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说时代的言论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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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说时代的言论史

中国传说时代的言论史

作者：

綦彦臣

来源：

博客中国

来源日期：

2005-10-24

本站发布时间：

2005-10-2414:

07:

18

阅读量：

443次

　　第一章传说时代（上）：

从屈轶草到诽谤木

时代纪事

1、黄帝时代，出现了屈轶草，传说该草能辩认奸佞。

2、黄帝的孙子颛顼时代，国家禁止民间巫术，官方一元化管理。

3、公元前2308年（尧时代）出现了第一次民间自由言论，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有于我何哉！

”

4、公元前2254年（舜时代），官方设立诽谤之木，允许民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见。

黄帝的屈轶草

众所周知，黄帝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人物，为三皇五帝之一。

三皇五帝的说法也有多种，在此我们免作史学考证，只是从言论史的角度来设定黄帝的存在。

黄帝于国家制度多有创典，先是制定官职，其中特别重要是史官制度，称：

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

又称：

仓颉观察鸟兽的行迹，分类象形，制成文字。

史官的文件不仅记录国家的重要活动和最高统治者的言行，而且还有监督作用。

最高统治者是不能翻阅和改写那些记录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反推。

到了周代才正式有了史鉴，即所谓从神谕文化到史鉴文化的流变。

放下这个历史论题不说，只就仓颉造字即象形文字的形成而言，书面写作的出现有了可能。

古代的言论也有了往下传递的可能。

言论，也成了社会生活乃至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批判理性也成了官方的对称物。

官方的言论倾向是赞颂，这是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职能。

黄帝时出现了《承云》乐曲，它包括《云门》和《大卷》两部分，又合称为《咸池》，乃是歌颂黄帝治理国家的功绩之作。

为了更为广泛地传播官方的观点，黄帝下令建造合宫，用以祭祀天帝。

这是中国神谕文化的源头。

这个源头表明：

官方的言论是通过神的授权予以确认的合法条文。

有趣的是，国家的法条并不全被接受，“违法行为”的纠正就成了问题。

由于缺少考古资料（实物）的印证，到目前还无法证明黄帝是否制定了刑律，或者说用刑罚手段处理“违法行为”。

更进一步地说，既便是依靠传说，也没有用刑的资料可考。

传说中，黄帝的办公室里长出了一种叫屈轶的草，有奸佞之人进来，草就指向他。

也就是说，屈轶草可分辨好坏人。

－－这当然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这个传说也表明民间言论的缺位，同时为中国历史以后的忠奸言论的体制内斗争提供初始依据－－任何捍卫国家利益的言论，都是屈轶草的形象代言人。

屈轶草从神话中生长出来，它是无言的；随着历史的流变，它化身成为慷慨激昂的文字、掷地有声的抗争，或者是血泪相混的历史篇章。

巫术作为言论

神谕文化的祭祀是一种集体活动，它的教化功能必使它尽可能地将公众纳入统一的模式中。

对于被教化者来说，接受教化也是一个习得的过程。

在这个习得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感受，悟出新的知识。

于是，民间自然就有创新意识，其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巫术。

到了黄帝的孙子颛顼（高阳氏）那里，民间巫术发展盛大起来，官方言论的正统地位受到了威胁。

颛顼决定采取重大改革措施，强化官方言论作为戒条和道德工具的作用，他宣布民间的巫术是非法的。

为掌控神谕教化的资源，他规定官方巫职人员的专门地位，并承认官巫职业的世袭地位。

从此，民间经历一个的不发声时代。

然而，自由的言说又以另一种更为明快的形式出现了。

相传，到黄帝的曾孙唐尧时代的某一天（推算为公元前2308年，尧在位的第50年），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尧要外出休闲。

在巡行的过程中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有一个儿童在国家公路边向可敬的领袖献歌，他唱道：

“伟大的尧啊，你使我们能够好好生活；我们获得幸福，是因为以你为榜样，遵循了你的法则，不觉间我们也就遵循了天帝的法则。

”

天真无邪的儿童把活着的领袖给神化了。

与这个儿童不同，一位颇有生活经历的老者不太认同尧的政治功绩，并声明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最统治者没有任何关系。

他唱道：

“太阳出来，我去田间劳动；太阳落下，我回家睡觉。

打井取水，种田收粮。

帝王的作用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老人边唱边敲击土块（平整田地的一种劳动），根本没有对尧有敬畏的表现。

