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绪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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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绪论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绪论
2007.09
第一节文化概述
一、文化概念
1．文化的词源
“文”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是个象形字，表示的是一个身有花纹袒胸而立之人，本义是纹理。
《说义解字》解释为“错画也”，即各色交错的纹理。
后世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等、“化”则是个会意字，出现稍晚，本义是教化。
《说文解字》解释为“教行也”，即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言行。
“化”字从“人”从“匕”，《说文解字》曰：
“匕，变也，从倒人。
”可以看出，‘“化”由一正一倒的两个人组成，要使两人和谐融洽，相顺而不停，就需要迁善、感化和教化。
后世引申为改易、变化、生成等等。
“文化”作为单一概念，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但近代以前，一般指“文治”和“教化”，与“武力”、“武功”相对。
如西汉刘向说：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功。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西晋束皙则说：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是19世纪末通过日文从西方转译而来的。
在西方，“文化”一词英文、法文都写作Culture，都是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原意为耕耘、居住、操作。
中世纪以后，其意义延伸，进而涵盖了神明祭祖、道德法律、精神修养诸领域。
可见，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西方的Culture在内涵上有明显的区别：
“文化”的本义是文治教化，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活动，偏重于精神领域；而Culture的本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出发，进而引申到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其含义要宽泛得多。
然而，这两个词义有共同的一面，即强调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
2．文化的定义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人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文化逐渐成为专门术语。
最先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的是被称为“文化学之父”的英国人泰勒。
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时文化进行了首次诠释：
“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
”此后，西方学者纷纷给文化下定义，至1951年西方学者对文化已有164种定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兴起文化热，文化的定义越来越多，据说目前已有500种之多。
我国对文化学的研究起步较晚。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前后，面对西学扑面而来的冲击，以张之洞、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但他们徘徊于中西之间，始终不能挣脱“体”、“用”之羁绊。
五四运动时期，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曾热烈一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但不免过激和缺乏冷静。
“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大清剿、大革命，则让国人从思想言行上不得不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
然而，历史是不可能被割断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热”现象经久不衰，对文化的研究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趋于理性，但对文化定义的争论更加激烈，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为大家一致接受、没有争议的确切定义。
相对来说，1979年以来每10年修订一次的《辞海》对“文化”概念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
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
3．文化与文明
与文化相关的一个词是“文明”。
中国古代典籍中，文明的出现要早于文化。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尚书》、《周易》中都有“文明”。
其含义是文德、光明、文采，与“文化”的意义相近。
《尚书·尧典》赞美虞舜“睿哲文明”，孔颖达解释曰：
“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周易·乾卦》曰：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孔颖达解释曰：
“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
”“文化”一词则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
英文中“文明”写作Civilization，有文雅之意。
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也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具体说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以个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为标志。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则是这两种成果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产物。
中国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不是文化古国之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二、文化的构成与分类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由于其内涵的广泛性而决定了其外延的宽泛性，文化研究者往往根据各自不同的视角，对文化作不同的分类。
如：
从时间角度上，可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等等；从空间角度上，可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非洲文化、南亚文化等等；从地理环境上，可分为大陆文化、海洋文化、草原文化、河谷文化等等；从生产方式上，可分为农业文化、工商文化、游牧文化、旅游文化等等；从社会阶层上，可分为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
民间文化等等；从社会功用上，可分为礼仪文化、服饰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等；从文化的地位上，可分为主流文化、亚文化（次文化、副文化）、反文化、俗文化等等；从文化的结构或自身逻辑上，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等。
既然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那么，从人类活动蕴含的下列三种关系——人与自然的物质变量关系、人与社会的行为转化关系、人与自身的自我意识关系的角度观察和分析文化的构成就是最恰当的了。
概言之，文化的构成分为四个层面：
物质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表层，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中层，精神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深层。
