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学科建设创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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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学科建设创新

摘要:

 知识生产模式是决定学科质量的关键因素。

探究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及影响，进而找到学科建设创新之道，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今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经历着从追求学术卓越的“模式Ⅰ”到注重问题解决的“模式Ⅱ”、再到突出协同创新的“模式Ⅲ”的重大转型，衍生了政治的、公共的与竞争的多重学科发展逻辑，并使学科呈现出组织的综合性、制度的开放性、知识的集成性和文化的包容性等新特征。

顺应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的新要求，应立足顶层设计，树立系统思维，从调整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改变知识导向逻辑、改革学科组织形式、革新学科制度体系、创建新型学科文化生态以及培养交叉学科人才等方面入手，全面推进学科创新发展、持续发展。

关键词：

知识生产模式；学科建设；协同创新；学科观念；学科组织；学科制度；学科文化

当今时代是一个高级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意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已成为驱动知识经济转型发展和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多重逻辑作用下，大学作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智力城”，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

而学科作为大学知识生产的场域和载体，也面临着从观念到组织、从制度到文化等全面转型的新挑战。

因此，系统梳理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轨迹与特征，剖析其对学科发展逻辑与存在样态的深刻影响，进而找到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的学科建设创新之道，对于增强学科活力、提升大学知识生产能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演进及特征

大学是知识生产的发源地。

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在从社会边缘逐步走进社会中心的过程中，不仅其规模和类型发生了改变，而且其知识生产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追求学术卓越的知识生产模式Ⅰ到注重问题解决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再向突出协同创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Ⅲ转型的演进轨迹。

每一种知识生产模式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反映了不同时代对知识生产的不同要求。

（一）追求学术卓越的知识生产模式Ⅰ及特征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发端于十九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诞生。

在柏林大学诞生之前，知识生产是一件“闲逸而好奇”的事情，完全凭学者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因此，知识生产与市场等外在需求无关，知识产品掌握在学者个人手中，知识的作用也限于“认识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

这种“小作坊”式的知识生产模式显得“自由”而“散漫”，一直持续了七个多世纪。

柏林大学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演绎了高等教育学术史上的第一次“学术革命”。

柏林大学问世后，在洪堡“学校当局的最高原则是在使整个民族保持个性差异的情况下，将他们尽可能地引导到通向科学的道路上”的办学理念引领下，大学的知识生产步入了一个“组织制度化”的轨道，科学家们开始走出知识生产“小作坊”，结成了共同追求学问的学术团体。

为了实现学术研究的极致，学术团体开始制定学术规则以约束学者的研究行动，于是形成了以学科建制为组织依托、以学术规训为行动规则和以学术信仰为共同追求的大学知识生产模式。

这种模式被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Gibbons）总结为“知识生产模式I”。

知识生产模式I具有几个显著特征：

一是知识生产目的“超功利化”。

学者们从事知识生产的目的是通过“纯科学”研究通往“理性”境界和实现道德训练，除了知识本身，知识再无其他目的，即所谓“为知识而知识”或“为科学而科学”，具有“超功利”的科学理想主义色彩。

二是知识生产主体的“组织化”。

科学家们不再局限于“小作坊”自娱自乐，而是结成一定规模的学术团体从事有组织的知识生产活动，形成了以讲座教授为核心的讲座组织，后来又发展成以院—系—所为组织特征的科层组织。

三是知识生产活动的“制度化”。

从理论体系到技术体系再到话语体系，每一个学术团体都有各自的规训法则，从知识生产活动到知识生产产品，都“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

四是知识生产场域的“孤岛化”。

知识生产模式I不仅把大学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还将大学内部的各个学术组织分隔开来，大学成为超然于社会现实的“孤岛”，学术团体则是大学内部的一个个“小岛”，大学与社会之间以及各个学术团体之间形成一道道天然的围墙，从而“形成知识‘孤岛现象’”。

但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曾因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创造了卓越的学术成就而辉煌了近一个世纪，一度成为英、法、美学习借鉴的榜样。

（二）注重问题解决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及特征

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国家和社会对知识创新的渴求越来越强烈，而知识生产模式I由于其严重的自我封闭性难以解释和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由此催生了又一场学术革命，其标志便是“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并对全球高等教育转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学的知识生产开始突破界限森严的学科壁垒，从“孤立”走向“联合”，不同的学科组织与政府及企业携手知识生产，共同解决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基础理论与应用问题。

斯坦福大学就是典型的一例，它在大学的知识生产与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市场的发展需求之间架起了桥梁。

其具体体现在：

一是把科学与工程有机联系起来，鼓励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构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联合实验室。

二是将大学与社会有机联系起来，组成由大学院系及实验室专家、企业家、工程师和风险资本家共同组成的联合体。

三是以极具“创意性”的思维将企业引入大学校园，创建了大学与市场有机融合的“斯坦福—硅谷园”。

通过上述知识生产模式的重大改革，斯坦福大学不仅创造了“不是哈佛又胜似哈佛”的神话，而且一举闯入美国乃至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

