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袁世凯的命值多少钱结果高到令人吃一大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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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趣谈袁世凯的命值多少钱结果高到令人吃一大惊
袁世凯的命值多少钱？
结果高到令人吃一大惊
导语：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
而袁世凯则深受慈禧重用，官运亨通，升至军机大臣。
这使光绪咽不下这口气，对袁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
而袁世凯则深受慈禧重用，官运亨通，升至军机大臣。
这使光绪咽不下这口气，对袁世凯恨之入骨。
当初光绪帝全权委托于他，却不料袁却卖身求荣，一夜之间形势逆转，变法夭折，光绪被囚，戊戌六君子被杀，朝中大权又重新回到了慈禧手里。
而这一切，在光绪看来，全都是袁世凯告密造成的，不杀袁世凯怎解心头之恨呢？
于是，光绪帝病危之际，曾留下遗言给隆裕皇后，命其杀掉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戊戌之恨，雪戊戌之耻！
光绪、慈禧的相继归天，两宫大丧期间，隆裕皇太后无暇顾及此事。
但光绪皇帝留此遗言的消息却早已传到了袁世凯的耳里。
听闻此事后，他是吓得浑身瘫痪，可又不敢告休，怕引起朝中猜疑，那样会死得更快！
一连数日，袁世凯都在苦苦思索着如何解救自己，渡过这生死难关。
反复想了无数遍之后，他想到了小德张。
慈禧在世时，袁世凯就与小德张有过不少接触，互相利用、内外勾结。
现在，小德张正是春风得意时，他成了隆裕眼中的红人，也只有他能向隆裕说得上情。
想到这儿，袁世凯不敢耽误，趁宫里宫外都忙着两宫大丧之事，还未来得及处理他时，他就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前来找小德张。
事先，吩咐下人将一大堆金银珠宝悄悄地送进了小德张的府里。
这天，小德张正在自家宅邸歇息，突然听闻袁世凯来访。
两人彼此寒暄之后，袁世凯眉头紧锁，长叹一声。
小德张故意装出糊涂的样子，拱身问道：
“袁大人有何难事，竟如此长吁短叹？
！
”“不瞒公公，最近听说大行皇帝有遗训，要太后惩治我，为的是戊戌年变法之事。
当年之事实在是迫不得已，公公在太皇太后身边供职，自然知道太皇太后的为人，我一人岂能承担那天大的事，并非我有意陷大行皇帝于危难之中啊，袁某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出那样的事。
还请公公帮忙想想办法，再生之德，终生不忘！
”说着，袁世凯竟老泪纵横，哽咽着望着小德张，满脸祈求。
顺势袁世凯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银票，上面赫然写着“30万两”，小德张猛地一惊，30万两白花花的纹银，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数字。
只要他一句话，这笔巨款就成了他小德张的了。
可转念一想，收了袁世凯的钱，那就得帮人家办事。
而此事又非同小可，万一有个闪失，将如何收场？
袁世凯老奸巨猾，早看出了小德张的心事，又把银票向前推了推，说事成之后必然还会有重谢。
小德张心一横，想着这些年辛辛苦苦也没捞着这么多的钱，事成之后还会有白花花的银子流进来，所有的忧虑都打消了。
“若是这样，杂家也就愧领了，只是这事非同小可，须要细细商议，想个周全之策，以防有变。
”袁世凯见小德张愿意帮忙，连声道谢，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两宫大丧已过去一个来月了，此时隆裕太后猛然想起光绪帝的遗训，于是召来摄政王商议，是否除掉袁世凯。
摄政王听后，大惊失色，双手颤抖。
他深知袁世凯如今手握重兵，爪牙遍天下，稍有不慎，必然导致政局逆变，事态难以预料。
于是摄政王说道：
“既有大行皇帝遗训，臣当尽力而为，必为大行皇帝报仇。
只是，眼下袁世凯重兵在握，不可操之过急，太后容臣等从容计议。
”
摄政王回到家中，一直满脸愁云，不思饮食。
醇王福晋小声地问他究竟为何事而烦恼，摄政王将事情细细道来。
醇王福晋听了，深感吃惊，良久无语。
原来这福晋正是荣禄之女，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告密，荣禄得到消息后，连夜进宫密报慈禧，这才导致戊戌变法失败。
因此，袁世凯若是有杀头之罪，这醇王福晋的父亲荣禄更应算是罪魁祸首。
醇王福晋将心中的疑虑说给摄政王听，摄政王连连点头：
“我正是因此而为难，办与不办都无法交代，还是先与几位王爷商议再说。
”
第二天一早，庆王、礼王及世续、张之洞两位中堂被请至醇王府中，共同商议。
大家面面相觑，默默不语。
过了好长时间，张之洞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
“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有告密的罪责，然后幽居大行皇帝，斩杀谭嗣同等六人，确实是太皇太后的意思。
今日若以戊戌之责处办袁世凯，恐难做成，因为那样，将太皇太后置于何地？
若以其它罪责，现又无确凿证据，朝廷斩杀大臣必有可明告天下之罪责。
依我之见，不如暂放其回归故里，待查明其结党营私，飞扬跋扈之罪成立，届时再杀不迟。
”张之洞所言，众亲王都认为是万全之策，摄政王也只好将诸位大臣的意见禀报给隆裕太后。
隆裕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堂堂大清皇帝，临终之托竟也如此难以实施。
摄政王退下，小德张进殿伺候，见隆裕太后双眼红肿，神情呆痴，端坐在床边，心中猜想太后必有缘故，只是不便直问。
婉言劝道：
“太后还应以国事为重，保重慈躬。
若有为难之事，外有摄政王赞助，奴才在宫中也会尽力替太后解忧。
”隆裕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心中的烦恼之事说给小德张听。
小德张低头不语，若有所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摄政王言之有理，袁世凯手握重兵，且杀之无名，很有可能会引发天下大乱。
如今两宫大丧，局势未安，再也经不起大的变动了。
奴才以为还是将他开回原籍，稳住人心，暗中派人监视，时机一到再依计而行。
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也会谅解太后的苦衷。
”
隆裕太后擦干眼泪，召摄政王觐见：
“就依众卿之议，开去袁世凯军机大臣及其它官职，遣回故里，容后再议。
”当天下午，袁世凯即递上奏折，称他素患足疾，入冬即发，恳请开去差缺，回乡调治。
隆裕太后准其辞归。
次日清晨，袁世凯就收拾好行装，随带几名亲信迅速离京。
临走之时，派一名亲信前往小德张府上，呈上二十万两银票，以示谢意。
小德张在这一件事情上共得了五十万两好处。
又在隆裕面前作了一番表演，加重了他在隆裕心中的地位。
光绪帝的遗训，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岂不知，光绪帝的遗训是对的，袁世凯本就该杀掉，他们这一次放掉袁世凯就如同放虎归山，后来的袁世凯不但不领太后不杀之恩，而且与太后结下了极深的冤仇，他后来的灭清逼宫，就有难忘其仇的报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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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遗嘱：
我死了，为日本去一大敌
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
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
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想回头做他的大总统。
结果不仅西南护国军方面和独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
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病，又被一碗“二陈汤”灌下肚去，终于不治。
他于最后的时间里，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启用了当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
这两个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执徐世昌之手，用最后的力气呜咽道：
“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
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
