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葛维汉因江口考古事件 写给汉口美国领事馆的两封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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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葛维汉因江口考古事件写给汉口美国领事馆的两封信
1933年葛维汉因“江口考古事件”写给汉口美国领事馆的两封信
信一
尊敬的先生：
几天前我的夫人给你们发了一封航空邮件。
看起来我应该向你们提供一份完整和准确的报告，说明真实情况和事件发生的场景。
去年我和夫人及两个孩子回到了华西大学，我被任命为该校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的全职馆长。
博物馆由哈佛燕京资助，其中也包括了我的工资。
自打我来到该校，也授命组建自然史博物馆，因为我过去在该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
数年前，我在接到出任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馆长的邀请时，就意识到需要最佳的科考准备。
在华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我都有一些极具价值的先期经验。
不过，我仍申请了哈佛燕京的资助，在芝加哥大学费-库伯?
科尔（Fay-CooperCole）的指导下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后来又在世界知名的大师迪克逊博士（Dr.Dixon）、胡滕博士（Dr.Hutton）和托泽尔博士（Dr.Tozzer）的指导下，在哈佛开始为期一年的高强度训练。
并且他们就博物馆的运作对我进行了专门的指导。
科尔教授就考古工作的分期对我进行了详尽的培训，临近结束时，还让我全权负责一次重要的考古――我负责监工、规划与督导挖掘、对发掘品进行编号和标注、归总所有记录，绘制地图与图表，写总结报告。
科尔教授给我写了一段评语，认为我能完全胜任考古工作，这发生在我在哈佛大学受训的最后一年之前。
在华西，我是唯一在考古工作方面受过科学的训练的人，我所在的博物馆也是华西唯一能够对发掘品进行专门的科学管理与保护。
贝克副领事到访成都时曾经参观过博物馆，不过，当时新的展柜还没有布置好。
自那以后，陈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未来几月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我有一个五人的学生班，目前在对他们进行考古学的初级培训。
四川是世上考古学资源的富矿，也是当下一些考古资源被损坏得很快的地方。
费尔扑博士说军政府正从峨眉的寺院拿走一些无价的铜器，将其熔化以后用以铸造铜元或子弹。
古代的石碑也被损毁，石材被用来修桥、建街道，等等。
士兵们挖战壕与政府修路，也破坏了各个时期的墓地，此事也尚未引起公众的注意。
对考古学家来说，四川最有意思的考古遗址之一就是所谓的“蛮子洞”（mantsicave）。
在中国的史书上或老百姓的口传中，它们被称为蛮子坟或土人坟。
考古学家已经证明了这些洞穴是汉墓，属于有钱人家的坟茔。
通常遗骸被放置于石棺或瓮棺里，墓穴中继放入金、银、玉器、钱币、铜铁兵器、土碗、瓮、厨具、灶具、冥屋、盏，以及男、女、羊、狗、鱼、马、鸭、鹅、鸡等的造像。
这些墓穴（出口处）一般是以石覆盖，继以土掩埋，因此位置算得上相当地隐蔽。
几个世纪以后，很明显的是，四川所有的洞穴型汉墓，几乎全被当地的汉人或土人系统地盗掘过。
金、银和玉器、钱币、兵器和一些陶器被盗走，不太值钱的造像和器皿在墓穴的地面上被零乱抛弃，不少都被打坏了。
墓穴的门被打开过以后，不少都再未关闭；不过，偶尔墓顶上的泥土松落，又把墓道口封闭，里面的葬品保留得相对比较完整一些。
最近数十年来，这些墓穴又遭第二次劫掠，里面的塑像、陶器或残留碎片基本上荡然无存。
实际上，盗墓者均为本地人――农民、流民、摊贩，或者通常不过是些当地孩童，当然偶尔也会有个别外国人出手救护一些遗址或残片，或将其买下，运往某个海外博物馆。
不过个把月前，某些中国的官员、学者、学生、工人、或农民开始站出来说他们希望保护这些遗物，担心它们会全部消失。
对这些汉代崖墓最早发现、研究最多、知晓最广的人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托马斯?
