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局级干部和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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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级干部和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在局级干部和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为了全面提高年轻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水平，增强年轻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经县委研究决定，举办这次全县局级干部培训班、青年干部培训班。
根据程安排，今天由我向大家作反腐败形势报告。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是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去年中央纪委在北京、黑龙江、江苏、广西、广东、四川等10个省、区、市开展了党风廉政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3220％的受访者表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这一问题最为关注，在大热点问题中排名第三，这是一好事，说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深入人心。
而如何看待反腐败形势则因此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评估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认识。
一、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说反腐败斗争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态势良好，并不回避当前反腐败斗争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前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及其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人民群众反映仍比较强烈，仍不够满意。
（一）充分认识到我国当前存在的腐败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1、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比较严重。
从1992年开始到XX年，前后两个五年的案统计资料来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呈易发多发和趋于严重的态势。
一是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数量增加。
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平均每月立案1282；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平均每月11740人。
其中，县处级干部、厅局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平均每月处分的人数分别是36、294、137人。
而从1997年10月至XX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平均每月立案1436，同比增长12%；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平均每月14102人，同比增长20%。
其中，县处级干部、地厅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平均每月分别为483人、404人和163人，分别增加了37%、374%和19%。
二是违纪违法的金额趋于增大。
前五年，腐败分子个人违纪违法金额过百万的比较少；但后五年，违纪金额过百万超千万的不少。
三是违纪违法的性质趋于严重。
湛江、厦门两大走私案，涉案金额数百亿元，国家税收损失超过百亿元，卷入的党员干部分别达到数百人。
沈阳团伙腐败案仅涉及的厅局级主要领导干部就有17人。
四是领导干部腐败出现了新动向。
（1）有些腐败分子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已经形成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
（2）一些腐败分子的手段更狡猾、更隐蔽。
主要有3种形式：
一是权力的“期权化”。
二是权力的“假借”和“转让”。
三是赃款“漂白”，资本增值。
（3）不少腐败分子的“抗药性”在提高。
在我们研究打击腐败分子的手段的同时，腐败分子也在研究反打击的手段。
他们往往把自己粉饰为“廉洁”干部，迷惑群众。
（4）一些腐败分子正从个体腐败向群体腐败发展，甚至与某些黑恶势力勾结，形成腐败团伙“窝案”，加大了我们的查处难度。
2、部门、行业乱收费、乱开价问题突出。
一些部门、行业“三乱”的问题，群众强烈反映的热点问题。
有的医院医生开“大处方”、乱检查，群众看不起病；有的地方中小学提高标准、自立项目收费，高校提高标准收取住宿费、专科升本科教育补偿费等，一些民办高校收费高且乱。
农村电价和农网改造搭车收费问题屡禁不止。
此外，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的乱收费问题，也是社会热点问题。
3、奢侈浪费问题屡禁不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车使用、公款接待等职务消费中的不正之风，基层干部以权谋私、与民争利，党政机关及其人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司法机关及其人员贪赃枉法、知法犯法等问题依然存在。
（二）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存在的腐败问题。
1、当前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的原因。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的主要原因是：
（1）历史和世界环境的因素。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官场历史，是一部以贪官污吏为主、腐朽思想盛行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仅仅年。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封建社会的腐朽思想自觉不自觉残留在相当部分思想觉悟较差的党员干部的意识中，这种意识在一定的气候和环境中，便会转化为腐败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经验和技术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避免带进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加上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对腐败现象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不重视反腐败，反腐败的措施不力，使得解放以后一度销声匿迹的腐败现象死灰复燃，并愈演愈烈。
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遇到了新的挑战。
我们既置身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又面临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和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
同时，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的关键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
这些因素的存在，给解决腐败问题增加了复杂性，致使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在可预见的一段较长时期内难以消除，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严峻。
（2）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因素。
从历史经验来看，社会变革和体制转轨阶段，是腐败现象高发易发的时期。
