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间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的差异协调与制度环境DOC12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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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的差异协调与制度环境DOC121

国际间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的差异、协调与制度环境

简介：

　研究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国外准则或者国际准则优于本土准则,规则本身的国际间协调也并不意味着执行结果就能够保持一致。

无论怎样强调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由于文化、法律、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家之间、公司之间在会计信息上的差异始终存在,而且显著,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借鉴国际惯例或者国际会计准则不难,但由于公司治理、审计、法律制度、资本市场等支撑系统不够强大,加上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因此,会计准则的优劣还是应该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联系起来考虑。

一、前言

　　随着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同国家财务报告的多样性造成了信息使用上的困难,影响着公司筹资成本和投资机会。

尽管国家、双边和地区等不同层次上的会计准则协调早就开始了①,但国际问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的差异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显著。

发达国家大多都有自己的“原发性的”会计准则,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人力资源,或者直接照搬国际会计准则,或者借鉴国际惯例。

因此,国际问会计准则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而发展中国家之问的差异或者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执行上的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间会计协调主要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

　　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受到了普遍欢迎,尤其是像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FASB和SEc主动开始寻找协同的途径,欧盟和澳大利亚都表示接受国际会计准则。

尽管发达国家的积极努力会大大推动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国际化过程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自动得到答案。

　　关于“会计国际化”,研究的对象包括国际间会计准则的差异、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造成会计准则差异和会计信息不可比的环境背景,而研究的问题普遍围绕如下三个问题展开:

会计准则是否需要国际化、会计准则国际化以及会计信息可比的程度如何,以及影响会计结果差异的环境因素是什么。

　　二、国际会计准则还是本土会计准则

　　尽管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呼声很高,但对于会计准则是否有必要国际化,理论界和实务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反对“国际化”的研究认为,准则之间的竞争能够使得准则更加有效,可以保护企业不受狭隘利益监管力量的制约,新准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也不会影响准则的外部性;而赞成“国际化”的研究认为,国际化符合跨国企业的需要,准则之间的竞争会损害准则的质量,使用财务报告的投资者并没有能力分析复杂的会计问题,因而可能会被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利益团体所控制进而造成损害,相对于各国自己制定准则而言,“国际化”的准则有利于保护准则制定者免受利益团体的压力,两套准则会降低准则的外部性（Dye＆Sunder,2001）。

　　面对这些争论,学术界一直在寻找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比较不同会计准则的优劣,常见的方法是“比较不同准则所提供的信息的价值相关性”（Barthetal.2001）。

此外,也可以用市场的流动性、筹资成本、分析师的准确性、透明度等作为评价标准。

　　在针对资本市场的很多研究中,本土会计准则的价值相关性不低于国际或国外会计准则的判断得到了验证。

与IAS相比较,美国GAAP能够提供更多的不同信息,SEC“鼓励国外上市公司将IAS下的会计盈余调整为美国GAAP下的会计盈余”是有意义的（Harris＆Muller,1999）;在欧洲,将芬兰会计准则凋整为IAS有利于国外投资者,但对于国内投资者的作用却有限（Kinnunenetal,2000）;在控制住芬兰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后,调整为IAS的信息对本土或国外投资者意义都不大（Niskanenetal,2000）;与欧盟会计准则相比,IAS并不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因此,瑞士分析师认为IAS的信息高于欧盟会计信息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Auer,1996）。

在中国,按中国会计准则报告的净利润与B股公司报酬率显著相关,按照IAS编报的利润对B股投资者并没有信息增量（Hawetal.1998）;根据1993年～1997年的样本分析,中国本土的会计准则更能解释资本市场回报以及未来现金流,因此,在中国推行IAS可能是无效的（Eccher＆Healy,2000）;如果将A股市场会计盈余的解释能力与B股市场作比较,A股市场会计盈余的解释能力更强（潘琰等,2003）;无论是A股市场还是B股市场,相对于本土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IAS下的会计信息并没有显著更高的价值相关性,相反,本土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的作用略强于IAs下的会计信息,因此简单地要求从本土会计准则倒向IAS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有力支持（李晓强,2004）。

