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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
第五章政策制定
政策制定（Policy-making）是政策过程的第一和首要的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主题。
何谓政策制定？
政策科学文献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理解。
有些政策科学家如德洛尔将政策制定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称为后政策制定阶段。
大多数政策科学家则对政策制定作了狭义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指从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
我们从后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政策制定。
本章将讨论政策制定过程的各阶段、环节或功能活动。
第一节政策议程
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它由一系列功能活动或环节所构成。
安德森认为政策形成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公共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意见是怎样形成的；某一建议是怎样从相互匹敌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中被选中的。
查尔斯·琼斯和迪特·马瑟斯在《政策形成》一文中认为政策形成包括了这样一些问题：
政策问题来自何方？
如何分清轻重缓急？
问题怎样随时间变化？
什么人与提案的形成有关？
他们怎么做？
如何支持提案？
体制对方案的形成有何影响？
以及出现了什么跨体制因素促成方案发展？
等等。
由此可见政策制定过程包含了议程设立、方案规划和方案的合法化等功能活动环节或阶段，而设立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始阶段的功能活动。
一、政策议程的种类
政策议程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组织，尤其是国家（政府）确定政策问题的轻重缓急。
社会向政府提出了大量的需要采取行动的要求，而在这成千上万的要求中，只有少量受到政策制定者的注意，那些被决策者所关注并感到必须加以处理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科布和爱尔德将政策议程定义为：
“那些被决策者选中或决策者感到必须对之采取行动的要求构成了政策议程”。
我国学者张金马给政策议程下了这样的定义：
“政策议程就是将政策问题纳入政治或政策机构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它提供了一条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过程的渠道和一些需要给予考虑的事项。
”由此可见，政策议程就是将政策问题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纳入决策领域的过程。
将一个政策问题提到政府机构的议程之上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一步。
一个公共问题或社会问题只有以一定的形式，经过一定的渠道进入政策过程，成为决策者研究和分析人员的对象，才能成为政策问题，也才能通过政策过程得到解决或处理。
政策议程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问题有望获得解决的过程，就是统治阶级或人民群众反映和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促使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予以满足的过程，也是政府或执政党集中与综合它代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并通过政策制定予以体现的过程。
在政治系统中存在多种政策议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加以分类。
琼斯在《公共政策研究导论》一书中，从政策活动的功能方面将政策议程分为如下四类：
（1）为使问题得到积极的和严肃的研究和认可而提出的问题确认议程；
（2）能从确定问题进展到发现解决办法的提案议程；（3）协议或讨价还价的议程，使提案得到支持并能积极和严肃地发展；（4）持续议程，使问题得到持续的检验。
科布和爱尔德区分了两种基本的议程，即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一书将政策议程分为公众议程和正式议程两种类型。
我们认为科布和爱尔德的分类方法比较合理，下面简要介绍这两种议程。
1．系统议程
科布和爱尔德认为，系统议程是由那些被政治社区的成员普遍认为值得公众注意，并由与现存政府权威中的立法范围内的事务相关的一切问题组成。
系统议程本质上属于讨论议程，表现为众说纷纭的情形。
可以从大众传播媒介甚至从平时的谈话中了解人们对国家大事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意见。
但这并不是说问题就进入了系统议程，因为还未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问题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社会的广泛的讨论当中。
但恰恰由于这种社会的广泛讨论，才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使政策制定者注意和认识到这些问题，经过政策分析把它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