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了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出现。
主要表现为：
第一，新旧体制交换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客观上为一些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
第二，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导致一些人的思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迷惘，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成为诱发违纪违法行为的主要成因。
第三，分配不公问题带来人们心理上的失衡。
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部门（行业）之间公务人员收入存在差距，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的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正在不断拉大。
这种状况导致很大一部分公务人员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已成为公务人员腐败高发易发的一大诱因。
（3）监督乏力的因素。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监督乏力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监督机制不完善。
由于我国的监督机构缺乏相对的独立性，致使监督经常不到位，甚至缺位。
在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现象。
尤其是作为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难度十分大。
龙泉区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之所以能贪污受贿上千万，也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党内监督。
人大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二是各种监督机关关系不够协调，没有形成监督制约的合力，存在监督的空白点和盲区，监督的力度和效果都不甚理想。
三是领导体制设置不尽合理，不利于监督。
有些部门和单位，党政主要职务一肩挑，权力过于集中，容易造成一人说了算的局面，内部监督、民主监督难以有效实施。
五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监督意识不强。
（4）管理体制和制度因素。
包括对行政审批事项、人事、财政管理的体制和制度，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漏洞。
就拿财政管理体制来说，近几年来，国家审计署每年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结果，每年的审计报告都揭露了一些触目惊心的部门和行业腐败问题。
根据XX年审计工作报告估算，中央有关部委的预算违法资金约1896亿元人民币，有关预算执行单位在使用国债专项资金、公路建设资金、天然林保护资金以及科技经费和中国农业银行、国有企业负债损益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资金约176多亿元。
在XX年6月23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审计署的XX年审计工作报告披露了所调查的10大案例和24部门40亿糊涂账，再次掀起“审计风暴”。
为什么这些掌管国家财政资金大权的单位和个人，从国库掏钱，如从自家囊中取物一样容易呢？
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些国家机关和官员胆大包天违法违纪？
这些都充分我们的体制问题。
（）法制不健全和滞后性因素。
法制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廉zd规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制订颁布了一系列廉zd规制度。
但廉zd制不健全和滞后的问题仍比较严重，一些地方、部门、领域无法可依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仍然存在。
2、正确认识我们党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和当前的腐败问题，以及干部的主流问题。
一是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也要看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滋生腐败的条和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竣。
看不到主流，悲观失望，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丧失警惕，不下大力气加紧解决，是危险的。
对于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看法，我们应客观地去看，从主流去看，绝对不能因为出了少数腐败分子，就将我们的党员干部看作“一团黑”，进而全盘否定我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曾指出：
“对于当前党的作风，应当讲两句话，一是总体上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不这样看就不能理解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是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不这样看就是头脑不清”
二是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
看不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期望通过几场大的斗争运动、采取几种措施就解决腐败问题，是不现实的，甚至是有害的。
尤其要看到腐败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以各种形式依附在新生事物上。
三是要坚定信心。
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开展的，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问题是“制度性问题”，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其目的是妄图动摇干部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动摇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
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相信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能够解决腐败问题。
大量的事实表明，腐败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社会丑恶现象。
据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XX年8月月公布的《全球腐败感觉指数》数字，在XX年参评的10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0个国家的分数低于分，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安哥拉、马达加斯加、巴拉圭、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得分不到2分，而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
香港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之前，腐败盛行，很多警察都出来直接向市民收取保护费，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有效遏制。
这表明，腐败并不专门选择社会主义制度。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对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1996年以来，中央纪委研究室连续8次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满意率逐年上升，XX年192%的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表示满意，比1996年增加了1912个百分点，比XX年增加了374个百分点。