在与国外会计准则的对比研究中,Barth＆Clinch（1996）、Rees＆Elgers（1997）的研究都表明,将国外的GAAP调整为美国的GAAP,更加符合投资者决策的需要;Alfordetal.（1993）发现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和英国准则下的会计盈余信息比按美国准则编制的盈余信息更及时或更相关,而丹麦、法国、意大利、新加坡和瑞典则相反,而针对比利时、加拿大、香港、爱尔兰、日本、挪威、南非和瑞士的研究结论还不确定。

　　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IAS下的会计信息更有价值,因此提倡会计准则国际化是有必要的。

AHel‘（1996）通过研究将瑞士会计准则改为欧洲准则（Ec）和IAS的公司,发现Ec和IAS下的盈余更有价值相关性。

Ashbaugh（2001）对伦敦交易所的211家非美国公司分析后发现,当IAS相对于某国本土准则信息披露要求更高,会计方法选择限制更严格时,那么来自该国的上市公司更可能选择IAS,上市司公司愿意遵守更高层次的信息披露标准以减轻信息的不对称性并降低融资成本,Ashbaugh＆Pincus（2001）研究发现,与本土会计准则相比（来自瑞士、瑞典、西班牙、新加坡等13个国家）,国际会计准则要求增加披露以及限制管理层对计量方法的选择,准则之间的差异和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偏差显著正相关,当上市公司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后,分析师的预测准确性会提高;在控制住可能的影响因素（如公司市值的变化）后,因为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而使得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的趋同,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偏差。

Niskanenetal（1994）指出在法制较弱的国家中,IAs下的盈余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Leuz和Verrecchia（2000）发现相对于德国会计准则而言,采用美国会计准则或者IAS的公司股票的买卖价差更低、换手率更高,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市场的流动性。

Bao＆Chow（1999）研究发现,与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盈余和账面净资产相比,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盈余和账面净资产对B股公司股票价格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从这些研究结论来看,简单地要求从本土会计准则转向IAS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不同准则间的会计信息差异本身也具有价值相关性（李晓强,2004）,不同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信息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斥的,比如,尽管芬兰会计准则的信息对于国内外投资者都有价值相关性,但国际会计准则能向国外投资者提供芬兰会计准则所不能提供的信息（Kinnunenetal.2000）;再如,美国会计准则能提供国际会计准则之外的信息,但国际会计准则的信息也具有价值相关性（Harris＆Muller,1999）,因此,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不同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的差异是有必要的,以一套准则为目的的“会计准则国际化”目前并不是既定的前提。

　　上述价值相关性方法的默认前提是“有效市场能判别出不同种类信息的有用性”。

这种方法仍然存在无法排除的疑虑:

解释变量无论是股票价格还是超额回报,都是以资本市场的价格为基础的,而各国资本市场的价格形成基础相差很大,股票价格本身也还存在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即便像美国这样被认为符合半强式有效的市场也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评判会计准则优劣的标准考虑与本国经济的适应程度是有意义的,即“是否适应本国经济的发展,企业根据这套标准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能真实而完整地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政府监督部门依据这套标准是否能够达到监督的目的,注册会计师依据这套标准是否能发挥其对企业经济业务的鉴证作用（冯淑萍,2001）”,这一判断标准与多数国家所采取的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态度是一致的,如美国以高质量来要求IAS,本质上是在强调美国本土的会计标准。

　　三、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程度

　　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在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可比性可以表现为会计准则的可比、会计实务的可比以及报表项目金额的可比,会计准则的可比只是形式上的可比,而会计实务的可比则是实质上的可比,报表项目金额的可比是会计信息结果上的可比,是形式上可比和实质上可比综合作用的结果。

会计准则实质上的可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选择会计方法趋同而导致的可比,二是对具体会计准则条文的理解一致而产生的可比,三是遵守会计准则的严格程度一致产生的可比。

由于各国执行会计准则的环境存在差异,实质上的协调仍然存在一些障碍。

实质上的协调与形式上的协调不同,会计准则形式上的协调不会自动导致实务上的协调。

由于各国在审计准则和审计师质量、监管机制、执行机制、公司治理结构等支撑环境上存在差异,相同的规则运用于不同的国家不一定就能产生可比的会计信息,因此会计准则的国际化目前还不容乐观。

就已经实现的可比性而言,会计准则协同的工作成就并不显著,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同样说明了会计准则要与本土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合理性。

