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激进的政治力量。
李大钊从1913年到日本留学至1917年这段时间，与国民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蔡对李的思想状况和活动能力非常赞赏。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蔡元培在北大对教师队伍所进行的整顿结果，可以发现，尽管“兼容并包”的宽宏精神可以通过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崔适这样一些保守学者的继续留任来证实，但是蔡元培的兴趣焦点在于迅速积聚在军阀之间进行着龌龊的权力之争时期分散四处的革命力量。
无论怎样，早见端倪的新文化运动的成员，在蔡元培的迅速组织下形成了一个整体。
尽管蔡元培对吴稚晖说他要将北大改造为“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强调教育与学术要避开政治，但是这个说法只有将其限于“升官发财”才是准确的。
政治是不可避免的，蔡元培通过教育的迂回策略很快就被学生实际的政治行为所证实。
在五四运动中激进的北大学生罗家伦回忆辜鸿铭上课的一句话是颇有意味的：
“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
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
我呢？
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xiii]
蔡元培有较长的一段政治经历，他对那些已经开始进行颠覆工作的年轻人对国民现实生活的积极作用内心有数。
因此，将他们引进北大不过是以一种被称之为教育的方式继续过去的革命而已。
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空气下，涉及政治、经济、新闻、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的各类学会组织在北大迅速出现。
《新潮》编辑之一的傅斯年在回忆创办《新潮》的情况时谈到：
作为新时代的学生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和进行有趣味的活动。
他和他的同学认为，走出学校“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所以为何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
但是，学生们的提前训练决非一种“纯学术”的游戏，他们一开始就规定了杂志的革命性质。
学生们不允许所办的杂志有“课艺性质”，不允许她是一个花花绿绿什么都有的东西，他们确定其基本元素是极为明确的：
“
（1）批评的精神；
（2）科学的主义；（3）革新的文词。
”[xiv]
以许德珩、张国焘为重要骨干的“国民社”在政治上的观点较之“新潮社”更为简单明确。
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救国图存是第一位的任务。
因此“国民社”成员认为“新潮社”的成员对文化革命的专注是不得要领，国将不国，文化思想的转变就很难起到当下作用。
正因为如此，当1918年5月留日学生抗议中日东京会议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导致骚动和一千多名留学生罢学回国时，“国民社”的成员响应最为明确。
在学生请愿队伍中的八个代表中就有很快就成立的“学生救国会”的三个北大学生：
许德珩、易克嶷和段锡朋。
北京学生于5月21日的请愿活动尽管被许德珩表述为“空前未有的运动”。
不过，在此之后许德珩等激进的学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始进行串联并直接与各地激进学生和国民党要人接触，从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到上海，这些模模糊糊开始涉足政治的学生先后见了张太雷、恽代英、方志敏、程天放、张闻天、孙中山、廖仲恺、邵力子、黄炎培等人。
在上海报告北京学运情况时，学生们还专门将在广州受孙中山领导的国会非常议会议员请到上海，寻求更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支持。
很快，一个多少具有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产生了。
串联学生从上海回到北京，许德珩、张国焘等人就着手创办旨在“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的《国民杂志》。
由于国民杂志社的成员“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张国焘），就自然与强调只有经过文化革命才能唤醒国民觉悟的新潮同学形成对比。
尽管国民杂志社的成员与新潮团体的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当时，“救国”这个概念是具有号召力的。
在先生队伍中，李大钊异常强调民族主义精神的重要性，在他的工作下，不同的学生团体于1919年初几乎形成了一个试图唤起国民觉醒的整体,一个有新潮社重要成员如罗家轮与康白情同国民社成员以及没有团体归属的人如陈公博参加的北大学生会成立了，与此同时《国民杂志》第一期出版。
3月，走上街头宣传救国思想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
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成员是其主体。
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自然与这些学生救国图存的急切心情有关，但是蔡元培在学生们加速推进启蒙政治活动中清楚地强调了平民教育之于共和国体的重要性无疑成了学生无所顾忌地走向街头打破沉闷的空气的催化剂。
他在两个月前告诉学生：
为了避免共和国体的动摇，应该施以平民教育，有效的方式就是他在早期教育活动中就提倡的“露天讲演”。
[i]刘海粟在“忆蔡元培先生”一文里写道：
“1911年春天，我读到他在德国所著的《中国论理学史》一书，以显著篇幅介绍黄宗羲、戴震及俞正
三家学说，鼓吹民权与女权，发前人所位发，令人猛省，带有拓荒的意义，使我耳目一新。
”原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艺苑》1983年第1期。
转引自陈平原、郑勇编：
《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91页。
[ii]《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第5页。
[iii]黄炎培：
“敬悼吾师蔡孑民先生”，载重庆《大公报》1940年3月23日。
[iv]
曾任过爱国女学校长的蒋维乔在1936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中的“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一文里说，教育会是“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
[v]蔡元培：
《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1号（1917年1月15日）。
[vi]《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302页。
[vii]蔡元培：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刊于《民立报》1912年2月10日。
[viii]蔡元培：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刊于《宇宙风》第56期，1938年1月1日。
[ix]《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x]
参见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说》，原载1917年8月《新青年》3卷6号，转引自朗绍君、水天中编：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9页。
[xi]
北大的历史受惠于戊戌维新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北大前身京大师学堂正是在1898年的维新事业中形成的。
