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回顾杨小凯的贡献18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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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回顾杨小凯的贡献18页

十年后回顾杨小凯的贡献

――兼谈我俩的差异

黄有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澳洲Monash大学经济系终生荣誉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成大名的几个学者之一杨小凯，患上肺癌数载，终医疗无效，不幸于2004年七月七日早七时七七49分离开了世界。

当时我已经写过纪念杨小凯的文章。

弹指一挥，十年过去。

根据以前的资料修改补充成为本文。

为求真实与对历史的见证，本文采取实话实说的原则。

杨小凯到Monash大学任职

我于1987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时，杨小凯打电话给我，有意到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职。

[我于1974-2012都在此大学工作。

]我读了他寄给我的好文章,又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曦光（文革时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

>的文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入狱十年）,马上安排他到Monash大学任讲师（1988）,以后又支持他于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于1990年获终生教职，1993年升任教授（Reader）,2000年任私座正教授（personalchair）。

另外,在AlanPowell教授与我的联合提名下，杨小凯于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其他几次升等与提名都比较顺利，但提名小凯任私座正教授，却费了我不小的努力。

1998年提名不成功，虽然我请到两名经济学诺奖得主KennethArrow（阿罗）与JamesBuchanan（布坎南）为小凯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但有关委员会说，推荐信虽然强力支持，但理由不够详细。

1999年我再次提名时，得求这两名诺奖得主把推荐信写的长许多，结果才成功。

小凯来Monash后，我经常向人们介绍他入狱十年的光荣史。

后来小凯曾两次向我说，这事最好不要提起。

他可能认为入狱不是光荣的事。

为贪污抢杀等而入狱当然不是光荣的事，但为了改善社会而成为政治犯，我认为是很令人钦佩的事。

这可能与我自己在中大学时代，在马来西亚（当时还是马来亚与新加坡）大搞马共领导下的秘密学生运动有关。

小凯在狱中努力学习，出狱不久便开始陆续发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他最初的经济学专著——《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

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约两年后，于1982年被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聘为讲师，198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赏识，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

邹至庄本要小凯研究计量经济学（邹的专长），但小凯高瞻远瞩，坚持写他自己创立的框架，用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分析大体上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结果石破天惊，不但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并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1993年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此专著虽然是和我合著，但主要贡献肯定是小凯的。

小凯曾多次坚持此书的作者排名，应该根据英文姓氏，放我在前面。

我说，我的贡献不到四分之一，不足以根据姓氏排名。

小凯说，某某X某某Y等都是放长辈在前面，而且是与姓氏排名相反的，而且那些长辈的贡献，比你的还小。

（我虽然只比小凯大六岁，但因没有十年冤狱的拖迟，比较先开始工作。

）最后，我比小凯还更坚持，此书结果以小凯排前的正确方式排名，我并在序言中强调小凯的主要贡献。

但小凯把‘压倒式的主要贡献’中的‘压倒式的’删掉，我也没有再坚持放回。

不但在此专著上，在其他和我及他人合写的文章上，小凯都是很乐意给合著者更大的名分的。

例如，我们1997年的一篇文章结果是把我放在前面，实际上我的贡献也是很次要的，但那次小凯向我说了好多次，‘我们有好几次合著都是Yang&Ng,这次一定要放Ng&Yang’。

我经不起他多次纠缠，就没有再坚持。

但我后来后悔没有坚持。

小凯是个工作狂。

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

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

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

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吗！

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2001年发表），七个月就写完。

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杨小凯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贡献

身为炎黄子孙的杨小凯非常关注中国改革，在香港、台湾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

这些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论文集，该书在1997－1998年列入了中国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

你可以不同意小凯的观点，但不能不承认小凯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深入的分析。

我从小凯的评论文章中也学到许多东西，例如小凯所强调的‘共和’，但体会不深，面见小凯时，还不时向他当面请教。

大家强调后发优势，他强调后发劣势；大家强调民主，他强调共和；多数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基本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则经济发展难以长期持续。

他对英国怎样通过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大宪章、大革命、克伦威尔专政、复辟、光荣革命等过程而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各种论点，以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有很深入的研究与很有创见的观点。

直到临去世前，他已经不能自己写文章，还叫曲祉宁根据他的看法，写了一篇‘经济发展和政治垄断的关系及16大’的网上文章，谈了他读了一篇关于欧洲的兴起的文章的心得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包括制度（尤其是关于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企业自由等）的重要，非常值得一读。

小凯的观点，不见得完全正确或全面，但他能提出其他人不能或不能像他这么早就提出的许多深入而又有很大的启发性的，有关中国改革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让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他早年的许多建议，实际上已经被中国政府所陆续采用。

