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说时代的言论史.docx

1、中国传说时代的言论史中国传说时代的言论史作者：綦彦臣来源：博客中国来源日期：2005-10-24本站发布时间：2005-10-24 14:07:18阅读量：443次第一章 传说时代（上）：从屈轶草到诽谤木 时代纪事 1、黄帝时代，出现了屈轶草，传说该草能辩认奸佞。 2、黄帝的孙子颛顼时代，国家禁止民间巫术，官方一元化管理。 3、公元前2308年（尧时代）出现了第一次民间自由言论，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有于我何哉！” 4、公元前2254年（舜时代），官方设立诽谤之木，允许民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见。 黄帝的屈轶草 众所周知，黄帝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人物，为三皇五帝之一。三

2、皇五帝的说法也有多种，在此我们免作史学考证，只是从言论史的角度来设定黄帝的存在。 黄帝于国家制度多有创典，先是制定官职，其中特别重要是史官制度，称：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又称：仓颉观察鸟兽的行迹，分类象形，制成文字。 史官的文件不仅记录国家的重要活动和最高统治者的言行，而且还有监督作用。最高统治者是不能翻阅和改写那些记录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反推。到了周代才正式有了史鉴，即所谓从神谕文化到史鉴文化的流变。 放下这个历史论题不说，只就仓颉造字即象形文字的形成而言，书面写作的出现有了可能。古代的言论也有了往下传递的可能。言论，也成了社会生活乃至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批判理性也成了官方的对称物。

3、 官方的言论倾向是赞颂，这是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职能。 黄帝时出现了承云乐曲，它包括云门和大卷两部分，又合称为咸池，乃是歌颂黄帝治理国家的功绩之作。为了更为广泛地传播官方的观点，黄帝下令建造合宫，用以祭祀天帝。这是中国神谕文化的源头。 这个源头表明：官方的言论是通过神的授权予以确认的合法条文。 有趣的是，国家的法条并不全被接受，“违法行为”的纠正就成了问题。由于缺少考古资料（实物）的印证，到目前还无法证明黄帝是否制定了刑律，或者说用刑罚手段处理“违法行为”。更进一步地说，既便是依靠传说，也没有用刑的资料可考。 传说中，黄帝的办公室里长出了一种叫屈轶的草，有奸佞之人进来，草就指向他。也就是说，屈

4、轶草可分辨好坏人。 这当然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这个传说也表明民间言论的缺位，同时为中国历史以后的忠奸言论的体制内斗争提供初始依据任何捍卫国家利益的言论，都是屈轶草的形象代言人。 屈轶草从神话中生长出来，它是无言的；随着历史的流变，它化身成为慷慨激昂的文字、掷地有声的抗争，或者是血泪相混的历史篇章。 巫术作为言论 神谕文化的祭祀是一种集体活动，它的教化功能必使它尽可能地将公众纳入统一的模式中。对于被教化者来说，接受教化也是一个习得的过程。在这个习得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感受，悟出新的知识。于是，民间自然就有创新意识，其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巫术。 到了黄帝的孙子颛顼（高阳氏）那里，民间巫术发展盛大起来

5、，官方言论的正统地位受到了威胁。颛顼决定采取重大改革措施，强化官方言论作为戒条和道德工具的作用，他宣布民间的巫术是非法的。为掌控神谕教化的资源，他规定官方巫职人员的专门地位，并承认官巫职业的世袭地位。 从此，民间经历一个的不发声时代。 然而，自由的言说又以另一种更为明快的形式出现了。相传，到黄帝的曾孙唐尧时代的某一天（推算为公元前2308年，尧在位的第50年），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尧要外出休闲。在巡行的过程中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有一个儿童在国家公路边向可敬的领袖献歌，他唱道：“伟大的尧啊，你使我们能够好好生活；我们获得幸福，是因为以你为榜样，遵循了你的法则，不觉间我们也就遵循了天帝的法则