这是政策议程的第一个阶段。
一个问题要想成为或达到系统议程的程度，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该问题必须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受到广泛注意，或者至少也必须为公众所感觉。
（2）大多数人都认为有采取行动的必要。
（3）公众普遍认为，这个问题是某个政府机关权限范围内的事务，而且应当给予适当的关注。
2．政府议程
科布和爱尔德认为，政府议程是由那些引起公共官员密切而又积极关注的问题组成的。
政府议程是行动的程序，是决策机关和人员对有关问题，依照特定程序予以解决的实际活动过程。
它比系统的程序更具体、更明确。
例如，大街上的犯罪活动经管属于系统议程的范围，而政府将面临更为具体的意见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科布和爱尔德又将政府议程的项目区分为旧的事项和新的事项两类。
旧的事项是那些以某种常规的形式出现在政策议程上的事项。
例如，公务人员工资的增加，社会保障的增加，以及预算拨款。
官员们对这些问题较为熟识，而且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成型。
新的事项是由于特定的情景和事件而产生的，也可能因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对某些问题采取行动引起的。
旧的事项被认为常常能从决策者那里获取处理的优先权；决策者总是发现自己的时间有限和满满的政策议程；考虑到旧议程的资历和官员们对之更为熟悉，决策者认为应对它们予以更多的注意。
当然，作为新的事项提上政策议程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会变成旧的事项，环境污染问题和越南战争问题便是最好的说明。
国内有学者认为，按照其建立过程中各项功能活动的先后次序，政府议程可分为四种类型：
（1）界定议程，由一些经过积极而且认真研究的项目所组成；
（2）规划议程，由一些已达到规划阶段的项目所组成；（3）磋商议程，根据每一规划方案的利害得失，与政策相关的人彼此之间进行磋商；（4）循环议程，已进入正式议程的每一方案，都要不断接受检验，加以修正。
按照这种分类，政府议程是政策议程的第二个阶段。
3．两种议程的区别
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是政策议程的两个不同阶段，二者有着本质区别。
系统议程一般由一些较抽象的项目所组成，其概念和范围都很模糊，仅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它可以不提出政策方案或解决办法。
政府议程则较系统议程来得特定而且具体，它是对政策问题进行界定或陈述的阶段。
问题经过一定的描述，为决策系统正式接受，并采取具体方案试图解决的时候，系统议程就转入政府议程。
例如，交通堵塞现象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成为群众议论和关注的话题，但这一阶段还只属于系统议程；等到政府觉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控制私人轿车拥有量，减少车流量；加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路面等等，这时系统议程就成为了政府议程。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政策问题提出的过程是：
某一社会问题进入系统议程，然后再进入政府议程，最后形成为政策问题。
但实际上，很多问题可能不经过系统议程而直接进入政府议事日程。
因为政策决策者可能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变化的研究分析，主动寻找问题，把它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
当然，一个问题即使能够顺利进入政府议程，最后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例如，可能经过决策者的研究很快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也可能由于渠道不畅、机构重叠、行政不力、效率低下，而作不出任何决定。
已成为系统议程的问题并不一定能成为政府议程的问题。
同样，提上政府议程的问题，也并不一定是系统议程。
有时，一个政策问题在群众中已普遍引起关注和讨论，甚至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已对它加以探讨，但执政党和政府并没有把它列入政府议程，有时甚至会采取措施阻止其进入政府议程。
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在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就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许多议案、意见和建议并非都能列入政府议程。
出现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
或是问题本身的性质、规模和影响尚未达到应该或能够解决的程度，或是问题的表达方式和途径不符合既定的组织体制和工作程序，或是政府决策者判断失误（如人口问题），或问题涉及决策者本身的利益等等。
有时也会出现一个政策问题已经列入政府议程，但群众还没有注意到的情况。
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专家学者预见到某些政策问题、某种危机或突发事件的影响等等。
二、建立政策议程的途径
政府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非常之多，有些社会问题能够顺利进入政策议程，而另一些则难以进入，甚至完全被排除在政策议程之外。
那么，社会问题究竟如何才能进入政策议程呢?
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渠道进入政策议程的呢?