　　会计准则国际化在形式上的协调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但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些会计准则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欧盟15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日本、挪威、瑞士等21个发达国家和IAS在无形资产的定义和处理方法方面,不仅国家之问存在差异,就是在一个国家内由于对每一种无形资产存在多种处理方法也存在差异,而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公认的概念框架（Stolowy＆Jeny—Cazavany,2001）。

　　从我国会计准则与IAS的形式上可比来看,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与IAS的不同主要体现在11项主要会计项目处理上,如合并价差的处理、各类准备的提取等等（李东平,2000）;2001年《企业会计准则》与IAS在制度上的主要差异表现在公允价值、一些具体会计处理（如非货币性交易）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汪祥耀和骆铭民,2003）。

王静和孙美华（2003）引入协调度量化比较具体准则后指出在我国已经颁布的会计准则中,与IAS协调度较高和较低的准则分别占总体的8.1%和5.4%,多数的准则与IAS相比仍存在一定差异。

　　会计准则不仅涉及到确认计量也包括表外披露事项,因而披露也成为会计准则形式上协调的一部分。

　　“充分披露”指会计信息应该披露所有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信息,尽管IAS对规定的披露事项要求严格,但仍然很难照顾到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

比如,澳大利亚的资产重估有利于其本国投资者分析上市公司（Barth＆Chinch,1998）,尽管IASl6号也认同了资产重估,但澳大利亚的经济环境却不是IAS所适用的典型环境（Pownall＆Schipper,1999）;在墨西哥,通货膨胀调整有利于投资者评估墨西哥上市公司的价值,如果IAS不考虑通货膨胀,那么从墨西哥投资者来看,IAS就没有做到充分披露（Gordon,1998）。

虽然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做到充分披露,但IAS的披露要求很难顾全所有国家投资者的特殊要求。

　　就会计实务的可比而言,欧洲的很多研究集中于会计方法选择的趋同性上,认为只要选择的会计方法趋同,则会计实务便实现了可比。

研究表明,各国在会计方法的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

Evans＆Taylor（1982）研究了1975年一1980年间国际会计准则第2,3,4,6,和7号对法国、日本、英国、美国以及原联邦德国的50家公司会计实务的影响,结果发现IAS对这些国家的会计实务影响很小。

Emenyonu＆Gray（1992）对欧盟就会计协调所作的努力是否协调了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的会计实务进行了调查,考察了存货计价、商誉和研发等6类事项而言,这三个国家都存在显著差异,会计实务协调的总体水平不高。

Benau采用1989年FEE的调查报告分析对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爱尔兰、希腊、卢森堡以及荷兰的国际化协调程度,他们借助I指数以及调整后的I指数考察外币交易、研发费用、资产租赁等事项,指出在外币交易处理方法上的协调程度较高,而研发费用和资产租赁只有一定程度的协调化②。

Archeretal.（1996）分析了来自比利时、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瑞典以及瑞士的89家公司在递延资产和商誉处理方法的上的协调程度,发现这方面的会计实务协调化程度很低。

Mcleayetal.（1999）对来自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的286家公司分析后发现商誉会计处理差别还比较大。

　　即便是同样的会计准则,由执行严格程度不同也未必就能产生同样的结果。

从研究角度看,“执行是否严格”直接体现在会计信息的计量和报告是否合规。

Streetetal.（2002）通过一组样本公司研究IAS的遵循程度,发现即使需要采用IAS时,很多公司实际上并没有遵循IAS;在美国上市或备案,或异地上市的样本公司,遵循IAS的程度高;商业运输业、仅用IAS、5+2大会计事务所审计、或者来自中国或瑞士的公司遵循IAS的程度比较高,但来自法国或德国等一些西欧国家的公司遵循IAS的程度较低;仅用IAS、5+2大会计事务审计、或者来自中国的公司遵循会计信息的计量和报告的程度也比较高,但来自法国或者非洲的公司遵循会计信息的计量和报告的程度较低。

可见,IAS的执行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

Frost＆Pownall（1994）通过对美国和英国年报和中报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不遵循财务报告制度比较明显,即便在制度相似的国家（英国和美国）也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如果制度的执行不同,企业的计量和披露激励不同,那么最后的信息也会在差异。

王跃堂等（2003）运用AB股公司境内外审计利润的数据发现,与IAS一致的改革政策在执行的当年并未消除AB股公司境内外审计利润存在的实质性差异,而与IAS背离的改革政策也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差异。

