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实施新课程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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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实施新课程的启示

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实施新课程的启示

浙江乐清中学 张金琪

【摘要】八十多年前，陶行知竭力反对传统教育，倡导“新教育”。

他的“新教育”与当今正在实施的新课程教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的“生活教育”、“实践教育”、“创造教育”“民主教育”等，依然还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表达了当今素质教育的精髓内涵，因此，学习陶行知教育理论，有利于实施新课程教育。

【关键词】考试观、人才观、课程观、教师观、学生观、管理观

陶行知是二十世纪“五四”前后我国伟大的教育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家克伯屈交往甚密。

回国后，他立足于现实，以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努力改变我国落后的教育现状，在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创立了有鲜明特色的教育理论，对我国当时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目前正在实施的新课程也有深刻的启示。

考试观

一、陶行知竭力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生活的的会考，极其深刻地揭露了旧考试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

“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成了会考筹备处。

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就不必教，甚至于必不教。

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做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

所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

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

好玩吧，中国之传统教育！

”

（1）这种会考制度造成学校的畸形现象〔那时还没有统一的高考制度，大学是自主招生的〕，跟现在高考制度造成学校的畸形现象，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啊！

它给学生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拚命的赶啊！

熄灯是从十时延到十一时了。

你要想看压台戏还必须等到十一时以后。

”“赶了一考又一考。

毕业考过了，接着是会考；会考过了接着就是升学考。

”

（2）对于这种畸形现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极其尖锐地指出：

“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掉了”，它会“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因而，这是一种“杀人的会考”。

（3）他强烈要求改变这种考试制度：

“这把会考的大刀是不可糊里糊涂地乱舞了”，他强烈呼吁“发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

（4）这些话语是空谷跫音，这些见解是入木三分，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醒。

因为，“这把考试的大刀至今还在糊里糊涂地乱舞”，我们现在还是在这样的考试制度下教育，虽然我们也意识到高考制度已严重地惨残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已严重地抑制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虽然国家教育部和已经实施新课程的省份，也都在尝试着去改变这种高考制度，但从他们推出的方案来看，都还是在现有的书面形式上作一些调整，而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书面考试的局限，因此，也都无法从本质上改变应试教育制度，以尽快地“救救孩子”。

二、众所周知，了解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如果我们仅从了解世界的角度去考核学生的学业水平，那么，学生必然是“死读书，读死书”，学校也必然会从“会考筹备处”变成了“高考筹备处”；如果我们从改变世界的角度去考核学生的学业水平，那么，学生才可能“活读书，读活书”，学校才可能从“高考筹备处”变成“实践创新的试验场”。

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能力也是多种多样的，仅仅考核书面解题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书面解题能力还不等于实践能力，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潜在的、有待转化的实践能力。

现在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正是证明“知识无法转化成智慧”、“理论无法转化成能力”的容观事实。

因此，改革高考制度，我认为必须要做好两点：

第一、我们要依照陶行知说的“发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加强考试与生活实践的密切联系。

诚然，陶行知说的创造的考成还相当笼统〔他只举了几个生活问题来加以说明〕，但是，他认为考试应该和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它有利于防止那些只在书本上兜圈子，重死记硬背，重机械训练，而不重实际运用的空头的考试。

第二、我们要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成功的考试经验，突破过份注重书面测试的考试形式。

因为新课程倡导的先进教育理念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来的，那么，建立在这些先进理念基础上的科学合理的考试制度〔如美国高校录取学生不单单看考试成绩，而是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面试表现和证明学业能力的材料共三个方面，综合考虑，来决定取舍的〕，如果不一同引进、消化和吸收，那么，新课程教育就必然会“穿新鞋走旧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人才观

一、在培养人才方面，陶行知非常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全部发育：

身体和精神要全体顾到，不可偏于一面。

譬如在体育上，耳目口鼻手足统要使他健全；在智育上，既要使他自知，又要使他能够利用天然界的事物；在德育上，公德和私德，都不可欠缺的。

”（5）结合他认为教师“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6〕和“做”“便是在劳力上劳心”的观点，〔7〕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倡导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观跟他的“全部发育”观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陶行知在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真”字：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求真”即寻求、探求、追求真理；“真人”即真实的人，真诚的人，真挚的人，不虚伪，不虚假，不虚夸。

从“千”“万”两个字可知，他认为教师和学生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到达这个教育的终极目的。

这不禁让人想起苏格拉底用生命来保卫真理的事迹，也不禁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经典名言。

它不是从学科角度来谈的，而是从内在人格的角度来谈的。

在他看来，“真”字是最关键的，是立人之基，是治学之本。

这对于现实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普遍缺乏诚信，一方面固然是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制约不够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应试教育没有做到“教人求真”、“学做真人”造成的。

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生活实践，促使学生写文章从小学开始就感到没有事情可写，就开始胡编乱造，就学会假冒骗，这样长期的人格扭曲，造成他们习惯于说假话，而且说假话还是“脸不改色心不跳”。

“文如其人”，“人也如其文”呀！

这种“逼人说谎的教育”造成了现实社会普遍缺乏诚信，而这又严重地制约了高考制度的改革。

对于这样恶性循环，很多人竟然还没有意识到。

可见，“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深刻性和迫切性了。

二、陶行知的“人才观”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他很早就重视“创造”和“行动”。

他说：

“我们主张‘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

”〔8〕“我说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9〕意思是说，我们先要行动，在行动中获得思想，利用思想去创造事物。