安得森认为问题是通过如下途径或方式进入政府议事日程的：
（1）政治领导人；
（2）危机或者引人注目事件；（3）抗议活动；（4）大众传播媒介。
科布和爱尔德则认为，建立政策议程的途径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途径，其中内部途径为：
（1）自然大灾难；
（2）不可预测的人为事件；（3）技术变革；（4）民权抗议；（5）工会罢工；（6）生态变化。
外部途径为：
（1）战争行为；
（2）武器技术革新；（3）国际冲突；（4）世界联盟变化；在琼斯看来，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有：
（1）政治运动；
（2）对大量人员造成威胁的事件；（3）大规模的宣传；（4）个人的努力；（5）先前政策的应用。
琼斯和马瑟斯在“政策形成”一文中将这些观点概括成下表：
安德森（《公共决策》）
科布和爱尔德（《美国政治中的参与：
确定议程的动因》）
琼斯（《公共政策研究导论》）
1.政治领导人
2.危机／引人注目事件
3.抗议活动
4.大众传媒注意
内部：
1.自然大灾难
2.人为事件
3.技术变革
4.民权抗议
5.工会罢工
6.生态变化
外部：
1.战争行为
2.武器技术革新
3.国际冲突
4.世界联盟变化
1.政治运动
2.对大量人员造成威胁的事件
3.大规模的宣传
4.个人的努力
5.先前政策的应用
社会问题要进入政策议程，既要有能够发现问题的观察机制，又要有在公众与政府、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良好的沟通机制。
因此，我们认为，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主要途径有如下几种：
1．政治领袖
政治领袖是决定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出于政治优先权的考虑，还是因为对公众利益的关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密切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将它们告之公众，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例如，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由于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而将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纳入了政府议程。
1974年尼克松政府关于放松《清洁空气法案》中某些污染控制标准的建议，便直接地提上了国会的议程。
，杰克·沃克在研究了美国参议院政策议程确立之后指出：
参议院有一些“活跃的立法者，他们受推动社会变革的愿望和渴望获取改革者声望的迫切心情所驱动，探究那些可能成为参议院决策议程上的新事项的问题”。
2．政治组织
政治组织是形成政策议程的基本条件。
政策问题是涉及国家和社会全局的大事情，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因而政策议程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通常情况下单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如政党、政治团体和社会组织等）。
在我国，这些政治组织主要是政府、政党、工会、妇联和青年组织。
通过组织来集中、归纳和反映其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要求和呼声，使之列入政策议程，以政策的形式予以满足，是这些组织的主要职能。
一个社会问题一旦被某个政治组织提出来，就比较容易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从而被列入政策议程。
例如，近年来，我国的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专题和区域发展规划的调查研究活动，就大政方针和建设、改革的重大问题出谋划策，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被列入政策议程的可能性程度高。
3．代议制
这是形成政策议程的一个基本途径。
代议制是人民群众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组成代表大会和议会（国会）等，反映各自所代表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就有关社会问题形成各种议案、提案、建议等，以引起政府关注或要求政府列入议程。
当然，政府采纳是有条件的，通常是根据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价值判断决定取舍的。
在多数国家中，代议制是建立政策议程的最主要、最正式的途径。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基本形式。
不少有关国计民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就是首先由人大或其常委提出来，而后纳入政府议程的。
4．选举制
这是和代表制度相配套的一种民主制度。
社会主义选举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公民表达自己意愿的重要途径。
选举制度一般用于选举立法机关的代表和政务类公务员，用于对重大决策的投票表决，用于对选举的代表和公务员进行监督和制约。
选举的过程实际上是选举人对自己的利益和意愿的一种选择，是对决策者的一种选择，是对政策的一种选择。
5．行政人员
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政策以及处理公务的过程中，因其接触范围较广，掌握信息较多，对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也就比较了解。
他们常常能在无意中发现与原有政策相关的新问题，认识到如果不解决这些新问题，就将妨碍原有政策的执行，或者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不良影响，因而将之列入政策议程。
例如，在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某些企业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引起了主管部门行政人员的重视，从而将这一问题列入政策议程。
6．利益集团
戴维·杜鲁门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各种利益团体寻求着某种合理的平衡状态，如果某一事务威胁这种合理的平衡的存在，那么，它们便会做出反应。
当某一团体的平衡被严重破坏时，各种各样的行为就会出现。
如果这种破坏不是太大，那么，团体的领导人将努力使先前的平衡得到恢复……这种努力将使团体求助于政府立即成为必要。
如果破坏达到足以使平衡瓦解的程度，则有可能导致其它的行为。
利益集团是在政治共同体中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它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影响决策过程，以便实现自己的目的和主张。