尽管康梁的事业很快就出现危机，但慈禧并没有将京师大学堂废停。
在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后，原京师大学堂的洋人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被原洋务派李鸿章幕下的桐城派人物吴汝纶接替。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对西学的引进。
吴设立译书局，并聘请严复为总纂。
到了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就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的总督。
严复早期留学英国，他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中文书《天演论》而获得中国知识界的良好印象和深远影响。
之后，严复翻译介绍了涉及政治经济思想的西方著作，作者涉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亚当·斯密（AdamSmith）、穆勒（JohnStuart
Mill）以及孟德斯鸠（C.L.S.Montesquieu）。
严复对教育的改革是加强外语教学的势力，保守分子对严聘请大量的外籍教师的措施攻击为“盲目崇拜西洋文明”。
1902年的5月，严复申请教育部门批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这表明了严复对旧的教育的厌烦。
1913年春，章太炎的一些学生陆续进入了北大。
章曾以其观点尖锐的革命文章和自我牺牲精神赢得了普遍的影响。
此外，象钱玄同这种对皇帝反感之至的人物进入北大，肯定是动摇以林纾为首的桐城派的第一批力量。
年轻教师的进入，使北大的沉闷与平静开始结束。
[xii]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于《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xiii]朱维铮：
“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载《读书》三联书店1994年第4期，第30页。
[xiv]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以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172页。
实际上，学生们的政治情绪一开始就十分明显。
就在《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就提示一个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代替法国式的政治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
这样，刊物无形中就成了促进这场革命的宣传机器。
罗家伦在《新潮》第2卷2号（1919年12月）中发表的《答张浦泉来信》里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思想革命，不消说，大概就是：
（一）变奴性的思想为独立的思想；
（二）变专制的思想为平民的思想；（三）变昏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
”
无论怎样，从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到1919年5月4日前，北大学术自由的实际情况是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涨，一旦对这个时期的学生和先生的写作进行清理，就会发现：
“学术自由”的实际含义是传统思想体系的被颠覆和新的思想结构的形成。
自由主义的精神已因蔡元培的主张弥漫整个北大，就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北大自由主义精神的自然结果，只是，当巴黎和会传来“晴天霹雳的消息”（许德珩）时，学生们的目标变得更加明确而单纯。
鲁迅曾说过：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1]
究其原因，这是因蔡元培的努力的结果。
这个看法与因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造成五四运动后果而仇恨蔡的人的看法是不同角度得出的同一个结论：
他们都将蔡元培的努力看成是导致学生运动、科学与民主思想传播的重要因素。
这样，蔡元培从教育思想和体制上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自由而广阔的空间与可能性，美育不过是改变中国人世界观的有效途径之一。
这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清晰地表述了关于学习西方艺术的看法：
今日为画法研究会第二次始业式，人数视前增加，是极好的现象，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二种希望，即多作实物的写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
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国画始自临摹，外国画始自实写。
芥子园画谱，逐步分析，乃示人以临摹之阶。
此其故与文学、哲学、道德有同样之关系。
吾国人重文学，文学起初之造句，必倚傍前人，入后方可变化，不必拘拟。
吾国人重哲学，哲学亦因历史之关系，其初以前贤之思想为思想，往往为其成见所囿，日后渐次发展，始于已有之思想，加入特别感触，方成新思想。
吾国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范人物入手。
三者如是，美术上遂亦不能独异。
西洋则自然科学昌明。
培根：
“人不必读有字书，当读自然书。
”希腊哲学家言，物类原始，皆托于自然科学。
亚里斯多德随亚历山大王东征，即留心博物学。
德国著名文学家鞠台（歌德——引者），喜研究动植物。
发见植物千变万殊，皆从叶发生。
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如此，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
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
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
意大利文学复古时代，人物画后加以山水，识者谓之中国派。
即法国路易十世时有罗科科派，金碧辉煌，说者谓参用我国画法。
又法国画家有谟德（马奈——引者）者，其名画写白黑二人，惟取二色映带。
他画亦多此类，近于吾国画派。
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
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像及田野风景。
今后诸君，均宜注意。
此予之希望者一也。
又昔人学画，当用研究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美虽由于天才，述则必资练习。
故入会后当认定主意，誓以终身不舍。
兴到即来，时过情迁，皆当痛戒。
诸君持之以恒，始不负自己入会之本意。
此予之希望者二也。
[2]
今天我们不能对蔡元培关于中国画改造的观点有更多的评论，我们要注意的历史事实是，蔡元培强调对西方写实方法的引进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美术进步的焦点。
联系到蔡元培希望通过美育来实施世界观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写实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描绘真实的技法——例如关乔昌时代的模仿，使用石膏和到田地写生事实上已经与科学的思想和相应的经验主义思想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对新的艺术的推广、对美术的充分解释、对美育的不断强调、在教育上的身体力行、对西方美术史和美学思想的引进以及引导年轻人接受新的美育方面，我们可以给蔡元培列出丰富的年表，这个年表不仅仅是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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