其他比较基础性的观点，也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将还会起着长远与重大的影响。

杨小凯的新框架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写作的大致过程如下。

小凯把他的毕业论文给我看了，我对他提出评论。

我们又讨论了好几次后，决定把论文改写成一部专著。

我们谈了专著的大体结构后，小凯先写初稿，我阅读后，提出评论与纠正，经过讨论甚至争论后，再写修改稿。

然后再讨论与修改后才定下暂定稿。

我的修改包括英文、表达、删增、经济学推理，定理的证明等。

有不少定理，不但修改了证明方法，也修改定理本身。

小凯说我的贡献大过其他排名在前的长辈们的贡献，并非没有根据。

但这不改变小凯的绝对主要贡献。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但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但价值很低？

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

但由于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

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

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

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的专业点。

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极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的简单模式。

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

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是能通过专业化的经济（由于有报酬递增，包括一定的最小水平的学习如何生产的成本、从干中学的作用等）而提高生产力。

由于学习与其他固定成本、熟能生巧等原因，用两倍的时间捕鱼能够捕到超过两倍的鱼。

但一个人不能单单吃鱼，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而这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包括把产品带到市场与带回，讨价还价等）。

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

在我们的简单模式中，每个人天生一样，生产要素只考虑劳动时间（后来文玫引入自然资源），没有政府（后来李克与廖伟文分析政府），也不考虑不确定性（后来由刘孟奇MonchiLio所分析）。

一个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假定对产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后来张定胜和我做了厂商对其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力的模式，发表于2007）。

他可以选择把他的时间用在不同物品的生产。

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物品。

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或专业化经济足够高时，人们的最优选择是部分分工，减少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出售自己较专业生产的物品，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物品。

当交易成本继续减低或者说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继续减少，专业生产继续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高。

这就是经济成长。

而且，在这过程中，专业商人出现，雇佣工人的厂商出现，回旋式的生产、工业化、城市化、货币的使用等出现，这就是经济发展。

新框架的分析方法，除了让生产/消费者选择职业、生产各种产品的劳动时间、出售与购买量来把效用极大化外，还要求产品之间的买卖配搭，市场出清。

此外，由于假定人人天生没有区别，选择自由，因而也要求长期均衡下，人人的效用水平一样。

这假定看来好像很不现实，其实除了简化分析，这假定还使我们明确的看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到的一些结论，例如人际或国际贸易，可以是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而不是或不只是由于，例如，外生比较利益（资源禀赋的差异等）的作用。

（刘正山认为这假定‘存在自反逻辑错误’，是对新框架的误解。

另外他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理解，也需要商榷。

如果有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不可能定理并不适用。

详见拙作《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孙广振、文玫、姚顺天、周林、D.Diamantaras与R.P.Gilles等为新框架提供理论基础，包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与一些基本定理的证明的一般化。

成文利、李国强、黄刘淑香（SiangNg）、张定胜、JeffreySachs与ChristisTombazos等把新框架应用到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分析。

JeffBorland、史鹤凌、文玫、张俊喜等应用到经济发展的分析。

此外，朱敬一、崔浩、杜巨澜、蒋金山（RolandCheo）、李楚霖、李克、廖柏伟、刘孟奇，刘伯定、庞春、曲祉宁、王建国、杨德新、张华嘉、张居衍、张永生、赵益民、周亚辉、周海欧、周扬（YangChow）、RaymondLiu,StephMiller，RobertRice、GeorgeRivers、IanWills等，都对新框架作出了贡献。

[这还没有包括国内学者如向国成、范金、陈军昌等的贡献。

]

评价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得到好几篇很正面的书评，例如DonaldSmythe在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1994年，第691－2页）上说：

‘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

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

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作形式化处理的课题。

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

’（译文根据《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译者张玉刚<译者的话>。

）

新框架有下述优点。

首先，比起传统微观，新框架有全局均衡[国内误译为‘一般均衡’]的分析；比起传统全局均衡分析，新框架有报酬递增。

其次，传统分析采用厂商与消费者二分法，相当于给定了经济组织；新框架从最基本的单位――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分析起，认他们选择要打工还是要雇工，要生产什么产品，出售与购买什么产品，分析了生产与交换等经济网络与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

第三，新框架对许多经济问题,包括交换、成长、厂商的出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的功能等，得出许多与传统分析不同或所没有的，而又很有启发性的结论。

国内曾经有一些否定杨小凯的新框架的看法（关于其均衡的不存在），我认为这些看法忽视理论抽象的作用，太学究。

在7月7-8日将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召开的澳大利亚中国经济学学会的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常年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我将论述杨小凯的简化假设是可以接受的。

新框架的重要，得到多名有名经济学者的肯定，例如KennethArrow（诺奖得主）与JeffreySachs。

另一位诺奖