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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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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全文
篇一：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三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我这回到湖南[1]，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
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
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
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
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
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
去年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2]，为公开活动时期。
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
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
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
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
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
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
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
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
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
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
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
”小劣绅说。
“嘻！
谁要你的臭钱！
”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
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
“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
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
“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
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象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
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变成顶荣耀的东西。
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
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
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
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
“糟得很。
”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
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
“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很。
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3]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又有一般人说：
“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
”这是中派的议论。
实际怎样呢？
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
扫光。
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把你入另册！
”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
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
今天认得我们！
”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
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
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
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那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
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
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
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
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
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
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
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国民党右派说：
“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
”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
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
“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
”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
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
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
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革命大业，
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
不是的。
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
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5]，坐飞机回广东[6]了。
吴佩孚[7]重新占了岳州。
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8]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
乡农民协（:
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全文）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
“请你进农民协会。
”富农怎样回答呢？
“农民协会么？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
我劝你们不办的好！
”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
“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
”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
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
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
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
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
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么？
”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
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
农会的人对富农说：
“把你们入另册！
”或者说：
“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9]，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
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
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
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
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
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
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
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帐。
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
“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么？
”“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么？
”他们的结论是：
“怕未必！
”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
“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
”扩大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
“请你加入农民协会！
”中农回答道：
“莫性急啦！
”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
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
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
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
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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