因此分析会计信息的差异,我们还需要关注会计准则之外的因素。

即便是同样的本土准则,执行上的差异也会导致结果上的差异,比如我国1998年实行三项减值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存货减值准备以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使6%的公司减少利润在10%以上,10.7%的公司减少利润在10%以内,82.5%的公司未受此政策的影响,0.8%的公司反而因此而增加了利润（重庆国投研发中心,1999）。

　　尽管很多国家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会计准则的协调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各个国家之间、各个国家与IAS之间在结果上的差异依然很大。

streetetal（2000）对最近IASC和IOSCO联手推动IAS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的协调,以便使IAS能成为跨国上市的报告准则的工作评估其效果,发现样本期内的美国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低于IAS下的净利润,而在1995年和1996年美国会计准则和IAS下的净利润存在着显著差异,差距分别占到美国会计准则下净利润的11%和18%。

Adamsetal（1999）分析指出,英国会计准则下的利润显著高于美国会计准则下的利润,而英国会计准则下的净资产显著低于美国会计准则下的净资产,差异调整主要出现在商誉、递延资产、养老金、退休金、资产重估和重组成本。

　　Barth＆Clinch（1996）指出相对于样本公司在美国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英国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相差7%,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相差13%,加拿大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相差8%,美国会计准则下的会计利润都偏小;而相对于样本公司在美国会计准则下的净资产,英国会计准则下的净资产低7%,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下的净资产高42%。

Radebaughetal（1995）通过德国奔驰公司1991—1993年会计数据的对比指出美围会计准则和德国会计准则的差异,发现美国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低于德国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除了1991年）,差异调整主要在留存收益划拨的变化、商誉、企业收购、养老金、金融工具以及递延税收;而美国会计准则下的净资产显著高于德国会计准则下的净资产,差异调整主要来自留存收益划拨的变化。

对于一些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的会计盈余,一个主观判断是法国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大约是美国会计准则‘F会计盈余的97%,荷兰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大约是91%,比利时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大约是88%,德国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大约是87%,西班牙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大约是85%,日本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大约是66%（王松年等,2001）。

　　在我国,AB股公司1994—1997年境内审计利润比境外审计利润要平均高出20%～30%,在按IAS调整后,大约有15%的AB股公司由盈利转为亏损,这种差异归结为12个主要因素,其中8个因素是境内外会计政策的差异,如果推行1998年的新会计准则,预计其中的5项新政策就可以减少境内外审计利润差异的50%（chenetal,1999）③。

分年度看,各公司的年度差异各不相同,1996年76家AB股公司中,11家（占14.67%）境外报告的净利润高于境内报告的净利润,52家（占69.33%）上市公司的境外报告的净利润都低于境内报告的净利润,净利润差异的影响因素为19项,其中前八项占到74.88%,包括坏账准备、汇率并轨调整、权益法计入联营损益、费用资本化、存货准备、收入确认差异、固定资产差异、费用确认差异,其中坏账准备差异最大,占18.53%（李树华,1997）。

AH股公司与AB股公司又有不同,1993年～1999年AH股公司会计利润差异项目按影响大小排序的前六位是:

职工住房、坏账呆账准备、收入确认、固定资产损失准备、其他差异和固定资产损失准备（李、东平,1999）。

　　我国会计准则的“名义协调化”和“实质协调化”基本上得到了验证,随着我国会计制度的改革,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制度本身日益协调和报表项目金额日益趋同。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会计方法在实务运用中是否趋同,如会计方法的使用或会计科目数量。

目前我国在会计方法应用协调性的研究还比较少,该类研究常借助于H指数、C指数以及I指数来衡量财务报告的国际可比程度。

　　四、导致会计结果差异的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是一个基础性的影响因素,既对会计准则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会计准则的执行。

美国证监会前主席莱维特1999年10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指出:

全球性的财务报告系统必须包括制度和制定者之外的基础设施体制环境,包括高质量的审计准则、高质量的审计事务所、高质量的保障机制、有效的市场监管。

既然财务报告内生于体制环境,那么体制环境必然也会影响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

　　体制环境包括融资系统（银行导向还是市场导向）、会计准则制定模式（官方还是民间制定）、法律体系（大陆法还是英美法）、税收（对会计的影响程度）以及外部审计的作用（Ali＆Hwang,1998）。