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组织在近年公布的《全球腐败报告》中认为：
“中国政府采取的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措施，‘使人们对有效地反腐败抱有信心’。
”
（三）要清除一些错误观点
在反腐败斗争不断推进并取得实际成效的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观点，这些错误的观点，甚至存在于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之中。
比如，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党查处的腐败案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于是就有人说“腐败越反越多”了。
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分析的。
查处的腐败案逐年增加，并不等于腐败越反越多，而是说明我们反腐的力度在逐渐加大。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暴露出的很多腐败案，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发案的。
又如，国内外有人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的评价有意无意地采取双重标准。
韩国查处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问题，有人说“体现了法治精神”；我们处决了贪官胡长清、成克杰等人，一些人却说“共产党连高官都腐败了”。
未查处腐败的高官时，有人攻击共产党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查处了陈希同、成克杰等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他们又说这些腐败分子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还有一种观点是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
对此，我们用事实说话：
在全国，中央查处了厦门特大走私案、湛江特大走私案、沈阳“慕马”案并没有影响当地的发展，其中，厦门在查案的当年，经济比上一年增长了1%；中央查处湛江特大走私案的第二年，全国海关关税收入比上年增加了700个亿。
我国近年来，每年国内生产总值都保持在9%左右，经济增长率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四川，查处了省交通厅、国土局等腐败案也没有影响我们四川的发展。
新津县这些年来，查办的案也逐年上升，但也没有影响成都市和新津的发展。
相反，如果我们不反腐败，任由腐败滋生蔓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动荡，生产力就会削弱，那才会影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
对于这些错误的观点，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应明辨是非，站稳立场，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并取得明显成效的，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的腐败，理直气壮地驳斥各种有关反腐败的错误思潮和谬论，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
二、加强廉洁自律，切实履行职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既是党和人民对你的最基本要求，也是你爱护好自己的法宝。
中国有一句古话：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从查处的许多案分析看，一些本来很有作为的领导干部被钱害死了，因为钱的问题而违纪，最终丢了前程，去坐牢、被杀头。
为钱的原因很多，这里归纳为十个方面。
第一，从来没有想到去弄钱犯法，就因为穷，最后不自觉就犯了错。
第二，被老板们的“好心好意”害了。
老板们不会无缘无故给你钱，好心好意都是假的，目的是想利用你手中的权。
第三，生活的攀比，心理不平衡。
第四，为了不是妻子的女人。
不少男性领导干部犯经济错误，就是为了女人。
养情人也好，包二奶也好，没钱是不行的！
还有的是美人计，你占有她，她就把你当摇钱树，叫你批地批项目给她捞钱，上了贼船，你不敢不给。
第五，错误判断形势。
以为全世界都腐败了，不捞白不捞，不捞人家说你是傻瓜，思想不解放；捞了也没事。
第六，落入圈套。
领导干部往往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一些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用钱作圈套，拉你下水。
落入人家的圈套，你就解脱不了，出不来了。
第七，升不了官就捞钱。
第八，“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第九，侥幸心理作祟，自以为高明，别人发现不了，查不到自己的头上。
第十，被亲戚朋友害死了。
这些原因很值得深思。
我们领导干部应该从中领悟到一些什么呢？
我想，应该牢记住三个“着想”。
只要按三个“着想”去做了，你就不会，起码不轻易去犯“钱”的错误。
第一，时刻都要有党性原则，多为党和人民着想。
“廉者，政之本出。
”领导干部的党性原则，我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做一个清官。
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党工作、为老百姓服务的。
我们在领导岗位上，就得时刻想着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多做奉献，不要把我们管辖的地方作为自留地经营，不能用权力来作交易，为自己捞钱、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
做一个清官，是党和人民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是最基本的党性。
一个不廉洁的党员，有什么资格谈论党性？
反腐败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要有为党而忧的忧患意识，心中时刻装着党性原则，加强自律，当好廉洁从政表率，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事情、谋利益，为党争光，努力维护这个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要珍惜前程，时刻为自己着想。
我指的是要为我们自己怎么不违纪违法、不去坐牢、不给人家戮我们的脊梁骨着想。
在钱的问题上，大家要清醒，不要为自己的私利、为亲属的私利着想，要时刻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
不贪钱，什么人都害不了你。
大家要珍惜自己的前程，千万不要为了钱，为了给自己和亲属多弄钱，毁了自己的前程。
当公务员不容易，当到县处级、科局级以上干部更不容易啊。
都是做了一番政绩，百里挑一，一层一层的激烈竞争，才到今天这个位置。
现在，党员领导干部，工作条大多数都不错，生活待遇方面，每个月的收入也有1000多元，跟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是低了一点，但跟老百姓相比，也不低了，并且我们的工资收入正在逐年增长。
如果为了几千、几万块钱，丢了前程，那是十分不值的。
如果因为捞钱太多，被抓去坐牢，甚至被杀头，那你捞钱又为了谁？
自己享受不到，何苦呢？
党和人民培养一个领导干部也不容易，你为钱违纪了犯法了，纪检监察机关得处理你，我们心痛哪！
不要以为我们纪检监察机关跟你过不去，是你跟党纪国法过不去。
对于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惩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惩治的最终目的是及时教育、挽救和爱护违纪违法者，同时，也是为了警醒和教育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你违纪了犯法了，不处理你，对你是放纵，对其他人是误导，对党和人民是犯罪。
第三，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责任，为家庭的幸福着想。
责任有两种，一种是社会责任，一种是家庭责任。
于前者，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都要对社会负责，都要有社会责任感。
于后者，大家要为家庭的幸福着想。
领导干部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甚至说是主心骨，对家庭是要负责任的。
因为钱的问题，你出事了，家就全倒了，家庭的幸福也跟着完了。