各种利益集团就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问题，单独地或联合其他团体向政府提出要求，并通过游说、宣传、助选、抗议和施加压力等手段迫使政府将其列入政策议程。
7．专家学者
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专家学者通过对课题的分析，能够发现某些重要问题，并能凭其专业优势和特长，运用科学理论和分析技术，对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进程进行科学预测。
一旦取得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和深远影响的成果，也能通过各种渠道，将之列入政策议程。
如《2000年的中国》的总结报告，为我国制定“七五”计划提供了不少重要建议。
8．公众
公众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对于某些影响或损害其权益的问题不满，一般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反映，以求得到解决。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还会采取一些威胁性的方式（如游行、示威、抗议、罢工、暴乱等），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9．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被誉为“第四种力量”，具有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影响力强和传播迅速等特点，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促使政策议程的建立。
有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引起新闻媒介的注意，通过新闻媒介的报道，它们可能成为政策日程上的事务。
例如，贫困地区儿童失学的问题，通过新闻媒介的披露，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而促进了“希望工程”的出台和实施。
10．危机和突发事件
1958年，当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时，美国政府匆忙将航天技术发展问题迅速提上政策议程（最近，我国“神州四号”载人飞船实验成功，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
小煤矿爆炸的事情在我国经常出现，这促使政府将关闭小煤矿提上政策日程，并对之采取行动。
突发事件会让相关问题的解决变得迫切，促使这一问题被提上政策议程。
三、建立政策议程的策略
政府是如何在大量的社会问题中选出一部分，将之提上议事日程的？
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使它们被政府注意，并试图去解决？
通常有如下四种形式：
1．社会中部分团体或者个体主动，政府只是有限介入
这大致有四个原因：
（1）政府基本上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尽管现代政府承担的职能在不断膨胀，政府管辖的范围在扩大，政府也力图通过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及时获取社会的各种信息，但毕竟这一努力的结果是十分有限的。
（2）政府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没有权力去处理。
现代政府是个有限的政府，不是具有处理一切问题权力的万能政府。
特别对一级地方政府来说，因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制约，更难于及时去处理被认为是应该解决的问题。
（3）政府知道问题的存在，也有权力去处理，但无能力办理。
政府的一切介入行为，都需要消耗资源。
更重要的是一旦要解决这些问题，其公共资源的消耗更大。
能不能有足够资源作保证，政府必须考虑到。
（4）政府知道问题的存在，也有权力与能力处理，但不能马上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政府处理问题有自身的轻重缓急。
2．政府主动介入发现和解决问题，社会中的团体或个人只是有限介入
政府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有下列几种情况：
（1）对于保护环境这一类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政府会从更高的层次上关心并加以解决。
对部分社会团体或个人来说，更多关心的是眼前与局部利益。
（2）对于弱势群体，他们特别需要政府的主动关心。
政府的政策制订者可能会主动发现他们，也有可能十分偶然地涉及对问题的主动关心。
（3）对于在各种利益冲突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那一类人，为了防止他们歪曲事实，或是蓄意制造混乱。
政府需要主动干预，保护冲突中的受害者。
（4）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政府需要主动发现问题。
此外，在确定议程中，还应注意时间与问题焦点的变化。
一旦问题的焦点成为政府决策关注的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发生变化。
当新事件发生并改变了优先顺序时，某些问题焦点在政策制定者的眼中的地位就会改变；在公众中也一样，这说明了问题焦点随时间变化的方式。
例如，在美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外交政策问题焦点在政府议程中的地位很高（主要与越南战争有关）；而在此以后，国内问题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失业、能源短缺等问题则成为焦点。
在我国，过渡时期前后问题的焦点、改革开放前后的问题焦点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
例如改革开放以前是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为焦点，而改革开放之后，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政府及社会团体与个人都主动
这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与公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这时能相当迅速地进行政策问题的构建并顺利地列入议程。
二是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与公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完全相反或基本相反。
双方的主动行为成了尖锐的冲突行为。
由于对事件与环境的理解上，双方产生了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派生出其他各种相关问题，进一步加深了矛盾与冲突。