陶然士神父。
过去他把所收集到的器物都寄往大英博物馆，因为华西尚无博物馆可以收藏。
近些年来他把发现和购买的相当一部分物件都转赠给了华西大学博物馆。
最近陶然士先生和我一道顺江而下，行船130里到达江口。
我俩不想太张扬，所以行程安排得很低调。
陶先生即将回归祖国，不再返回中国，行前希望将其对崖墓地点的知识传授与我。
他是美国圣经会在本地的负责人，所以一路上随身携带了不少册《新约》在镇上出售或发放。
他从刘文辉处领了一本“护照”，上面开具通行、传播基督教福音，不过没有提及崖墓的发掘工作。
我带了一把洋镐和铁铲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我们到达后，就把它们留在船上，由雇来的民工从事挖掘工作――需要说明的是崖墓里并无任何遗骸与骨殖，而且我们获取的任何物件都是要发往华大博物馆，永远留在中国。
华西协合大学里有几个中国的学生和教工称得上是害群之马，他们觊觎一些职位，不过并没有获得，正是由于他们捣乱和混淆是非，华大未获政府的立案。
学校的一位中国籍教员给分管江口的彭山县长去信，称我们是来盗墓的，会把值钱的古董运到国外，这样会有损本地的声誉，应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尽可能阻止我们的发掘行为。
彭山县长于是下令保安队对我们严加防备。
不过，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在彭山县境内，包括我们去的江口，损坏崖墓的事情比比皆是。
我们发现为了取土沤肥，农民近二、三天内从墓穴内刨出了大量的新土，不经意打坏了里面所有的陶器。
我们到达后分别雇了两位农民来从事挖掘，避免损坏墓葬品，尽量保持其原样，以便在送达博物馆时它们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
上周一上午农民开始挖掘，中午前一农民已经掏出一个洞口，方便我们爬行进入。
我进去后取了些物件，后来被送到那位农民家里保管。
到了下午，另一洞口快要打开时，一个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破衣烂衫的人走过来，叫受雇的农民停止挖掘。
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本地人；我问谁派他来的，他说是河对岸小镇上的保安队，对岸那边不过百来户人家。
我问他有无“公事”（上峰命令）或名片，他说没有――若是有任何公文或甚至当官的一张名片，我们也会立刻停止。
派一个非官方的乞丐来如此行事，对我们就是一种侮辱。
我对那个命令我们停挖的人说，我们有刘文辉的护照，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会去拜访江口的主事官员。
到了晚上，我叫一位农民把收集到的一筐物件送到船上，船就在农民的挖掘点下方的一个河湾处等候。
我们刚到船上，有15到20名士兵蜂拥而至，人人荷枪实弹，每人约配发了200发子弹。
他们粗暴地占领了船，然后叫我们转过身去，就像对待囚徒和罪犯一样。
我们问他们有何“公事”，或上峰的指令，或出示名片，他们根本就拿不出来，甚至连个带队的下级军官都没有。
我们告诉他们无权这样对待我们，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在执行命令，别无选择。
过了一会儿，一名下级军官赶到，让我们的船夫把船往下游划，到江口停靠。
他对我们竭尽侮辱之能事，斥责我们是罪犯。
在江口，该保安队军官的兄弟也上了船，又是一番折腾，而且情况更糟。
这位姓黄的军官登上了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人就是个半人半兽！
他也吆喝了一阵，在船上安排了一个岗哨，然后登岸，下令严禁我们与下人下船，否则会被砍头。
我们对他讲他无权这样对待我们，如果他派人送个名片或公函让我们停工，我们会照办；他也无权叫我们转身，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们；如果他行事有礼有节，我们也愿意服从。
姓黄的上岸后，后来又返回，说是彭山县长已经来到，让我们上岸去跟他谈。
陶然士先生认为我们最好是不去，我则认为既然县长已经来了，且礼节性地邀我们上岸商谈，我们理应赴会。
于是我们来到保安队部，那位姓黄的军官哄骗我们上岸，等我们走进保安队部，他即命一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门口，不许我们与下人离开，我们就这样被囚禁起来。
我们提出请求，要求他容许我们发信，或派信使，或打电报给朋友，他全都予以拒绝，且下令给守门的士兵，严禁我们以任何形式与朋友联络。
我们所有的行李都被搜查过，古董、镐和铲也被?
]收――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粗暴又带有很强的侮辱性。
直到凌晨3∶30，我们才获准铺床睡觉。
夜间大门紧闭，看守的士兵就睡在门口；一直到第二天快中午时，我们与下人才吃到东西。
第二天下午二点钟，姓黄的军官才起床，吸足大烟以后，就命我们上船，去彭山县衙。
陶然士认为我们应该断然拒绝。
我的看法是到彭山县衙机会要好的多，相比于现在，会得到尽心尽职官员照顾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也完全有可能与朋友取得联系；他妥协了，于是我们开始出发。
姓黄的军官带了11名士兵徒手随行，不过他们的衣襟下也许也别了把手枪。
中国内地会的寓所与彭山县衙在同一条街上，陶然士说他要先去那儿，黄说我们得先去县衙。
陶然士坚持不让，他一走进内地会所，一瞬间紧闭大门且别上门栓，把跟踪的士兵挡在外面――他是英国公民！
我去了衙门，因为我想见县长或其执事，讲述我们的经过。
走进衙门以后，我被叫站在一边等候。
不久，一名官阶不高的人过来，毫无礼貌地开始问我一些问题。
我说，“县长来问我才回答”，于是他停止了。
我在凳子上坐了大约20来分钟，仍然毫无动静。
一个看起来不太像管事的普通士兵走过来，建议我先去中国内地会寓所，我说我是被作为犯人带到这个衙门的，那就看衙门怎么正式处置我。
过了一会儿，仍然没有回应，于是我就走到桌边，按照留名片等候县长或其执事接见的规矩，留下了自己的名片，说我是被作为犯人带到衙门的，请求与衙门的执事会面。
衙门的执事邓先生于是出来邀我进去谈话。
邓先生的举止彬彬有礼。