6、。” 天真无邪的儿童把活着的领袖给神化了。 与这个儿童不同，一位颇有生活经历的老者不太认同尧的政治功绩，并声明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最统治者没有任何关系。他唱道：“太阳出来，我去田间劳动；太阳落下，我回家睡觉。打井取水，种田收粮。帝王的作用与我没有什么关系。”老人边唱边敲击土块（平整田地的一种劳动），根本没有对尧有敬畏的表现。但，老者并没受到任何制裁。 老者的这种表现，是中国有史可查的最早的言论自由案例。 “诽谤”二字最初的褒义 尧帝对民间言论自由持宽容态度的同时，也注意利用民间言论。 他对舜的选拔的重要依据就民间言论的评价：据说，他亲自去民间，走访了四位资深人士。称为“四岳”的四位资深人士高度赞扬

7、舜的德行，说：“单身汉舜这个人非常有品行，父亲、母亲、弟弟道德水平非常差，但舜却能调谐全家，至少没让父母弟三人去干坏事。”尧认可了民间言论对舜的评价，授予了舜一定的行政权力，并把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他。 这一传说即四岳评价政治人物的模式，成为后来民间批评即清议的最初道德依据。 舜按着自己被荐的模式，依民间言论为标准，从两支旧贵族中选取十六位有才干的人分别任不同的行政职务。其中范舒等八人被称为“八恺”。“恺”字的本意是欢乐；而“恺悌”二字联用，则表示平易近人。 由此可见，旧贵族的平易近人，使他们获得了民间言论的支持。换言之，旧贵族也成了民间言论的受益者。 舜自己执掌最高权力后，于第二年（据推算为公元

8、前2254年）树起了诽谤木。让天下人来指出自己的过错。“诽”字本意是背地里议论，“谤”字本意指公开指责。诽谤之木究竟为何种形状，没有考古实物或其他资料用以印证，我们可以反推为舜的身体的替代物。人们可以对着这个大木头柱子高声指斥乃至发泄愤怒。大木头柱子旁边有人记录各种不满意见和发泄行为，反馈给舜，舜再依之调节自己的行为。 舜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他比以往的统治者更善于利用音乐这种言论工具，来为官方作正面宣传。他发明了五弦琴，亲自弹唱叫做南风的诗。诗中说：“南风和煦，解我民忧，南风及时，富我民财。” 当然，除了认真听取各种诽谤外，他也乐意接受人们对他的崇拜。他执政的第十四年，出现了瑞象，天空中有往日

9、没见过的异常美丽的星星，云彩也花团锦簇般地美丽。舜和手下的百官，互相道贺。他唱道：“祥云灿烂，缭绕盘旋；日月光明，连续不断。”有八方的地方领袖（称为“八伯”）也在庆贺行列，他们一齐走到舜面前，给舜叩头，说：“这些祥瑞都是因为你的英明而出现！” 舜愉快地接受了赞誉。 经过舜治理，天下言论近乎一致性地是赞颂和崇拜，但内里也存在着不和谐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到了舜的继承人禹的时代，便暴露出来。禹执政的第五年（推算为公元前2201年），他惊异地发现：在尧舜的时代，人民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一致；在他执政后，百姓各有各的想法。面对此景，曾在舜时代起草宪法文件洪范的禹极度悲伤。在出巡的途中，他遇见一名被押往服刑

10、地的罪犯，禹伤心地哭了“难道我的教化不起作用了吗？”尽管如此，大禹不再像尧舜那样善用民间言论，转向以刑罚为主要手段。 一位叫防风氏的地方领袖，被禹在集合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处死。处死的理由让人感到震惊：仅仅因为防风氏迟到。 禹认为迟到行为是对他的蔑视，也是对法律的蔑视。 所有参加那次政治集会的人，没有一个对禹的这种极端的行为提出异议。 刑罚抑制了言论。 第二章传说时代（下）：谏争与讽劝 时代纪事 1、公元前1767年，夏桀杀了建言的体制内官员关龙逄。 2、公元前1123年，商朝的箕子为表达自己的政见，创作了琴曲箕子操。 3、公元前1122年，箕子为周朝制定了宪法文件，称之为洪范。 4、公