1．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又称物态文化，是人类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是构成整个文化的基础，是文化中最活跃的因素。
物质文化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等各种条件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的程度和结果。
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即劳动者的工艺技术与劳动工具的结合，对物质文化的风貌具有制约和决定性作用。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利用周围的自然环境来为自己的生存服务，并逐渐丰富和改变着自身的物质文化，创造了无数灿烂的物质文化产品。
为了维持生存，原始人使用粗糙简陋的石器获取食物，穿的是树叶和兽皮，住的是树洞、山洞或窝棚，行走当然靠徒步。
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后，随着劳动工具和工艺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人类的物质文化随之不断发生变化。
穿着逐渐美丽讲究，以至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服饰文化；食物逐渐丰富多样。
以至形成了风格各异的饮食文化；住居逐渐舒适美观，以至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建筑文化；行走逐渐快捷方便，以至形成了匠心独运的车船文化。
这些都是以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的创造为必要前提的。
物质文化中不仅积淀着制度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凝聚着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农业宗法社会里，人们根据不同的年龄、职业、辈分等，对每一具体个人的衣食住行作了明确规定。
单就服饰而言，封建时代不同品级的官员在服饰的颜色、形制、质地、图案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
《唐会要》载：
唐朝官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
而这又是传统精神文化中等级观念的反映。
2．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建立的各种行为规范、准则的总和，包括婚姻、家庭、政治、经济、宗教等制度。
人们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这就是制度。
各种制度都是在总结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人的主观意识的加工创造，而制度一旦制定，便具有客观性、约束性，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乃至思想，因此，制度文化是文化系统中最具权威的因素，它往往规定着文化的整体性质。
制度文化建立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同时又带有精神文化的深刻烙印。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一般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的人生轨迹，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行为准则，而普通百姓除了希望皇帝圣明、官吏清廉、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以外，对政治的态度历来比较冷漠，体现出的是一种臣民型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
儒家思想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凡是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和集团，都会推崇儒家学说。
这时，一切制度都要符合儒家思想精神，甚至科举考试也必须以“四书”、“五经”为准绳。
3．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复杂的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是以民风和民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日常生活中的具有鲜明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行为模式。
行为文化直接反映着制度文化的时代内涵，同时又受到精神文化的深层约束和影响。
一般来说，人的行为除了受各种有形的、物质的、他律的、带有强制性或暴力特点的规范（制度）约束外，还要受来自各种无形的、非物质性的、一律的和不带任何强制性的内在良知（精神）的制约。
包括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等。
这两方面的影响有时是统一的。
有时是矛盾的。
比如封建时代，一方面法律规定“杀人偿命”，另一方向道德义要求“朋友有义”、“仗义行侠”，因此，对那些“为朋友两肋插刀”、愤而杀人的血性男儿，人们往往是既惋惜又敬佩。
再比如自古至今并没有规定数年不回乡省亲违法，但受“父母在不远游”和“孝，姘’、“团圆”等观念的影响，即便是因工作等原因数年不回家探亲的人也会时常感到歉疚。
行为文化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进步，随着外来文化的刺激影响，特别是随着精神文化的更新转变，行为文化又是常新的，具有显著的时代性。
4．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义称心态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孕育升华出来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的总和，是文化整体的核心部分。
精神文化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
社会心理是指尚未加工整理的大众心理，如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般愿望、风尚、情趣等，它不仅受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大接影响和制约，而且同行为文化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融合；社会意识形态则是经过系统加工整理的社会心理，是经过归纳、整理和定性了的信仰、观念、思想等，它曲折而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存在，同时义以物化的形态表现出来。
如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
精神文化同样具有较强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
就文学艺术而言，人们特定时代的愿望、要求、情趣必然通过当时的作品表现出来，其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必然是那个时代精神文化的反映。
明代中后期，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企图冲破程朱理学、八股文和台阁体的束缚，但又在前人建造的丰碑面前畏缩不前，从而产生了畸形的崇拜心理，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日号，其作品也就成了毫无生气的“假古董”。
再以文学为例，中国人喜欢欣赏情节曲折生动、内容丰富的伦理叙事作品，西方人则更注重作品中人物深刻细致的心理刻画，体味人物的精神生活。
综上所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虽属文化构成的不同层次，但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推动。
三、文化的特征与功能
1．文化的特征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化至少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时代性。
“每一民族的文化世界，都是一个不断延续、不断发展的存在系统，这个永远处于演变状态的存在系统，有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文化是特定社会和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然有不同的时代文化。
因此，文化的第一特征是时代性。