一管而窥全豹，透过斯坦福大学知识生产的变革史，不难发现“知识生产模式Ⅱ”的显著特征：

一是知识生产目的“市场化”。

大学的知识生产目的不再是单纯的“为科学而科学”，而是带有显著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应用价值取向。

二是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

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和风险资本家结成了知识生产联盟，促成了大学与政府及市场的有机联合体，构建了大学—企业—政府“三重螺旋”知识生产组织结构。

三是知识生产成果的“创造性”。

知识生产模式Ⅱ下的知识生产成果不是不同学科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跨学科的有机整合，具有理论、方法与技术上的融合性，是经过加工、创造后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

四是知识生产场域的“社会化”。

大学与社会的距离开始拉近，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孤岛”，大学的院、系、所、室与企业产业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无处不在的关系”。

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其影响下，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诞生了一大批新型大学，除前述的斯坦福大学之外，诸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沃克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均成长为典型的“创业型大学”，成为伯顿·克拉克研究“创业型大学”的成功案例。

（三）突出协同创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Ⅲ及特征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人类面临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社会公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日益凸显，社会呼唤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实现更多主体的深度融合、更大效率上的优化整合、更大程度上的集成创新，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的需要。

于是，一种“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应运而生，被美国学者伊莱亚斯·卡拉扬尼斯（EliasG.Carayannis）等称为“知识生产模式Ⅲ”。

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站在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高度，整合多元主体、回应多元诉求、着眼协同创新,解决国家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催生了一大批“超学科组织”的诞生，引领了大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又一次变革。

仍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其超学科组织中心已经成为大学知识生产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和完成者。

据其官网统计，该校科研机构承担了全校科研总量的80%；其学科组织多达122个，除院系实验室外，还有大学与工业合作研究中心、政府直接设立在大学内的研究中心和12个相对独立的超学科科研机构，包括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研究中心、卡福里粒子天体物理学与宇宙论研究所等。

这些研究中心都是超学科知识生产主体。

例如，2003年成立的卡福里粒子天体物理学与宇宙论研究所，其研究领域涵盖重力透镜化、银河星系群、盖然性数据分析、一般相对论、宇宙Brane世界模式、黑洞物理学等。

在其影响下，这一超学科、集成式和协同化的学科组织形态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大学里纷纷诞生，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大学以及我国台湾国立交通大学都建立了多个超学科研究中心。

例如，我国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建立了前瞻纳米电子与系统研究中心、智慧通讯研究中心、前瞻光电研究中心、生医电子转译研究中心、前瞻跨领域基础科学中心、生物资讯研究中心以及脑科学研究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

透过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新一轮变革，不难发现知识生产模式Ⅲ的显著特征：

一是知识生产主体的“聚合性”。

大学形成了由“大学—企业—政府—公众”结成的“四重螺旋”知识创新综合体，更加注重知识集群网络的建构和知识资源的整合，尤其是重视社会公众作为主体参与知识生产的决策和传播，从而使知识生产走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知识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二是知识生产活动的“非线性”。

与知识生产模式Ⅰ、模式Ⅱ相比，知识生产模式Ⅲ更加注重知识生产过程中资源的优化、主体的协同、跨界的协作，是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知识生产生态系统，突破了传统的“线性”知识生产模式。

三是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无界性”。

在知识生产模式Ⅲ情景下，不同主体的高度聚合使各主体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尤其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变得“亲如一家”，不分你我。

比如，在斯坦福大学，既有政府设立在大学内的研究中心，也有企业在大学内设立的合作研究中心，除地理边界外，大学与社会之间已再无围墙。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对学科发展的深刻影响

学科是知识生产的载体，知识生产是学科建设的使命，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必然导致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深刻变革。

透过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演进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已对学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

一是衍生了学科存在发展的多重逻辑；二是改变了学科存在的样态，使学科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衍生学科发展的多重逻辑

1.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政治逻辑

在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背后，一股强大的外在驱动力改变了大学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

人类科技发展史表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科技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和国际地位，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而作为知识生产重镇和科技创新源地乃至孵化中心的大学，自然而然地被卷入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需求轨道，而且越卷越深，其“象牙塔”特征日益淡化，而“社会性”特征和“工具性”价值日益凸显。

大学的知识生产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成为国家赢得战略优势的关键因素，致使大学的知识生产从发展理念到组织形态，再到运行机制及管理模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清晰地体现了大学适应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逻辑维度。

比如，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就是对全球信息技术革命不断加剧和国家与产业市场对知识创新的渴求的回应，斯坦福大学“硅谷园”的崛起就是一例。

知识生产模式Ⅲ也不例外，亦深深地打上了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逻辑的烙印。

2.人类普遍利益需要的公共逻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类面临的诸如能源、环境、卫生、气候、健康等重大公共问题变得日益复杂。

解决这些公共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但上升为国家层面关注的重点，而且日益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成为社会公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他们的诉求也成为影响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重要牵引力量。

但这些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的公共问题绝不是某个国家、某个组织或某个学科所能解决的。

于是，跨界合作、资源集成和协同创新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生产创新的强大推动力量。

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此时需要运用新技术、采用新材料、研究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和建立新组织。

这些需求已经清晰地体现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