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对待权力，用好手中的权力，遵纪守法，按照“四大纪律八项要求”的规定，带好廉洁从政这个头，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带出一股清风、一片净土。
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解决好做事与做官的问题。
要正确对待个人的名利地位，尤其在钱的问题上，要淡泊些，经常保持正直健康的心理。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面对国家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后，地方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职业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在先富起来的人当中，既有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也有一部分人通过非法途径暴富等社会现象，领导干部一定要慎始慎终，加强自律，坚持廉洁从政，为掌好权用好权立好本，千万不要搞攀比。
如果我们对此心理不平衡，就很可能会铸成大错。
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心里不平衡是一个重要的诱因。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市长李桂东原先也是一个清廉干部，任市长之初，大大小小的老板及一些下属单位就纷纷向他展开了“红包攻势”。
刚开始，李桂东还能坚守原则，对红包一律不收，但久而久之他发现，因为他不收红包，那些老板和下属单位均对他处处敬而远之，而那些他眼中的贪心干部反倒是左右逢源。
于是，李桂东便觉得“吃亏”了，心理平衡线开始崩溃，经常和老板们“打成一片”，开始心安理得地收受红包和贿赂。
但终究逃不脱党纪国法的严惩，在一审中被判处无期徒刑。
大家要从各类的腐败案中吸取教训，不要以为别人腐败没事，你也跟着腐败；也不要心存侥幸，自以为腐败很隐蔽，别人发现不了，于是就自甘堕落，最后落得个自我毁灭的下场。
再就是要管好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保证他们不以领导干部的权力谋私的责任。
领导干部要过好亲情关，认真解决好给配偶、子女“留下什么”的问题。
从一些典型的违纪违法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不仅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被配偶、子女拖下了水。
原中央候补委员、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为了儿子获取不正当利益，支持和纵容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违规经营，造成国家资产损失及经营亏损1197亿元；指示宁波日报社高价购买港商投资的宁波华宏国际中心大楼，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许运鸿在忏悔书中写道：
“我几乎不管家、不治家，也不想持家，没有营造一个好的家风，更没有一套严格的家规……把对他们的盲目迁就误认为是‘爱’，结果混淆是非，帮忙添‘害’。
”原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局长林国悌，生活俭朴，但为了子女将来的所谓幸福，竟利用职权不择手段地索贿受贿、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487万元，被判处死刑；其妻子和儿子因共同受贿等罪坐牢，女儿因此成了靠亲戚施舍的孤儿。
原全国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于飞、原云南省红塔公司董事长褚时健，还有目前正在被查处的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等一批领导干部，都因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为亲友疯狂牟取不正当的利益，最终倒在亲情关这个关口上。
“家财不为子孙谋”是共产党人一贯的品质和作风。
朱德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钱财，而是高风亮节和高尚人格。
他交代将节衣缩食积攒的近两万元的存款，用来交最后一次党费。
孔繁森死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只留下一个献血袋。
为了抚养三个藏族孤儿，孔繁森先后三次到献血，把献血换得的营养费全部用在三个孤儿身上，这是何等的崇高与无私。
希望在座各位能够向朱德、孔繁森等模范人物学习，正确解决为配偶、子女“留下什么”的问题。
此外，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仅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会影响领导干部的形象，甚至危及领导干部的前途。
一些领导干部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能做到清正廉洁，但却对身边工作人员疏于管理、疏于教育，或者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一些不廉洁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做，最后既害了身边工作人员，往往也害了自己。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政在出京担任要职期间，其本人基本上做到了洁身自好，起初对身边的差役要求也比较严，但在得知这些差役因生活清苦而在背后埋怨他之后，便放松了管教，任由他们受贿索贿，结果贾政因此而丢官弃职。
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被开除党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放纵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利用其职权谋私搞腐败，侵吞大量国家资产。
因此，领导干部对身边工作人员要加强教育，认真监督，严格管理，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苗头，早打招呼，及时提醒，防患于未然，这既是对党对人民负责，又是对身边工作人员负责，也是对自己本人负责。
第四，就是认真组织、督促、检查下级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深化管辖范围内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责任。
领导干部对管辖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负有重要的组织领导责任。
作为领导干部，仅是做到独善其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承担起领导的责任，管好、带好队伍，抓好管辖范围内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组织、落实、深化以及督促检查考核，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的有关职责，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是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强调：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了《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有力保证》的重要讲话。
吴官正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认真抓好四中全会《决定》的贯彻落实。
各级纪委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不断取得反腐倡廉的新成效，从政治上、思想上、纪律上、作风上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有力保证。
指出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要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努力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能力。
一是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
二是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
三是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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