每一代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下，他们很自然地从上一代那里继承传统文化，并根据时代需要对其进行利用和改造，以使其适应新的时代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时代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承传性和变异性。
正是通过世代承传积累，人类文化才会日益丰富起来。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正是通过不断变异更新，人类文化才会不断进步。
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到现在的信息时代，都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变异的结果。
文化变异是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是人类文化的永恒特质。
那么，文化变化的因素有哪此呢？
文化的变异与外来文化的刺激有关，但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文化结构内部的矛盾运动，新的发现和发明是文化变异的源泉，新的观念对推动文化变异起巨大作用，当然，社会革命也是文化变异的有力推动因素。
第二、地域性。
人类活动必须借助一定的空间条件才能进行，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人的思维方式各不相同，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
因此，文化的第二特征是地域性。
差异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就世界而言，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非洲文化迥异；就亚洲而行，大陆文化、高原文化、草原文化、沙漠文化各具特色；就中国而言，中原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香港文化千差万别，这些都是因特定的地域条件而产生的差别。
第三、民族性。
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在于人类的社会性，人类活动总是带有社会集团性质。
当不同的社会集团分化整合为社会集团的时候，反映这种以社会集团利益为活动目的的社会文化，便自然地带有民族文化的特征。
特定民族所恪守的共同语言、风俗、习惯、性格、心理及利益，成为民族文化的突出表现。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都是按照民族或国家来区分的，法兰西民族、日耳曼民族、犹太民族、日本民族、阿拉伯民族，甚至藏族、蒙古族等等在文化上的差异是有国共睹的。
因负羞而切腹自杀这种在日本常见的事，在美国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以颜色为例，楚人尚红，可能是源于对太阳、对火的崇拜；藏民尚白，是源于对冰雪、对雪山的崇拜；彝族尚黑，则是源于对黑虎祖先神的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地域性与文化的民族性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一般民族总是带有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民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内容。
第四、阶级性。
当社会集团内部分化为不同的阶级时，文化不可避免地被打上阶级的烙印，文化自然具有了阶级性。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将有利于自己阶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通过各种手段向个民族文化中渗透，而被压迫阶级的抗争也必然会在文化中反映出来。
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文化，实际上是具有不同阶级倾向的文化成分的对立统一。
应该强调的是，不是所有文化都有阶级性，有此文化领域是全人类共享的，如语言、科技等；有些文化领域在阶级出现以前就已存在，阶级出现以后才被打上阶级的烙印。
如艺术、宗教、道德、习俗等；有些文化领域则完中产生于阶级出现以后，阶级性特点显著，如法律、制度等。
第五、同一性。
文化的同一性包含两个层面：
超自然性与超个体性。
文化，必须是人化，有人的活动痕迹，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概念。
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人类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但纯粹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不属于文化，把自然加了改造成为物质或精神产品，打上人类心智的印记，才是文化。
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等本来不属于文化范畴，但面对日月星辰的运转，风云雷电的变幻，人们一方面感到惊恐惧惑，另一人面又激起了控制它们的愿望，于是在想象中把它们人格化，创造出有关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的神话，则就是文化了。
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等本来也不属于文化，但人们在一些高山峻岭上；刻字作词，建寺造观，甚至美其名曰“神女峰”、“仙人洞”，编出一些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也就是文化了。
文化是靠社会群体传承、积累和延续的，人类活动总是带有社会性。
文化的超个体性是指：
文化是为人类社会成员共同接受、共同拥有的，不为社会成员所共同接受和理解的事物，不属文化。
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自身所处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制约，即便是生存最基本的饮食也不例外，吃什么，禁忌什么，用什么方式（手、刀叉、筷子），都与饮食文化有关。
甚至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打喷嚏也隐含着一定的社会习俗，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说嚏喷》一文中说：
英国人、德同人一打喷嚏，旁边的人连忙祝愿健康；印度佛教长老打喷嚏，众徒就会齐声祝愿长寿；古希腊、罗马以打喷嚏为占预之事；而中国人认为打喷嚏与亲人想念和别人议论有关。
把打喷嚏和健康长寿联系起来，“这种风俗不但纵横数万里，而且上下千年，真不能不令人惊异了”。
2．文化的功能
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聚合体和一种绵延持续的社会现象，在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重要功能。
第一、满足需要的功能。
人类有多种需要，首先是饮食、性等生理的需要，其次是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最高的需要是自我实现，包括个人理想的实现、能力与才赋的充分发挥等。
人类这些需要无不与文化息息相关，即使是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也日益获得了文化的内涵。
饮食以解饥渴，异性结合以繁衍后代，看起来似乎只是建立在生物本能基础上的纯生理需要，但实际上自从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存“饮食男女”方面就实现了文化转变。
中国的饮食文化不仅注重“色”、“香”、“味”，还强调“美”，将菜肴制作成花鸟鱼虫等艺术品，不但满足了人们的生理需要，还让人获得了美的享受。
酒、茶最初也只是简单地满足人的生理需要，但随着酒文化、茶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原来单纯的物质文化中就蕴含了浓厚的精神文化。
男女结合更是远远超出了生物本能的需要，从彼此相爱、缔结婚姻、建立家庭到生儿育女，不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亲属网络，影响到社会结构，而且婚姻的美满与否，还给人们的精神生活以深刻影响，并成为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
这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生物需要的社会转化”。
随着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的解决，在向“小康”社会迈进的征程中，中国人必然对旅游娱乐文化、教育科技文化以及个人理想的实现给予更多的关注。
当然，社会需要对文化发展也有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西方社会乃至中国一部分人的畸形需要，也刺激了一些腐朽庸俗文化的蔓延。
第二、认知的功能。
文化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征服自然、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积累的成果的总和。