他说的“行动”和“教学做”中的“做”的意思一样，即生活实践。

可见他认为创造来自实践，脱离实践是无法创造的。

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陶行知就已经把“创造”和“实践”作为教育的核心价值来追求，表达他教育理论的先进性。

现在，培养创新人才已成了世界各国教育追求的共同目标。

我国也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作为培养人才的重中之重来抓，但是，我们的教育还是在原有的体制上推行新课程，学校和社会的关系依然没有处理好，因此，创新教育的成效不大，致使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第四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充满忧虑地提出了“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课程观

一、在对待课程的问题上，陶行知认为编制课程既要合乎社会发展需要，又要合乎个人发展需要：

“编制课程的人，必须明了动的社会的种种需要，将他们分析起来，设为目标。

再根据儿童个人心理之时期，能力之高低，分别编成最能活用之课程，使社会需要不致偏废，儿童能力不致虚耗。

”“社会有新的需要，就当添加新的功课去适合他，指导他……社会的新需要没一定，增加新功课也随之而异。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课程既要合乎世界潮流，表达普遍的人文价值观，又要合乎不同个体的不同需求，增强课程对于学生的适应性：

“从社会这面讲来，要问这课程是否合乎世界潮流，是否合乎共和精神。

……更从个性的一面讲来，谁的事教谁，小孩子的事教小孩子，农人的事去教农人，方才能够适合。

”〔10〕他还主张“课程要有系统，但也要有弹性，要在课程上争取时间的解放。

”“课程组织应敷成多轨”，要有“伸缩性和多样性”。

1939年陶先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的课程，除普通功课依照通常进行外，用四分之一的时间让学生各依“性之相近”学习一门特修课。

特修课分为以下六组：

〔a〕文学组；〔b〕音乐组；〔c〕戏剧组；〔d〕绘画组；〔e〕自然组；〔f〕社会组。

〔11〕特修课的开设，为学生特殊才能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创设了时空。

在这样的课程中学习，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绽放，才能得到自由施展。

现在，我们实施的新课程，也开始依照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来设置选修课程，这正是往这个方向努力。

二、编写课程教材也要适合学生需要，不能为了少数人的需要而牺牲大数人的利益。

他说：

“我有一次对学生发问道：

‘有几多人应用过代数？

’那一百人中只有七八个人举手。

又问：

‘不曾用过代数的人举手！

’就有九十几个。

后再查考那七八个人所用的东西，只须一星期，至多不过一月，就可教了。

照这样看来，我们应该有变通的方法。

是否为了七八个人去牺牲那九十几个人。

那七八个人，或为天文学家，或习工业，或学医生，所用代数，不过百分之一罢了。

我们不可以为了一个人，去牺牲九十九个人；也不可以为了九十九个人，去牺牲那一个人。

总要从社会全体着想，有否其他有用的东西未列在课程里？

或是有用不着的东西还列在课程里呢？

照这样去取舍才行。

”〔12〕然而，我们现在编写的新课程教材，还没有彻底摆脱“繁、难、偏、旧”，还不适合大多数学生的需要。

因为我们的教材还是为将来培养少数专家而编写的，而不是为未来培养大多数合格公民而编写的。

因此，同欧美发达国家的教材相比，依然是内容普遍偏多、偏难、偏深。

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教师为了完成任务只能传授知识，而没时间让学生探索实践；另一方面大多数学生学了这些内容〔特别是数理化英语的内容〕，进入社会后，大部分内容派不上用场，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三、教材是一种很重要的课程资源。

怎样对待教材这种课程资源呢？

陶行知认为，“……教科书只可作为参考，否则硬依了他，还是没有的好。

”“……不要将活泼泼的人为死书所用。

要晓得账簿〔指“讲义”，引者注〕之外，还有许多文化在那里，要靠教科书是有害的。

”〔13〕这就是说，教师要批判地、灵活地使用教科书，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对教科书进行二次开发，或选用、或不用；或赞同、或纠正；或详教、或略教等。

他说：

教师在使用教科书时还要“运用补充材料及临时材料”进行教学。

这正如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又如教育家叶圣陶所说的“教材无非是一个例子”，还如新课程所倡导的“教师要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

因为教材要反映生活实践，但不见得都是正确的，同时，现实生活时时刻刻在发展变化，教材一旦编成就有相对稳定性，它未必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变化。

四、陶公还特别重视开发生活实践的课程资源。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教育弄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太重书本，和生活没有联系。

”陶行知极力反对脱离社会生活的教科书，甚至认为这种教科书“还是没有的好”。

“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的全部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

”他说：

“教育好比是蔬菜，文字好比是纤维，生活好比是各种维他命。

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好比是有纤维而无维他命之菜蔬，吃了不能滋养体力。

”“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

总体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

”〔14〕据此，他以培养生活力为指导，举了七十个例子来说明教师如何开发生活资源。

新课程观认为，教材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但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教师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是教学的研究者，是社区型的老师，这就说明，教师要利用学校所处的社区，开发生活实践资源，配合教材，完成课程任务。

因为教材是高度浓缩化、本质性地反映生活实践，而生活实践是生动活泼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