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什么新时期几种史学定义简议的论文历史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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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什么新时期几种史学定义简议的论文历史论文

历史学是什么：

新时期几种史学定义简议的论文

历史论文

   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科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

[1]欲建立史学评论学科，亦必先从本体论的角度确定史学评论定义的内涵。

而要确定史学评论的定义，必先确定史学（亦称“历史学”）的定义。

史学究竟是什么？

这是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史学评论理论研究亦不例外。

因为，它虽然归属于史学本体论范畴，而非史学评论本体论要回答的问题，但是，不先确定史学的定义，史学评论实践的对象和史学评论理论的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就都无法说清楚。

一 “史”有二义

   因取义的广狭不同，史学的定义从内涵上可归纳为两种。

广义的“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

（1）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和

（2）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

狭义上的史学不包括前者，而专指后者。

   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

就其性质而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诞生之前，人们一般从广义上来界定史学，即对史学的定义与对历史的定义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对两者进行严格的概念上的区分。

wwW..cOm英语中“历史学”和“历史”是同一个词：

history。

根据第四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history第一义项即指“历史学”——对过去事件的研究；第二义项才是“历史”——过去的事件，尤指从整体意义上来认识的过去事件；第三义项实际上是从第一义项中引申出来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叙述。

可见，“历史学”和“历史”是其本义。

在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定义或解说中，history具体所指为何，一般应视具体的文本语境而定。

   中西方对史学的认识所经历的过程基本相同。

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亦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

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

史学概念可能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

在当时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间，人们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

但是，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

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

[2]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

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

这种认识与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学是艺术”的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的人们对它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正因“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在一起。

正如“易”因背出分训、并行分训和同时合训而“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3]，——“史”因一字多意同时合用亦总有二义，这种情况在近代依然顽固地维持着。

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彻底分割克丽欧女神的双面性。

当他们在定义“史者何”或“历史何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确定“历史”的定义，而是在确定“史学”的定义；有时则同时合训而兼具两义。

如果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分析，人们难免会把他们的定义当做是从观念形态上来界说“历史”概念，从而得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

如果我们从他们解说的实际内容和文本的整体语境来分析，则不难看出，他们正是从狭义上确定了史学的内涵。

例如，近代国学大师、“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

“史者何？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4]这里的“史”，很明显是指“史学”；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阐述的内容，亦是如何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论述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当然，多数史家则采用传统的同时合训的方法。

例如，杜维运说：

“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5]

二 “史学”在当代的歧义

   今人对史学的定义或解说，可谓各家纷纭，莫衷一是。

   “活动”说。

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

”[6]瞿先生的定义，与他这本书的内容是相适应的。

因为史学在中国古代，主要是以附属于政治活动的一种文化积累活动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馆制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史学虽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为，但兼具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主要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综合活动”特性，并没有改变。

   “学问”说。

吴泽先生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绪论”中，给史学确定的定义是：

“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

”[7]

   “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

这种说法的由来比较复杂。

历史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学史上，这一争论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古罗马帝国。

第一个对这个问题进行辨析的，是当时的修辞学家、讽刺散文作家希腊裔罗马人卢基阿努斯（loucianos，约120—180年左右。

一说约125—192年。

旧译琉善，现又据英译lucian而译卢奇安）。

卢基阿努斯以传统对话体写过约80篇杂论，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哲学、修辞学、宗教等命题，其中有一篇史学评论专论《论撰史》，“可以定位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理论专论”[8]。

卢基阿努斯从历史学的任务或目的、本质、价值、认识方法，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史料收集与处理，历史著作的表现形式，判断历史著作优劣的一般标准等等方面，提出了史学本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揭示了史学与文学艺术（如颂辞、诗歌、戏剧等表现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真实性本质特征，认为历史学虽然外加有欣赏的成分，也需要借助适当的文学艺术的表述技巧，需要“华而实”的“风格之美”、“真实美”和“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等表现形式，但是，这些都不是构成历史学的本质的东西；历史学按其特性、本质和目的来讲，是一门实用之学，而非一门有如诗歌那样的欣赏之学。

卢基阿努斯《论撰史》所表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要点如次，文中“历史”是“史有二义”中的“历史学”之义：

   “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

”

   “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

” 

   “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

历史中可欣赏的成分无疑是外加的东西，不是历史的本质。

”

   “如果在通向真实的道路上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家应始终注意的不是现在的听众（古代史作是要当众朗读给听众听的——作者注），而是今后将读到他的史著的人。

”

   “历史则惟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

历史有如气管，据医生说，气管不能容忍一点点食物进去的。

”

   “历史如果是夸夸其谈，就连欣赏的价值也没有了。

” 

   “历史家的气质不能不有一点诗人的风度，历史正如诗歌一样，是需要运用一些高昂脱俗的调子的。

”

   “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

”

   “历史家在歌颂的时候务必着眼于后世的读者。

”

   “如果历史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

”

   “历史家的能事也是如此：

他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以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

如果听众或读者觉得有如亲历其境，目击其事，而且称赞作者的技巧，那么历史家的雕像就算达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劳动就不是白花了。

”

   “我们既然认为历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诚实，从而历史风格也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

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

词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

”

   “你不要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以为你舞文弄墨，夸夸其谈，而不顾历史的发展。

”（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历史客观存在。

——作者注）

   “历史家务使自己的头脑有如一面明镜，清光如洗，纤尘不染，照见人脸，丝毫不爽；这样，他才能如实反映出生活的现实，既不会歪曲真相，又不会使之失色。

”

   历史家“搜集材料不应粗心大意，而必须惨淡经营，反复调查；如果有可能，历史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话，他也应该采用不偏不颇的报告，选择那些不会因偏见而夸大或贬抑的口证。

”

   “我的模范的历史家是这样的人：

他无所畏惧，清廉正直，独立自主，坦白诚实，是非分明，不为一己的爱憎所左右，不因怜惜或敬佩而笔下留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皇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

”“他可能怀有个人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视国家的利益，视真理重于私仇宿恨；他可能有所喜爱的人物，可是，他不会饶恕他们的过失。

”历史家“必须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无所畏惧，不仰赖他人，否则他就会优柔寡断，易受不正当的影响”；“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惟一原则与坚定信仰是：

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

”

   “我的理想历史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

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现才能。

前者是天赋的才能，不可学得；后者是后天的修养，只要熟读典籍勤学苦练，便可以学到。

”

   “歌颂者的惟一任务是颂扬与取悦他的对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即使言过其实，也在所不计”。

“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像。

”

   因此，在卢基阿努斯看来，“不能区别诗与史，确实是史学之大患”。

[9]

   卢基阿努斯关于“诗与史”、“实用的历史”与“欣赏的历史”之间异同关系的辨析，开启了后世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的论争之门。

近代西方无论是客观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如实直书”的实证科学，“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还是相对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等等表述形式不尽相同的史学本体认识，就其关于治史原则、史学本质的认识，以及讨论的题域、思考的路径而言，其实均未超出卢基阿努斯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划定的疆界。

   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界，史学理论工作者们接过了卢基阿努斯的问题。

坚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沿着卢基阿努斯开辟的认识路径，从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中把真实性确定为历史学的本质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认识路径，从历史本体论和史学本体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从而为历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