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象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
”他预藏于金匮之内的继承人名单，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而他尚留有遗书一联，置于案上，最令后人争议不已：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
看来，他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称帝的错误，所以要“看中国再造共和”。
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这一句“看中国再造共和”里体现无遗，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可是，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
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
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遂出兵侵占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并占据胶济线。
德国此时有意将胶州归还中国，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坚决不允，且显然有霸占山东全省的意思。
此时，袁世凯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均置若罔闻。
袁世凯又诉诸英、美两国，乞求主持正义，英、美乃合力劝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杀周旋于英、美之间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
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则是抛出一个旨在将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的《二十一条》。
日本作为一个孤悬大洋之中的岛国，接受的却又是大一统的中华大陆文明，其对大陆的渔猎之心，虽逾千年未尝稍变。
中日之间的恩怨是非，只须举出一个简单的事例便足以辩明，不须多费唇舌：
中日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一直强于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从未进攻过日本，也从未想过要进攻日本;日本则截然相反，从唐朝到明朝，不断地派军队和海岛进攻大陆，到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它的侦察船只便已出现在上海海面。
它的处心积虑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国的具体行为方面，日本又极尽狡诈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释。
《二十一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日本的想法是，要抢在欧战结束之间，完成独霸中国的局面，因此无论军事还是外交，一定要讲究一个“快”字。
因此，它迫不及待地进攻山东，俨然以主人自居，此后更威胁各国不得干预。
其蛮横无理，已是无以复加，不料更抛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这些条款不说，还威胁中国不得走漏消息给别国，显然它也自知理亏。
《二十一条》分列五号，每号包括若干条，合计二十一条。
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四条，要求享有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不得将山东省的土地和沿海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日本得在省内建筑铁路，开辟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七条，将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期，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土地租界权或所有权、居住权，以及开矿等各种权利。
第三号二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附近之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湾及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设之医院、寺院和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建筑铁路，福建省内铁路、矿山建筑、开采，日本有优先权，有在中国传教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看准了时机的。
首先，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
其次，袁世凯已有称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条件。
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日本还对袁世凯恩威并御，一方面许诺归还青岛，帮助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另一方面又派兵强占山东，并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人遣返国内，将中国搞得一团混乱，以逼袁世凯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这一密约面呈袁世凯，并再三告诫要绝对保密。
但袁世凯十分明白，中国的自救之道，便是将这“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世界干预此事。
于是，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翌日，“二十一条”即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
日本的阴谋被揭发，从而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此外，袁世凯对条约本身进行了据理力争，他声色俱厉地告诉日使：
“可让步者自然可以谈判，但不可让步者，诸如第五号诸条，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性。
”然随着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凯的策略转为消极拖延，以待友邦支援，并派有贺长雄赴日本游说政坛人物。
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团仰承袁世凯的指示，拖延不决至于四个月之久，这时国内外反日呼声日渐高涨，日本遂被迫主动放弃第五号中的七条。
然而，日本旋即发出“最后通谍”，声称日本海军已整装待发，若不签约，后果自负。
袁世凯遂于5月25日，与日本人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日新约》。
虽然他的条款已不足二十一个，但后人仍习惯性地称之为“二十一条”。
饶是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视之为重大外交胜利。
不仅日本举国狂欢，便是在北京的日侨也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令人侧目。
而袁世凯则在国务会议上作声泪俱下。
他说：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
尽日本最后通谍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
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
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谍之要求，是何等痛心！
何等耻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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