11、元前1121年，伯夷、叔齐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非暴力主张。 5、公元前846年，周朝的召公主张开放与疏导言论。 6、公元前842年，周厉王钳制言论政策失败。 7、公元前785年，周宣王姬静与左儒发生激烈真理辩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高统治者与臣民的正面言论交锋。 桀纣的暴虐 大禹伟大的政治事业毁于四百多年后的一个后代。此人叫桀，也称为帝癸。 帝癸的政治失误很多，但又拒不改正，并且着力打击新兴的道德榜样。帝癸打猎，四面合围，让猎物全部落网；而他的一个下属地方领袖成汤却不使用此法，打猎时网开一面。 后者的这种有意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作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汉水以南的地方领袖都称赞他，说：“汤的仁爱

12、施及鸟兽，何况对人呢！” 在政治道德衰败的时代，得到言论支持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甚至说是政治冒险。成汤得到了应有惩罚帝癸把他囚禁在夏台（今河南禹县南）。 等强烈的嫉妒心稍为平静的时候，帝癸似乎觉得成汤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就释放了他。（推算为公元前1777年）。但是，帝癸这一重大失误在此后的十年中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中一项就是高级官吏的出逃。太史令终古对帝癸开凿新的游泳池及建立新的宫室不满，因为帝癸不仅在那里过夜，而且把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变成了娱乐。那个时代（及以后的很长时间），为祈雨，要举行一种性狂欢仪式：男女同处在树林中自由交配，以合上天的阴阳相交（雷电）。帝癸并不是为求雨，而纯粹是为追求

13、感官刺激，让男女在他的宫室里混居。这种性民主、阶层平等的追求，也导致了他对朝政的懈怠，以至于三十天不处理政务。他实在是厌烦单调重复的朝政，因为这时他已经执政五十多年了。太史令终古先生看不下去了，依照典章制度规劝帝癸。帝癸对下属的哀求与眼泪无动于衷，继续放纵自己。 终古对帝癸彻底失望了。他出逃到一个地方领袖的势力范围。这个地方领袖就是此前受到过帝癸扣押的成汤。（这一年是公元前1768年）。 就在这一年，另一位地方领袖费昌开始编造异象言论，为自己的出逃找理由。费昌是夏王朝分封国大费的后代。他说：我看了两个太阳，东方的那个光芒四射，西边的那个昏暗无光。他请教巫师，来判析这个异象的含义。巫师冯夷说：西

14、边的太阳是夏朝，东边的太阳是成汤，即分封国商国。 费昌为自己背叛旧宗主、皈依新宗主找到了理由。他编造的言论（异象）以及对异象的解释言论，成了夏亡的催化剂。 第二年（公元前1767年），帝癸的反言论政策发展到了极端。他所反对的不是民间的言论，而是打击体制内的建言者。他的大臣关龙逄对他说：“人君的行为是有规范的，讲诚信、爱人民，才能安定天下。现在，您奢侈、浪费，不惜民力又好杀人，人民怨气冲天，恨您不死，情况很危险呀！我希望您能改正自己的行为。”帝癸听后大怒，他再也忍不住了，不象对待太史终古那样（既不听劝也不理他），他下令将关龙逄处死。 关龙逄建言的事实依据并不错，当时的民间言论确实表现出对桀的痛恨

15、，有人借用天上的太阳来指代桀，愤怒地说：“天上的太阳啊，我愿与你一起灭亡。” 关龙逄死后，夏王朝也被它的地方领袖所消灭。 成汤建立了新的国家后，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在商朝的前期治理中，各代统治者也确实以道德化为目标。到了第二十代领导人武丁，还坚持听取不同的观点。传说他能够听从一个囚徒出身的官员的训导，并让这位官员把他的观点形成文字，后世称这个文件为“傅说的说命”。 武丁见到傅说的经过太具传奇色彩：武丁在巡视傅岩（今山西平陆）一项筑城工程时遇到正在服刑的傅说，把他带回首都（今河南商丘）。傅说成了武丁的亲随，随时向武丁提出建议。武丁对傅说的言论每每采纳，创造了言论史上的一个神话。武丁不仅采纳傅说的建议，而且还更广泛地听取建议。有一个叫祖己的人，根据山鸡飞到鼎耳上的现象对武丁进行游说，武丁全面接受。据说由于听从建议，国家大治，外邦也来朝贡。 这是商朝建立四百多年以后的事情。 但是，历史似乎有内在的逻辑。在夏王朝灭亡后的六百多年后，也就是武丁盛世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