通过文化的积累延续，人类得以将有关知识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并不断加以充实。
借助文化的积累，人类在改造地球的基础上，如今又开始了对太空的探索。
科技文化的发展，必将把人类送上更遥远的太空。
先秦思想家荀子在《天问》中写到：
“大天而思之，孰与畜物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主张以人力控制利用自然。
他还在《劝学》中指出了学习前人知识技能的重要性：
“学不可以已……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
人类知识技能和道德伦理的继承传递，都必须借助教育手段，教育过程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认知的过程。
否则，上一代的文化遗产就无法继承，当然更谈不上发展提高。
但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而是广义的教育，是社会的文化熏染，是以文化为内容的所有教化，读万卷书是，行万里路也是。
第三、规范的功能。
在社会群体中，为了共同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其成员在生活实践中形成某些共识或价值观，共同遵守某些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这就是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规章制度、社会舆论表现出来，并渗透在大众的风俗习惯、感情倾向和理想信念中，是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是社会得以在一定秩序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人类的行为，几乎都要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
而规范有时是强制性的，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违犯了就要受到制裁或惩罚；有时又是自觉和习惯性的，是约定俗成的惯性行为定势。
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人类的社会文化规范是千差万别的。
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里的“义”，首先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道德标准。
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盛行，享乐主义价值观泛滥成灾。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贯倡导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以及个人、集体、国家二者利益的辩证统一，这是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形成和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有力推动因素。
第四、凝聚的功能。
文化是社会群体特别是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
人类在原始部落时期就出现了文化差异。
民族出现以后，文化差异更为明显，于是人们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语言、共同习性、共同心理素质等作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
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特征，比人类皮肤的颜色或其他生理现象更有意义、更为深刻。
因为有了共同文化，人们才感到自己属于某一民族，从而很自然地仿效自己同胞的语言、服饰、习俗、风度甚至思维方式。
这样，共同文化就成了民族成员紧密团结的基础，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
就中华民族而言，其凝聚力的核心，既不是经济利益聚合力，也不是单纯的种族血缘认同力，而是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即文化凝聚力。
具体表现为：
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恋土归根、天下大同的价值取向，使海内外炎黄子孙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内向互济、贵中尚和的处世精神，给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动力和条件。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与定义
1．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与外国文化对举的概念，是指中华民族及其祖先在自己脚下这块土地上创造出来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的总和。
中国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发展的概念。
最初，“中国”并不具有国家实体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地域概念。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铜器铭文上。
中国的“国”字是个象形字，本义是城邑，“中”是中心。
父系氏族公社以后，由氏族部落联盟首领演变而来的国君，普遍采用筑城而居的方式，统治本城邑及其周围地区（“野”）。
由于居住在黄河中游一带的夏人处在地望的中心，故最早的“中国”指夏人所居之城，指的是以洛邑为中心的地区。
夏人也就是中国人，《说文解字》：
“夏，中国之人也。
”随着华夏族及后来汉族活动范围的扩大，“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也在扩大。
商人灭夏，周人灭商，中国版图已不仅限于黄河中游，而且黄河下游、江汉流域、今华北大部都被纳入了“中国”，由此出现了“中国”一词的其他说法，如“九州”。
“华夏”、“中华”等。
中国之外则被称为“四夷”、“四方”、“四国”。
西周以后，无论谁占据中原，都以“中国”自居，即便是少数民族也不例外。
如十六国北朝之际，北魏孝文帝等人就斥说东晋南朝为“南伪”。
然而，“中国”一词虽历朝沿用，却没有一个朝代以“中国”为国名。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们习惯上称明朝或清朝为“中华帝国”，简称“中国”。
从此，“中国”才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廷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清朝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大臣、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中学”（中国文化）才成为一个与“西学”（西方文化）对举并具有实际意义的概念。
中国有二十六个民族，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共同体。
各民族在中国内地的东西南北及周边岛屿创造了若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区域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多次复杂的撞击、裂变、吸纳、整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凝聚成多源一体的中华文化。
正是这种多源一体的建构格局，才使中同文化具有了异乎寻常的凝聚力。
数下年来，尽管国作频移，危机迭现，但中国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延绵不断，表现出一种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这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
2．中国传统文化
所谓传统，就是世代相传且具有根本性的事物、行为、制度、信念的总和。
“传”本义是“驿”。
古代国家政令等重要信息的传递主要依靠驿站，依靠在驿站不停地更换车马才能达到。
后引申为传授、延续、继承、相传等。
韩愈《师说》：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统”本义是蚕茧的头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
”后引申为纲要、根本、世代相承和彼此联系的事物。
《孟子·梁惠王下》：
“君子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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