比如,在德国,资产流动性、会计处理的稳健性和税收导向使得资产负债表更受重视,因此净资产的账面值更有用;而在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的影响使会计盈余更有用（Black,2003）。

即便同是欧洲国家,也存在差异,在财务比率和会计数据与股价联系方面,法国、德国和英国之间就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无法被样本的宏观经济因素所解释（Joos＆Lang,1994）;在西班牙、英国、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和爱尔兰,会计盈余更有用,而在瑞典、丹麦、芬兰、挪威、法国和奥地利,净资产的账面值更有用（Rees,1998）。

Arce＆Mora（2002）研究了8个欧洲国家:

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和英国,作者发现在市场导向模式的国家中,例如英国和荷兰,会计盈余比净资产账面值更有用,在债权人导向模式的大陆法国家中,例如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净资产账面值比会计盈余更有用。

会计盈余和净资产账面值在会计估值时有着不同的作用,然而它们的作用在各国却有所差异,该差异无法被宏观经济因素所解释,更多地和所在国的财务报告环境差异有关,因此,准则的应用环境很重要。

　　不同利益导向的公司模式也对会计信息的特征和使用产生重大影响（Balletal.1999）,股东导向模式（shareholder-focused）（例如美国和英国）下各利益集团借助于更及时的会计盈余披露来解决信息不对称性问题,而利益相关者导向模式（stakeholder-focused）（例如德国）下各利益集团则借助于信息的私下共享,所以,股东模式下的财务报表比利益相关者模式下的财务报表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股东模式下,会计盈余主要用于解释公司业绩,经理层管理盈余的能力不强,因而会计盈余的波动比较人;在利益相关者导向模式下,会计盈余用于各利益集团的分红,管理层管理盈余的能力比较强,会计盈余的波动比较小,因此,股东导向模式和利益相关者导向模式下会计盈余的及时性并不相同,股东模式下的会计盈余更及时,也更稳健④。

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与公司所在国的法律体系、税制、债权人的影响相关,日本和德国属于大陆法,与税收的紧密联系,债权人的影响大,因而收入计量比较稳健,会计盈余/股价比率更低,而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属于普通法国家,公司模式为股东导向,与税收联系较小,收入计量也不那么稳健,会计盈余/股价比率和净资产回报率都比较高（Land＆Lang,2002）。

即便在同一模式下,不同会计准则具有不同的信息含量,比如在德国的证券市场,美国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比国际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更具有价值相关性,而国际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优于德国准则下的会计盈余（Bartovetal.2002）。

　　在东亚,由于大股东控制以及金字塔式的股权安排,控股股东可以通过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差异获得额外好处,从而降低了会计盈余的信息价值,因此,不考虑东南亚特殊的治理结构,盲目照搬国际会计准则并不能改善透明度（Fan＆Wong,2002）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法制环境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

Gray（1988）开发了一个模型解释Hofstede（1980）文化因素与会计子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如果回避不确定性越普遍、权力距离越大,而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程度低,则倾向于严守秘密,信息披露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这一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化因素对会计的影响的研究,成为众多研究者的追随目标。

来自普通法国家的上市公司比来自大陆法国家的上市公司披露更多的财务信息,文化上越强调个人对机构和组织权威的认同,社会上也就提倡组织内共享信息,对外的信息披露也就越少,文化越强调个人主义、提倡竞争,那么社会越要求信息透明（Jaggi＆Low,2000）。

此外,公司本身的特征也会影响会计信息披露,海外销售业务多的公司会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帮助外界对公司经营的全面判断,负债率高的公司通过与债权人共享信息而降低了信息的对外披露程度,股权融资比重大的公司更多地对外披露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大公司出于市场地位和企业规模的考虑也会披露更多信息（Zarzeski,1996）;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高以及法制的执行情况好是高质量会计的必要条件,改变会计准则（例如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不可能改进会计信息,除非法律和执行上也有相应的加强,因此,在推行一整套会计计量和会计披露准则之前,制定者应该先考虑到这个国家的体制环境（Meek＆Thomas,2003）。

Archambault＆Archambault（2003）通过41个国家的1000家上市公司的大样本量研究,再次证明文化、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公司财务和经营制度对财务披露会施加显著的影响。

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影响会计准则及其执行的重要因素。

如果会计准则执行难度太大,成本太高,不仅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