尽管我也是礼貌有加，不过我解释道，在整个彭山县境内，文物损毁的过程很快，完全不被人知晓，也缺乏监管；我们所做的正是要为将来四川的后代们抢救下一点点遗产！
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们这么做，完全可以某种形式行文，我们也会照章办事。
我也谈到了我们在黄姓军官那里所受到的粗暴、缺乏涵养与公义的待遇，并且说正是因为外国公民所受到的这些待遇，外国政府才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至始至终他都显得极有礼貌，也认可我们的动机，但说我们应该获得官方的许可――不过过去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人作过这样的要求，我们似乎也没有觉得有办理这方面手续的必要！
邓先生提议我下榻中国内地会，我说既然我们是被当成犯人带到这里的，在衙门里给我们安排一个房间才合情合理，他则说衙门里没有合适的房间提供给一个外国人，合适的办法是我们去中国内地会作客并留宿，他请我去那边作相应安排。
我说，他一直都很客气并且讲道理，既然他也请我去中国内地会那边，我会去的。
后来陶然士先生、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云邓先生与我又到衙门拜会，邓先生再次客客气气接待了我们，说是衙门并无伤害我们的打算，他会暂时保管古玩、镐和铲，等县长回来处理。
第二天他即发照同意我们返回成都。
回成都后，我告诉方校长、①毕启校务长以及学校其他官员，如果学校没有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和南京政府最终应有的保护和支持，我在博物馆的工作不仅会困难重重，而且实际上也只能束之高阁。
昨天四川省教育厅长和统辖彭山县长的将军，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官员应邀来参观了博物馆，也在我家共进晚餐，气氛非常融洽；我们也得到保证，洋镐与铁铲，也许?
包括古董，会被归还；很明显我的工作及方法也得到了认可。
不过成都的报刊对此事的报道有欠公允――两名外国人在中国掘墓，盗取珍稀古董，打算将其运往国外。
看来以后我的每项工作，均需申请政府批准与保护。
我的中国朋友们就此事劝我无需向美国领事馆汇报，我认为领事有权知晓发生在一个美国公民身上的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恳请并建议你们将此信存档，不过目前尚无诉诸法律的必要。
若此事还有进一步且有意思的发展，我会跟进并向你们通报。
我的大多数中国与海外朋友都认为诉诸法律或提出抗议的行为都是弊大于利，四川各级政府的保护与合作也是可以获取的。
希望我已尽了一个美国公民的职责。
您诚挚的
大卫?
葛维汉（DavidC.Graham）
1933年5月2日
中国四川成都
信二
尊敬的先生：
我写这封信与上封信的目的是想让你们对事件的了解尽可能清晰、明了与准确。
毕启博士还有其他人认为由领事出面向当地政府交涉或许用处不大，在他们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地政府并不存在；他们认为采取领事行为的唯一后果就是日后学校其他人或我再去衙门，出来接待的只会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官员，我们遇到的可能只会是蒙羞与徒劳往返。
这件事情在呈报给当地政府并且见报以后，就像是我们在盗挖中国人的祖坟――里面还有骨骸，掘的是在世的中国人的祖坟！
事实上里面既无遗体，甚至连一根人骨也都没有；而且在四川各地，外国人和中国人都经常光顾这些崖墓，对里面的东西任取任拿。
江口的村镇与彭山县城之间就我们所收集到的古董的所有权也产生了纠葛，各自都想建一个博物馆。
不过当地在给成都的有关政府部门的呈报中，将没收的理由说成是它们属于在世的中国人祖坟里的物品，因此成都的政府官员下令将它们归还给逝者的后人，由他们来将其与死者的遗骸一起安葬。
这些东西的最终下落是个问题，我不断得到的承诺是工具会退还给我，不过我对拿回它们的指望――则除非是1932年能够重归！
对整个事件发生背景的理解是近期二名外国医生与一名中国人之间的医患事件。
我想你们也对此事有所了解。
一名中国军官做手术时死亡，外国医生本不应担责；死者也签了声明，如遇不测，外国医生可以免责。
不过签字声明遗失，报纸上报道的是外国医生谋害了这名中国军官。
一名医生被要求离开中国，医院需支付5000元的赔偿金，而且还需每天在报纸上刊登道歉信，刊登期限为一月，这就是当今华西的公理！
若此事还有进一步发展且值得一提，我会向您及时通报。
谢谢并祝福
您诚挚的，
大卫?
葛维汉（DavidC.Graham）
1933年5月10日
中国四川成都
注释：
①此处的方校长，即方叔轩（1983-1982），四川成都人，华西协合大学文科学士。
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留学。
1932年之后历任华西协合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校长。
作者简介：
葛维汉博士（Dr.DavidC.Graham，1884-1962），
著名传教士、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民国时期曾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长期在中国西南地区从事羌族、苗族研究，对西南边疆的考古、文博与宗教研究也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译者简介：
彭文斌，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首席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当代西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云南临沧677000
收稿日期：
2018-01-25责任编辑：
许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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