但，老者并没受到任何制裁。

老者的这种表现，是中国有史可查的最早的言论自由案例。

“诽谤”二字最初的褒义

尧帝对民间言论自由持宽容态度的同时，也注意利用民间言论。

他对舜的选拔的重要依据就民间言论的评价：

据说，他亲自去民间，走访了四位资深人士。

称为“四岳”的四位资深人士高度赞扬舜的德行，说：

“单身汉舜这个人非常有品行，父亲、母亲、弟弟道德水平非常差，但舜却能调谐全家，至少没让父母弟三人去干坏事。

”尧认可了民间言论对舜的评价，授予了舜一定的行政权力，并把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他。

这一传说即四岳评价政治人物的模式，成为后来民间批评即清议的最初道德依据。

舜按着自己被荐的模式，依民间言论为标准，从两支旧贵族中选取十六位有才干的人分别任不同的行政职务。

其中范舒等八人被称为“八恺”。

“恺”字的本意是欢乐；而“恺悌”二字联用，则表示平易近人。

由此可见，旧贵族的平易近人，使他们获得了民间言论的支持。

换言之，旧贵族也成了民间言论的受益者。

舜自己执掌最高权力后，于第二年（据推算为公元前2254年）树起了诽谤木。

让天下人来指出自己的过错。

“诽”字本意是背地里议论，“谤”字本意指公开指责。

诽谤之木究竟为何种形状，没有考古实物或其他资料用以印证，我们可以反推为舜的身体的替代物。

人们可以对着这个大木头柱子高声指斥乃至发泄愤怒。

大木头柱子旁边有人记录各种不满意见和发泄行为，反馈给舜，舜再依之调节自己的行为。

舜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他比以往的统治者更善于利用音乐这种言论工具，来为官方作正面宣传。

他发明了五弦琴，亲自弹唱叫做《南风》的诗。

诗中说：

“南风和煦，解我民忧，南风及时，富我民财。

”

当然，除了认真听取各种诽谤外，他也乐意接受人们对他的崇拜。

他执政的第十四年，出现了瑞象，天空中有往日没见过的异常美丽的星星，云彩也花团锦簇般地美丽。

舜和手下的百官，互相道贺。

他唱道：

“祥云灿烂，缭绕盘旋；日月光明，连续不断。

”有八方的地方领袖（称为“八伯”）也在庆贺行列，他们一齐走到舜面前，给舜叩头，说：

“这些祥瑞都是因为你的英明而出现！

”

舜愉快地接受了赞誉。

经过舜治理，天下言论近乎一致性地是赞颂和崇拜，但内里也存在着不和谐的潜在危机。

这种危机到了舜的继承人禹的时代，便暴露出来。

禹执政的第五年（推算为公元前2201年），他惊异地发现：

在尧舜的时代，人民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一致；在他执政后，百姓各有各的想法。

面对此景，曾在舜时代起草宪法文件《洪范》的禹极度悲伤。

在出巡的途中，他遇见一名被押往服刑地的罪犯，禹伤心地哭了——“难道我的教化不起作用了吗？

”尽管如此，大禹不再像尧舜那样善用民间言论，转向以刑罚为主要手段。

一位叫防风氏的地方领袖，被禹在集合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处死。

处死的理由让人感到震惊：

仅仅因为防风氏迟到。

禹认为迟到行为是对他的蔑视，也是对法律的蔑视。

所有参加那次政治集会的人，没有一个对禹的这种极端的行为提出异议。

刑罚抑制了言论。

第二章　传说时代（下）：

谏争与讽劝

时代纪事

1、公元前1767年，夏桀杀了建言的体制内官员关龙逄。

2、公元前1123年，商朝的箕子为表达自己的政见，创作了琴曲《箕子操》。

3、公元前1122年，箕子为周朝制定了宪法文件，称之为《洪范》。

4、公元前1121年，伯夷、叔齐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非暴力主张。

5、公元前846年，周朝的召公主张开放与疏导言论。

6、公元前842年，周厉王钳制言论政策失败。

7、公元前785年，周宣王姬静与左儒发生激烈真理辩论。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高统治者与臣民的正面言论交锋。