4．政府与个人、团体都不主动介入
这种类型从理论上似乎是存在的，但在实践中几乎不多见。
“可能是由于受某一事件影响的人没有可利用的方法，也可能由于缺乏能向政府提出请求的组织，或者干脆是由于和其他公共问题相比较，缺乏引起政府注意的竞争力。
也可能私人团体或政策制订者都尽力避免确认这种问题。
”
四、建立政策议程的模型
美国学者罗杰·W·科布在“比较政治过程的议程制定”一文中，根据政策问题的提出者在议程中的不同作用以及扩散其影响力的范围﹑方向和程序，把政策议程的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外在提出模型、动员模型、内在提出模型。
1．外在提出模型
外在提出模型适用以下情况：
（1）政策问题的察觉和提出者是执政党和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
（2）它表达或提出了某个要求；（3）企图把问题扩散到社会上其他的团体之中，使该问题获得系统议程的地位；（4）给决策以足够的影响力，使问题能够进入正式议程，以引起决策者的慎重考虑。
根据这种模型建立的政策议程一般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但是政策问题列入正式议程的议事地位，并不意味着就是政府的最后决定，更不能说明实际执行的政策就是提出者最初所要求的。
相反，提出者的要求可能被完全否定，或者至少经过大幅度修正。
2．动员模型
政策议程的动员模型所描述的主要是政治领袖自己提出政策问题，并把它列入政策议程的过程。
当政府宣布一个新政策时，就等于将这个问题列入了正式议程，而且它也可能就是政府的最后决定。
在此，政策已被决定，之所以还要建立政策议程，是为了寻求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以便更好地贯彻实施政策。
动员模型旨在说明决策者为了执行行政命令，如何将问题从正式议程扩散到公众议程的意图。
3．内在提出模型
内在提出模型的主要内容是：
（1）政策建议或政策方案起源于执政党和政府内部的某个单位，或者起源于接近执政党和政府的某个团体；
（2）问题扩散的对象是与这个团体或单位有关的团体或单位，而不是一般公众；（3）问题扩散的目的，是形成足够的压力或影响，促使政策制定者将问题列入正式议程。
在整个议程建立和政策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大众的直接参与不多，这是因为提出者不希望把问题列入到公众议程中，而希望凭借自身的力量直接将问题纳入正式议程。
以上模型是政策议程三种最典型的模型。
在实际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它们往往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组合。
例如，一个问题可能由三个模型中任何一个模型提出，然后进入决策核心；在第二个阶段可能通过动员模型或内在提出模型，由高层次的议程再扩散到低层次的议程。
研究任何一个政策议程建立的过程，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政策议程的不同特点。
第二节方案规划
方案规划（formulation）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政策问题一旦被提上议事日程，接着就进入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办法即方案规划阶段。
一、方案规划的涵义
什么是方案规划?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教科书的定义。
《公共政策》（朱志宏著）：
“方案规划，即是发展一套处理公共问题的行动方针，其主要目的，是在使应该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以最有效的方法解决之。
”《公共政策》（林水波、张世贤著）：
方案规划“是一个针对未来，为能付诸行动以解决公共问题，发展中肯并且可以接受的方案的动态过程。
”
《政策科学导论》（张金马主编）：
方案规划“指的是为解决某个政策问题而提出一系列可接受的方案或计划，并进而制定出政策的过程。
”
《公共决策》（安德森著）：
方案规划“涉及到与解决公共问题有关的并能被接受的各种行动方案的提出。
”
我们认为，所谓方案规划，指的是对政策问题的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方案的活动过程，它包括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方案抉择五个环节。
方案计划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方案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既定的政策问题。
方案规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运用分析或研究手段找到问题解决的可操作的方案。
政策问题的客观存在是方案规划的前提和基础。
问题的确认是方案规划活动的出发点。
方案规划是针对特定问题而展开的，问题的性质、范围和程度等决定了方案规划的主要内容。
第二，方案规划的基本内容是方案设计和方案择优。
政策方案的设计是针对要解决的政策问题，运用各种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手段与方法，设计出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方案。
方案择优就是通过系统的分析、比较和可行性论证，在多个备选方案中确定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既定目标的方案（或方案组合）的过程。
方案设计时要关注政策目标，目标明确与否直接影响方案的质量，甚至影响到有效的执行与合理的评估。
方案的评估与择优要关注方案的可行性（政治、经济、技术、行政、法律等可行性）论证，充分估计主客观需要与可能，兼顾未来因素对政策的影响，使之建立在充分可行的基础上。
第三，方案规划既是一种研究的活动，又是一种政治行为。
方案规划是一系列复杂的活动过程。
一方面，方案规划要借助专家学者的力量，遵循科学的原则、手段与方法，来展开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方案抉择等一系列活动。
另一方面，由于政策涉及人们之间利益的调节和分配，规划过程中众多参与者因其利益、价值观和信仰不同而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活动过程。
方案规划实际上也就是政府和非政府行为者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而政策就是这种互动的结果。
二、方案规划的原则
政策方案的规划必须遵循如下六条原则：
1．信息完备原则
信息是方案规划的基础和依据。
方案规划实际上就是一个与政策有关的信息的输入——处理（规划方案）——输出的过程。
信息的搜集、加工和处理，贯穿于方案规划的整个过程。
无论是问题界定、目标确立，还是方案设计、方案择优或者是方案实施过程中的补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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