桀纣的暴虐

大禹伟大的政治事业毁于四百多年后的一个后代。

此人叫桀，也称为帝癸。

帝癸的政治失误很多，但又拒不改正，并且着力打击新兴的道德榜样。

帝癸打猎，四面合围，让猎物全部落网；而他的一个下属地方领袖成汤却不使用此法，打猎时网开一面。

后者的这种有意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作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汉水以南的地方领袖都称赞他，说：

“汤的仁爱施及鸟兽，何况对人呢！

”

在政治道德衰败的时代，得到言论支持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甚至说是政治冒险。

成汤得到了应有惩罚－－帝癸把他囚禁在夏台（今河南禹县南）。

等强烈的嫉妒心稍为平静的时候，帝癸似乎觉得成汤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就释放了他。

（推算为公元前1777年）。

但是，帝癸这一重大失误在此后的十年中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中一项就是高级官吏的出逃。

太史令终古对帝癸开凿新的游泳池及建立新的宫室不满，因为帝癸不仅在那里过夜，而且把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变成了娱乐。

那个时代（及以后的很长时间），为祈雨，要举行一种性狂欢仪式：

男女同处在树林中自由交配，以合上天的阴阳相交（雷电）。

帝癸并不是为求雨，而纯粹是为追求感官刺激，让男女在他的宫室里混居。

这种性民主、阶层平等的追求，也导致了他对朝政的懈怠，以至于三十天不处理政务。

他实在是厌烦单调重复的朝政，因为这时他已经执政五十多年了。

太史令终古先生看不下去了，依照典章制度规劝帝癸。

帝癸对下属的哀求与眼泪无动于衷，继续放纵自己。

终古对帝癸彻底失望了。

他出逃到一个地方领袖的势力范围。

这个地方领袖就是此前受到过帝癸扣押的成汤。

（这一年是公元前1768年）。

就在这一年，另一位地方领袖费昌开始编造异象言论，为自己的出逃找理由。

费昌是夏王朝分封国大费的后代。

他说：

我看了两个太阳，东方的那个光芒四射，西边的那个昏暗无光。

他请教巫师，来判析这个异象的含义。

巫师冯夷说：

西边的太阳是夏朝，东边的太阳是成汤，即分封国商国。

费昌为自己背叛旧宗主、皈依新宗主找到了理由。

他编造的言论（异象）以及对异象的解释言论，成了夏亡的催化剂。

第二年（公元前1767年），帝癸的反言论政策发展到了极端。

他所反对的不是民间的言论，而是打击体制内的建言者。

他的大臣关龙逄对他说：

“人君的行为是有规范的，讲诚信、爱人民，才能安定天下。

现在，您奢侈、浪费，不惜民力又好杀人，人民怨气冲天，恨您不死，情况很危险呀！

我希望您能改正自己的行为。

”帝癸听后大怒，他再也忍不住了，不象对待太史终古那样（既不听劝也不理他），他下令将关龙逄处死。

关龙逄建言的事实依据并不错，当时的民间言论确实表现出对桀的痛恨，有人借用天上的太阳来指代桀，愤怒地说：

“天上的太阳啊，我愿与你一起灭亡。

”

关龙逄死后，夏王朝也被它的地方领袖所消灭。

成汤建立了新的国家后，进行了有效的统治。

在商朝的前期治理中，各代统治者也确实以道德化为目标。

到了第二十代领导人武丁，还坚持听取不同的观点。

传说他能够听从一个囚徒出身的官员的训导，并让这位官员把他的观点形成文字，后世称这个文件为“傅说的《说命》”。

武丁见到傅说的经过太具传奇色彩：

武丁在巡视傅岩（今山西平陆）一项筑城工程时遇到正在服刑的傅说，把他带回首都（今河南商丘）。

傅说成了武丁的亲随，随时向武丁提出建议。

武丁对傅说的言论每每采纳，创造了言论史上的一个神话。

武丁不仅采纳傅说的建议，而且还更广泛地听取建议。

有一个叫祖己的人，根据山鸡飞到鼎耳上的现象对武丁进行游说，武丁全面接受。

据说由于听从建议，国家大治，外邦也来朝贡。

这是商朝建立四百多年以后的事情。

但是，历史似乎有内在的逻辑。

在夏王朝灭亡后的六百多年后，也就是武丁盛世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